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當代新儒學與當代世界

（作者：周恩榮 來源：光明日報2005.10.18 理論周刊 第8版）

由BEAT365唯一官网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beat365体育官网、BEAT365唯一官网中西比較哲學研究中心、BEAT365唯一官网孔子與儒學研究中心、台北《鵝湖》雜志社、台北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台灣桃園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等共同主辦的“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于2005年9月在BEAT365唯一官网國際學術交流中心舉行。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以色列、比利時、新加坡等國以及我國台灣、香港和内地的140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

與會專家、學者圍繞“儒學、當代新儒學與當代世界”這一主題，就熊十力、牟宗三與現當代新儒學三代代表人物的學術思想、當代新儒學與宋明儒學、當代新儒學與西方哲學、當代新儒學與佛學、儒家倫理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及其創造性轉化、儒學與東亞社會的現代性、儒學在當代的作用與意義、儒學與文明對話、儒學與當代各種思潮、儒學與啟蒙心态、當代新儒學如何深入發展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讨論。其中，現時代儒學本身的創新尤其引起學者們的關注。

關于儒學以什麼方式融入生活世界的問題，與會專家、學者在當代儒學的理論建構與實踐走向上各有偏重，因而産生了一些分歧。但多數專家、學者主張反省現代性與全球化，思考傳統與現代、人文與科技、東方與西方、全球化與本土化等問題，積極參與文明對話與全球倫理的建構。不少學者分析、評價了儒學作為倫理共識與族群認同的基礎，在當代堅持社會正義、構建和諧社會，溝通海峽兩岸民衆的心靈的積極意義，探讨了仁、義、禮、智、信等價值理念的現代轉化。

儒學創新的哲學反思

（來源：長江日報）

編者按：經曆過一個多世紀的文化沖突，特别是近百年的社會變革和文化選擇的互動，人們對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關系、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關系，也有了較為理性的認識和判斷。而儒家學說在經曆了從“神壇”到“祭壇”再栖身于“學壇”的錘煉後，如何回應全球化、西方化過程中各種思潮的挑戰，通過其創造性的轉化，在現代社會中展現其存在的價值與發展的可能，重新走向民衆的心靈，走向生活世界是每一個關注中國傳統文化的人都在深思的問題。在近日于BEAT365唯一官网召開的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會議上，當代新儒學研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和BEAT365唯一官网的郭齊勇教授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回答。

如果我們可以通過與西方啟蒙精神的對話和辯難，使得文化中國的文化主體性能夠建構，那麼，儒學的人文精神也将成為與啟蒙的人文精神相互補充的世界性價值。

■杜維明

儒學經過曲阜經過中國再到東亞，曆經近2000年的發展，目前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進入了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這樣一個寬廣的論域。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儒學要發展，要走向世界，必須通過和現在具有強勢的西方現代啟蒙運動的人文精神進行對話而實現。因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市民社會、個人的尊嚴價值、自由人權等思想源流都來自西方的啟蒙運動。

但是啟蒙運動的人文精神也有盲點、有缺失。如果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夠與啟蒙運動的凡俗的人文境域進行對話、辯難，進行互相批評、參照，則可以為儒家的全面發展包括核心價值、學術傳統乃至實踐儒學提供發展的啟示。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為全球的社群特别是知識分子提供參照，因為儒學在宇宙論和人生觀方面具有非常珍貴的資源，這也是儒學研究者的責任。如果我們可以通過與西方啟蒙精神的對話和辯難，使得文化中國的文化主體性能夠建構（當然，我希望這種主體性是多元的、開放的，能夠承認和充分認可其他的主體性，而不是一元的思維。我們要在不同文化主體的對話之中增加我們對自身文化傳統的自我批判精神，通過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各方面的思考來進行調适），那麼，儒學的人文精神也将成為與啟蒙的人文精神相互補充的世界性價值。

希臘哲學和希伯來宗教是西方現代思潮的兩大來源。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康德、羅素等哲學家代表的哲學傳統和摩西、耶稣基督、阿奎那、馬丁·路德等代表的宗教傳統在曆史上雖然有交流和抗衡，但是沒有阿拉伯文化的發展，文藝複興是不可能的。

現在面對未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能不能平等互惠地對話，是一個嚴峻的問題。所謂對話除了容忍以外還應該承認對方的存在，在承認對方的基礎上互相尊敬、互相參照、互相學習，從而為人類社群的精神資源的不斷豐富創造條件。這一點西方很多學者、哲學家都有這樣的自覺。但是，因為宗教和哲學在西方屬于不同的觀念世界，這種自覺受到極大削弱。

哲學和宗教判然不同是西方特色。這種特色不能解釋其他軸心文明的精神旨趣。儒家的典範人物都是深具人文情懷甚至終極關懷的哲學意味非常濃郁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是思想家，也是思想領袖，他們同時也從事于現代西方學者所說的“精神磨練”。

我們受到西方啟蒙的影響，常常把儒學定義為哲學而非宗教，但也有人質疑儒學到底是不是哲學。儒家入世的核心價值（即所謂“仁、義、禮、智、信”）固然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傳統的基本教義大有不同，但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确有深刻的終極關懷和廣義所說的宗教含義。不了解儒家的精神特性，便無法體會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全部内涵。它不是在凡俗世界裡改變凡俗世界或者認同凡俗世界，而是“入世”，對我們所處的世界進行大幅地改造甚至全新地轉換。因此儒家傳統成為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重要資源。這與它基本的價值取向有很大關系，它“不為世轉，而要轉世”。儒家所謂“經世緻用”不僅是政治管理，也是教化，通過對身體、心靈、神靈各個不同的層次的自我調适、陶鑄，以及對政治制度、文化的關注，展現其根本價值。所以我們看到傳統的儒學家裡沒有不會做事、缺乏現實經驗、不了解日常生活的聖人。這與西方的哲學家、神學家、僧侶階級大有不同，而體現了具有儒家特色的“精神磨練”。人類文明的最高價值可以從日常生活中體現，而日常生活有非常深刻的人文價值，這在王陽明、朱熹等人那裡都有非常深刻論證，不是一時的玄想。

從這裡可以看出，儒家不同于其他的軸心文明，它的宗教性和現實性融合無間。儒家的精神世界是扣緊了身體、家庭、社會和地球而展開的，所以它不是人類中心主義，不是狹隘的文化主義、民族主義，也不是狹隘的家庭主義，更不是狹隘的個人主義，而是紮根在個人、家庭、社群、地球，又要超越這些限制建立“萬物為一體”的理想世界。這中間也有非常嚴格的哲學思考的路線。儒者以為人生的終極意義可以也必須在人倫運用之中來體現，人和一切存有都有休戚相關的聯系，人心應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所以自我、社群、自然和天道四個不可分割的部分組成了儒家人文精神的境域。

同時，通過對話來豐富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核心價值，也可以為建構對話文明提供基礎。以此，儒家的人文精神是既全面又深入，同時提出對話。從《論語》開始一直到宋明理學，對話是它的核心價值和意義，所以儒家可以為我們發展出一種對話的文明。

儒學的第三期發展，經過三代思想家的努力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五四”的哲人，面對西方啟蒙心态的沖擊，試圖重建儒家傳統的理論體系。嚴格地說，儒家的思想家在“五四”運動到建國以前的30年，其基本的精神是如何與西方啟蒙對話，如何通過以西方啟蒙運動所創造的普世價值—自由、人權、科學、民主—為原則，汲取德國理想主義，法國生命哲學，英國經驗主義或美國新實在論的思想資源，把儒家的核心價值轉化為現代精神的體現。台港的新儒家，在巨大變革的文化氛圍中，洞察生命存在的基本價值，深思人文精神的前景，為儒學開辟了哲學領域。他們回顧人類精神文明的大傳統，探究西方典範哲人的思維方法。融會歐美現代思潮的精華，表現出深具憂患意識的中國人的心靈世界。

五四哲人和台港新儒家所積累的智慧為我們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資源。今天我們的哲學反思應在更寬廣的視野，更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更全面而深入的人文關懷中進行。

（1）我們應在歐美日益專業化的哲學分析中培養基本功，但我們不必局限在邏輯、認識論、存有論、心靈哲學和語言哲學的範圍中，而應特别關注與儒家有密切聯系的倫理學、美學和宗教哲學的發展。我們應該對不同的宗教傳統進行思考，使哲學回到哲學自身真正的價值——“智慧之學”，因此我們要把哲學從煩瑣的知識分析哲學中拯救出來，拓寬我們哲學的視野。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跳出職業哲學家的封閉心理以開闊的胸襟面對錯綜複雜的生命世界，在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中鍛煉思想的能力。我們應以有思想家素質的哲學工作者自期而不應投身于學院哲學的紛争之中。

（2）孕育我們學術能力的知識資源，除西方的傳統外，還應來自古今中外世界各地：軸心文明、原住民和當代思潮。我們應該通過文明對話來豐富儒家的内涵。

（3）現代西方的啟蒙是我們思想結構中的組成部分，通過對話培養我們的批判的精神，我們對它的同情了解和批判認識也是深化儒家傳統的自我反思的能力。

（4）中國的儒家傳統應參與文化主體意識的創建。儒家的視域中，主體性應是寬廣的、開放的、包容的，當然也是批判的。儒學不僅是中國的，也是日本的、韓國的、越南的。儒家傳統的複興應是東亞和東南亞的共同事業。

（5）中華民族的資源是多元的。傳統的五教（儒釋道回耶）和當今在文化中國盛行的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新左翼思潮都是儒家哲學的重要參照。

（6）儒家傳統是超時代、跨文化和多學科的人文現象。儒家哲學是多層次、多維度的生命哲學。哲學反思的特色不隻是描述和诠釋而且是創造。儒家哲學，嚴格地說，不僅是中國哲學、東亞哲學，也是世界哲學。它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

當代新儒學與當代世界

——訪beat365体育官网院長郭齊勇教授

（來源：長江日報）

我們說的文化複興，不僅是儒學的複興，應包括各種前現代的上層精英與下層民俗文化的複興，尤其是多元文化的共存，特别是與今天各種新文化的交叉互動。

記者：我們注意到，本次在BEAT365唯一官网召開的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會議的主題是“儒學、當代新儒學與當代世界”，當代新儒學新在什麼地方?它跟傳統儒學有什麼區别?

郭齊勇：這個問題要回答周全，涉及的内容非常多。簡而言之，現代新儒學與傳統儒學是相對的。馮友蘭先生把宋明理學叫做新儒學，海外沿用了這一說法。但我們說的現代新儒學不是宋明理學。宋元明時期的儒學叫“道學”或“理學”，是中國儒學與中國化了的佛教、佛學，中國本土的道教、道家的整合，以儒家為主導。

20世紀20年代以來形成的現代新儒學與傳統儒學的區别，首先表現在它的曆史境遇上。近代以來，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有些人把失敗的最終原因歸結為中國文化落後、尤其是儒學落後。這種思潮到了五四發展到了一個高峰，形成了一些諸如“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等等極端思想。西方化，直至今天所謂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等，與印度佛學傳入中國并中國化的過程，的确不可同日而語，它涉及從生産方式、生存狀态、社會結構直至認識、審美、終極信念等方面，可以說這是一個從器物文化層到制度文化層到核心價值系統都有波及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現當代新儒家面對的困境是空前的。

當然，“五四”運動不隻有一個傳統，“五四”運動中同時産生了回應西方挑戰、發掘自身文化價值的傳統。其中，從哲學上與文化精神上逐步自覺地、有深度地融合東西方價值的，則首推現當代新儒學思潮。這些體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與傳統儒學最大的不同，在于提煉儒學的現代性與世界性，力圖與世界各種思潮對話，在參與中把儒家價值貢獻給現時代，貢獻給世界。

記者：那麼現代新儒學在它的坎坷曆史中主要貢獻體現在哪裡呢?

郭齊勇：剛才談到，現代新儒家的主要工作或貢獻是：引進西方價值，改造傳統文化，并重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與中國哲學的自主性。第一，努力證明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價值，跳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二元對峙。現代新儒家認為，中華民族固然需要吸收發端于西方的現代性，但是，中西并非二元對立的，培育、發展現代性完全不必也不應以反對傳統文化為前提，二者應該而且能夠很好地兼容。第二，彰顯民族文化的特質，促進跨文化比較、對話和融合，積極推進“文明對話”，展示“文化中國”的固有精神魅力。如果某種非西方文明或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失掉了本己性，必将導緻人類未來文化的同質化，不僅使文明對話成為不可能之事，而且将會把人類引向死胡同。第三，努力參與“全球倫理”的建構。第四，就道德勇氣、擔當精神、友愛、寬容、人格獨立與尊嚴等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間、道德社群而言，儒學可以與現代民主，與自由主義相溝通。

記者：儒學近些年在國内外重新引發了廣泛關注和激烈的讨論，作為一名儒學的研究者，您認為我們應怎樣看待儒學在當代的意義？

郭齊勇：這是人們經常問及的問題。儒學在旨歸上是關懷社會、關懷人民的。《周易·系辭》講“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就是說學術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的。但不同的學術解決的生活問題不一樣，不同的學術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一樣。儒學有社會制度層，有精神歸趣層與實踐生活層等等。儒學強調踐履，它不排斥對确定的知識的追求，但跟以追求确定的知識為旨歸的知識學不大一樣。宋儒張載的四句話可以經典地概括儒學的旨歸：“為天地立心，為塵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當然，事實上儒學至今沒有開出太平盛世。事實上，任何一家學術都不可能單獨擔當開萬世太平盛世的重任，但在促使人類向着這個目标前進的過程中，每一家學術都有自己獨特的功能。儒學在安身立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方面，即内聖方面與外王方面有它自己的功用。除了純淨人的心靈外，制度方面尤其重要。現代制度文明與前現代制度文明有非常複雜的關系，例如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官制度與中國儒家社會制度的關系，例如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對傳統監察制與考試制的吸收等等。

與此同時我們又要避免一種傾向，即工具化地對待儒學。這種傾向有兩種表現。一是利用儒學，把儒學作為向他人說教的工具，自己卻為所欲為。當然，這不是儒學的錯，而是那些利用者的錯。二是把社會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歸結為儒學的結果。我們不能向儒學施加它不能承擔和不應承擔的責任，儒學不能包打天下。

記者：儒學近年來重新開始受到社會的重視，有不少學者将其稱為“儒學的複興”，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郭齊勇：作為一個儒學的信仰者，同時作為一個儒學的研究者與實踐者，作為國學教育的實踐者，我很欣慰；但我同時是個學者，所以，我在高興的同時，更會冷靜地思考，國學、儒門淡泊鞍馬稀幾近百年，為什麼今天被人們看重。第一，這是社會的需要，是老百姓精神生活的需要。較之10多年前，中國内地的民間社會對國學與儒學ABC的了解的需求激增。10年來，我在教學之餘，應邀在民間與企業中講“四書”和“老莊”。這些經曆讓我有機會了解，有不少家長、中小學教師主動與孩子們一道誦讀《論語》等經典。第二，儒學重新受到重視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國家力量的迅速強大。很多中國人外國人都把古老的中國為什麼又煥發出了生機活力的根本原因找到了文化上，同時歸功于作為中國文化主體的儒學。這裡要特别注意的是，儒學因為國家強大而受到重視、崇尚的邏輯，與一百年前儒學因為國家衰弱而受到冷漠、輕視的邏輯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意味着，我們是從經濟也就是非常簡單直接的物質實用來看到儒學(或者文化)的，亦即是把經濟是否強大作為儒學(或者文化)是否優秀的标準。按照這種因果思路，是有問題的。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儒學的複興?目前我還沒有系統的看法。但我認為，我們應該擺脫上述經濟決定文化的因果關系的思路。儒學的複興，應該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尋找原因。百年來，由于對儒學一直不夠重視，同時，由于“五四”運動中存在的民族虛無主義的偏頗，由于“文革”的摧殘，使幾千年來一直被倡導的，而且許多已經貫徹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或儒學)觀念遭到了極大的颠覆，引起中國人的精神危機。為了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為中國人安身立命，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就有必要重新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而儒學回到日常生活，就是找到了它的家，它的根。

記者：今天，中華民族正走在民族複興的大道上，請您談談您對現代新儒學、儒學以及傳統文化發展的展望。

郭齊勇：中國的現代化，需要民族認同、倫理共識，需要社會文化資本與民族文化的資源。(各國的現代化都是如此。)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沒有文化傳統的複興是不可能的。這裡所謂“中華文化”是廣義的，包括中華各民族的，包括社會上層與下層的；這裡所謂“傳統”是流動的、多元的(包含五四以來的新傳統)：這裡所謂“複興”，并不是“照着講”，甚至也不是“接着講”，不是“複古”“複舊”，而是創造性轉化。這才能為民族複興提供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按照這種理解，我們說的文化複興，不僅是儒學的複興，應包括各種前現代的上層精英與下層民俗文化的複興，尤其是多元文化的共存，特别是與今天各種新文化的交叉互動。

最後，民族文化的複興，在制度層面如何落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儒學的複興不是複古，不是刻舟求劍，而是發掘曆代遺留下來的思想資源，面對現實問題，認真地反哺、揚棄，作創造轉化。有的文化要素，例如仁、義、禮、智、信等價值理念，例如“五倫”觀念等，清除、檢讨曆史附着其上的糟粕，完全可以成為現代社會與現代人的精神的食糧。實現民族複興，當然需要借鑒儒學以外的傳統和包括中東、歐美、印度、韓國、日本等古今傳統的更廣泛的思想資源，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現代新儒學本身就是當時曆史條件下的産物，它本身并不隻限于儒學，其代表人物對道家、佛教的研究與吸收，以及對民間文化的吸取，向民間社會的釋放，向西方社會的開拓，都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