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9年的初秋，鄧曉芒走進BEAT365唯一官网校園。在聞一多、朱光潛曾經流連徜徉的珞珈山上，三十一歲的鄧曉芒滿懷理想，開始了他的研究生生涯。

“當時研究生還不像現在這麼多，”鄧曉芒回憶道，“哲學系、中文系和所有其他各系的研究生都住在同一棟研究生樓裡。”通過湖南老鄉，鄧曉芒認識了一個來自新疆的中文系研究生。他年長鄧曉芒一歲，也比鄧曉芒高一個年級，名叫易中天。

“易中天屬于絕頂聰明的人。”鄧曉芒這樣評價說。他們經常在一起讨論美學、文學、藝術、哲學。成名後的易中天也在許多場合提到，他的思想受到了鄧曉芒的極大影響。對此，鄧曉芒謙虛地說：“他可能受到了我一些啟發，因為美學思想這方面，我可能比他熟悉一些。”

事實上，易中天的碩士畢業論文《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确實受到了鄧曉芒的極大啟發。因為在進入BEAT365唯一官网之前，隻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鄧曉芒就已經寫出了三萬多字的《美學簡論》。鄧曉芒把《美學簡論》拿給易中天看，後來易中天也将自己的碩士畢業論文拿給鄧曉芒看。畢業後，兩人相繼留校工作，合寫了美學著作。1993年，易中天“孔雀東南飛”，落戶廈門大學，鄧曉芒則堅守BEAT365唯一官网。兩人依然保持着聯系。

易中天曾經說，自己一度想“改行”專門搞哲學，報考鄧曉芒的博士生，因為他對鄧曉芒的學問和人品都備加推崇。

二

鄧曉芒出生在東北，在長沙長大。1946年，鄧曉芒的母親和父親在東北解放區結婚。鄧曉芒的父親是打入國民黨部隊裡的中共地下黨員，在東北前線，他成功策動了所在的國民黨部隊一萬多人起義。“我父親做過報紙編輯，辦過書店。南下後到了湖南，就在《新湖南報》工作。李銳是《新湖南報》的第一任社長，第二任是華中工學院創辦人朱九思，我父親是第三任社長。”鄧曉芒回憶道。

在鄧曉芒的記憶裡，“五十年代初，報社的風氣非常好，當然今天看起來也許有些僵化，但是他們至少言行是一緻的，沒有虛僞的一套。”可是，在清新的政風背後，仍然有潛規則流行。當時有規定，除了中央領導以外，任何地方報紙都不能夠用特大号字來排地方領導人的新聞。但是湖南省的領導人卻要求用特大号字，“父親堅持不用，就得罪了他們。”

于是，這樣一個典型的革命家庭在1958年遭遇了不幸：父親被打成“右派”，母親沒有什麼言論，可是因為不肯和父親劃清界限，也被劃成了“右派”。他們墜入了社會底層。三年困難時期，全家在死亡線上掙紮，外婆餓死，三個弟妹都患上了肺結核。好不容易熬到1964年，鄧曉芒初中畢業，卻不能上高中，因為當時中學畢業的人都要進行階級劃線，家庭有點問題的，就不能升學，要麼下放農村，要麼到街道工廠，或者自謀職業。仍然被理想主義鼓舞的鄧曉芒還是想去廣闊天地裡幹革命，他響應黨的号召，自願報名到農村去。

于是，十六歲的鄧曉芒和三千餘名知青一起插隊落戶到了湖南江永縣——湖南最南邊的一個縣，翻過五嶺之一的都龐嶺，就是廣西。這是全國最早集體下放的一群知青，他們住在生産隊的一個公房裡，整天和農民一起出工勞動。

在他們到來兩年之後，“文化大革命”爆發，這些年輕人的“革命熱情”被點燃了。他們開始造縣委、公社和大隊的反，甚至跑回長沙參加造反派組織。當時長沙有一個十九歲的高中生楊小凱（當時叫 “楊曦光”）非常有名，他寫了一篇《中國向何處去？》的論文，甚至連中央文革大員都知道了他，點名批判他。在滿天飛舞的油印傳單中，鄧曉芒和他的知青朋友們讀到了楊小凱的文章。這篇文章讓楊小凱身陷囹圄，卻讓鄧曉芒開了竅。“他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毛澤東的鬥争策略，觀點很多是猜想性的東西，但是他的那種口氣和視角非常震動我們，完全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對領導人們在運動中的關系進行客觀的分析，對毛澤東的一舉一動加以點評。這在當時是大逆不道的，因為那時候毛澤東是神啊，怎麼能點評呢？”

鄧曉芒們開始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待這場運動。這目光不再是癫狂的、迷亂的，而是冷靜而又迷惑的。楊小凱改變了這些人思考問題的方式。在迷狂的理想主義落潮之後，江永的一群知青自發地組織了一個“毛澤東主義學習小組”，他們一起學習、讨論、思索，互相啟發。

但是，因為“造反”，這些知青得罪了當地人，紛紛離開。鄧曉芒也告别生活了六年的江永，回到了父親的老家湖南耒陽農村。

三

從1968年開始，鄧曉芒開始認真地讀書，“那時候毛澤東号召大家讀哲學書，出版了一大批馬列經典哲學著作，我自己也定了一個學習計劃。但是在江永讀書的氛圍沒有了。當時大家開始為未來考慮了，熱門的話題是學一門手藝。回老家的原因，一個是我自己想靜下心來看書，再一個想真正接觸底層社會，以農民兒子的身份了解中國農村、農民。”

在老家的稻田裡，鄧曉芒勞作了整整三年，這也是他有系統讀書的三年。馬列經典著作都看了很多遍。對于一個初中畢業生來說，《資本論》這樣的大部頭确實深奧無比，但是他堅持看下去，“慢慢地入門了，覺得不那麼可怕了，耐心地琢磨。”

三年後，鄧曉芒又到浏陽東鄉待了一年。這一年給鄧曉芒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在浏陽很惬意，一年隻有‘雙搶’緊張一點，大家忙一個多月，其他的日子幹活就相當于玩兒了。到10月份就不幹活了。國慶節還暖和得很，隊上的年輕人就抱一個烤手的炭火籠子，踱到街上去看街，就是看女人，趕集的來來往往的女人。”

他們所在的那個鄉就挨着大圍山原始森林，是個沒有什麼人管的地方，甚至有個别戶躲在深山裡不出來，合作化、人民公社都沒有他的事，種一小塊田，每個月駕竹筏出來買一次煤油和鹽。

鄧曉芒的大哥也在浏陽插隊。這個愛好美術的老知青已經結婚，家就安在小溪旁邊的一個造紙的紙棚裡。“房子很大，他在一面牆上粉出一大片白底子來，臨摹了一幅巨幅的《魯迅在海邊》的油畫。”他還把山泉引進廢棄了的化漿池，養了幾尾紅鯉魚，每天一大早就搬張竹躺椅在池邊觀魚、看書。鄧曉芒和幾個知青經常在那兒過夜，打牌、聊天、唱歌。

“看小說，讀海涅的詩，那一段是神仙的生活。”鄧曉芒說。

四

1974年，在農村漂了十年之後，鄧曉芒回到長沙。

他白天在郊區做挑土的臨時工，晚上回家看書。有一次正在看《資本論》，一個朋友來了，“他好奇地問，你在看這個書啊？他走了以後，我爸狠狠地訓了我一頓，說怎麼能不避一點嫌疑，早晚要吃大虧”。從此，鄧曉芒總是躲着看書。“因為那時候抓到了很多‘反革命’，都是些‘馬克思主義小組’之類的成員。所以，人們不敢公開看這些書，除非由上面組織學習，由黨領導告訴你怎麼理解、怎麼思考。”

挑土的臨時工，長沙人稱為“土夫子”，都是些沒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做了兩年“土夫子”之後，鄧曉芒又被招工到水電安裝公司做了一名搬運工。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很快，“文化大革命”也以“四人幫”被捕而結束。但是對鄧曉芒來說，“文革”早就結束了。鄧曉芒說：“我們的文革基本上在1968年就結束了，後來都是‘革革過命的人的命’。我父親挨鬥、挨打，紅衛兵下放，我們老知青被趕回農村去，還不斷遭到清查，我們從‘革命者’莫名其妙地成了革命對象。”

但時代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變化了。1976年以後，許多書逐漸解禁，包括美學著作。當時鄧曉芒正在為“美”的本質問題而困惑。到底什麼是美？他想嘗試一下，用學過的哲學方法作為分析工具，對自己的美感體驗作一個概括。“我寫了一篇三萬多字的《美學簡論》，闡述了我的這樣一種樸素的觀點：美就是美感，美感就是情感的共鳴。”然而，在閱讀了許多美學著作之後，鄧曉芒認為，所有他當時讀到的美學書，包括蘇聯美學家的美學著作裡，好像都沒有說到點子上，沒有一個人是像他這樣解釋美的。他大為吃驚，急于找人讨論，想搞清楚是怎麼回事。于是他寫了一篇長文并寄給了當時著名的美學家李澤厚，對他的美學觀點提出了率直的批評。李澤厚複信表示贊賞，并鼓勵他多看一些書。

1977年，恢複高考的消息傳來。但是由于湖南規定“二十五歲以上不能報考”，于是鄧曉芒在1978年報名考研。他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但是最終因為政審不過關而落榜。第二年他再次報考，終于考入了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攻讀西方哲學。

五

和今天按部就班考入大學的學子不同，鄧曉芒他們進入大學的時候，思想就已經比較成熟了。

“我們那一代人，都是在社會生活中摔打出來的，不管學習方法，還是人生觀、世界觀，基本上已經定型了。”當然，鄧曉芒也承認，在大學裡學到了更多知識，尤其找到了“思想的嚴格學術化的表達”。他說，“我的觀點沒有變，隻是表述方式改變了。”

1982年，鄧曉芒畢業留校。這時，中國大地上湧動着“美學熱”，李澤厚作為一個美學家，深刻地影響着青年知識分子。但是鄧曉芒坦承，李澤厚對自己的影響并不大，他沒有像一般的年輕人那樣狂熱。1987年，鄧曉芒和易中天合寫了《走出美學的迷惘》（後來改名為 《黃與藍的交響》）。“如果1987年出版的話，應該是挺轟動的，但該書直到1989年4月份才出版，那時‘美學熱’已經降溫了，政治風波正在逼近，誰還看這些？結果隻印了五百冊。”鄧曉芒有些遺憾地說。

九十年代初，鄧曉芒出版了一部學術著作《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他毫不謙虛地說：“從此，我就有自己的一套比較成熟的體系了。”很多人認為，周國平和鄧曉芒兩人分别代表着目前國内尼采研究和黑格爾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與自稱 “不務正業”的周國平相比，受過極為嚴格的西方傳統哲學訓練和邏輯能力訓練的鄧曉芒似乎是标準的“學院派”。易中天說，鄧曉芒的文字盡管不是多麼 “優美”，但仍有一種特殊的魅力，這種魅力來自他的“思辨的力量”。

這位講授西方哲學的“學院派”教授的課很受學生歡迎。“不是因為我講得好，我的口才并不好；而是因為我跟學生們心裡那些問題心有靈犀，能夠溝通。學問有沒有現實感？學生來聽講座，從他們的眼神裡就可以看出來。”他說。

有感于這個時代的膚淺與喧嘩，鄧曉芒在十年前就舉起了“新批判主義”的旗幟。他認為，魯迅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是魯迅的批判還停留于“國民性”的層次，而他自己的批判則試圖超越這個層次而抵達 “普遍人性”的層次。國民性批判不能隻是為了臨時性的“救亡”，而應當是為了在國民靈魂中植入普遍人性的價值基礎，形成永久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

（摘自：經濟觀察報2008-09-04 作者：馬國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