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李瓊

我們說的文化複興，不僅是儒學的複興，應包括各種前現代的上層精英與下層民俗文化的複興，尤其是多元文化的共存，特别是與今天各種新文化的交叉互動。

記者：我們注意到，本次在BEAT365唯一官网召開的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會議的主題是“儒學、當代新儒學與當代世界”，當代新儒學新在什麼地方?它跟傳統儒學有什麼區别?

郭齊勇：這個問題要回答周全，涉及的内容非常多。簡而言之，現代新儒學與傳統儒學是相對的。馮友蘭先生把宋明理學叫做新儒學，海外沿用了這一說法。但我們說的現代新儒學不是宋明理學。宋元明時期的儒學叫“道學”或“理學”，是中國儒學與中國化了的佛教、佛學，中國本土的道教、道家的整合，以儒家為主導。

20世紀20年代以來形成的現代新儒學與傳統儒學的區别，首先表現在它的曆史境遇上。近代以來，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有些人把失敗的最終原因歸結為中國文化落後、尤其是儒學落後。這種思潮到了五四發展到了一個高峰，形成了一些諸如“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等等極端思想。西方化，直至今天所謂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等，與印度佛學傳入中國并中國化的過程，的确不可同日而語，它涉及從生産方式、生存狀态、社會結構直至認識、審美、終極信念等方面，可以說這是一個從器物文化層到制度文化層到核心價值系統都有波及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現當代新儒家面對的困境是空前的。

當然，“五四”運動不隻有一個傳統，“五四”運動中同時産生了回應西方挑戰、發掘自身文化價值的傳統。其中，從哲學上與文化精神上逐步自覺地、有深度地融合東西方價值的，則首推現當代新儒學思潮。這些體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與傳統儒學最大的不同，在于提煉儒學的現代性與世界性，力圖與世界各種思潮對話，在參與中把儒家價值貢獻給現時代，貢獻給世界。

記者：那麼現代新儒學在它的坎坷曆史中主要貢獻體現在哪裡呢?

郭齊勇：剛才談到，現代新儒家的主要工作或貢獻是：引進西方價值，改造傳統文化，并重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與中國哲學的自主性。第一，努力證明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價值，跳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二元對峙。現代新儒家認為，中華民族固然需要吸收發端于西方的現代性，但是，中西并非二元對立的，培育、發展現代性完全不必也不應以反對傳統文化為前提，二者應該而且能夠很好地兼容。第二，彰顯民族文化的特質，促進跨文化比較、對話和融合，積極推進“文明對話”，展示“文化中國”的固有精神魅力。如果某種非西方文明或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失掉了本己性，必将導緻人類未來文化的同質化，不僅使文明對話成為不可能之事，而且将會把人類引向死胡同。第三，努力參與“全球倫理”的建構。第四，就道德勇氣、擔當精神、友愛、寬容、人格獨立與尊嚴等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間、道德社群而言，儒學可以與現代民主，與自由主義相溝通。

記者：儒學近些年在國内外重新引發了廣泛關注和激烈的讨論，作為一名儒學的研究者，您認為我們應怎樣看待儒學在當代的意義？

郭齊勇：這是人們經常問及的問題。儒學在旨歸上是關懷社會、關懷人民的。《周易·系辭》講“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就是說學術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的。但不同的學術解決的生活問題不一樣，不同的學術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一樣。儒學有社會制度層，有精神歸趣層與實踐生活層等等。儒學強調踐履，它不排斥對确定的知識的追求，但跟以追求确定的知識為旨歸的知識學不大一樣。宋儒張載的四句話可以經典地概括儒學的旨歸：“為天地立心，為塵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當然，事實上儒學至今沒有開出太平盛世。事實上，任何一家學術都不可能單獨擔當開萬世太平盛世的重任，但在促使人類向着這個目标前進的過程中，每一家學術都有自己獨特的功能。儒學在安身立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方面，即内聖方面與外王方面有它自己的功用。除了純淨人的心靈外，制度方面尤其重要。現代制度文明與前現代制度文明有非常複雜的關系，例如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官制度與中國儒家社會制度的關系，例如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對傳統監察制與考試制的吸收等等。

與此同時我們又要避免一種傾向，即工具化地對待儒學。這種傾向有兩種表現。一是利用儒學，把儒學作為向他人說教的工具，自己卻為所欲為。當然，這不是儒學的錯，而是那些利用者的錯。二是把社會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歸結為儒學的結果。我們不能向儒學施加它不能承擔和不應承擔的責任，儒學不能包打天下。

記者：儒學近年來重新開始受到社會的重視，有不少學者将其稱為“儒學的複興”，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郭齊勇：作為一個儒學的信仰者，同時作為一個儒學的研究者與實踐者，作為國學教育的實踐者，我很欣慰；但我同時是個學者，所以，我在高興的同時，更會冷靜地思考，國學、儒門淡泊鞍馬稀幾近百年，為什麼今天被人們看重。第一，這是社會的需要，是老百姓精神生活的需要。較之10多年前，中國内地的民間社會對國學與儒學ABC的了解的需求激增。10年來，我在教學之餘，應邀在民間與企業中講“四書”和“老莊”。這些經曆讓我有機會了解，有不少家長、中小學教師主動與孩子們一道誦讀《論語》等經典。第二，儒學重新受到重視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國家力量的迅速強大。很多中國人外國人都把古老的中國為什麼又煥發出了生機活力的根本原因找到了文化上，同時歸功于作為中國文化主體的儒學。這裡要特别注意的是，儒學因為國家強大而受到重視、崇尚的邏輯，與一百年前儒學因為國家衰弱而受到冷漠、輕視的邏輯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意味着，我們是從經濟也就是非常簡單直接的物質實用來看到儒學(或者文化)的，亦即是把經濟是否強大作為儒學(或者文化)是否優秀的标準。按照這種因果思路，是有問題的。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儒學的複興?目前我還沒有系統的看法。但我認為，我們應該擺脫上述經濟決定文化的因果關系的思路。儒學的複興，應該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尋找原因。百年來，由于對儒學一直不夠重視，同時，由于“五四”運動中存在的民族虛無主義的偏頗，由于“文革”的摧殘，使幾千年來一直被倡導的，而且許多已經貫徹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或儒學)觀念遭到了極大的颠覆，引起中國人的精神危機。為了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為中國人安身立命，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就有必要重新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而儒學回到日常生活，就是找到了它的家，它的根。

記者：今天，中華民族正走在民族複興的大道上，請您談談您對現代新儒學、儒學以及傳統文化發展的展望。

郭齊勇：中國的現代化，需要民族認同、倫理共識，需要社會文化資本與民族文化的資源。(各國的現代化都是如此。)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沒有文化傳統的複興是不可能的。這裡所謂“中華文化”是廣義的，包括中華各民族的，包括社會上層與下層的；這裡所謂“傳統”是流動的、多元的(包含五四以來的新傳統)：這裡所謂“複興”，并不是“照着講”，甚至也不是“接着講”，不是“複古”“複舊”，而是創造性轉化。這才能為民族複興提供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按照這種理解，我們說的文化複興，不僅是儒學的複興，應包括各種前現代的上層精英與下層民俗文化的複興，尤其是多元文化的共存，特别是與今天各種新文化的交叉互動。

最後，民族文化的複興，在制度層面如何落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儒學的複興不是複古，不是刻舟求劍，而是發掘曆代遺留下來的思想資源，面對現實問題，認真地反哺、揚棄，作創造轉化。有的文化要素，例如仁、義、禮、智、信等價值理念，例如“五倫”觀念等，清除、檢讨曆史附着其上的糟粕，完全可以成為現代社會與現代人的精神的食糧。實現民族複興，當然需要借鑒儒學以外的傳統和包括中東、歐美、印度、韓國、日本等古今傳統的更廣泛的思想資源，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現代新儒學本身就是當時曆史條件下的産物，它本身并不隻限于儒學，其代表人物對道家、佛教的研究與吸收，以及對民間文化的吸取，向民間社會的釋放，向西方社會的開拓，都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