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 通訊員彭文楷） 4月18日晚，德國弗菜堡大學哲學博士、克羅地亞紮達爾大學哲學教授、國際哲學院主席、國際科學哲學院主席、國際黑格爾學會副會長、前克羅地亞科技部副部長尤裡·佐夫科（Jure Zovko），應我院陳波教授邀請，在振華樓哲學學院B214作“BEAT365唯一官网科學技術哲學論壇”第11講：“有全球哲學嗎？”的精彩學術講座。講座由陳波教授主持，科學技術哲學教研室副研究員謝凱博及數10位同學參加。

尤裡·佐夫科教授主講

陳波教授主持

佐夫科認為，哲學是一門特殊學科，研究與所有人相關的普遍性問題，但哲學家們給出的答案往往各不相同，部分原因在于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決定他們的文化。在全球化時代，哲學比幾乎任何其他學科都更能為我們提供各種形式的具體化的普遍性，并創造各種對話與合作的機會。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批判性地審視和質疑現有的生活方式、規範和知識理論，并提供新的解決模式。

更進一步地，既然哲學提出了不同的生活形式，那麼在全球化時代，作為一項普遍的批判性事業，哲學就應當促進這些生活形式和文化之間的對話，否則它就仍然是一種抽象的、因而也是無用的活動。因此，在全球化時代就應當提出一種全球性的哲學。

佐夫科指出，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是第一位深入分析這種全球化現象的思想家，他說：“從技術和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必須解決的所有問題似乎都變成了全球性的問題”。

随着技術的發展，世界曆史呈現出新的面貌：地球村正在形成。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逐漸失去了自古希臘式的多元性城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性的地方主義。這種全球化視角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并導緻我們的世界越來越簡單化和膚淺化。兩次世界大戰則是這種全球性問題的集中體現，其中一戰是全球殖民主義的體現，而二戰則是全球技術進步的體現。佐夫科引述并贊同雅斯貝爾斯的觀點，即：我們仍然有責任為康德意義上的永久和平而奮鬥，并為之而努力。科學技術的片面發展所導緻的全球現象可以且需要通過高等教育在全球範圍内加以解決，這需要一種開放的心态，一種交流的理想，這種交流不僅是跨學科的，也是人際交往的，即一種蘇格拉底式的交流，提出問題，使人們能夠清楚地認識彼此。

佐夫科進一步提到了雅斯貝爾斯對軸心時代（Axis Age）和全球化時代的類比，雅斯貝爾斯認為雖然軸心時代是充實的，而全球化時代則是空虛的，但事實上在全球化時代我們也同樣接近于真正的問題所在，即“如何成為真正的人”的問題。盡管雅斯貝爾斯認為，軸心時代的蘇格拉底和耶稣都是西方文明的關鍵人物，但佐夫科更傾向于蘇格拉底而非耶稣，因為佐夫科更傾向于判斷而非信仰。

佐夫科提到，蘇格拉底認為全球性的哲學問題包括歸納推理、駁斥錯誤、探求真理，以及如何實現美好生活，而這一問題的答案是“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其中的主要困難在于個人如何達成實踐智慧（phronêsis），這需要良好的判斷力和優秀的品格。這種困難使我們懷疑是否有可能根據普遍的标準和普遍适用的規則來分析我們的生活，進而是否能為每個人提供一個全球性的解決方案。

佐夫科給出的是一種康德式的方案。康德的“理性的世界主義”思想是一種世界哲學模式，它假定所有人類的基本問題和生活問題都可以得到理性的解決。佐夫科試圖從哲學的角度，以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的著名的人類理性三問來思考全球化的根本問題，即：1.我能知道什麼？2.我應該怎麼做？3.我可以希望什麼？

就第一個問題“我能知道什麼？”而言，康德的回答是“根據經驗原則給出的每一個答案都會産生一個新的問題”。雷舍爾（Nicholas Rescher）追随康德的觀點認為，從科學的角度出發，我們知道得越多，就越能意識到我們知識的局限性。

而第二個問題“我應該怎麼做？”，則應該主要結合當前生物技術科學的發展來将其作為一個倫理學問題加以分析。康德關于知識局限性的問題也應在基因工程的背景下加以考慮，因為生物技術研究，特别是基因編輯技術可能會危及人類的未來和命運。隻有培養責任感和尊重人的尊嚴，才能防止基因療法被肆無忌憚地商業利用。在基因工程飛速發展的背景下，如何保護人類和人類生存環境這一核心問題上，哲學決不能袖手旁觀，因為道德判斷問題不僅是一個哲學問題，也應該是一個科學問題。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必須強調的是，人類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動物，是因為其道德社會化和文化環境，而哲學家的任務和義務就是維護這些道德和文化成果。

關于第三個問題“我可以希望什麼？”，盡管通常意義上的康德主義者會把這個問題與宗教聯系在一起，但佐夫科卻持不同的觀點。佐夫科認為，第三個問題與康德的第三批判，即判斷力批判的主題有關，它涉及如何創建一個文明和有文化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相互欣賞和尊重為特征，即所謂的希望人“融入世界”。至于宗教是否也能為此作出貢獻，則是另一個問題。康德意義上的希望可以解釋為不同宗教的信徒相互溝通，從而在一個多元的世界社會中寬容、和平地共處，即宗教應與具有世界主義思想的理性相協調，并為人所支配。

對判斷力的培養是塑造全球哲學的希望。然而這受到物質條件、自然動機結構和先前存在的文化和社會環境的制約：它主要取決于與藝術、文化、人文學科和哲學中的高級反思表現形式的具體接觸形式，以及由這些表現形式促進和探索的創造性形式。康德的第三批判表明，判斷力不僅是人類理性的核心，而且也是理解我們的自然力和智力在人類經驗、知識、理解和行動的整體生産中的整體功能的核心。在倡導觀點和文化多元化的過程中，哲學作為一種普遍的理解理論，應當關注判斷力，并考慮培養判斷力的哲學意義，以便在這些多元文化中維護人的尊嚴。

佐夫科認為，作為哲學家，我們應該超越生命形式的特殊性，根據世界性的理性原則來确定自己的方向，在康德的意義上，世界性的理性原則指導并決定着生命的所有三個問題。

随後佐夫科還提到了相對主義對于人文學科的威脅，并認為這種威脅也是全球性的。佐夫科提及了博格西昂（Paul Boghossian）和布魯姆（Allan Bloom）關于相對主義的讨論，以及索卡爾（Alan Sokal）對後現代主義的反諷。當今哲學的問題在于分析哲學與所謂的大陸哲學（诠釋學-現象學進路）之間的分裂。分析哲學家以科學方法為基礎，而诠釋學-現象學的追随者則認為這種方法已經破産，并呼籲意見和解釋的相對主義化。但佐夫科認為，通過培養我們的心智和判斷力，包括仔細的解讀和探尋，我們最終能夠達成一緻。

康德最終的問題是：“人（Mensch）是什麼？”。生物學家和人類學家能給出關于生物和地質曆史的答案，但這裡要問的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圖根哈特（Ernst Tugendhat）主張将分析哲學和诠釋哲學的視野融合在一起，将意志自由作為闡述全球化時代倫理道德的先決條件，并堅持康德式的精神以哲學人類學取代形而上學。

最後，佐夫科提到了哲學家們所能起到的作用。他認為，世界各地的哲學協會應在促進全球人性、道德、學術誠信和相互尊重等理念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在評論中，陳波認為，全球哲學的理想是遠大的，且值得追求的，我們所面臨的全球化問題也是嚴峻的。但似乎構建全球哲學的道路上仍然障礙重重，例如語言障礙、意識形态障礙、宗教障礙等等。因此，構建全球哲學需要我們共同努力。陳波還提到了中國文明在世界文明史和全球哲學中的地位，陳波認為，對于中國文明，需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構建全球哲學的過程中，既要能夠引進來，也要能夠走出去。佐夫科對陳波的評論表示贊同，但同時進一步做出了補充。佐夫科認為，哲學上的進步更多的是興趣使然，而非由目标或任務所驅動，類比足球運動，我們應該享受其中的過程，而非一開始就設定一個看似遙不可及的目标。

在交流互動中，聽衆1的問題是，全球哲學需要國際合作，而國際間的合作如何平衡各國的國家利益？以及，趙汀陽所構造的“天下哲學”是否是一種全球哲學的嘗試？對此，佐夫科認為人們總是喜歡且傾向于看展一種蘇格拉底式的對話，通過這種對話人們能夠改變意見，從而在最終達成一緻。

聽衆2的問題是，全球哲學反對相對主義，那麼是否還需要對多元化加以寬容？如果需要，那麼這種寬容究竟是什麼？特别是在戰争等暴力沖突的情況中，我們是否更需要寬容？佐夫科的回應是，對于相對主義的批評和反對主要是針對某些愚蠢的理論的，這一問題無關基本人權，佐夫科也無意在基本人權層面反對多元性，但在更高和更細化的層面則無法寬容某些愚蠢的相對主義。

聽衆3的問題是，正如黑格爾所說的“貓頭鷹總在黃昏起飛”，哲學的工作總是反思性的，對過去已發生的事件的诠釋，那麼全球哲學是何以能夠做到參與到當下的全球性問題的解決中的？對此，佐夫科的回應是，哲學不僅能對過去進行反思，還能夠對潛在的情況，以及對關于未來的合理想象進行反思。基于這一點，全球哲學能夠參與到當下的問題中。

部分與會者合影

最後，陳波總結道，雖然構建全球哲學是十分困難的，但仍然是有可能成功的，這需要我們抓住機會，全力以赴。

（編輯：鄧莉萍  審稿：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