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武

李達的名字，是與中國共産黨的創建聯系在一起的，也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聯系在一起的。從1919年起，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中，李達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闡發與中國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今年10月2日，是李達120周年誕辰。為了紀念這位中國馬克思主義先驅者，在這裡對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中留下的思想足迹，作一曆史的追尋。

提出“馬克思學說與中國”論題

李達在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活動中，就已自覺探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關系問題，思考如何使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大地上紮根生長、開花結果。1923年，他發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一文，指出馬克思學說在中國，已由介紹的時期而進到實行的時期了，但中國共産黨人如何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中國社會，中國無産階級應該為解決中國問題做怎樣的準備，這些問題卻尚未解決，因此必須認真地提出并讨論“馬克思學說與中國”論題。

對此，李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國無産階級處在這樣的經濟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國共産黨乘機起來組織無産階級，企圖社會革命，在理論上在事實上并不是沒有确實的根據的。至于中國無産階級對于目前的政治運動，究應怎樣決定，這一點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上并未為中國共産黨籌畫，若按照目前中國國情，參照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蘭瑞士德國共産黨設下的計畫，也可以定出一個政策來。”在這裡，李達提醒中國共産黨人，制定解決中國問題的計劃，求得解決中國問題的答案，當然需要從馬克思那裡獲得指導和啟示，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國情相結合，決不能離開中國國情來照抄照搬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即使是《共産黨宣言》也不能為解決中國問題提供直接的計劃和現成的答案。中國共産黨人隻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獲得解決中國問題的計劃和答案。

在文章中，李達還思考了一個頗有遠見的問題：“假使中國無産階級能夠掌握政權，該采用什麼政策？”他的回答是：“我覺得一個國家的政策，總要根據當時産業的狀況和文化的程度來決定，有産階級的國家是這樣，無産階級的國家也是這樣。”如對于《共産黨宣言》中所說的無産階級掌握政權後的十項措施，李達就認為，根據馬克思所說，這些措施隻有在最進步的各國才能采用，而且隻有最進步的各國無産階級執政時才能采用；而在落後的中國，情況就不相同，“假使中國無産階級能夠掌握政權，當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權力把私的資本主義促進到國家資本主義去。那麼，将來采用的政策當然可以根據國家資本主義的原則來決定了”。

李達的這些論述雖然都是初步的探索，但他明确提出“馬克思學說與中國”論題，開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關注和反複思考，實為探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發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上有着重要的意義。

探讨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特殊性

如何認識中國國情？如何看待中國國情的特點？如何根據中國國情來進行中國革命？這些是李達在提出“馬克思學說與中國”論題後進一步思考的重要問題，也是當時中國共産黨人所亟須解決的重大問題。20世紀20年代後期，李達在一系列著作中對這些問題予以了集中而深入的闡發。

1926年，李達的《現代社會學》一書問世，書中對“中國社會問題之特性”進行了專門探讨。他指出，近代中國種種社會問題，是伴随鴉片戰争後資本主義在中國迅速發展而來，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與中國社會問題，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國社會問題雖亦同為資本主義之産物，然其發生之理由，乃因産業之不得發展，與工業先進國因産業發展過度而發生之社會問題大不相同，此其特性也。”在他看來，認識和把握近代中國産業的特殊性，是認識和把握近代中國社會問題的關鍵。

1929年，李達寫了《中國産業革命概觀》一書，對中國産業革命問題進行了具體考察。他通過大量統計資料的分析，指出中國自近代以來雖已開始産業革命，但中國産業革命與歐洲産業革命就其原因與内容來說頗不相同。大體上說，歐洲産業革命是自力的，是因自力的充實由國内而逐漸展開以及于世界；中國産業革命則是外力的，是因外力的壓迫由世界而滲入國内。這就使得中國産業革命有其特殊性，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發展，而是半殖民地這一特殊曆史環境下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社會的新生産力，不僅受到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的阻礙，而且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限制，這就使得中國産業革命和經濟發展步履維艱。

李達進而指出，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中國革命，即是要打破這種經濟的混亂和政治的混亂，求得中國産業革命和經濟發展的新的出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中國産業發展的兩大障礙，也是中國革命的兩大對象。這也就是說，中國革命的發生，從經濟根源上看，實際上是中國産業革命的結果，是在中國發展新的生産力的需要。他由此得出結論說：“要發展中國産業，必須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廓清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樹立民衆的政權，發展國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

從中國國情出發，李達又對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作了深入分析。他在1929年出版的《社會之基礎知識》一書中指出：“中國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時又是半封建的社會。所以為求中國的生存而實行的中國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國主義，一面要鏟除封建遺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質，後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其必然的歸趨，必到達于社會革命，而與世界社會進化的潮流相彙合。”這就明确揭示了中國革命所包含的兩重性質及其社會主義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與複雜性，對如何根據中國國情來進行中國革命予以了具體說明。

“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

20世紀30年代中期，李達的《社會學大綱》與《經濟學大綱》兩部巨著相繼問世，成為系統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這兩部書盡管都采用了教科書的形式，但絕非隻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泛泛介紹，而是力求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明和解答中國問題。因此，他在《經濟學大綱》中提出“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作為闡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方法論原則。

在《社會學大綱》一書中，李達從哲學上對這一方法論原則作了說明：“唯物辯證法的任何原理都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因而所謂超越時空而都妥适的矛盾解決的實例是決不能有的。”

在《經濟學大綱》中，李達則把這一方法論原則貫穿全書始終，強調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曆史科學，認為：“曆史上的各種經濟形态的發展法則的特殊性，以及順次由一種形态推移到次一形态的轉變法則的特殊性，是科學的經濟學所要集中其注意力的焦點。”“經濟學的任務，在于暴露各種經濟形态的發生、發展及其轉變的特殊法則。”對于當時中國經濟學界忽視、漠視中國經濟研究的狀況，他提出了尖銳批評：“從來的中國的經濟學，或者隻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者并行的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但對于中國經濟卻從不曾加以研究。這些經濟學專門研究外國經濟，卻把中國經濟忽略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是極大的缺點。”他認為：“除了研究曆史上各種順序發展的經濟形态以外，還必須研究中國經濟。隻有這樣的研究，才能理解經濟進化的一般原理在具體的中國經濟狀況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體的經濟理論，才能知道中國經濟的來蹤和去迹。”循此方法論原則，李達在書中對中國經濟進行了多方面考察，特别對中國前資本主義經濟及其向資本主義經濟轉化問題進行了專門闡發。

馬克思主義大衆化的可貴探索

新中國成立後，李達研究和闡發馬克思主義的重心，轉向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宣傳，為馬克思主義大衆化作出了可貴探索。他寫于20世紀50年代前期的《〈實踐論〉解說》與《〈矛盾論〉解說》，成為毛澤東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的名篇。在兩書中，李達通過對《實踐論》與《矛盾論》的逐段解讀，對文本的基本思想、重點和難點進行了細緻講解和清楚說明。

李達解讀工作的一個特點，是重視從哲學史入手來講解和說明文本。如對《實踐論》開篇所論：“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曆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系，即認識對生産和階級鬥争的依賴關系。”李達在講解中，即以費爾巴哈作為馬克思以前唯物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對其唯物論及其實踐觀進行了重點論析，指出盡管費爾巴哈也把實踐作為認識的基礎，但由于他隻把人看做是自然的人而不是社會的人，因此他主張的隻是抽象的自然主義的實踐觀，并不能真正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性。這就把《實踐論》的這一論斷，通過哲學史的說明而具體化了，使之易于了解和把握。

李達解讀工作的又一個特點，是注意引入實際事例來講解和說明文本。這些事例有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中國共産黨思想史上的複雜鬥争，也有新中國成立後人們生活中所出現的典型事例。如對《實踐論》中“隻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标準”一段，他舉了馬恒昌生産小組和李順達領導西溝村農業生産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對《實踐論》中關于“由感性到理性之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的論述，他舉了朝鮮戰場上志願軍郭忠田英雄排戰勝美軍的例子來進行闡發。通過這些實際事例，李達拉近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民衆現實生活的距離，搭建起彼此往來、相互溝通的橋梁。

對于李達的這些工作，毛澤東曾予以高度贊揚：“這個《解說》極好，對于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關于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作幹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寫些文章。”

李達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中留下的這些思想足迹，不僅屬于曆史，而且啟迪今人。總結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貢獻，推進今天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與大衆化，正是對這位中國馬克思主義先驅者的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