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訪者：郭齊勇 BEAT365唯一官网教授、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

記者：郭先生，您是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最近幾年國學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

您個人認為是好事還是壞事？

郭：國民有義務了解國家、民族的曆史文化及其典籍。現在，國民有了這種需求，當然是一件好事。我們要善于調動并創造性地轉化本民族的文化思想資源，使之成為現代化事業的正面、積極的力量，促成現代化的健康發展。

記者：以《論語》為代表的儒家經典在當今社會有什麼意義？

郭：我為最近由嶽麓書社新出版的《四書章句集注》寫了一篇導讀，集中論述了這個問題。“四書”之于中國，如同《阿含經》之于印度，《可蘭經》之于阿拉伯，《新約》《舊約》之于西方。“四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讀“四書”，不知道做人的尊嚴、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以及性情的調和。按梁啟超先生的說法，《論語》《孟子》等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着中國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們既做這社會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緻和共同意識生隔閡。也就是說，《論語》等儒家經典在當今社會，仍然是民族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的核心，是健康的法治社會的基礎。科學家楊振甯少年時代背過《孟子》；吳征镒承家訓，以《中庸》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自勵勵人，可見四書對人性的養育和文明社會的養成是有益的、積極的。

記者：北師大于丹教授在央視解讀《論語》，在大衆中引發讀《論語》熱潮。這種傳播方式，跟以往學者在書齋研究，不完全一樣。您怎麼看待？

郭：于丹教授迎合了民衆想了解文化寶典的心态，利用了現代傳媒。曆史上《論語》本來就是家傳戶誦之學，現重新複興于民間。于丹對推動讀經典起了很好的作用，但這熱潮要引向深入，不能老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一定要深化。怎麼提升？作為講者，至少要把朱子的《論語集注》、劉寶楠和劉恭冕父子的《論語正義》、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楊樹達的《論語疏證》認認真真地一一啃過，才能講好《論語》。

記者：于丹教授對經典的一種生命感悟式的解讀，在解讀中有些地方是個人一己之得，您認為在經典文本的釋讀中，這種個人一己之得在傳承經典的過程價值何在？在儒家的兩千多年的傳播中，有沒有類似的情況，比如好下己意的宋人？

郭：您不了解宋人，宋人的經典解讀并不是所謂好下己意。宋人的義理是在訓诂的基礎上發揮的，又是當時從内部消化佛學，重建中國人的終極信仰及形而上學、宇宙論的精神創造，那不是随心所欲的解讀所能比拟的。

記者：清末以來，有人将中國傳統學術分為漢學和宋學，也就是“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的區分，這可能是受到近代西方學術思潮影響的結果，那麼，在純粹的學術研究上，似乎存在着這兩種方式，您認為在今天，這兩種方式的利弊何在？

郭：至于漢學與宋學，說來話長。漢學并不等于“我注六經”，宋學也不等于“六經注我”。學術史上有關漢宋之争有很多深入的讨論。正如錢穆先生所說：“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于宋學之高下淺深為判……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中國經典诠釋過程中，窮途當變，每轉益進，而仍一脈相承。

記者：于丹因講《論語》，也引起了争論，支持的反對的聲音都有，您怎麼看這種争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