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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中國哲學講壇|劉豐:思想史與哲學史視域下的“宋學”研究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23-08-31

本網訊(通訊員 管玉琢)8月28日下午,BEAT365唯一官网珞珈中國哲學講壇第二講“思想史與哲學史視域下的‘宋學’研究”在beat365体育官网B214報告廳順利舉辦。本次講座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劉豐老師主講,beat365体育官网李巍老師主持,廖璨璨老師評議。

劉豐老師從“宋學”一詞在明代唐樞《宋學商求》和《四庫提要》中的提出講起。“宋學”一般有兩個用法:一是經學史的用法,表示經學内部的分期分派;二是與“漢學”相對而言的經學研究方法,前者重訓诂而宋學重義理。由此,講座分為五個部分展開。

首先,劉老師強調“宋學”是一個史學概念。本詞出自史學界,這意味着要從史學的角度研究宋代儒學。上世紀四十年代,陳寅恪試圖通過對宋代新儒學産生的曆史過程的揭示,尤其是強調佛道二教的影響,來重塑新儒學産生的曆史過程及其義理内涵。早期儒學關注人倫秩序和典章制度,而受佛老影響後的宋明理學轉向了思辨哲學。同時,宋學也是一種新的史學研究方法,用史學考證的方法研究宋代儒學,即“用漢人的方法做宋人的學問”。

接着,劉老師比較了思想史與哲學史兩種研究思路。曆史學家認為,以往的研究脫離了與當時社會的内在聯系,内容上以理學為主,窄化了宋學的内容。胡适區分了中國哲學研究的兩種線索:内在與外在的線索,前者是哲學的方法,後者是史學的方法。受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影響,史學的方法不僅重訓诂和考據,還認為應将思想觀念還原到具體的社會曆史中。其中,侯外廬認為,應将思想史和社會史相結合。這裡的社會史并不意味着簡單介紹某一問題的社會背景,而是社會史論戰意義上的“社會史”,即社會形态和社會性質。漆俠以唐宋之變、士大夫階層的興起等社會結構的變化解釋“疑經”思潮。與之相對,哲學史的研究方法則以陳來教授的研究為典範,其主旨是認為儒學首先是哲學思想,理學體系“具有很強的哲學性和思辨性”。如今,思想史研究有所邊緣化,這與之前的史學結論較為死闆不無關系。盡管如此,思想史研究作為一種方法,應該被重新審視。

劉老師繼而以兩個例子,展開說明了以上兩種研究思路所帶來的不同結論。一是對“宋學第一人”的認定,鄧廣銘和漆俠都認為,王安石是“宋學”的開創者,周敦頤、二程等人在當時的影響力較小;蒙培元則認為,範仲淹是“宋代理學的倡導者”;而由湯一介、李中華主編,陳來、楊立華、楊柱才和方旭東執筆的《中國儒學史》“宋元卷”中,将“三先生”放在“緒說”,以範仲淹為第一章講述北宋前期的儒學。李存山更是明确提出範仲淹才是真正的“宋學第一人”。二是指出對《西銘》的研究角度不同導緻了研究結論的不同。傳統理學研究認為,《西銘》的主旨是理一分殊;現代的哲學史研究則對《西銘》做出了兩個維度的解釋:馮友蘭的“境界說”認為其達到了超道德意義的天地境界,杜維明則認為《西銘》展現了人的宗教性,表達人與天地相連的可能性。而從思想史的角度看,侯外廬認為《西銘》合理化了人間等級制度,目的在于加強封建道德的權威。同時,也有社會史的解釋,如漆俠認為《西銘》是張載站在大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為緩和社會矛盾、階級矛盾的“安慰劑”。政治史的解釋以餘英時為例,他認為《西銘》中的“理一分殊”表達了士人與帝王“共治天下”的“承當”精神,是為了消解絕對君權。

最後,劉老師總結了思想史與哲學史兩種不同的視角對儒學研究的意義。劉老師認為,思想史與哲學史兩種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邊界,因而各有優缺點,“内在的線索”與“外在的線索”應相互理解、相互吸收,這樣才能進一步促進儒學的研究。

評論人廖璨璨老師認為,哲學史與思想史的進路為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視角以及回答,豐富了研究視野和方法,比如“宋學第一人”背後的問題意識實際上關涉到如何界定宋學和理學,特别是要重新考察和安頓“宋學第一人”與二程等人之間的思想關系。同時,對《西銘》的不同解釋也關涉到北宋思想前後期“仁”與“禮”的關系,而這一問題并不能僅僅在哲學史研究中被回應,更需要尋求思想史的解釋。此外,文碧方老師和肖航老師對講座發表了評論,兩位同學也就講座主題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劉豐老師都一一詳細回應,師生讨論熱烈,會後同學們紛紛表示受益良多,講座在熱烈的氛圍中落下帷幕。

(編輯:鄧莉萍   審稿:嚴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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