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剛剛複出的鄧小平自告奮勇分管教育，改革的春花在科教領域最早綻放。由“臭老九”到“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由“造原子彈不如賣鹵雞蛋”到“知識富翁”，改革30年演繹了——

陶德麟是我國著名哲學家。1992年至1997年，擔任BEAT365唯一官网校長。1961年，李達受毛澤東委托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陶德麟為主要執筆人。1978年夏天，陶德麟參加真理标準讨論并作大會發言，此後發表多篇論文，系統論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批駁“兩個凡是”，在全國影響很大。

值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陶德麟教授就真理标準讨論和我國科教事業30年發展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文革”中期以後我對“文革”根本懷疑了：違背常識的謬論不可能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

問：30年前真理标準問題大讨論為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了先河，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打下了哲學基礎。您當時是在什麼思想基礎上參加這場讨論的？

答：真理标準問題成為全國讨論的中心，是由當時曆史背景決定的。我隻是同理論界的一批同志一起做了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1年毛澤東主席委托李達同志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時，我被指定為主要撰稿人。我從30歲到35歲一直在努力做這件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爆發，李達同志被誣陷為“黑幫頭目”，很快就含冤去世。我也被打成了“黑幫分子”，遭到殘酷批鬥。第二年我又以李達翻案的罪名被打成“5·16分子”，在農村勞動改造八年，全家都受牽連，境遇更加慘苦，隻好用“九死一生”來概括了。1974年李達同志在毛主席和周總理幹預下平反後，我的境遇稍有改善，回到了教師隊伍，但仍然屬于“有嚴重問題的人”，活動是受到限制的。“文革”的現實迫使我不能不思考。起初我想不明白，但到“文革”中期以後我就對“文革”根本懷疑了：那麼多有貢獻的老革命家和知識分子，成千成萬的老百姓，怎麼可能是“敵人”呢？一方面批判英雄史觀，一方面又掀起狂熱的個人崇拜；一方面講認識過程中錯誤難免，一方面又說領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一方面講生産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一方面又鼓吹上層建築決定論和精神萬能論。這些根本違背馬克思主義、違背人的健全常識的謬論怎麼可能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呢？我相信我們的祖國也許正在歧路上彷徨，但不會就此沉淪，災難總有盡頭，光明終将出現。1974年我寫過一首小詩“臨歧自古易彷徨，莫問楊朱淚幾行。心境長随天上月，如還如玦總清光。”正是這種信念支撐着我有勇氣生活下去。

“文革”之所以能發生，是因為有一套理論作支撐；而這套理論的基礎主要是兩個荒謬的哲學觀點。

問：打倒“四人幫”後，您都想了些什麼？

答：1976年10月一聲驚雷，粉碎了“四人幫”，舉國歡騰，以為“文革”的錯誤可以徹底糾正了。但是不到四個月，“兩報一刊”的社論就宣布了“兩個凡是”，一下把人們打進了悶葫蘆。“兩個凡是”明明就是“句句是真理”的翻版，等于宣布“文革”的一套東西還要繼續下去，希望又渺茫了。

1977年9月，我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請柬，要我去北京參加紀念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發表40周年的讨論會。那時我所在學校的領導還是按“文革”的基調把我看成有問題的人，不同意我去。經過抗争，我才到了闊别多年的首都。劫後重逢的師友們噙着熱淚同我擁抱握手，說“你受苦了”，“想不到我們還能見面！”那感人的場面是我終身不能忘記的。我們的議題很自然地集中到一點：“文革”的浩劫怎麼竟會在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裡持續十年之久？這樣畸形的曆史會不會重演？怎樣才能防止重演？同我交換意見的同志都認為，“文革”之所以能發生，是因為有一套理論作支撐；而這套理論的基礎主要是兩個荒謬的哲學觀點：一個是在真理面前沒有平等可言；另一個是檢驗真理的标準不是實踐而是領袖的“最高指示”。隻要認可了這兩個哲學觀點，“文革”的全部“理論”都可以順理成章地炮制出來，甚至要炮制更荒謬的“理論”也毫無困難。而這兩個觀點經過“文革”的反複強化宣傳，已經使很多人陷入迷醉，分不清是非了。這就是問題的症結。不從根本上駁倒這兩個哲學觀點，就談不上糾正“文革”的錯誤，也不能防止“文革”的變相重演。但是，“兩個凡是”設置了禁區，政治壓力極大，當時還找不到突破禁區的方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發表了。我遠在武漢，而且很不自由，并不了解這篇文章的寫作由來和背景，不知道早在1977年5月鄧小平同志就批評了“兩個凡是”，也不知道胡耀邦同志和中央黨校的同志、《光明日報》的同志為此做了艱苦的準備工作。但我意識到一場艱巨的思想鬥争已經拉開序幕,已經有參加鬥争的思想準備了。

面對是“舉旗還是砍旗？”的诘問，我發言：“文革”在真理标準上是以“語錄标準”和“權力标準”取代了實踐标準。

問：您是怎樣去參加真理标準讨論會的？您在這場鬥争中做了哪些工作？

答：1978年7月4日，我收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請柬，說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理論與實踐問題哲學讨論會”（實際上就是真理标準讨論會），請我出席并準備發言。又是經過了與學校領導的抗争，我終于到北京參加了讨論會。大家都知道當時的中央最高領導對這次會議是不支持的。會議代表多數說話非常謹慎。有的代表還悄悄對我說他們省的領導打招呼叫他不要發言，聽聽就是。

16日晚上哲學所的邢贲思同志找我去開了領導小組會，點明了讨論的主題，分了六個組，我是一個組的副組長。17日先開全體大會。下午分組讨論時空氣就緊張了。有位代表站起來質問：“這是個什麼會？是舉旗還是砍旗？”說完就憤而離席。這中間還傳來中央某領導同志要禁止開會的消息。但會議領導小組還是堅持開會。大會發言的代表多數是堅持實踐标準的。23日下午我作了大會發言，題目是《關于真理标準的幾個問題》，陳述了三個問題：（1）在實踐标準之外另立真理标準是理論上的倒退，“文化大革命”的哲學基礎就是在真理标準問題上以“語錄标準”和“權力标準”取代了實踐标準。（2）理論不是檢驗真理的标準，理論本身也要經過實踐檢驗才能判定它是不是真理。（3）回答幾個诘難。這個發言旗幟比較鮮明，反響比較強烈。同年《哲學研究》第10期發表了這篇發言，由于多種考慮，删去了前兩部分。

此外，會議期間我把毛主席1950年到1952年給李達同志的三封信影印件交給了《哲學研究》。信中說到《實踐論》中有一處“不妥”，《矛盾論》中有八個字“應删”，這表明毛主席本人并不認為自己的話“句句是真理”。經黨中央批準，1978年12月25日《哲學研究》12期發表了這三封信，全國各大報刊轉載，對駁斥“兩個凡是”起了重要作用。

總之，經過這次會議，我仿佛從陰暗的囚籠裡一下跨到了晴明的原野，精神解放的喜悅難以言語形容。在讨論會之後“砍旗”之說也還時有所聞。但鄧小平同志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充分肯定了真理标準讨論的意義，緊接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又高度評價了真理标準讨論的意義，大局就根本扭轉了。

真理标準讨論奠基改革開放，但打破文革後“沉悶空氣”的第一朵報春花要數全國科學大會。

問：您認為真理标準讨論對我國科教事業的發展起了什麼作用？

答：真理标準讨論對解放思想的作用遠不限于科教領域，但對科教領域的作用也是決定性的。我國的科教事業在建國後的17年中有巨大的成績，舊中國不可比拟。但不可否認，對科教的作用的估計始終有“錯位”的問題。主要原因有兩條：一條是對知識分子的估計出了偏差，一條是對科教的估計出了偏差。這種偏差給“文革”的全面錯誤埋下了後患。那時認為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産階級的，是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即使是入黨多年的知識分子也還是屬于資産階級的一部分。提倡與工農相結合本來沒有錯，但對怎樣結合的解釋非常片面，隻強調知識分子向工農學習，脫胎換骨地改造資産階級世界觀；總是把腦力勞動擺在體力勞動之下，甚至知識分子的工作算不算勞動也成了問題。在教育方面也有不少違背規律的觀念和政策，例如批判“白專道路”、“拔白旗”等等。到了“文革”十年就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鼓吹“知識越多越反動”；把學校說成“資産階級統治的局面”。這就造成了極大的災難。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抓了整頓，科教工作有了起色。但“批鄧”一來又回到原點，甚至還變本加厲了。

應該說，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兩年中央已經在糾正這方面的錯誤，特别是鄧小平同志1977年恢複工作前後提出了許多撥亂反正的觀點，作了許多極為重要的部署，高考就是那時恢複的。他第一個明确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曾經把他們（知識分子）看作是資産階級的一部分。這樣的話我們現在不能繼續講。”“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一定要在黨内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他在《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的談話中，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更是全面闡述了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1988年他提出的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命題，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又是對當今世界特征的新概括，确實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鄧小平同志的有些話是在真理标準讨論之前講的，當時就起了振聾發聩的作用，實際上是真理标準讨論的前導。真理标準讨論又為徹底清除“兩個凡是”的基礎提供了哲學依據。如果不從哲學上恢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一科學論斷的權威性，科教從“錯位”到“歸位”是不可能的。

從“臭老九”到“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鄧小平重新界定知識分子。由“重物”到“重人”——知本的提出，是知識價值的飛躍。

問：您認為這三十年來我國科教事業發展的曆程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答：從十四大到十七大，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一直堅持科教興國的戰略方針，局面之好是曆史上空前未有的，我們确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這些成就是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導下不斷地解放思想才一步一步地取得的。但是，思想解放沒有盡頭，實踐沒有止境，探索沒有終點。進一步發展科教事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幾個問題特别需要注意：

第一，以人為本。科學技術是由人掌握的，可以起正面作用也可以起負面作用，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全看人怎麼掌握和利用。近代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動力是資産階級追求最大利潤的欲望，幾百年來它确實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也帶來了許多負面效應，給人類造成了許多災難。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科學技術的價值取向與他們不同，根本的目的是為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服務。發展科學技術在任何時候都必須以人為本，為祖國的振興和人民的福祉服務，要全面、協調、可持續地發展，盡可能地避免負面效應。

第二，自主創新。科技無國界，世界的一切科技成就我們都要借鑒吸取，但立足點必須是自主創新。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

第三，尊重人才。沒有人才就談不上科技的發展。要進一步尊重人才，培養人才，造就人才，羅緻人才，創造條件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才的作用，要在全社會進一步提高對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認識，造成濃厚的氛圍。

第四，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并重。不掌握自然規律，人就是自然界的奴隸；不掌握社會科學，人就是自己的奴隸。中央一再指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同等重要。目前社會上對社會科學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我認為應當進一步提高，還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摘自：湖北日報2008-10-23記者：楊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