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教授将“中西哲學方法比較”作為第一部分，他指出：中國哲學對“方法”沒有自覺的意識，哲學方法同曆史方法相混淆。中國哲學講究對原典的背誦，在這種背誦中體悟其中的微言大義；而西方哲學則從泰勒斯開始就注重命題的論證，因而西方哲學有一種明顯的線性發展過程。他認為，既然“哲學就是哲學史”，那麼哲學的方法也就是哲學史的方法。

接着，鄧教授詳細地闡述了哲學史的基本方法：邏輯的方法和曆史的方法。邏輯方法有文本邏輯和意義邏輯兩個層次。文本邏輯注重語言分析，以求辨别真僞、疏通義理，也就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小學”功夫。意義邏輯注重闡發文本的意義，在這方面中西哲學有明顯的差别：中國哲學以體驗文本的微言大義為主，而西方哲學以論證為主，而泰勒斯之所以成為哲學家而不是祭司就在于他論證了而不是信仰“水是萬物的本原”這一命題。鄧教授結合西方哲學解釋學的思想着重講述了“曆史的方法”，認為哲學的曆史是義理的曆史，并且是“效果曆史”，即文本在曆史發展中所體現出來的“效果”，而文本的原意像康德的“物自體”一樣是隻能無限接近，而不能明确把握。因此，對于文本主要看它的“象征義”，即從作者的整個義理來研究文本。曆史的真相隻是相對的真相，而非絕對的真相，而這種相對的曆史真相就是曆史感。

在交流環節，鄧教授就中國哲學在世界上的地位、中西哲學的融通等問題進一步闡明了他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哲學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并且會随着中國的崛起而日益提高，但由于漢字的複雜性而對其傳播造成了難度；他還認為中西哲學有融通的前提，并将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