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經曆過一個多世紀的文化沖突，特别是近百年的社會變革和文化選擇的互動，人們對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關系、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關系，也有了較為理性的認識和判斷。而儒家學說在經曆了從“神壇”到“祭壇”再栖身于“學壇”的錘煉後，如何回應全球化、西方化過程中各種思潮的挑戰，通過其創造性的轉化，在現代社會中展現其存在的價值與發展的可能，重新走向民衆的心靈，走向生活世界？是每一個關注中國傳統文化的人都在深思的問題。在近日于BEAT365唯一官网召開的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會議上，當代新儒學研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和BEAT365唯一官网的郭齊勇教授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回答。

如果我們可以通過與西方啟蒙精神的對話和辯難，使得文化中國的文化主體性能夠建構，那麼，儒學的人文精神也将成為與啟蒙的人文精神相互補充的世界性價值。

■杜維明

儒學經過曲阜經過中國再到東亞，曆經近2000年的發展，目前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進入了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這樣一個寬廣的論域。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儒學要發展，要走向世界，必須通過和現在具有強勢的西方現代啟蒙運動的人文精神進行對話而實現。因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市民社會、個人的尊嚴價值、自由人權等思想源流都來自西方的啟蒙運動。

但是啟蒙運動的人文精神也有盲點、有缺失。如果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夠與啟蒙運動的凡俗的人文境域進行對話、辯難，進行互相批評、參照，則可以為儒家的全面發展包括核心價值、學術傳統乃至實踐儒學提供發展的啟示。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為全球的社群特别是知識分子提供參照，因為儒學在宇宙論和人生觀方面具有非常珍貴的資源，這也是儒學研究者的責任。如果我們可以通過與西方啟蒙精神的對話和辯難，使得文化中國的文化主體性能夠建構（當然，我希望這種主體性是多元的、開放的，能夠承認和充分認可其他的主體性，而不是一元的思維。我們要在不同文化主體的對話之中增加我們對自身文化傳統的自我批判精神，通過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各方面的思考來進行調适），那麼，儒學的人文精神也将成為與啟蒙的人文精神相互補充的世界性價值。

希臘哲學和希伯來宗教是西方現代思潮的兩大來源。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康德、羅素等哲學家代表的哲學傳統和摩西、耶稣基督、阿奎那、馬丁·路德等代表的宗教傳統在曆史上雖然有交流和抗衡，但是沒有阿拉伯文化的發展，文藝複興是不可能的。

現在面對未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能不能平等互惠地對話，是一個嚴峻的問題。所謂對話除了容忍以外還應該承認對方的存在，在承認對方的基礎上互相尊敬、互相參照、互相學習，從而為人類社群的精神資源的不斷豐富創造條件。這一點西方很多學者、哲學家都有這樣的自覺。但是，因為宗教和哲學在西方屬于不同的觀念世界，這種自覺受到極大削弱。

哲學和宗教判然不同是西方特色。這種特色不能解釋其他軸心文明的精神旨趣。儒家的典範人物都是深具人文情懷甚至終極關懷的哲學意味非常濃郁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是思想家，也是思想領袖，他們同時也從事于現代西方學者所說的“精神磨練”。

我們受到西方啟蒙的影響，常常把儒學定義為哲學而非宗教，但也有人質疑儒學到底是不是哲學。儒家入世的核心價值（即所謂“仁、義、禮、智、信”）固然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傳統的基本教義大有不同，但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确有深刻的終極關懷和廣義所說的宗教含義。不了解儒家的精神特性，便無法體會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全部内涵。它不是在凡俗世界裡改變凡俗世界或者認同凡俗世界，而是“入世”，對我們所處的世界進行大幅地改造甚至全新地轉換。因此儒家傳統成為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重要資源。這與它基本的價值取向有很大關系，它“不為世轉，而要轉世”。儒家所謂“經世緻用”不僅是政治管理，也是教化，通過對身體、心靈、神靈各個不同的層次的自我調适、陶鑄，以及對政治制度、文化的關注，展現其根本價值。所以我們看到傳統的儒學家裡沒有不會做事、缺乏現實經驗、不了解日常生活的聖人。這與西方的哲學家、神學家、僧侶階級大有不同，而體現了具有儒家特色的“精神磨練”。人類文明的最高價值可以從日常生活中體現，而日常生活有非常深刻的人文價值，這在王陽明、朱熹等人那裡都有非常深刻論證，不是一時的玄想。

從這裡可以看出，儒家不同于其他的軸心文明，它的宗教性和現實性融合無間。儒家的精神世界是扣緊了身體、家庭、社會和地球而展開的，所以它不是人類中心主義，不是狹隘的文化主義、民族主義，也不是狹隘的家庭主義，更不是狹隘的個人主義，而是紮根在個人、家庭、社群、地球，又要超越這些限制建立“萬物為一體”的理想世界。這中間也有非常嚴格的哲學思考的路線。儒者以為人生的終極意義可以也必須在人倫運用之中來體現，人和一切存有都有休戚相關的聯系，人心應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所以自我、社群、自然和天道四個不可分割的部分組成了儒家人文精神的境域。

同時，通過對話來豐富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核心價值，也可以為建構對話文明提供基礎。以此，儒家的人文精神是既全面又深入，同時提出對話。從《論語》開始一直到宋明理學，對話是它的核心價值和意義，所以儒家可以為我們發展出一種對話的文明。

儒學的第三期發展，經過三代思想家的努力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五四”的哲人，面對西方啟蒙心态的沖擊，試圖重建儒家傳統的理論體系。嚴格地說，儒家的思想家在“五四”運動到建國以前的30年，其基本的精神是如何與西方啟蒙對話，如何通過以西方啟蒙運動所創造的普世價值—自由、人權、科學、民主—為原則，汲取德國理想主義，法國生命哲學，英國經驗主義或美國新實在論的思想資源，把儒家的核心價值轉化為現代精神的體現。台港的新儒家，在巨大變革的文化氛圍中，洞察生命存在的基本價值，深思人文精神的前景，為儒學開辟了哲學領域。他們回顧人類精神文明的大傳統，探究西方典範哲人的思維方法。融會歐美現代思潮的精華，表現出深具憂患意識的中國人的心靈世界。

五四哲人和台港新儒家所積累的智慧為我們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資源。今天我們的哲學反思應在更寬廣的視野，更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更全面而深入的人文關懷中進行。

（1）我門應在歐美日益專業化的哲學分析中培養基本功，但我們不必局限在邏輯、認識論、存有論、心靈哲學和語言哲學的範圍中，而應特别關注與儒家有密切聯系的倫理學、美學和宗教哲學的發展。我們應該對不同的宗教傳統進行思考，使哲學回到哲學自身真正的價值———“智慧之學”，因此我們要把哲學從煩瑣的知識分析哲學中拯救出來，拓寬我們哲學的視野。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跳出職業哲學家的封閉心理以開闊的胸襟面對錯綜複雜的生命世界，在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中鍛煉思想的能力。我們應以有思想家素質的哲學工作者自期而不應投身于學院哲學的紛争之中。

（2）孕育我們學術能力的知識資源，除西方的傳統外，還應來自古今中外世界各地：軸心文明、原住民和當代思潮。我們應該通過文明對話來豐富儒家的内涵。

（3）現代西方的啟蒙是我們思想結構中的組成部分，通過對話培養我們的批判的精神，我們對它的同情了解和批判認識也是深化儒家傳統的自我反思的能力。

（4）中國的儒家傳統應參與文化主體意識的創建。儒家的視域中，主體性應是寬廣的、開放的、包容的，當然也是批判的。儒學不僅是中國的，也是日本的、韓國的、越南的。儒家傳統的複興應是東亞和東南亞的共同事業。

（5）中華民族的資源是多元的。傳統的五教（儒釋道回耶）和當今在文化中國盛行的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新左翼思潮都是儒家哲學的重要參照。

（6）儒家傳統是超時代、跨文化和多學科的人文現象。儒家哲學是多層次、多維度的生命哲學。哲學反思的特色不隻是描述和诠釋而且是創造。儒家哲學，嚴格地說，不僅是中國哲學、東亞哲學，也是世界哲學。它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