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通訊員 王家寶）6月7日下午，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倫理學研究室主任，趙琦研究員在振華樓beat365体育官网B214作了題為“共同體與秩序：從荷馬史詩的友愛觀談起”的講座。講座由倫理學與政治哲學教研室王斌範老師主持，華中科技大學易剛老師評議，葛四友、李勇等老師參加讨論。

講座伊始，趙琦老師介紹了《荷馬史詩》的曆史背景。她指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故事分别圍繞邁錫尼文明晚期的特洛伊戰争、以及奧德修斯的戰後返鄉曆程展開。《史詩》成書于古風時代早期。由于經曆了黑暗時代，四個世紀之前的邁錫尼文明的王權制度與發達的官僚體制早已被遺忘。因此，《史詩》呈現的是一個社會組織結構松散、缺乏完備官僚體系的社會。鑒于此，作為西方最早的長篇文獻的《荷馬史詩》最能反映西方共同體觀念的原初形态。

随後，趙琦老師簡要概括了當前學界的主要研究方法與立場。她指出，當前學界從《史詩》中的“友愛”概念切入研究“共同體”的問題。學者們持有兩種不同的诠釋路徑：排斥道德的與友愛之情的功用性解讀，以及私人化的情感主義解讀。她提出折中的立場——反對純粹的功用性解讀，也批評情感主義解讀忽略了友愛的公共性。在她看來，史詩訴諸道德與情感的雙重維度以捍衛“友愛”及共同體。

在分析了功用主義立場賴以證成的語源學基礎和社會學推論之後，趙琦老師先直接反駁了功用主義的論證基礎及推論。而後，趙琦老師重點闡釋了《荷馬史詩》中的友愛觀。她指出，《史詩》使用了非常具象的概念“Philos”來表示友愛。“Philos”最常見的用法是表達被動内涵的形容詞“被愛的”，《史詩》中的“友愛”就是圍繞所有被愛者展開的。《史詩》集中體現了三類友愛共同體：家室友愛、賓客之誼和同伴友愛。

在《奧德賽》中，家室友愛的對象是同一個屋檐下的父子、母子、夫妻、主人和奴仆。《奧德賽》中描述了衆多背叛家室友愛的人物，體現了普遍失序的“家庭”狀态。通過對比衆多的叛徒與始終對奧德修斯忠誠和懷有深厚情感的妻子和奴仆，并賦予他們與其道德相一緻的結局——叛徒被殺，忠誠者捍衛了家室共同體并獲得幸福，史詩表明隻有忠誠的道德與情感而非功利目的才是家室共同體得以維系的根本。

賓客之誼則是古希臘别具特色的聯合方式，學界常以風俗和行為規範對其進行解讀。在《史詩》中遵循一個固定的程式：某個外鄉人投奔主人，主人熱情款待他，并提供他所需要的幫助。通過象征互惠關系的贈禮以及回禮、宣布雙方的賓客關系以及起誓等儀式化的行為，确立雙方的朋友關系。這種共同體的要義在于互利互惠，這就意味着，客人接受主人的恩惠，主人在需要的時候應當獲得客人的回報。趙琦老師指出，賓客之誼是古希臘社會非常重要的風俗和行為規範，但其并不具有強制力，而是需要自覺自願遵循正義的美德，并以情感加固之。

同伴友愛則是《史詩》中最常見的一類友愛共同體。《史詩》中“同伴”的範圍十分廣泛，不僅指向同族人與同族戰士、同船人，還包括政治與軍事聯盟等等。這種同伴共同體就是為了特定目的聯合起來的群體，其中的成員必須承擔各自的責任。但是趙琦老師指出，《伊利亞特》中阿基琉斯與阿伽門農的反目表明，僅僅基于共同的目的與責任，同伴之間的友愛并不牢靠。經過使團勸和、好友勸說直到陣亡的過程，陷入憤怒并罷戰的阿基琉斯逐漸意識到“友愛”之情的意義，并最終不惜犧牲生命而回歸戰鬥。好友之死激發了阿基琉斯對友愛深層次的領悟，他看破了荷馬社會對英雄的榮譽獎賞機制，卻為了純粹無私的友愛之情回歸共同體，重新承擔起英雄的責任。

最後，趙琦老師簡要總結了《荷馬史詩》中友愛觀的哲學影響。首先，它确立了古希臘友愛觀念的範圍，深刻影響了古希臘人的交往理論。希臘“友愛”觀念的寬泛外延（家室成員、夥伴、同船人、外邦人）以及政治共同體的公民友愛也都傳承自《荷馬史詩》中寬泛的友愛觀念。其次，它奠定了後世哲學家的探讨方式。“Philos”關于被愛者，以及被愛物的中性用法，直接影響了亞裡士多德探讨友愛的問題意識——從三類“被愛的”中性事物，而非人之間的關系與交往出發探讨友愛問題；“Philos”作為形容詞的主動與被動形态也有可能影響到柏拉圖，讓他發出這樣的疑問：“某人愛另外一個人的時候，他們中的哪個成為另一個的朋友，是愛者還是被愛者？”

在評議與讨論環節，趙琦老師分别就“無序狀态”的解讀可能需要更強的文本證據、友愛與共同體概念之間的張力、“Philos”與哲學史上的“聖愛”(agape)、“愛欲”(eros)等概念的區别與聯系等問題同在場師生展開互動交流，現場反響熱烈。

（編輯：鄧莉萍 審稿：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