第一次演講“《孝經》孔傳與王肅注考證”，陳先生首先指出我們的認知大都有一元論的傾向，非此即彼，而曆來對三部《孔傳》（《尚書孔傳》、《孝經孔傳》、《論語孔注》）的研究即可體現這點。而後，陳先生專就《孝經孔傳》作詳細讨論。《孝經孔傳》作者，有三種說法：《隋書·經籍志》載當時學者以為劉炫僞造；清人丁晏認為三部《孔傳》皆出王肅一手；今人胡平生、李學勤以其書為孔安國原著，不僞。陳先生對此三說逐家檢讨，論證其非，詳細考證《孝經孔傳》不可能為劉炫僞造，三部《孔傳》亦不可能同出于王肅之手，更不能為孔氏原著。複從此書之體例而言，認為此書類乎後世講疏家之體，非複漢魏傳注依文訓解之樸質。最後考證《孝經孔傳》當成書于《論語孔注》、《尚書孔傳》之後，其年代約在東晉之初。

第二次演講“年代學與學術研究方法舉隅”，陳先生首先指出曆史研究的三個要素：曆史本體、曆史材料和曆史解釋。并以其1983年所寫的《比目魚》出發，說明年代在感受文學作品的特殊意義。之後，陳先生就數則材料具體讨論年代學在學術研究上重大作用。根據陳先生所講次序，可分以下四個問題：第一，前人認為唐玄宗不注古文《孝經》而注今文，是因為古文有《閨門章》而有所諱，陳先生考證明皇注《孝經》時在開元十年，而楊玉環入宮時尚在開元二十二年，即楊氏開元六年方生，焉能于其五歲時，而明皇注《孝經》便有所諱？第二，戴震嘗言：“當代學者，吾以曉征為第二人。”此語多為後人诟病，以為戴震眼高于頂而貶低錢大昕，而陳先生說，戴東原殁于乾隆四十二年，是時錢大昕隻有一本詩集問世，而我們所熟知的錢氏皇皇巨著都是在戴震逝後的二十七年間寫成，戴震此言非但不是貶低錢大昕，反而是極為推崇他，曆史也證明戴氏所言不虛，東原逝後，幹嘉亦無人可與曉征比肩。第三，關于王引之的學術成就問題，王念孫《廣雅疏證·序》中說《疏證》最後一卷釋草木蟲魚鳥獸，為王引之作。此序标明為嘉慶元年，而嘉慶二年《經義述聞》首刻本中卻無涉草木蟲魚鳥獸之處，殊為可疑；且由王引之《行狀》所載自乾隆五十五年入都至嘉慶四年中進士，王引之數次不第，習場屋之文且不暇焉能精研經術，且識見不讓其父乎？又乾隆末年盧文弨、錢大昭皆為《爾雅》作注，盧氏已成第九第十兩卷，而念孫則成書首數卷，盧氏望念孫可與之合刊，王氏未作表态，自為疏證全書，言末卷為其兒子作，亦擔慮己之名物不及盧氏，勿為他人笑也。非僅《爾雅疏證》末一卷，甚至《經義述聞》（引之謹案）、《經傳釋詞》、《字典考證》，是否為王引之作，皆有重大懷疑，論證不一而足。第四，今北京所藏段玉裁《說文解字讀》并非依其所言為五百四十卷，且内容僅為校勘字句，未見闡發；北京本時在乾隆五十二年，自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段氏全力至于《古文尚書撰異》之上，于《說文注》不見用力，乾隆五十七年秋《與劉端臨書九》中自言尚未做到示部，義例亦有待審定，可知段氏并未做《說文解字讀》，而因當時學者皆言其抄襲王念孫、鈕玉樹諸家，故杜撰《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部以銷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