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通訊員李懿迪）9月6日晚，應beat365体育官网陳波教授邀請，美國波士頓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波士頓大學人文中心主任、國際科學哲學院（AIPS）通訊院士朱麗葉·弗洛依德（Juliet Floyd）做了題為“維特根斯坦、圖靈和可檢測性（Wittgenstein, Turing, and Surveyability）的線上講座，它屬于新設立的“BEAT365唯一官网科學技術哲學論壇”第一講。講座由陳波主持，北京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王小塞（Sebastian Sunday Greve）評議。來自國内外的400餘名聽衆參與本次線上講座。

弗洛依德在講座中通過重新審視圖靈（Alan Turing）對形式邏輯系統的分析，将以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圖靈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三人為代表的不同學術譜系用哲學的方式進行串聯，進而說明“邏輯和數學基礎不受制于心理學理論，可檢測性作為證明的核心規範，探索了日常的邏輯主義意義之所在，對‘基礎’這一概念進行務實的探究”這一觀點，并基于上述觀點，對可計算性、通用機和圖靈測試等影響深遠的思想進行新的诠釋。

弗洛依德首先澄清了可檢測性的英語翻譯和術語内涵發展。她指出，相比于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提出的“可檢查性（inspectablity）”的翻譯方案，譯為“可檢測性（surveyability）”更為貼切。因為可檢測性不僅包含某種視覺結構，更進一步包含人的任意操作行為，特别是對“一步接一步”的程序性要求。盡管從希爾伯特開始，可檢測性的視覺隐喻就備受重視，但弗洛依德仍然認為人如何去做也是重要的，我們能夠在圖靈和晚期維特根斯坦的著作中找到足夠多的間接暗示或直接證據證實這一觀點。

弗洛依德進一步指出，可檢測性并不是證明的必要條件，計算機證明或模型對可檢測性的影響也要視證明情況而定，許多證明和語句難以“一目了然”，因此我們不能用視覺或純粹的心理學标準來衡量證明。盡管希爾伯特的反心理主義傳統認為我們作為對象的數字必須是完全可檢測的（completely surveyable），但實際上我們的“數感”或認數能力會很快消失于繁瑣的筆畫符号中。因此，希爾伯特、維特根斯坦和圖靈都承認，在數字記法中最先引入整數作為争辯終止者（buckstopper）是重要的，它的存在使得數學确定性得到保障。阻止争辯的性質（buck-stopping property）不僅是人類思維或某些特定符号的特征，更是邏輯和數學的表征必然性的體現。

弗洛依德對圖靈的重新審視聚焦于希爾伯特的判定問題。具體而言，判定問題可以被表述為：證明對于任意一階邏輯表達式而言，都存在一個确定的方法使得該表達式可以在有限的步驟内被判定有效。她指出，丘奇（Church）和圖靈對判定問題的解決方案都顯示，判定問題無法僅僅在形式系統内部解決，他們的方案在某種意義上都是邏輯無關（logic-free）的。在重新審視圖靈的過程中，弗洛依德指出，盡管可以承認圖靈是人工智能之父，但她堅持否認圖靈預見了科技奇點的看法。她認為，近代心靈哲學研究扭曲了圖靈的哲學态度，邏輯和數學基礎才是圖靈研究的核心。主體間的交流問題根植于圖靈的數學哲學觀點，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圖靈在解決判定問題時并沒有将目光局限于元數學領域，而是将目光轉向了數學家的實際行動。他為該問題的解決提供的這種富有人類學意味的哲學式分析，與可檢測性的内涵如出一轍。

接着，弗洛依德借用米爾霍爾澤（Mühlhölzer）的數篇論文指出，盡管維特根斯坦對希爾伯特的元數學理論進行了嚴厲批評，但他的觀點也深受希爾伯特影響。對維特根斯坦而言，證明需要借助不同的數學技術進行檢測；可交流性是證明的核心規範，可檢測性則進一步推進了這一觀點。證明的可檢測性體現在它可以被輕而易舉地進行精确複制，并且必須能夠确認複制是否産生了相同的證明。維特根斯坦認為，證明的複制就像對圖片的複制，可檢測并不意味着數學理解，它既不是一種證實主義要求，也不是對所有證明都必須具有形式證明的反駁，更不是對邏輯主義的反駁，相反，可檢測性将數學家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涉及可交流性和争論的終止。

在簡要介紹維特根斯坦與希爾伯特和圖靈之間的思想關聯之後，弗洛依德指出，這種以“可檢測性”為線索的思想譜系可以為诠釋可計算性、通用機和圖靈測試提供新的視角。她認為，盡管圖靈證明可計算性概念和-可定義性等價，但他關于可計算性的工作實質上是一種哲學思考，他提供的是一種“語言遊戲”（Language-Game），而非關于可計算性的數學讨論。但也正是圖靈的分析說服了哥德爾，“通過圖靈對可計算性的分析，我們首次成功給出了一個不依賴所選擇的形式主義的認識論定義”。弗洛依德繼而提出，不僅圖靈和希爾伯特的思想影響了晚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的發展，事實上，圖靈本人關于類型的一些工作也受到維特根斯坦思想的啟發。圖靈曾在讨論數學符号改革的文章中直接提到他的思想來源于維特根斯坦。圖靈指出，符号邏輯可以幫助數學家改進他們的符号和用語，我們應當研究常用符号的真正含義并為其制定最溫和的标準。

在講座最後，弗洛依德澄清了圖靈對人工智能的看法，并指出當下研究對圖靈測試存在誤解。她認為，圖靈關于智能搜索（intellectual search）、遺傳或進化搜索（genetical or evolutionary search）和文化搜索（cultural search）的觀點十分具有前瞻性，人類的創造性對圖靈而言十分重要。圖靈在關于圖靈測試的讨論中并沒有試圖證明機器可以思考，沒有假定行為主義是正确的，也沒有試圖證明機器有意識有情感，更沒有試圖證明人類與機器無異。他所做的隻是通過展示我們無法證明類似機器不會思考這樣的負面結論這一事件，構建一種可重複的、社會性的、有哲學和心靈雙重意味的、人與人之間的生活語言或日常語言實驗，進而促使我們檢測我們關于思考的概念。

在評議環節，王小塞首先總結了講座内容，并對弗洛依德關于圖靈和“奇點”的看法提出質疑，他認為圖靈确實在研究中預見了某些東西，這種預見中的想法和提及的風險不能被全盤否定。其次，王小塞為本次講座提供了更多的曆史背景，他指出，圖靈具有廣博的知識，因而其思想影響了包括邏輯學、計算機、心靈哲學等多門學科。此外，關于圖靈測試的多種讨論也表明，圖靈的思想遙遙領先于同時代其他人。王小塞進而圍繞講座内容，提出了與之相關的十個問題：“可檢測性的術語翻譯”、“圖靈思想與維特根斯坦在《藍皮書》中提出的哲學思想之間的關聯”、“與‘一目了然’、‘争辯終止者’相關的概念到底是認識論意義的概念還是邏輯意義的概念”、“圖靈關于‘奇點’的看法”、“希爾伯特對圖靈和維特根斯坦思想的具體影響”、“如何從可檢測性出發看待圖靈測試”、“圖靈1950年的工作與其1936年提出的語言遊戲之間的區别”、“希爾伯特是否是形式主義者”、“圖靈與維特根斯坦在1939年講座中提及數學技術共計117次的計數标準是什麼”以及“圖靈是否在1950年提到了兒童機器（child-machine）并要求其學習自然語言”。

弗洛依德在對王小塞十個問題的回應中指出，可檢測性容許進行局部檢測，而清晰性則意味着全面檢查。圖靈的研究至少有一部分同《藍皮書》有緊密關聯，她認為圖靈應該閱讀過《藍皮書》。關于“争辯終止者”的研究可能既是認知心理學的，也是邏輯和認識論的，認識論和邏輯意義上的以人為中心的能力并不與任何認知科學相沖突。希爾伯特因其對視覺和直覺的關注，而不應該被稱為一個形式主義者。至于機器人與人工智能，弗洛依德提到，人工智能的發展不僅涉及很多倫理問題，也要求我們反思為什麼追求與人無異的機器人，現在的人工智能也許是一種新的生命形式。她在回應中提到，圖靈懷疑完全自動化智能機器的幻想，他不認為研究一個與人類無異的機器人是明智之舉。對人工智能的反對意味着人工智能的發展過程中其實暗含了各種風險。但她完全同意王小塞的觀點，認為圖靈測試十分重要，尤其是在ChatGPT高速發展的今天。

（編輯：鄧莉萍  審稿：嚴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