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學步履痕》

郭齊勇

熟悉陶德麟老師的人都知道，他不僅是著名哲學家，而且是能寫古典詩詞的詩人，是書法家，還是京劇票友。他不僅中文很好，英文也很好；不僅文科很好，理科也很好。他所接受的基礎教育是全面的，加上他善于學習，使他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

我們國學院的幾位同仁去年春節前曾去看望先生，與先生聊到時下青年學生的國文素養實在不敢恭維，一些常識錯誤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先生則平易地說，還是要從娃娃抓起，家人、師長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讓孩子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先生是有童子功的。先生幼承庭訓，又在家館受教，打下了堅實的國文、國學的基礎。初中以後，他才到正規的新式學堂讀書，而那時是在最為艱苦的抗戰年代，在戰時的省會恩施。勝利複員後，實驗中學才回到武昌。

先生從房内抱出一包資料，是文革抄家後發還的，他初、高中時期的作業、作文與讀書筆記等。在那發黃的練習簿上，先生少年時的清新的思絡，隽永的語言，工整的蠅頭小楷，老師們重彩濃墨的圈點與遒勁簡約的批語，使我們大飽眼福，很是驚喜！我們建議先生影印出版，以為國學學子示範。先生婉謝了。

以後經我省社科聯領導的勸說，先生終于同意出版，并命名為《學步履痕》。本書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14年10月出版了精、平裝兩種，精裝系線裝，16開本，總頁碼375頁。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尹漢甯同志為本書作了題為《探尋大師的德藝本根》的序言。這一影印本選錄了先生中學時代（12歲至17歲）的部分筆記與作文，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教育水準，也反映了先生個人的學思曆程。全書分作文與讀書筆記兩大部分。作文部分包含初中時的24篇，高中時的20篇。讀書筆記包括國學概論筆記3篇、國文筆記6篇、國文雜錄9篇、國文雜記12篇、國文筆記18篇，涉及經史子集、諸子百家與唐宋詩文名篇等内容。用現在的話來說，作文是規定動作，而筆記則是自選動作。從影印可知，原初中作文用紙為套紅八行格子作文簿，每行25格，高中作文用紙為套綠八行格子作文簿，每行24格，行間均有供圈點的行距。讀書筆記用紙則為套紅十行紙，無行距。原紙都很粗糙，以初中用紙為甚。從作者的毛筆筆迹來看，作文用字基本上是楷書，高中時的楷書已甚規整，而筆記用字則在行草之間，相當流暢。

細讀這些作品，稚嫩中蘊藏着思想的火花，感悟中折射出時代的精神，反哺經典中不乏理性的思辨，規矩方圓裡透露了個性與人格。

我讀先生1947年秋天高二時的作文《遊武漢名勝記》，驚異于先生當年的少年老成。我國曆代遊記中不乏美文，從魏晉到唐宋，大家們的遊記是青少年必讀的範文。先生的《東湖記》、《黃鶴樓記》顯然脫化于傳統遊記名篇而又有新進境。先生由景物的描繪到情志的抒發，繪聲繪色，情景交融。如寫東湖：“珞珈山位武昌郊外八裡，國立BEAT365唯一官网在焉。是地草樹蔥郁，無喧嚣苦，可以車而至，既至之後，緣幽徑，登小丘，極目而望，則碧波澄澈、光影搖漾者，東湖也。湖廣可五十裡，望之無涯際。有湖心亭，離岸十裡，隐約可見。湖旁有小舟，可買而遊。舟上置小點，備清茗，放乎中流，或高談，或靜觀，皆自得也。仰觀則白雲相逐于睛空；俯瞰則魚鼈遨遊于草隙；水禽出沒，漁舟低唱。天地和靜，萬物熙然。”很清新，很雅緻！作者以先揚後抑的手法，先把風景描繪、鋪陳，淋漓盡緻，然後筆鋒一轉，寥寥數語，感時傷神，畫龍點睛，諷喻時代悲劇，令人熱淚沾襟。老師判此文成績為甲上，評語曰：“文如斲輪老手，無懈可擊，而情韻悠揚，令人神往。”這兩篇遊記的背景，當然是内戰迫近，民生維艱。

我特别注意到他高二時于1948年4月寫的作文《論王安石》與次月寫的讀書筆記《讀司馬光王安石往還書書後》，後一文跋語為同年6月，末記“時年十六歲”。在《論王安石》中，作者歌頌荊公新法，認為新法之敗不在法病而在人病：“可以一言蔽之，荊公為人執拗不和也”。荊公“甫即相位，立行新政，不複顧慮，雖疊遭蹭蹬，而志不少屈，剛正凜烈，令人膜拜！然其敗正以此也。何則？惟其信仰堅定之甚，故失之驕亢；惟其正直不阿之甚，故失之傲慢；惟其視民如傷，故失之操切。……不能禮賢下士，是以招怨樹敵，朝廷重臣離心矣，正直之士遠飏矣。荊公不得不退而用小人矣。于是群醜趨赴，飛揚天下，方命虐民，使百姓于水火交迫之中，未被新政之澤，先蒙新政之害，則民安得不奔走駭怪，指畫逃離？衆心離矣。”他的這一看法在《書後》中又有發揮，雖激賞荊公駁溫公理勢兼勝，然仍謂荊公答書過于尖刻，“開罪天下之人，緻無擁護新法者，而使新法不得行。”

《書後》評司馬溫公則更為細膩，又更為精彩。作者逐段條分縷析，尤指陳溫公緻荊公書“不過惟古人之言是效，古人所未嘗為者，皆不得為”；“蓋以為孔子鄙言利者，則人皆不得言利，言利者即為小人，……溫公何尊為仁義者而輕梓匠輪輿若是其甚也！” 除指出溫公盲信古人、聖人之病外，作者尤能逐條駁溫公的理據不足，或甚不允當處。如駁溫公信中論新政之失的數條，駁荊公“侵官亂政”與“貸息錢為鄙事”等。作者寫道：“餘意以為，‘侵官’雖為‘亂政’，然荊公并未‘侵官’；荊公誠曾‘貸息錢’，然‘貸息錢’并不為‘鄙事’。溫公‘者也’之論，毋乃武斷乎？而以‘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及‘忽常人之所言’責荊公，尤欠允當。夫事可則可，不可則不可，其中有真理在耳，何必常人認可者而後始能認可？時國勢積弱，人心習于苟且，非一見解卓越，獨斷獨行之士為相，不能力挽頹勢也；若惟常人之言是從，則荊公亦苟合于衆，庸碌無能之人矣，何補于國？”從字裡行間可知作者認為溫公食古不化，遠離社會生活。作者的結論，雖肯定溫公動機良善，态度正大，不失儒者風度雲，又特指出：“議論之處則多犯立論根基不穩之病，故疵缪甚多，不能謂為好議論文也。” 看來，溫公是情勝理弱，而荊公則是理勝情寡。

關于荊公新法及司馬光、王安石争論之公案，曆史上與今天的論者夥矣，然這裡介紹的是六十六年前一位16歲的少年的評論，從中我們不難窺見作者的眼光犀利，筆力雄健，足見他是一位有天賦且早慧的人。

讀先生1948年高三時的作文《孟荀論性平議》、《孟子距楊墨之意何居？》、《評墨子兼愛》、《儒家思想與民主政治》等，令人振奮！這些題目類似于今天我們國學或中國哲學專業碩士生的論文題目，而今天一些碩士生未必有高中生的陶先生當時的文史基礎與問題意識。

孟子性善論與荀子性惡論究竟意旨何如？兩者是否絕對對立？陶先生的少作對孟、荀、告子都有辨析，并以心理學的潛意識來評孟。全篇最後引導到作者自己主張的人性善惡畢備，抑惡揚善斯為善人，扼善張惡斯為惡人上來。他顯然更重視後天的修為。他指出，孟荀都有人性善惡畢備之意，隻是沒有明說，甚而孟子嘗言性惡，荀子嘗言性善。那為什麼孟荀各執己見呢？他從功用上指出：“蓋孟子唯恐人自暴自棄，故以性善勉之。荀子唯恐人之故步自封，故以性惡警之。”不管我們今天對孟荀性論有何看法，如何有應然與實然、先驗與經驗的差别，然而回過頭去看六十六年前一位翩翩少年的作文，如此的立論而又如此地層層論證，逐條辨析，不能不由衷贊佩！

孟子辟楊墨，也是衆說紛纭、莫衷一是的理論難題。陶先生當年的習作抓住一個中心----是否“違仁背義”而展開。楊朱是極端的利己主義者，墨翟是極端的利他主義者。楊子為我而不知有愛，既違仁又背義，這容易理解，但如何分析摩頂放踵，一切以利天下而為之的墨家學派呢。他指出：“兼愛之說立論雖偉而難于實行，蓋于人情有所不合也。故随聲附和者衆，身體力行者鮮。”“我故曰愛人則可，愛人而無内外親疏之别則不可也。” 作者分别了兼愛與仁愛的差别，尤尖銳指出，兼利則人皆以利合，這與儒家的義德有很大的不同，且在道德理論上有悖謬。“且夫墨子兼相愛之意在于交相利，然則我之愛人固由欲人之利己，若貿易然，若投資然。術耳！豈愛之本旨乎？”這就不僅從實踐層面之難于推行上，而且從理論層面漏洞太大，尤難徹底、周延上予以深析，可謂鞭辟入裡！然而作者十分尊重墨子，最後指出：“雖然，墨子其大聖也欤，小子烏敢執一以謂其非？薄衣食，卑宮室，行勞天下而無怨，真大禹之徒也。古今邈矣，佼佼乎誰能企及之哉？”真可謂情理兼備，文采粲然！

陶師當年對儒家與民主政治關系的探讨尤其值得珍視！面對五四以後對儒家孔孟的不相應的批判與數不清的似是而非之論，先生指出應分疏精髓與小節，認清“學術思想産生之時代背景，不應徒憑現代概念判其是非，稍有不合即斥之為非而不屑顧。儒家思想在中國二千年來獨當大道，亦足見其必有可取之處矣。夫然，吾人當探讨之，推究之，勿使其光華燦爛永垂不朽之優點，随少數不合潮流之小疵湮沒無聞。孔子孟子即不以聖人名，亦不失為一代政治家與哲學家，吾人即不談聖人，對于吾國一代政治家與哲學家之心血，亦豈宜不加深究即言唾棄乎？”餘讀至此，不免擊節贊歎！這段話即使到今天也極有意義與價值，因為至今很多人尚未有這種慧識。

他批評了流俗對儒家思想的斷章取義與妄加解釋，指出：“吾人為維護真理計，于研讀經典之時，烏可不慎思明辨哉？斷章取義、妄加解釋者，不惟經典之罪人，亦真理之罪人矣。”他對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等頗為人诟病的命題與思想予以詳細疏正，批評了很多人的歪曲，指出“斷章取義攻擊儒家思想者……于全篇全章之旨反不專注”，以偏概全，因小失大。他以孟子思想中尊重民意的思想、“民貴君輕”論與民主政治之大原則相呼應處為例，肯定了其中孕育的東方民主思想的萌芽。

他當時已有了實質民主與形式民主的區分，政體與國體的區分，批評了國民黨政治，強調了儒家政治哲學的内核。他指出：“常人每認為無帝王之政治即為民主政治，餘謂不然。政治之民主與否，在視人民是否果能自主，形式尚為次要也。中國目前之政治，形式上可謂民主矣，而此種‘民主’孰願得之？儒家理想之世界，雖仍不免有君主，然君主生于選舉，政教設施均準民意，斯為真民主也。孔孟于古聖王之中最稱堯舜，以其能讓位賢能，切合民主之旨也。故儒術實全世界民主思想之幼苗，理應踵事增華，發揚光大，不宜以私見自隘，妄加摧殘也。”此論不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且慧解疊出，充滿了自己的獨立的創見。這出自高三學生之手，實屬難能可貴！今天，學術界在讨論儒學與政治自由主義的對話時，才開始認真研究這些問題。從以上諸文，可見作者的分析力得到了訓練。由此可見，學國學也能培養邏輯思維與理性辨析的能力。

陶先生在童年、少年時期打下的國文與國學的基礎，他在中學受到的人文教育，使他一生受益。吾人深信，這些基礎與他日後志向與人格的彰顯，成為一位著名哲學家，有必然的聯系。

陶先生在中學時代就是佼佼者。本書除了反映出陶先生個人的學識與智慧之外，吾人從中也不難體悟到當時的中學教育的體制、程度與特色。老師們的批解與評點，無疑反映出教師的水平與敬業精神。一個中學生的筆記與作文涉及四書五經、諸子百家與唐宋文選，這也反映了當時中學的教材、教學的内容及同學們的國學素養。我曾翻閱過民國時間的國文課本，很有感觸。我曾從李錦全先生處看到抗戰前商務出版的高三的國文教材，有很多中國哲學思想史的内容，有一些已相當于我們今天讓大學哲學系高年級本科生與低年級碩士生用的《中國古典哲學名著選讀》。而據說法國、德國的中學教材中，也有不少他們曆史上重要哲學家的名篇。

陶先生曾對我說過，學寫文言文，十分重要。他少時通過家庭與學校教育，能寫文言文與律詩，這才真正進入國學之門。我們一定把這一經驗運用在國學班的教學中。

我們究竟應當讓我們的後代在幼兒園、小學、初高級中學階段學什麼？應當如何教？如何學？陶先生的《學步履痕》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

國文與國學是教養，是文明。今天的中學生分科太早，大學生分科太細，學校教育中的傳統文化教育更應加強。

首先，有蒙童教育與國民教育。從蒙童到青年，還是要背誦一些經典。從陶先生的夫子自道可知，他少時背誦、吟唱的古詩文名篇，至今到耄耋之年還能脫口而出，一字不差地背出來。他反對說“死記硬背”，認為這種說法給“記”與“背”加上了負面的評價。他認為，從童年到青年，在記憶力最好時背誦一點古典為好，當時不理解也沒有關系，日後會慢慢理解，終身受益。

國民教育（九年義務制教育）中的國學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對一代又一代國民的文化認同、倫理共識及文化價值觀、人生觀的形成，對國民的人格養成、文明修養、人文教化，最為重要，應系統研究，進入體制，抓緊抓好。近三代人都未系統地接受國文與國學教育，一提起中國文化，大家想當然地就認為是反動的、保守的、落後的雲雲。他們接受的恰恰是對中國文化的自我矮化或妖魔化，帶來的問題不少。

透過陶先生的示範，在下以為，應把最需要中小學生們掌握的中國文化基本的精神内核、做人做事之道，以循序漸進、春風化雨、潛移默化的方式，進入必修課，滋潤中小學生的心田。這是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土壤。十多年來，在下一再提倡《四書》的主要内容應進入中學必修課程。餘認為，這是所有國民都必須接受的公共基礎教育。

其次，大學的國文與國學教育也要重視。應對所有科系的大學生上好《大一國文》的課，或在通識教育中讓大學生讀一點中國經典，也很有必要。我們十分痛心，一些智商很高的大學生留學歐美後立即皈依基督教，并大肆咒罵中國與中國文化。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根，沒有解決文化身份的認同與安身立命的問題。

最後，國民的國學教育還有成人、終身教育系統的層面，要進社區、鄉村、企業、軍營、機關及老齡大學等，覆蓋全社會。山東的鄉村儒學教育，不少城市的社區的國學教育，都有好的典型，值得推廣。

而不同層次的國學教育，特别是中小學國學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需要大量的師資，這正是國學學科與國學院存在的理由。我們培育的是有理性的、正講（而不是邪講、俗講）國學的師資與人才，他們接受過國學知識系統的基礎訓練，首先是從識字開始的古文字訓诂的訓練。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密集地系統地高度地評價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使我們倍受鼓舞。我們希望認真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尤其是中小學的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一定要進入體制内，并真正生動活潑地進入孩子們與家長的生命之中，絕不能教條化、僵化。

（原載《中華讀書報》2014年11月5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