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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回顧 | 名家對談:“康德與我們的時代”在我院順利召開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24-10-17

本網訊(通訊員 尚興紅)9月21日下午,華中科技大學beat365体育官网鄧曉芒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李秋零教授、清華大學哲學系黃裕生教授、南京大學beat365体育官网張榮教授在振華樓B第二會議室舉行了“康德與我們的時代”對談會,此次對談會由beat365体育官网曾曉平教授主持。院内外60餘位師生參加了本次對談會。

本次對談會圍繞“康德與我們的時代”這一主題展開,分為哲人對談和現場提問兩個環節。在對談環節,四位教授分别圍繞“康德與我們的時代”這一主題發表了獨到見解,并相互之間進行了思想交鋒,使得整個對談過程充滿了智慧的火花與深刻的洞見。

鄧曉芒教授從康德的形而上學理論出發,提出中國可以建立起一種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學的第三形而上學。康德将形而上學分為自然形而上學和道德形而上學,現象的存在引出了自然形而上學,物自體的存在引出了道德形而上學,二者并存,但道德形而上學在康德哲學體系中又占據更高地位。鄧教授認為,康德的形而上學為中國哲學提供了寶貴啟示。盡管中國接受了西方形而上學的術語和概念,但中西文化在形而上學的構建上有着本質的差異。西方形而上學是物理學之後,中國形而上學是倫理學之後。他認為,在倫理學之後,中國還可以建立第三種形而上學,這一概念用拼音翻譯為“xing er shang xue”,這種形而上學超越物理學和倫理學之後,是一種語言學之後的形而上學。語言的本質在于詩性、隐喻,隐喻是自然哲學和倫理學的根本,其核心在于美學,以隐喻自身為根本就可以建立起第三種形而上學。

李秋零教授認為,我們的時代是中國人的時代,隻有與我們當下的時代聯系起來,才可以談論康德哲學的意義。李秋零教授首先介紹了康德哲學在中國的發展。康德的思想自1902年引入中國,與中國的啟蒙時期——新文化運動前期——不謀而合。梁啟超在其文章《近世第一大哲康德學說》中,将康德譽為“黑暗時代的救世主”和“百世之師”,這标志着康德哲學與中國啟蒙需求的契合。1978年,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康德哲學在中國哲學研究中成為顯學。李秋零教授進一步指出,康德的啟蒙思想之所以在中國受到廣泛歡迎,不僅因為其在啟蒙運動中的重要地位,更因為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康德自其教師生涯伊始,便緻力于教導人們如何進行哲學思考。與西方啟蒙學派不同,康德強調的是将思維的權利交還給人民,而非用新的成見取代舊的成見。盡管康德對啟蒙本身的批判足以警醒西方,但西方人并未真正理解康德。相反,中國人卻真正讀懂了康德。康德式的啟蒙就是運用自己的理性進行思維,其在中國的意義體現為兩個方面。首先是康德道德哲學對人的尊重。康德将人視為道德主體,也就是一個能夠通過自由自我立法,自我擔責的理性人格,人是目的的内涵指向人格是目的。其次是康德教會我們嚴密的邏輯思維。這對于中國人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邏輯是我們思維的弱項。李秋零教授通過芝諾的“阿基米斯追龜”悖論,進一步闡述了思辨和邏輯思維的重要性。康德不僅教會我們哲學,更重要的是教會我們如何做哲學,而不是将哲學作為教條接受。這是我們今天從康德那裡學到的寶貴财富,康德的思維對我們今天的時代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

黃裕生教授在聆聽了鄧曉芒教授和李秋零教授的精彩論述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首先表示贊同鄧曉芒教授對于形而上學的深刻追問,并認為鄧教授提出的第三種形而上學是對傳統形而上學的一次重要重建。這種形而上學,與西方的形而上學有着本質的不同。就康德而言,康德并不是要否定形而上學,而是要重建形而上學,這是康德與其他西方哲學家的不同。康德之所以重建形而上學,其原因在于人從自己的理性出發,自然而然地渴望追求絕對的完善者、絕對的無條件者,這種欲望是人無法擺脫的。雖然無條件者無法被我們認識和感知,但正是這種無條件者賦予了哲學以尊嚴。對無條件者的否定實際上是對哲學本身的否定,而我們今天哲學的希望就在于重建形而上學,這具有長遠的意義。其次,黃裕生教授對李秋零教授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将康德視為“黑暗時代的救世主”和“百世之師”是對康德的神化,而康德哲學的精神恰恰在于他體現了人的有限性。康德的貢獻在于以哲學的方式論證了人的有限性、人的理性的有限性。這種有限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知有界限”,即人的認知是有限的,不可能達到全知;二是“德有界限”,即人在道德上是有限的,無論人多麼完善,在此生都不可能做到無罪,不可能達到至高的善。因此,康德不可能成為救世主。黃裕生教授進一步提出,人有兩個自己,第一個自己是由父母所生的自然人;第二個自己則是在哲學的幫助下誕生的理性人。就康德而言,啟蒙不是領袖、不是導師,哲學不可能啟蒙人,最高智慧的哲學隻是協助者,協助每一個人看到自己,成為自己。

張榮教授在對談會上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視角,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恩典來深入理解康德哲學,探索自然與恩典之間的微妙聯系。他首先探讨了形而上學的本質,認為康德将其視為理性的自然傾向,并以戰場的比喻來闡釋理性的本性與能力之間的張力。在康德的形而上學中,理性和自由如同雙翼,但要全面理解其形而上學,我們還需要考慮自然與恩典這兩個基本選項。我們可以通過理性、自由、自然、恩典之間的“兩兩結合”來了解康德思想的豐富性。形而上學不僅存在于自然與理性的交彙處,也活躍在恩典與自由的對話中,這一點在基督教哲學中尤為顯著。自由代表着人的自主選擇,而恩典則指向了上帝的神秘領域。接着,張榮教授引用哈曼對康德的批評,揭示了康德哲學的多元性。哈曼認為,康德在強調純粹理性的同時,忽略了敬畏、語言和肉身的重要性。這種批評挑戰了我們通常對康德作為單向度啟蒙思想家的理解,展現了康德哲學中更為豐富的内涵。康德啟蒙的關鍵在于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而約納斯對傳統德性倫理學中的勇敢範疇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認為它可能導緻人類中心論的倫理學。約納斯試圖恢複一種活生生的自然概念,以彌合科學發展帶來的人與自然的裂痕,并恢複人與上帝的關系。張榮教授進一步提出,在中國發揚康德精神,必須關注哲學思想的曆史脈絡,将康德的自由思想與奧古斯丁的思想相聯系,将康德的責任倫理與約納斯的思想相聯系,以确保康德的思想具有深度和張力。我們仍在啟蒙的道路上前行,現代性的任務遠未完成,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後現代思想家對現代性危機的深刻反思帶來的啟迪。

最後,張榮教授認為,恩典不僅在康德的宗教哲學或倫理學中具有意義,而且在康德的整個哲學體系中具有基礎地位。我們應該将西方基督教的恩典思想與康德哲學中的“給與”和“被給與”概念聯系起來理解康德的哲學思想。在自然領域,感性雜多的被給與是人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前提,但這些雜多的來源卻是一個謎。康德在德語原文中使用了複數的物自體作為被給與的來源,這暗示了可能存在一個絕對的給予者。對于康德自然或世界的理解可以與恩典相聯系,從人與神的關系加以思考。在自由領域,涉及一個第一推動者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将奧古斯丁讨論原罪起源時的自由決斷與上帝創世的問題相關聯,通過神人合作産生第一個真正有積極價值的自由概念,即實踐自由,也就是意志或理性的自由,這是留待人們進行思考的問題。

在張榮教授提出從恩典的視角理解康德哲學後,鄧曉芒教授和李秋零教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鄧曉芒教授認為,從恩典出發理解康德,可能會使我們回到奧古斯丁的思想。在康德的哲學體系中,恩典這一基督教概念,與意志自由和靈魂不朽一樣,是由人主動懸設的,而非被動給予的。康德思想的獨特之處在于他颠覆了傳統的人神關系,認為上帝不是設定人的存在,而是被人所設定。因為有限的人類需要一種虛假的自我欺騙,以幫助自己度過艱難的生活。李秋零教授則指出,康德在讨論恩典時,并沒有否定對恩典的假設。但如果真有恩典存在,人們不應該将心思放在如何獲得恩典上,而應該思考如何配得上恩典。康德對上帝的設定是賦予了上帝一個具體任務,即确保有德之人能夠享受到幸福,上帝在康德的哲學中是被“雇用”的。康德所砍掉的不是上帝的頭顱,而是自然神論的頭顱,因為人們不能通過知識來接近上帝,隻能通過道德來接近。李秋零教授進一步強調,康德對意志自由和靈魂不朽的懸設都是基于人的道德行為,人們應該做道德的事,而隻有關于幸福的問題才涉及到上帝。康德的道德世界觀認為,道德必然導緻宗教,但這種觀點隻對樂觀的人有效,對悲觀的人則不适用。

在随後的提問環節,四位教授就現場師生提出的“在啟蒙思想中,主體能動意識和理性思維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理論的解釋會陷入無限後退,最終導緻語言悖論,這是否是西方哲學過渡到中國哲學的契機?”、“形而上學起源于物理學之後,是否實際上已經蘊含着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以及“中國倫理學和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根本性區别?”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讨。

最後,曾曉平教授對四位教授的精彩對談表示衷心感謝,并表示,通過這次對談,參與者們不僅加深了對康德哲學的理解,也對如何将康德哲學應用于現代社會有了更深刻的反思。這場思想盛宴不僅促進了學術交流,也為康德哲學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考。整場對談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結束。

(編輯:鄧莉萍  審稿: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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