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愛”是中華民族最核心的價值理念。孔子之前已有了“仁”的概念與“仁愛”的思想，孔子第一次明确地把“仁愛”作為禮樂文明的核心精神，把“仁”界定為“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孔子又提出了“汎（即泛）愛衆而親仁”的思想。孔子高度肯定了“博施于民而能濟衆”的行為，強調“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他反對濫用權力，以随意的态度使用民力，主張以莊敬的态度尊重、呵護百姓。他講五種美政“恭、寬、信、敏、惠”，強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批評不教而誅等虐、暴、賊、吝四種惡政。唐代韓愈的“博愛之謂仁”即來自孔子的“泛愛衆”、愛人民、保護老百姓的思想，可見“仁愛”是普遍性的愛。朱子說：“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仁”的内涵包括了盡己之“忠”與推己之“恕”，這兩者是一體之兩面，是互動的。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就是自己想要在社會上站得住，同時也想到别人，讓别人也站得住；自己想通達起來，同時也想到别人，希望别人也通達起來。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不要強加給别人，也就是尊重、寬容别人，設身處地為别人着想。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指出：“‘為仁之方’在于‘能近取譬’，即謂為仁之方法在于推己以及人也。‘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所謂忠也。‘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謂恕也。實行忠恕即實行仁……孔子一貫之道為忠恕，亦即謂孔子一貫之道為仁也。為仁之方法如此簡易。”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大綱》中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乃是仁的本旨。‘立’是有所成而足以無倚；‘達’是有所通而能顯于衆。自己求立，并使人亦立；自己求達，并使人亦達；即自強不息，而善為人謀。簡言之，便是成己成人。‘能近取譬’，則是為仁的方法，即由近推遠，由己推人；己之所欲，亦為人謀之，己之所不欲，亦無加于人。”愛人就要善為人謀，成己成人成物。

儒家講“仁愛”講得很平實，從每個人對父母、親人的情感開始。“仁”是以親愛親人為起點的道德感，首先是孝敬父母、尊重兄長，然後把它擴充出去。孝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愛父母兄弟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基礎性的情感，是人們對愛的生命體驗的開端。人能夠以這種愛為基點，然後推己及人。至于儒家的愛親，并不是無限度的，它是有一定的節制與尺度的。孝悌隻是“仁愛”中之一，并不是“仁”之全部，恰如孟子所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愛親人推到愛陌生人，由愛百姓推到愛萬物，愛草木鳥獸、瓦石山水。宋儒張載講：“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是一種宇宙家族的思想，包容性很強，表明天、地、人、物、我之間的情感相通，痛癢相關，表達了一種普遍的同情心、愛心與正義感。這也就包含了我們今天所謂生态環保的意思。

曆史上，在中華各民族融合的過程中，“仁愛”逐漸成為傳統價值體系的内核。廣義的“仁”包括仁、義、禮、智、信“五常”，狹義的“仁”則是五常之一。“仁愛”也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四維八德的基本精神。“仁愛”思想具有草根性，是各民族老百姓的基本訴求。各種蒙學、家訓及口耳相傳的人文教化，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把這種大愛精神普及到千家萬戶，傳承于世世代代。“仁愛”也是曆朝曆代官德的中心内容，為官之道首先要講愛心，關心百姓疾苦，仁民愛物。“仁愛”在今天公民社會的公德重建中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在中外各文明對話、交融的過程中，“仁愛”思想及其“忠”與“恕”的價值原則，一直起着積極的作用。在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的“慈悲”與儒家“仁愛”相輔相成。伊斯蘭教的教義也講“仁愛”，古代有的回教思想家融通儒回的“仁愛”，有很多建樹。基督教傳入中國之後，儒耶兩教在“博愛”與“仁愛”的異同上有争論也有融合。在世界各種版本的《人權宣言》中，在《世界倫理宣言》中，中國的仁愛忠恕之道都成為其中重要的精神或原則。

“仁愛”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現代社會、國家、個人的發展，必須以“愛人”“成己成人成物”為前提與目的。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仁愛”是二十四個字的總的基礎，尤其是“和諧”“公正”“敬業”“友善”的發祥地。（BEAT365唯一官网國學院教授、院長 郭齊勇）

光明網-《光明日報》2014-07-22 05:14

http://news.gmw.cn/2014-07/22/content_120942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