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通訊員 劉浩）11月3日下午，由beat365体育官网、BEAT365唯一官网歐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辦的“紀念康德誕辰300周年系列活動·锵锵三人談”對談會在beat365体育官网B107報告廳成功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李秋零教授、黑龍江大學beat365体育官网丁立群教授、beat365体育官网趙林教授圍繞“以康德為視角看德國哲學的文化背景一從馬丁·路德到卡示·馬克思”的主題開展了深入交流。本次對談會由外國哲學教研室王詠詩副教授主持，院内外80餘位師生現場參與了本次對談。

德意志哲學的文化淵源

談及德意志哲學的起源，趙林教授認為，從16世紀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直到19世紀的卡爾·馬克思，德國哲學在300年時間内經曆了從無到有的發展。在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除艾克哈特和庫薩的尼古拉外，能登上歐洲學術舞台的德意志思想家屈指可數。但在馬丁·路德以後，德國的哲學思想在神學背景下開始産生然後迅猛發展。趙林教授還提出，德國哲學自馬丁·路德以後開啟了兩個既有區分又有交集的傳統。一個傳統以南德施瓦本地區為據點，其特色是陰郁的神秘主義氣質；另一個傳統以北德波羅的海地區為據點，其特色是冷靜的理性主義和條分析論的邏輯精神。德國哲學正是在兩個傳統的交織之下發展的。

李秋零教授十分認可趙林教授提出的“兩個傳統”的主張，并在此基礎上補充了條頓騎士團傳統、婦女神秘主義、封建采邑以及教随國定制度在德意志哲學誕生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在普魯士公國出現之前，統治普魯士地區的是由條頓騎士組成的“條頓騎士團國”。這些條頓騎士兼具僧侶和軍人兩個身份，為後世的普魯士留下了簡樸和紀律兩大精神遺産。在艾克哈特代表的“德意志神秘主義”之前，德國第一個思想運動是憑借個人感覺去理解和想象上帝的“婦女神秘主義”。德意志的文化傳統一開始就帶着通過沉思和情感接近上帝的特殊傳統。“封建”的含義可歸結為“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這種模式使得德意志地區出現了很多自由城市或自治領，政治上的松散關聯為自由精神留下了空間。宗教改革最大的現實成果即“教随國定”，新教徒由此擺脫了羅馬教宗的思想控制。後來新教傳播到北歐各民族，愈發顯現出民族宗教、國家宗教的特點，不再有國際性的精神領袖。這種情況也為德國的精神自由創造了又一個空間，這才為康德哲學對自由的追求奠定了基礎——“揚棄知識為信念留下地盤”恰恰代表了德國人對信仰的根本态度，即不把理性看作萬能的，總要給自由、道德等留下一個空間，不被别的東西所侵犯。

丁立群教授繼而談到了馬克思對德意志思想傳統的繼承和反叛。他認為，馬克思的思想從德國古典哲學中衍生出來，對德國哲學精神必然有所繼承，但馬克思的思想中也有猶太人的彌賽亞精神以及法國大革命的激情。阿倫特在談論兩種革命時就認為馬克思是法國大革命的産物，而不完全是德國文化精神的體現。這雖然比較極端但仍然有一定道理，至少馬克思的“社會革命”思想、内在的革命激情更多地體現了對法國大革命的繼承。

德意志啟蒙與英法啟蒙的比較

談到法國大革命對德國哲學的影響，趙林教授讨論了德意志啟蒙運動與英法啟蒙運動的區别。英格蘭的啟蒙發生在在17世紀後半業，主要是洛克和牛頓的工作。牛頓為天上創造了一套連上帝也不能違背的自然規律，洛克為人間創造了一套連國王也不能踐踏的法律。所以英格蘭啟蒙最大的特點就是“建樹”，其氣質是反偏激的、審慎的。在英格蘭宗教改革中，政治和經濟制度同時被很好地确立了，英國人由此就可以平和地、從容不迫地進行理論建樹。法國的啟蒙則非常偏激，這與當時法國的宗教背景有關。法國通過中央集權完成了國家統一，并且在1685年廢除了《南特敕令》，走向了天主教專制。這樣一個政治上集權、思想上專制的國家是非常保守的，這就激起了法國思想家激烈的反叛，所以法國啟蒙思想家都有很強的批判性——首先是理論上的批判，然後是政治實踐上的批判。德國啟蒙與法國啟蒙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德意志當時仍然是分裂的，這導緻它在政治上并非十分專制，思想上也比較自由，出現了像腓特烈二世這樣的開明君主。德國啟蒙最熱鬧的康德時代，恰恰是政治上相對分裂的時代，這與中國先秦、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狀況有類似之處。理解德國哲學的發展，不能隻停留在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縱向發展上，還要與英法的啟蒙運動作橫向比較，才能凸顯出德國啟蒙的特殊性。

李秋零教授同樣認為，德意志民族相較于英法兩國所表現出的獨特精神氣質在理解德國啟蒙運動的特點時有重要意義。康德之所以既是啟蒙運動的産兒又是啟蒙運動的完成者與克服者，就在于他對英法啟蒙運動及其在德國的影響的深刻理論反思，對理性膨脹、理性萬能的批判。

德意志哲學的神秘主義傳統

針對康德對理性膨脹的批判，三位對談人特别讨論了德意志哲學中的神秘主義傳統的起源與發展。李秋零教授提出，德國的神秘主義運動建立在對人類普通理性的否定之上。這種神秘主義的直觀和普通理性的算計的分野可以追溯到兩個古代哲學概念，即拉丁詞的“ratio”和“intellectus”。“ratio”的詞根來源是“計算”，即霍布斯所說的“簡單觀念的加減法”。但德國神秘主義認為這樣的理性絕不能達到對最高本源的認識，因此區分出了“intellectus”，其詞根最初含義為“挑選”，即在不同可能性中挑選出一種可能性來實現。在此意義上，正應了黑格爾對康德的一個評價，即康德對知性和理性的區分是一大功績。此前的英法哲學家談論理性時沒有對理性進一步劃分，隻有康德開啟的哲學傳統劃分了知性和狹義的理性。“知性（Verstand）”的原意是“使……站着”。這種思維方式的特征就是讓變化中的東西站住，正如戲劇演員的“亮相”或電影中的“定格”。通過亮相和定格我們才能看清演員的形象，通過知性我們才能對對象有清晰的認識，才能用一個概念去謂述它。“理性（Vernunft）”詞源學上來自“vernehmen”，即一種不精确的獲持。在黑格爾看來，這種辯證理性發展到頂峰就是一種神秘主義。這種思維特征可以說是德國的一種民族精神、文化精神。

丁立群教授将區分“知性”和“理性”的思想追溯到了古希臘哲學。知性所追求的停駐與理性所追求的運動分别代表了兩個古希臘傳統，即赫拉克利特的生成論和柏拉圖的理念論。德國的辯證法同時受惠于這兩個傳統，黑格爾将其歸結為“辯證邏輯”，即用固定的、概念化的東西把握變動的東西。此外，從對“理論”概念的考察中也可看到德國哲學中神秘主義要素的起源。“理論”概念起源于俄耳甫斯教，最初是一個宗教概念，意為對神的直觀。這個概念的演變過程即知識的含義逐漸滲入進去，宗教的含義逐漸淡化的過程。但直到近代，“理論”概念也沒有完全被知識化。從畢達哥拉斯将數學注入“理論”，再到亞裡士多德将物理學和形而上學注入“理論”，即使牛頓的經典力學，也保留了作為本原的上帝。“理論”概念的演變過程實際上就是康德所說的“為信仰留下地盤”。

趙林教授繼而補充了這一回溯，認為“知性”和“理性”的區分也可以回溯到“邏各斯”和“努斯”的區分，并且這組概念之間的張力貫穿了從古希臘以降的西方哲學史。在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那裡，“理性”本身就是神秘的，它不同于推理性的“邏各斯”，而是直觀本原的“努斯”。鄧曉芒教授在《思辨的張力》中認為“邏各斯”與“努斯”的矛盾從古希臘一直貫穿到德國古典哲學，這條道路在趙林教授看來非常精準。二者的張力在古希臘和中世紀表現為理性和信仰的矛盾，在康德處表現為知性和理性的矛盾，而黑格爾的偉大之處在于将“過程”引入了哲學，從而統一了康德所強調間接性和雅各比、謝林所強調直接性，并且唯有在過程中實現統一的理智和直覺才是真正的理性。所以德意志精神到黑格爾處達到了頂峰，之後就是向現實的外溢，導緻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哲學史觀

在直向性地叙述和梳理之外，三位對談人還就對談中體現出的哲學史觀進行了反思和讨論。

在趙林教授看來，任何一種哲學形态的發生都不是突然從某個哲學家頭腦裡突然冒出來的，而是有它賴以發生的文化背景，因此應該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地談論“西方”，特别要注意由西方各民族獨特的曆史文化所塑造的“子系統”。

李秋零教授提出，在探讨“德國哲學的文化背景”時，要注意“哲學”與“文化”這兩項之間不是線性的決定或生成關系，而是雙向的構成關系——不光是德國的文化背景影響了德國哲學的形成，反過來，德國哲學本身也構成了德國的文化背景。

丁立群教授認為，趙林教授和李秋零教授的觀點都反映出一種重要的哲學史觀，即對哲學史的“文化的解釋方式”。不少哲學家都讨論過這種哲學史解釋方式，如文德爾班提出了理解哲學史的三種途徑：概念的理解方式、文化的理解方式、哲學家本人生活和個性的理解方式。但文德爾班最終構建的仍然是概念演變的哲學史，因為他選擇追求“哲學史的科學化”。杜威則在《哲學的改造》中明确地提倡以文化方式理解哲學史，認為應當把哲學史看作是文化的一章，所以研究哲學史應當把它和文化、宗教、社會制度、人類生活史結合起來。實用主義認為哲學史本來就沒有科學性，而是發揮一種人道作用。因此杜威說“所有哲學都是有黨性的”——任何哲學産生時都先天的帶有一個使命，即為特定的文化、傳統、信仰辯護，這樣一來哲學就具有了“黨性”。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強調哲學與文化的關系，比如“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不同于庸俗的“經濟決定論”史觀，從這些說法中是可以引申出一種文化解釋的哲學史觀的。

觀衆交流環節，三位對談人與在場師生就“從哲學角度看，德意志民族能否避免在普世主義和普魯士精神之間的兩極擺蕩，建立一種中和的民族認同？”、“‘理性’與‘知性’在康德和黑格爾語境下應如何具體定義？”等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最後，王詠詩副教授對三位教授的精彩對談表示衷心感謝，整場對談會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結束。

（編輯：鄧莉萍  審稿：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