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大讨論發出思想解放的先聲，被公認為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沒有親曆過那段曆史的人們可能很難想象，為何一場讨論竟然深刻地影響了一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30年後的初冬，在珞珈山的寓所，曾親身參與讨論的陶德麟把我們帶回了當年的曆史情境。

沒有這場讨論，無法真正結束文革

“真理标準讨論是曆史的産物，否則根本不會有這場讨論，即使有，可能也隻是學術讨論，這個曆史條件就是——文革。”陶德麟開門見山。一頭銀發的他，聲音洪亮，思路清晰，完全看不出是一位77歲的老人。

提起文革，他語氣沉重。文革十年浩劫，不僅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更颠倒黑白，使成千上萬的人遭到迫害。粉碎“四人幫”讓人們看到希望，但不到4個月，“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發表社論，宣布了“兩個凡是”，給根本糾正文革錯誤設下了政治栅欄。

文革期間，因受“李達三家村”冤案株連，陶德麟被送到農村“勞動改造”長達8年，數次幾乎喪命。他不禁反思：一場荒誕的運動竟然在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持續十年之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四人幫”炮制了一套“理論”，這套“理論”的哲學支柱就是檢驗真理的标準不是實踐，而是領袖的“語錄”。而“兩個凡是”就是“語錄标準”的翻版，等于說文革的一套還要繼續堅持。

“這個問題不讨論清楚，就沒法真正結束文革。”30年後回憶至此，陶德麟仍忍不住激動的心情。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陶德麟意識到，這是在向“兩個凡是”開炮，一場鬥争已拉開序幕。

一個多月後，陶德麟收到中國社科院的請柬，說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理論與實踐問題哲學讨論會”（當時為了避免有人阻撓，采用了這個比較含糊的名稱，實際上就是真理标準讨論會）。這次會議上，陶德麟和胡福明分在一個組，胡是小組長，陶德麟是副組長。胡福明，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最初作者。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乾坤定矣

讨論會經曆了驚心動魄的7天7夜。7月17日分組讨論時，忽然有位代表站起來很氣憤地說：“這是個什麼會？想幹什麼？是舉旗還是砍旗？我不參加了！”說完揚長而去。期間還有傳聞，說黨中央不支持這個會，一位主要領導同志還發了脾氣，但會議還是堅持開了下去。

7月23日下午，陶德麟作大會發言，題目是《關于真理标準的幾個問題》，一個多小時陳述了三個問題：（1）在實踐标準之外另立真理标準是理論上的倒退。林彪、“四人幫”在文革中造成空前破壞的理論基礎就是以“語錄标準”和“權力标準”取代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2）理論不是檢驗真理的标準，正确的理論也要經過實踐檢驗才能證明其正确性。（3）回答幾個诘難。

他的發言受到了多數同志的肯定，反響強烈。《哲學研究》很快公開發表了陶德麟的發言。

12月18日-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鄧小平同志高度評價了真理标準讨論的作用和意義。陶德麟明白，政治上“乾坤定矣”，再也不怕被扣“砍旗”的帽子了。

肅清毒害非一日之功

真理标準讨論會不久，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的陳丕顯就邀請參與讨論的邢贲思、汪子嵩、馬沛文三位同志到湖北來作報告，陳丕顯成為全國最早明确支持真理标準讨論的省委書記。

然而，不是出台一份中央文件就能完全掃除幹部群衆的思想障礙的。經過文革十年的強化灌輸，人們對“語錄标準”的迷信可以說已經根深蒂固了。

一次，陶德麟受邀到漢口作報告，聽衆都是幹部和教師，沒等陶德麟講完，條子已遞上來一大把，問得最多的是：“你講的有道理，但毛主席的話怎麼可能不是檢驗真理的标準呢？”中午，他在會議主持人的辦公室休息時，主持人也如此發問。陶德麟心想，連知識分子的思想都還沒轉變過來，這場讨論真是有必要。他見書架上擺着《毛澤東選集》，靈機一動，取下書，翻出《實踐論》、《人的正确思想是從哪裡來的》等篇目，指着書中原話告訴主持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句話，本身就是毛主席說的。這時主持人才高興地直點頭，說：“是毛主席說的就好，不怕犯錯誤了！”

此外，部分理論界人士雖反對“兩個凡是”，認同解放思想，但對這一命題在學理上還有保留，代表性的觀點有兩個：一是認為“唯一”的說法太絕對化，邏輯證明也是檢驗真理的标準；二是認為實踐隻是檢驗真理的方法或手段，檢驗真理的标準應該是認識的對象。陶德麟深知，這兩個問題如不徹底解決，這一命題就還是沒有真正從學理上站住腳，還可能留下後患。此後，他針對性地發表了兩篇論文，進一步完善了該命題的理論體系。

陶德麟在真理标準大讨論以後的幾年裡，繼續發表一系列相關論文，作了三十幾場報告，繼續強化和深化真理标準讨論的成果。

從不後悔選擇哲學這條路

哲學研究給陶德麟的一生帶來榮譽，也曾讓他遭受苦難，今天他仍堅定地說：“從不後悔選擇哲學這條路。”

鮮為人知的是，陶德麟并非哲學科班出身，1949年，他考入武大經濟系，酷愛文學的他曾任校刊編輯，組織上讓他幫時任武大校長的我國老一輩傑出理論家李達整理報告，他的才華深得李達賞識，還未畢業就被李達選為學術助手，從此一生與哲學結緣。

“一個搞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人，不能像擺攤的小販，天晴了就把攤子擺出來，天氣不好就收攤子。”李達這句話，陶德麟一輩子銘記在心，提醒自己任何時候都要堅持真理。

文革中遭受迫害，在陶德麟看來未嘗不是一件“幸事”。“這麼多年我經常問自己一個問題：批鄧、批孔時，如果當時的當權者要我寫‘跟風’文章，我有沒有勇氣抵制？我還真不敢說。幸好，當年我被打倒了，沒有資格‘跟風’，也就沒有這點遺憾了。”

獲獎感言

真理标準讨論的勝利是當時理論界的一批同志共同奮鬥的成果，我不過是這支隊伍裡的一名小兵，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已。沒有當時的大背景，沒有一批同志的相互支持，我當時即使有這個認識也未必有說話的機會，即使說了話也不頂事。三十年前我就做了這麼一點事，直到現在還有人記得我，我非常感謝大家。

——陶德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