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區報】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是“回到中國”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3-11-26
——訪國家級教學名師、BEAT365唯一官网國學院院長郭齊勇
提 要
11月15日至18日，第十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在深圳舉行。BEAT365唯一官网國學院院長郭齊勇應邀參會，并作了題為《綜論現當代新儒學思潮、人物及其問題意識與學術貢獻》的大會發言。
會議期間，郭齊勇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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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社會、搞經濟，儒家很有一套
深圳特區報：這些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從官員到民衆，都很關心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最近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儒家是不是也很注重公平正義？
郭齊勇：與亞裡士多德的兩種平等觀與羅爾斯的正義論相比較，儒家關于公平正義有很多非常好的論述。在古代農業社會，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旨在通過教育公平達到社會政治參與的公平，使農家子弟通過讀書做官，管理社會，甚至上升到朝廷“三公”之位，參與高層政治。儒家也很關心荒政，即備荒救災，注重濟赈，關懷鳏寡孤獨殘疾者，給最不利者以最大關愛。受教育、從政及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平，終究是為了發展的機會公平。儒家思想關于社會公平的很多論述轉化為傳統社會的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今天也可以創造性轉化，作為當代參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思想主導下形成的社會自治。過去我們的傳統社會是“大社會小政府”，很多事由社會自治，由村社、家族宗族、行會、幫會等民間力量來辦，不用政府管那麼多事。過去縣一級政府權力很小，财力也有限，縣以下的事，政府基本不管，依鄉約而治，這樣社會的行政成本較低，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平。
深圳特區報：有人提出，儒家反對斤斤計較的等價交換，而且輕視商業，破壞了市場經濟産生與确立的基礎。對此您怎麼看？
郭齊勇：這是一種誤解。儒家既不反對私利也不反對經商，孔門的子貢就是最會經商的，他是中華儒商之祖。儒家隻是把道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在義利沖突時要求以義制利。晉商、徽商、錫商的興起，以及整個中國商業文化的發展，都與儒家理念密切相關。像徽商、晉商、陝商，賺到錢後去發展公益事業，這就很好。上世紀榮宗敬和榮德生創辦的茂新、福新、申新紗廠，以及宋裴卿創辦的東亞公司，若不是帝國主義列強入侵，會發展得很好。這些公司，企業理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富而好禮”、仁愛等儒家思想。榮德生先生選用企業管理人員，要求是有德性的人。
現在日本一些知名企業的高管愛讀儒家經典，來調節自身心性。松下電器公司每年輪訓數萬名高管，學習《論語》《孟子》《孝經》等儒家經典。這值得國内一些企業借鑒。
深圳特區報：儒家思想對于企業管理和企業發展，到底有什麼作用？
郭齊勇：儒家思想值得企業家學習。儒家推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用德和禮來調節企業。完全靠物質刺激是不行的。借助德來管理比僅僅強調規範管理更好。規範管理很重要，員工都要講規矩，但規範管理講到底，要有企業文化支撐，要有企業精神、企業文明、企業哲學、企業理念，這就要在“德”字上下功夫。重要的是企業人的素養，人的精神。
深圳特區報：現在有的地方經濟上去了，但生态環境破壞比較嚴重。在生态文明建設上，儒家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觀點？
郭齊勇：重視生态文明，不止儒家，這是整個中國文化的傳統。儒家推崇可大可久，大就是要有寬廣的意識，及于天下、萬物，久就是時間上可持續發展。孔子講：“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就是說不過度捕魚、狩獵。孟子講：“數罟不入洿池”，教人不要用細密的漁網到池塘捕魚；“斧斤以時入山林”，勸人不要亂砍濫伐。《中庸》提出“盡物之性”，要使各種生物都發揮自身價值，使人與天、地鼎足而三，實現天地人和諧共生的“三才之道”，這實際上是反對盲目的人類中心主義。古代有《月令》，有禮法來保護生态。儒家甚至認為，任意殺生、亂砍濫伐有違禮制，辱沒祖先，是“不孝”之舉。古代社會強調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尊重草木鳥獸瓦石山水，關于生态文明的論述十分豐富。
如今，有些人無知而狂妄，破壞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水、土地等資源，這既不符合先人的訓告，也不利于子孫後代的發展。那些未出生的人也有生态方面的權利，我們應當保護好他們的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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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不悖人情”是世界公法的基礎
深圳特區報：現在，一些學者提出，讓法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宋代思想家陳亮提出“法深無善治”，要求法律對私人生活保持謙抑。道德和法律相互介入太深，也不合适吧？
郭齊勇：内在的道德，更具廣泛性的社會規範，強制性的法，三者既相互區别又産生互動。我們不能把内在的德混同于外在的法，也不能把外在的法混同于内在的德或外在的社會規範。比如，“常回家看看”立法，我覺得并不合适，這應該依靠道德自覺，沒必要用法律來強制。現在可能是考慮到不強制，似乎很多人就做不到了。古代中國推崇孝悌治國，現在“常回家看看”居然要靠法來強制，這種變化是可悲的。當然，我們整個社會還是在趨向合理性。
深圳特區報：儒家注重尊卑，講究等級秩序，這是不是會對法治形成阻力？
郭齊勇：全世界所有的文化和宗教傳統都講尊卑和等級秩序。我去歐洲就看到，歐洲人對爵士出身者非常崇拜。另外，儒家不僅重視這些，還特别重視平等。儒家認為匹夫有其德，有不可讓渡的權力，孔子講“匹夫不可奪志也”，力倡保護個體的人格尊嚴。
就像宋代，一方面大臣尊重國君，另一方面對國君的批評可以是極其尖銳的。餘英時先生的大著《朱熹的曆史世界》就介紹了宋代的士大夫文化，他認為那時特别強調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君相制和三省六部制之下，宰相權力很大，依靠制度保證來抵制皇帝的有些指令，甚至參劾皇帝。沒有三省六部的審核，皇帝的一些指令貫徹不下去。宋代是以儒家思想治國，由此可見儒家思想不阻礙法治。
深圳特區報：儒家講人倫、重人情，這種傾向怎樣與增強全民法治觀念統一起來？
郭齊勇：儒家講天理人情，天理人情和法并不沖突。如果一個法違背天理人情，那就是惡法。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強調尊重人情，“父為子隐，子為父隐”不為罪。一味地鼓勵大義滅親、鼓勵“告奸”，這就是孟德斯鸠所反對的以大惡去制小惡。像以前寫大字報，兒子揭發父親，丈夫揭發妻子，這是好事嗎？我寫過很多文章，提出儒家重人情、人倫也重法治，在今天開放性的法治社會，更要強調培植人倫、人情。最近10多年來，我的同事、全國人大代表彭富春教授和我一起，促成了一個立法的變化，就是推動新修的《刑事訴訟法》吸納“親親相隐”觀念，出台了不強制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證的規定。
有些人對“隐”表示不解，其實“隐”就是不張揚親人之間的矛盾，這也是世界公法的基礎，是法律不悖人情的條件。發達國家還規定不能強迫人舉證同事，這就是對人情的有力維護。我們要有一個良法的傳統來維系社會的公序良俗，一定要避免用法傷害人情。調節性的倫理，能使法得到更好的貫徹。在這方面，我認為立法需要進一步完善，以保護人的親情權、緘默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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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與文化走出去正相适應
深圳特區報：現在，“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成為一種社會共識。您覺得，走出去的應當是什麼樣的文化？
郭齊勇：走出去的前提是回到中國。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對傳統文化采取大批判的态度，老是用“封建”、“專制”界定中國傳統文化，就會給文化走出去造成很大困難。有的人去外國留學，很快就跟着别人皈依了宗教，反過來對中國文化大放厥詞，為什麼？因為這些人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為了文化更好走出去，必須促進人們了解、認同、擁抱中國文化。《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這一提法非常好，有很強的針對性。
深圳特區報：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應當采取什麼态度？
郭齊勇：首先，我們要推動文明對話，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尊重别人的古代文化和現代文化，虛懷若谷地去學習。既傳承好自己的文明，又積極吸納别人的文明，相互對話，取長補短，這樣才能共同建構和諧世界。費孝通先生講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個提法很重要。
其次，我們不要有灌輸的觀點。雖然我們要積極推動文化走出去，但并不是要給誰灌輸什麼，文化交流要平等、自然。
另外，我們要重視自己的文化安全。“切實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也是《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所強調的。
深圳特區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鼓勵社會組織、中資機構等參與孔子學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設，承擔人文交流項目”，您認為我們在海外建設孔子學院，應注意哪些方面的問題？
郭齊勇：我覺得，孔子學院的老師應當深入了解中國文化，有基本的國學素養、人文素養，有基本的文化立場，不能隻是教一些簡單的語言知識。另外，孔子學院的老師，不僅要了解中華各民族的文明，還要對全世界的文化有基本了解，這樣才能以一種健康心态參與世界文明的對話。我想強調的還是對自己文明的了解，特别是對諸子百家、儒釋道、宋明理學都要了解。
深圳特區報：我們應當如何對外傳播儒家思想？
郭齊勇：傳播應該更平實，使用人家聽得懂、能接受的“世界語言”。例如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人與人相處的黃金規則。實際上，羅伯斯庇爾時代的《人權宣言》、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以及1993年的《世界倫理宣言》，都吸收了這種思想。這說明，儒家思想可以成為重要的現代理念的基礎。儒家的仁愛忠恕之道，具有現代意義。在二戰後國際聯盟制定《人權宣言》的過程中，國民政府的代表張彭春先生貢獻甚大，這可以有力駁斥有些西方政治家關于中國人不能給世界提供價值觀的論調。我們要有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對自己祖先的文明要尊重并轉化，這是非常重要的。
深圳特區報：儒家思想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今天看來是不是也存在不合時宜的成分？應當如何發展？
郭齊勇：儒家思想和軸心時代其他文明的文化思想一樣，都有時代性。我們主要是繼承儒家思想的精神，而不是拘泥于它在每個時代的具體呈現。我們要發展祖宗的文明，既不能躺在祖宗文明上面睡覺，也不能因為祖宗文明沒有開出我們現代需要的東西，就認為它不重要，甚或咒罵祖宗。祖宗隻能按照其所處時空條件與要求去塑造他們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與精神文明。有人認為傳統文化沒有給我們現成的科學與民主，就不值得尊重。其實基督教也未給西方提供現成的科學與民主。儒釋道的文明是很高的文明，有很高的智慧，攜帶着現代文明的基因，隻要我們去虛懷體悟、繼承發展，就能從中開出現代與後現代的文明之花。
當然，有些東西，比如“三綱五常”中的“三綱”，雖然過去衍生出了三綱六紀之學，在傳統社會有合理性，但不符合今天的形勢了，需要解構，但“五常”即“仁義禮智信”的基本價值還可以繼承、弘揚。比如，儒家思想教我們做一個好人、尊重父母、講禮義廉恥，這總是可以說的吧？儒家提倡的很多私德可以成為當代社會公德的基礎。這當然需要創造性轉化，比如愚忠、愚孝是不合時宜的，但忠孝觀念還有價值，這就需要我們繼承、轉化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很多東西頗具現代價值，隻不過需要我們補充新的文明素養，并與之相結合。
學人簡介
郭齊勇，1947年生，湖北武漢人。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國學院院長、孔子與儒學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級教學名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國際中國哲學會副執行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暨學術委員，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
曾被邀請為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德國特裡爾大學客座教授、台灣政治大學客座教授、日本關西大學特聘研究員。應邀到哈佛大學、慕尼黑大學、萊比錫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首爾大學等十餘所國際知名學術機構講學。出版著作8部。
代表著作：
《中國哲學史》
《中國儒學之精神》
《熊十力哲學研究》
《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
《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
《郭齊勇自選集》
(來源：深圳特區報 2013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