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一個下着淅淅瀝瀝的雨的下午，坐在頗為安靜的辦公室，聽謝遠筍老師講述他所認為通識教育所應持有的理念，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之間的關系，以及其開設《台灣曆史文化》的初衷及感想。

謝老師主要研究領域是現代新儒學，諸子學，台灣思想文化史。

這是一場頗為甯靜而又不平靜的旅程。

通識教育與為己之學

對于通識教育的理念，謝老師以“人之為人”教育作為總結。

謝老師說，按照儒家的說法，有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這一區分首先由孔子提出來，荀子做了發揮；後來宋儒又将知識分為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為己之學和德性之知，是研究“人”本身的，而為人之學和聞見之知，是研究客觀事物的，相當于現在的自然科學。在謝老師看來，通識教育相當于是儒家講的為己之學、德性之知。

“通識教育，在我看來，就是‘人之為人’的教育”，謝老師講道，“就個體而言，我們生活在世上，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身份，比方我們做學生，今後也可能做老師，我們為人子女，今後也可能為人父母；就群體而言，各色人等承擔着各種社會角色，有人是公司職員，有人是教師，或者工人、農民，等等，不一而足。但無論我們擔負什麼具體的角色，我們首先的角色是‘人’。我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某種人’。因此就像是孟子所說的，我們要‘先立乎其大者’，我們要先成為‘人’，然後才能成為‘某種人’，扮演某種特定的社會角色。這裡的先是邏輯的先，不是時間的先。通識教育是人之為人的教育，但它與成才教育并不矛盾。”

謝老師認為，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系，也可以用王陽明良知與聞見的關系來說明。人是一個自由的存在，人有“本心”、“良知”；人不是天使，人有肉身，生活在現象界，現象界的知識是“聞見”。人之為“人”的知識是“良知”，這是通識教育的領域；人之為“某種人”的知識是“聞見”，這是專業教育的領域。中國傳統的教育，偏重于“良知”，“聞見”顯得不足。在現代社會，并不是要以良知取代聞見，而是說二者的主從、本末的關系不能颠倒，其實道理很簡單，我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某種人”。

在謝老師看來，人的雙重身份可用康德（Kant）哲學中，“智思的性格”與“經驗的性格”的區分，來加以解釋。人同時具有這兩種性格，前者關乎人的自由，屬于“價值”領域；後者遵循因果的必然性，是現象界的知識，屬于“事實”領域。後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也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當今世界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是一個物欲橫流的時代，如何以價值理性去引導工具理性，是一個關乎人類未來的問題。工具理性無論如何發展，都不能解決自身的問題，必須有價值理性的指導，就像克隆技術、AI技術，說到最終，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倫理問題。

儒家傳統與台灣社會

謝老師所開設的課程是《台灣曆史文化》，内容之一便是梳理我國台灣地區的國學教育。台灣地區高中的國文課，其文言文比重曾高達四分之三，現在比例雖有降低，但其比重仍超過50%，此外還有一門專門的《中國傳統文化基本教材》，主要内容就是“四書”。後者一向被視為台灣國文與國學教育成功的典範,雖然其實施過程也曾有過波折，受到政治因素的幹擾，中間一度被取消，現在已從“必修”變成“必選”，但無論怎麼說，它對戰後台灣民衆的文明教養，國族認同與倫理共識的重建，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謝老師曾多次到訪台灣，也曾在台灣做過半年的訪問研究，他提到，台灣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充滿了中國文化的底蘊，這種感覺無處不在，比方台北的主要街道就是以儒家的四維八德來命名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又比方言談舉止，即使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也會時不時冒出一句儒家經典，或是先秦諸子，毫無違和感。

謝老師說：“台灣民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大體上都是正面的，通過他們的言談舉止，可以感受到，他們是尊重并且敬畏傳統的，不是不分青紅皂白，一開口便是封建糟粕，嗤之以鼻，這樣的人很少，很少。他們的社會氛圍是這樣的，給人感覺是彬彬有禮，溫良恭儉讓，也因此，即使民進黨當局，不斷地在課綱上做手腳，但他們的‘去中國化’無法實現，因為庶民就是按照儒家的方式生活的，政治勢力的手再長也伸不進去。”

台灣一方面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社會、“古意”的社會，一般民衆都有很好的中國文化的陶養，談吐優雅，身處台灣社會，這種感覺會撲面而來，有時會讓我們覺得汗顔。一般都會說，台灣社會是儒家型的社會，台灣的老百姓，是真正将儒家的價值，貫穿到他們的生活之中，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比方說謙辭敬辭的使用，在大陸可能會鬧笑話，在台灣用起來非常自然、得體，恰到好處；但在另一方面，台灣又是一個多元的社會，非常包容，非常現代。

謝老師這樣總結：“我們觀察台灣社會，抛開政治上的紛紛擾擾，會感覺到在台灣，中國文化無處不在，傳統與現代做到了非常好的融合。台灣是非常成熟的現代社會，但很多的台灣民衆，又真正地是以儒家的價值，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不是口頭上說說，而是将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當中，躬行實踐，知行合一。在這方面，不乏值得我們借鑒之處，或許這是我們開設這門課的意義之一。”

謝遠筍老師

(本文轉自：武大通識教育公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