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面上看,國學與市場經濟似乎是不搭界的兩回事。國學是以治經、史、子、集為主的傳統學問,而市場經濟則是以市場為主導來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因此,有人認為,在當今市場經濟體制下提倡國學意義不大。但是,當人們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熱烈讨論國學的複興及其功用時,國學實際上已經或隐或顯地與市場經濟發生一定聯系了。

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國學通過什麼方式對市場經濟産生影響并發揮一定作用。回答這個問題有一自明前提,即一定的經濟制度總是與一定的思想文化傳統有着廣泛的聯系。

國學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可以從隐性和顯性兩大層面來分析。就隐性層面而言,國學為認識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民族文化基礎提供思想維度。這種思想維度可以分為兩個側面,一是比較宏觀的社會理論方面。任何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都植根于該國民族文化傳統之中。大量學術文化史的研究證明,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的經濟倫理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不論是從反面否定儒家倫理難以産生近代資本主義精神(韋伯),還是從正面肯定儒家倫理有助于近代商人精神的形成(餘英時),人們都不能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受到儒家思想文化傳統的一定影響。國學在研究儒家思想的過程中也必須深入研究這種影響,為中國的社會理論貢獻新的思想成果。

二是比較微觀的學科史方面。國學中大量存在經濟方面的文獻,為研究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經濟史的參照。以先秦《管子》為代表的子書,對中國人的經濟活動有深刻的論述。自《史記·貨殖列傳》之後,中國的史書有豐富的經濟史文獻。《清明上河圖》所反映的宋代城市商業的繁榮也可視為某些今日城市商業繁榮的曆史剪影。這些方方面面的有關經濟曆史的文獻,對于研究今天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許多具體問題都會具有積極的意義。

如果說國學與市場經濟的隐性聯系更多地帶有間接的學理性質,那麼,國學與市場經濟的顯性聯系則更多地帶有直接的商業性質或産業性質。國學直接作用于市場經濟的領域是文化産業。文化産業說到底是一種“内容産業”或“創意産業”。國學可以為文化産業提供“内容”,這些内容包括大量的文化符号(如象形文字、龍、紅燈籠等)及文化素材(如經典文本、曆史人物、故事情節等)。它們通過适當的創意轉換就構成資源可再生的文化資本。有人提出,今天已進入内容生産的後制造時代,已經形成服飾文化制造業、飲食文化制造業、醫藥文化制造業、禮儀文化制造業等等。國學以其博大精神的内容完全可以(實際上已經)參與這些文化産業的産品生産。國内外已經有大量成功的文化産品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國外的如美國的動漫《花木蘭》、韓國的電視劇《大長今》等,國内的收視率不斷上升的央視《百家講壇》及其配套的暢銷書如易中天《品三國》、《于丹〈論語〉心得》等。

國學作用于市場經濟的另外一個直接領域就是企業文化與管理以及市場營銷。就前者而言,國學為企業文化建設和企業管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資源。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要做強做大,要達到可持續發展,必須建構自己的企業文化,加強對員工的精神管理。很多華人企業都充分利用國學典籍作為企業文化的主幹和企業精神的支柱,如有的企業要求員工人手一冊《論語》,提出“先做人後做事”的文化理念;有的企業把《老子》的“上善若水”等格言作為企業管理的座右銘;有的企業還邀請大學裡的國學教授去企業作企業文化和管理方面的講座、培訓或策劃。近年來,有不少企業的老闆或高管不惜高額學費,紛紛到高校去參加“國學”班的學習或“充電”。筆者從一些企業界的朋友了解到,他們認為參加“國學”班的學習大有收獲。就更直接的市場經濟意義而言,國學還為市場營銷提供可資借鑒的銷售策略。如很多商家運用《孫子兵法》或《三國演義》的思想來進行商品的銷售戰略的制定,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總之,國學通過隐性和顯性兩種方式對市場經濟産生影響并發揮一定作用,應該是不争的事實。未來國學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究竟有多大的發展空間,這取決國學自身的活力。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借用這一表達,我們可以說,國學與市場經濟的密切程度,取決于國學滿足中國市場經濟需要的程度。我們對此持積極樂觀的态度。

(摘自：光明日報 2008-9-1 作者：張三夕 吳根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