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郭齊勇教授看來，這恰是中國曆朝曆代知識分子，不管在潦倒還是得意時，不管是進是退，都要為社會做貢獻的抱負和擔當。前不久，郭齊勇教授來滬授課，匆忙行程間，他圍繞傳統文化、儒家文化等話題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

儒家的擔當意識，現在尤其需要

文彙報：傳統文化近年來在大陸似呈複蘇勢頭，比如民間有國學熱，學界對傳統思想的研究也不斷細化、深入。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Wolin）曾在其文章《西方眼光之下：對儒學複興的批判性反思》中談到：“成功實現向現代化的過渡之後，中國如今正在尋求與其珍貴的曆史根基與傳統重新聯系在一起……最近數十年來，一大批中國的思想者與文人都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即中國本土傳統中有關社會與道德的思想或許可以為當代社會弊病提供與西方治理完全不同的對策。”您如何看中國傳統文化的複蘇？

郭齊勇：并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如此熱衷傳統文化的複興。很多理工科的知識分子，甚至人文社科的知識分子，還是對包含儒家文化在内的傳統文化非常隔膜。現在提起儒家，或提起道家、佛家文化，大家都有一些概念式理解，且受“文革”中某些意識形态的影響。儒家文化到底有些什麼内涵？在傳統社會裡發生過一些怎樣的變化，起過什麼正面或負面的作用？其精義和内核是什麼？在今天可以對其進行何種創造性轉化和發展……這都是一些複雜的、系統的問題。

深圳有個村落，集中了很多私塾，這其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現行體制内教育的不滿足。我是1954年上小學的，回顧我所接受的課堂教育，傳統文化的内容少得可憐，現在一代一代的學生仍然面臨這一問題。甚至，如果現在去北大讀一個中文系博士，也是很有可能未必了解四書、了解老莊的。現在的人文學科也未必熟谙傳統文化。今天民間有一種自發的對于自身文明了解的需求，所以出現各種書院、國學班等，而體制内的教育恰恰又滿足不了這種需求。而這種自發的熱情難免會導緻内容的五花八門和魚龍混雜，因此，如果說複蘇，也是多重效應的國學或儒學熱潮。

然後，既然有了這種需求，知識分子就應該予以指導。孩子們在記憶力最好的時候，誦讀甚至背誦一些經典是很好的，但是盲目讀背也不妥當。中國的傳統文化到底哪些在曆史上起到過良性作用，哪些是負面的，哪些是要繼承弘揚的，哪些是适應現代民主政治、适應現代性需求的，我們都要理性分析，要有全局性關照，然後才能談創造性轉化。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瓶頸是國民的人文素養和精神文化程度，對比日本和歐美一些國家，我們的國民素養是大有提升空間的。而這方面，傳統文化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可以用以對國民進行禮樂教化。

文彙報：在今天思想情境之下，儒學與華夏其他諸思想之地位何如？是一種平等的關系，還是仍具有一定的精神引領的地位？

郭齊勇：諸子百家當然是各有長處和弱點，但是從社會治理角度，對大群人生（這是錢穆先生常用的一個詞，意為大的群體的人生）而言，比起道家、墨家、名家、兵家和法家，儒家還是有優長的。漢朝政府在戰亂之後建立，經過六七十年休養生息，彼時崇尚黃老道家。到了漢武帝時，“有為”的來治理國家，所謂“内裕民生，外服四夷”，即使民生富裕，又使其他民族心悅誠服甚至融合進來。到了這個時候，如錢穆先生所言，漢政府最後是選擇了儒家。道家強調超越境界的追求對個人而言很好；墨家太苦，主張遊俠，它不适合建設性的民族國家的建構；法家又是刻薄寡恩，暴秦已經證明了法家缺乏溫情，凝聚不了人心。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的族群、這麼大面積的社會，要靠什麼融合起來呢？還是靠儒家。儒家強調社會的和諧，也強調領導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的君子人格的建構；儒家重視修身，甚至是能夠影響外王的事務；它有一系列社會自治的功能，包括教育制度、社會文化制度等，它提倡有教無類，能使民間有活力的低等級的農家子弟通過教育來參與最高級的政治。因此，儒家畢竟适合中國社會的建構。諸子百家各有優長，而為了大群人生的社會建構，最後選擇了儒家。儒家是朝野都可以接受的，是能夠使社會整合的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資源。所謂尊儒，也不是排斥别家，儒家其實也融合了道家、墨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儒家有天地人物等和諧的觀念，我們的社會要可大可久，大指空間，久指時間。我們常說長治久安、天長地久，中華文明與軸心時代的其他文明相比，是連續性的文明，我們的族群是最具有延綿性和時間性的族群，和古希臘、古羅馬、古巴比倫、古印度相比，隻有我們一以貫之，正因如此才選擇了儒家。儒家在今天還是有很多價值可以發揮出來，包括内外、身心、天地人物我等。

文彙報：您很強調儒學的擔當意識，擔當意識不僅是儒家思想中的精神旨趣，也是士大夫、知識階層的實踐指向。我們如何來理解儒家的擔當意識？

郭齊勇：所謂儒家的擔當意識就是，作為這個社會的君子——當然，有的儒生隻是三家村的一個小知識人，像我們的士紳階級，很多人地位不高——一直默默地引導着社會正向發展。比如在某個鄉村，老百姓有事情，就去找某先生評理，這個先生不僅是知識的傳承者，也是道德的楷模。因此，不管大知識分子還是小知識分子，儒家總是擔當着一份社會責任。

儒家的個體性與近代以來西方強調的個體性不同。儒家保留自己的人格，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也有自己的血性和人格；另一方面，儒家非常強調家國天下事務的整合，這就是宋代張載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成為後世知識分子的抱負和擔當。有些西化的知識分子或許覺得，儒家怎麼那麼狂妄呢？其實，這恰恰是中國曆朝曆代的知識分子，不管他潦倒還是得意，不管是進是退，他都要為社會做貢獻的抱負和擔當，我們從《嶽陽樓記》等名篇中就可以感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節操。而這就是儒家的擔當意識。

這種擔當意識，現在尤其需要。現在的社會得了很多嚴重的社會病，比如環境污染嚴重，我們沒有為子孫後代留下栖息的空間，土地資源、水資源等都被大肆消耗。剛剛講到可大可久，我們今天的環境是祖宗留下來的，我們又給後代留下什麼呢？這樣透支怎麼行呢？現代人真的應該從更長更大的時空來考慮中華民族的栖息和發展。現在社會收入差距拉大，一些地方惡性案件陡增，我們怎麼來調制呢？中國知識分子，尤其儒家知識分子，還是大有可為，不但要教化百姓，還要從我做起，像垃圾分類、少用塑料袋等小事，其實就是一個習慣而已。我們的國民教育也應該尊重過去的傳統，教人懂禮貌、尊重人，要守禮，這些禮教的長處要重新呼喚出來，讓更多人通過禮儀教化懂得社會規範，懂得社會群居生活的秩序。這都是儒家的禮，它和今天的禮當然不同了，但道理是貫通的。諸如此類，知識分子從内心操守到生活實踐，都是有空間的。怎樣使社會良善，而不是鬥狠，這是儒家知識分子要努力的。

中國文化對世界有很大貢獻，今天還可以繼續貢獻

文彙報：“五四”及新文化運動以降，儒家一直承受着現代化的挑戰。科學與玄學之争隐喻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隔閡與沖突，儒家也承受着各種批評。現代對傳統的挑戰，現在看來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中西地域性文明之争，更是傳統在新的曆史階段所不得不應對的挑戰。您說過近代儒學的特點是“求變趨新以經世”，儒學的“求變經世”與“恪守原則”之間是否矛盾？

郭齊勇：求變經世就是儒家所講的外王，就是事功，就是做事情，而修養自身叫内聖，内聖修養之學和外王事功之學是打通的。我們修養自己是為了更好地服務這個社會。儒家大的原則是修己，儒家是為己之學，不是為人之學，不是做給别人看的，是為了完善自己，是為了自己人格和修為不斷提高的學問。而修己是要貫通到社群生活中去的，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之老、人之幼，很多是陌生的，但我們要推己及人，這是儒家仁愛思想的要點和原則。所以如果講儒家的原則，如果是以修身為中心的，實際上講的還是修齊治平的貫通，是内聖外王的貫通。求變、經世、緻用還是強調：我活在當下，就要讓當下更美好。這些原則和基督教的原則、和佛教慈悲的關懷都是可以溝通的。

文彙報：現代社會高度分化，以便社會可以更快速高效地不斷重組整合。這與儒家推崇的親緣性社會中的穩定結構顯然是相矛盾的。您也曾提到，傳統社會的組織和結構的解體，讓儒家缺乏了依托。今天我們如何面對這種社會分化，以及分化帶來的社會失範、價值缺失等問題？

郭齊勇：的确，很多學者，包括西方一些漢學家，認為儒家已經可以陳列在博物館了，認為儒家已經失去了過去的村社、家族、祠堂，失去了過去農業社會的親屬、家屬的家族組織的依托。我們可以對比西方，西方現在做禮拜的人也很少，很多教堂也成了參觀對象，但是基督教的精神還在家庭、社區中貫徹。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社會還是有心理的、信仰的、道德的、文化認同的、倫理共識的、終極關懷的等各個層面的力量配置。中國傳統中講的禮樂刑政也是一種配置，禮樂是文化，刑是嚴酷的威懾，此外還有政令。它們互相配合來治理這個社會。另外還強調教化，中國傳統最講究教育，基本上是指道德和人性的教育，要培養人的心性情操，教育他做一個君子。

今天城鄉發生巨變，傳統儒家賴以生存的家國天下的基礎沒有了，但是我們現在有社區，有單位，有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出現，我們過去講“五倫”，我曾讨論過新“六倫”——同事之間有同事倫理，企業之間有企業倫理。社區、社群的建設還是很重要的。我們過去說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現在大家住在高樓大廈裡，是比鄰若天涯，空間距離很近但是互不相幹。如此，則社區文化怎麼建構，我們怎麼調制當下的社會，這些問題還是值得思考。社會組織形式發生變化，現代社會更注重隐私和個體性，但是儒家的精神是可以一以貫之的。比如孝道，雖然過去幾代同堂的大家庭漸漸少了，但孝親的還是有的；現在不像過去那般需要愚忠愚孝，但是強調注重子女獨立的同時，也強調對老人的尊重。例如新加坡某位社會學學者提出“一碗湯的距離”，政府多給一些補貼，讓兩代人分開居住的距離可以實現“子女端一碗湯給老人，湯還是熱的”。這就很人性化。現代社會中，政府如何推動社會進步，這其中儒家倫理的現代性轉化大有可為。這就是儒家的現代性适應——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以後，精神還是可以傳承下來。

文彙報：自新儒家起，儒學真正開始面對世界，例如著名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劢、唐君毅）表明了一種勇于面對世界、樂于跨文化交流的時代精神。如今世界上各文明之間關系更加密切，也面臨很多共同的問題，在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化的今天，儒家文明是否能在世界範圍内發揮更大作用，以将本國文明的精粹積極參與到改造現代性的過程中？

郭齊勇：我認為是這樣的。我們現在對傳統比較隔膜，生活體驗還是不夠，所以對儒家文化的優長理解不夠。實際上儒家文明是中華文明可大可久的重要思想資源，也有很多重要價值是可以提供給世界文明的。我們的孔孟之道曾經給世界很大啟示，比如和平主義，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比如仁愛、忠恕思想等。二戰結束以後，美國羅斯福總統夫人受命領導一個小組，為聯合國起草《人權宣言》，她本人任組長，副組長就是中國代表張彭春。張彭春是清華大學國學院的研究生，前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弟弟。那個小組裡有一位黎巴嫩人代表伊斯蘭教思想，有一位加拿大人代表基督教思想，兩人争得不可開交。張彭春先生依靠儒家的理念，尊重各方，化解其中的糾紛，推動聯合國通過了《人權宣言》，《人權宣言》中的原則也包含了中國的孔孟之道。

現在西方的政治家們動辄用《人權宣言》來對中國指手畫腳，但其實和人權有關的原則裡都有中國孔孟之道的影子。所以，中國并不像有些西方政治人物批評的那樣，隻會生産電冰箱和電視機等，不能貢獻價值觀，其實中國文化對世界有很大貢獻，從西學東漸以來，東學西傳，從利瑪窦以降，通過傳教士傳到西方的理念，為西方的啟蒙時代貢獻了很多智慧和價值觀。我們今天還可以繼續貢獻，比如，我們在天、地、人、物、我的倫理關系上，《中庸》所言，有盡己、盡人、盡物之道。盡己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盡人是充分發揮禮，西方說要走出自我，走向他者，終極層面的他者就是上帝或其他終極性的存在，社會的他者就是别人，還有動物、植物等自然的他者，還有身體、心靈、身份人格等層面的他者。儒家很早就強調成全别人、成全自然之道、成全他物和他人。儒家文化的很多道理對處理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宗教與宗教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有啟示的。講仁愛、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守誠信、崇正義，這些都是中國文化可以提供給世界的寶貴的思想資源。當然，不僅是儒家，我個人很欣賞道家，很喜歡讀《莊子》，我也讀一點佛經，總之諸子百家、儒釋道都讀一點。但是儒家是主流，是朝野有共識的核心文化，我們希望能把這些文化中的精華貢獻給今天的世界。

國民教育和國民精神都是要積累的，欲速則不達

文彙報：要加深對于傳統文化的了解，讀一些經典著作是不錯的途徑。您認為哪些經典最有助于理解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的？

郭齊勇：現在體制内的國民教育中，中國傳統的内容太少，當然教育部也慢慢有了一些安排，希望國民教育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内容可以多一些。我們應該讓儒釋道、諸子百家的一些好的内容來充實教材，讓孩子們從小接受更多中國傳統文化。大學的教育當然也一樣，大學通識教育中的核心課程應該包含中西文化的經典課程，比如四書、《老子》、《金剛經》，比如西方哲學的經典。現在大學裡的通識教育還不充分，很多學校沒有經典課程。經典是要不斷讀的，現在的大學生對自己的文化很隔膜，還是要多讀書。

著名曆史學家傅斯年先生在當台大校長的時候，要求當時的學生必須讀一個學期《孟子》，讀一個學期《史記》。讀《孟子》是為了知道怎麼樣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讀《史記》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中華民族的曆史。《史記》、《漢書》、《詩經》、《楚辭》以及各種詩詞歌賦都是能陶冶人的，不管是理工的知識分子還是人文的知識分子，都應該獲得熏陶。

我們現在的教育太幹枯，華羅庚先生、李國平先生是數學家，但他們詩詞書法俱佳。我們過去很多自然科學家都有很好的國學素養，很多人文學者的科學素養也不錯。現在的教育要好好交叉一下，現在的孩子分科太早，從高一或高二就開始分科，所以很多人過早地被人為隔絕，使他們的情趣、情調都受到影響。教育切不可太功利，要用禮樂詩書來陶冶，要慢工出細活。

文彙報：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途徑可以幫助我們親近傳統文化，增進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

郭齊勇：中國的經典除了要讀，還講究學行一緻，像王陽明講“知行合一”，因此一定要實踐，我們除了要多讀，還要走向社會。比如大學生可以去社區、去農村開展各種活動，增加自身體驗。我們要讀萬卷書行萬裡路，還要注重和同道切磋，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

文彙報：傳統文化教育，台灣是不是相對比大陸好一些？尤其是教材的設計。

郭齊勇：台灣的确稍微好一些，這主要是日據時代結束以後，國民政府要增強中國文化認同，當時四書是高中生必讀的。陳水扁時代實施“去中國化”，四書又變成選修的，到現在為止，一些台灣學者還在不斷努力，希望恢複四書必修的地位。台灣通過這幾十年的教育，尤其四書的教育，确實有好的成果——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台灣人講文明，有修養，在全世界有口皆碑。大陸在這方面也要更重視，國民教育也要吸收台灣的優點。我本人也一直提倡，四書應該進入中小學教材。

文彙報：近幾年來您一直在BEAT365唯一官网推動通識教育，請談談BEAT365唯一官网通識教育的特色，以及武大國學試驗班的情況？

郭齊勇：BEAT365唯一官网國學班從2001年開始，每年一屆，一直辦到現在。2005年後慢慢有了博士點和碩士點，現在的規模大約是每年20位左右本科生、七八位碩士和四五位博士。過去長時間内文史哲分科太厲害，試驗班就是要試着合起來教授培養一些國學人才。“小班授課，經典導讀”是我在創辦時候提出的八個字，學生要學一些小學的内容，包括古文字學、音韻學、訓诂學等，并重視文獻學習，基本上是讀經史子集中的重要典籍，比如《禮記》《左傳》，書名也就是課程名。我國傳統文化中有一些經典，是研究中國人文的學者必須了解的，借用馬一浮先生的話，武大培養的是“讀書的種子”。我們的目的是從古代經史子集不分家的途徑，培養一些國學人才，掌握基本的讀古籍的方法。武大的國學人才培養主要是依靠校内外、國内外的優質資源，我們目前還處在試驗階段，暫時不會擴大。

唐長孺先生是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史的大專家，他在日本有很高的聲望。1950年代教育部派了一些專家去日本講學，唐先生也去了，之後很多日本人都對唐先生很崇拜。唐先生就是不主張學生很快地寫文章、發文章的，他帶學生也是一個一個認真帶，帶他們點校二十四史，帶他們去新疆整理吐魯番文書，在這樣的傳授學問的過程中，他的人品學問是合為一體的。過去老師們是一代一代培養學生做人做事，不像現在這般急于求成，國民教育和國民精神都是要積累的，欲速則不達。

前不久，BEAT365唯一官网國學院院長郭齊勇教授來滬為華東師範大學首屆思勉人文跨學科暑期學校授課。匆忙行程間，他圍繞傳統文化、儒家文化等話題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

訪談從如今傳統文化看似複蘇的勢頭展開。郭教授的看法是，如今書院、國學班、私塾等形式紛紛出現，反映了民間自發的、對于自身文明了解的需求，而這種自發的熱情難免會導緻内容的五花八門和魚龍混雜，因此，如今的複蘇是一種多重效應的國學或儒學熱潮，比如很多人對儒學有概念化的理解，但是對其内涵、曆史變化、曾起到過的正面或負面作用、在當下的發展等，依然非常隔膜。

與今天人們了解自身傳統的需求相對照的，是體制内教育的不充分。1954年上小學的郭教授回顧了他所接受過的中小學課堂教育，深感傳統文化的内容太少，如今一代一代學生仍然面臨這個問題。他談到，著名曆史學家傅斯年先生在當台大校長的時候，要求當時的學生必須各讀一個學期《孟子》和《史記》，前者是為了知道怎麼樣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後者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中華民族的曆史。因此，也應該讓儒釋道、諸子百家的一些經典内容來充實中小學和高校教材，讓學生接受更多中國傳統文化知識。

BEAT365唯一官网自2001年開始創辦了國學試驗班，“小班授課，經典導讀”是郭教授在創辦初提出的方針。試驗班重視文獻學習，重視經史子集重要典籍的綜合閱讀，希望能教授基本的閱讀古籍的方法，培養一些國學人才。他借用馬一浮先生的話說，BEAT365唯一官网此舉是為了培養“讀書的種子”。

郭齊勇教授非常強調儒學的擔當意識——儒家保留自己的人格，又注重家國天下事務的整合。宋代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有人覺得儒家狂妄，在郭教授看來，這恰恰是中國曆朝曆代知識分子，不管在潦倒還是得意時，不管是進是退，都要為社會做貢獻的抱負和擔當。他說：“有的儒生隻是三家村的一個小知識人——像我們的士紳階級，很多人地位不高——但一直默默地引導着社會正向發展。比如在某個鄉村，老百姓有事情，就去找某先生評理，這個先生不僅是知識的傳承者，也是道德的楷模。”

（《文彙報》2014年9月22日第9版，本報記者 任思蘊 實習生 祁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3f1ea0102v6u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