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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回顧 | 黑龍江大學丁立群教授做題為“亞裡士多德實踐哲學的困境與總體性的實踐”講座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24-11-12

本網訊(通訊員 劉浩)11月4日下午,黑龍江大學beat365体育官网丁立群教授在beat365体育官网B214報告廳進行了題為“亞裡士多德實踐哲學的困境與總體性的實踐”的講座。本場講座由beat365体育官网和BEAT365唯一官网歐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辦,外國哲學教研室周玄毅副教授主持。外國哲學教研室趙林教授和王詠詩副教授作為與談人與丁立群教授進行了交流。院内外60餘位師生參與了本場講座。


講座伊始,丁立群教授介紹了本場講座的主旨。“實踐”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亞裡士多德哲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本場講座旨在反思亞裡士多德為實踐哲學預設的“自明性”前提,并以馬克思的“勞動”概念為基礎,反轉亞裡士多德的預設,從而從實踐哲學的角度出發,做出一次打通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嘗試。

講座正文第一部分,丁立群教授以“實踐哲學的最初形态”為題,介紹了亞裡士多德對實踐活動的定位。亞裡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區分了三種思慮形式:理論、制作和實踐,它們分别對應着“成神”、“成物”、“成人”的追求。這種三分法标志着實踐哲學作為獨立的哲學形态而成立。亞裡士多德的實踐哲學的終極旨趣即在于通過實踐促進人的完善、人的德性的實現——這是《尼各馬可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共同主題。

亞裡士多德對思慮的三分法源于他對蘇格拉底“德性即知識”這一主張的批判。在蘇格拉底看來,将倫理道德建立在風俗習慣上是不可靠的,欲使倫理道德獲得可靠性,就必須将人的德性及行為歸結為普遍知識。但在亞裡士多德看來,理論與實踐在本體論、認識論、目的論上都有不可還原的差别。首先,在本體論上,理論處在永恒、必然的領域,其德性在于“智慧(sophia)”;實踐處于變化無常的偶然性領域,其德性在于“實踐智慧(phronēsis)”。其次,在認識論上,理論知識包括形而上學、數學和物理學,都是普遍、必然的知識;實踐知識類似今天所說的人文、藝術知識,是特殊、偶然的知識。最後,在目的論上,理論活動追求的是“整個世界的善”,即純形式;實踐活動追求的是“屬人的善”,即人的德性的實現。

在區分“理論”和“實踐”之後,亞裡士多德又區分了“實踐”和“制作”。“制作”首先是一種“以科學和知識為基礎的活動”,因而是理論和實踐的分離的相關項。其次,制作乃是将特殊看作普遍的一個樣品,其目的在于按照普遍知識生産一個物,因而是一種“目的外在于自身”的活動,其德性在于“技藝(techne)”;而實踐乃是将特殊看作對普遍的豐富,其目的在于促成活動本身的完善,因而是一種“目的内在于自身”的活動。因此“制作”也不同于“實踐”,亞裡士多德由此形成了對思慮的三分法。

正文第二部分,丁立群教授以“亞裡士多德實踐哲學的困境”為題,批判了亞裡士多德的思慮三分法。

亞裡士多德的三分法在理論上面臨着三個困境。首先是理論與實踐的劃界的合法性問題:亞裡士多德将實踐看作無條件的自由活動,但如果實踐不可能是“無知之行”,即不可能是不依賴于任何先決條件的“絕對自由”,則亞裡士多德将實踐界定為無條件的積極活動就是成問題的——沉思作為最自由的活動反而成為了最高的實踐。其次是理論的善與實踐的善的關系問題:如果沉思可以被看作最高的實踐,則實踐的善到底是屬人的善還是形而上學的善就成為懸而未決的。最後是制作的外在目的與實踐的内在目的的關系問題:亞裡士多德一方面認為戰術、家政學、修辭學都從屬與政治學,另一方面又将其劃入“技藝”的領域,這就導緻了實踐智慧(phronēsis)退化為技藝(techne)的可能性,大大削弱了其面對工具理性膨脹時的批判力度。

在現實層面,亞裡士多德的三分法同樣産生了難以接受的後果。“理論”一詞發源于俄耳甫斯教,本意為對神的靜觀,其詞義演變過程也即知識内容取代宗教内容的過程,也即數學方法導緻世界觀改變的過程——在科學化的世界觀下,“理論”成為了以主客分離為前提的對客觀世界的研究。“制作”在前亞裡士多德時期,是人理解自然的基本模型,通過制作隐喻,自然被賦予了目的和意義,人的制作活動則隻是派生性地使自然目的浮現出來。然而由于近代以來對自然的祛魅,制作活動也成為了“價值無涉”的工具理性活動。由于理論的科學化和制作的工具理性化,理論與制作在近代被重新結合為科學技術,整個自然最終成為一個可取用的資源庫。這一方面導緻了對自然的破壞,另一方面導緻了對工具理性的狂熱崇拜,以至于将工具理性的對象拓展到人的活動,人的自由實踐的空間由此被壓制殆盡。因此,現代人對“實踐”的通行理解範式變成了“理論的技術運用”。亞裡士多德的思慮三分法的最終現實後果是科學技術擺脫了實踐的善的制約,這啟示我們不能再割裂理論、制作與實踐的關聯。

正文第三部分,丁立群教授以“超越三分法”為題,闡釋了馬克思如何将“勞動實踐”視作一種總體性實踐,從而超越了亞裡士多德的思慮三分法。

“勞動”概念在古希臘和中世紀的色彩完全是負面的。在古希臘人看來,勞動指的是奴隸與工匠的生産活動,根本不算是實踐。中世紀則從基督教的角度出發,将勞動看作上帝對人類的懲罰。宗教改革之後,近代人才開始推崇勞動活動,尤其是在古典經濟學中肯定勞動是一切财富的來源,是一種美德。但直到黑格爾,“勞動”才作為一個哲學概念被思考。首先,黑格爾強調了勞動的内在性,認為勞動是人的精神和理性的形成的内在環節,勞動由此具備了“成人”意義,因而才可能成為實踐。其次,黑格爾将勞動與人的本質相關聯,認為勞動是人的自我意識——即黑格爾所認為的人的本質——形成的内在環節,這可以被看作從“人是政治的動物”向“人是勞動的動物”的轉變的開端。最後,黑格爾也把勞動看作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的一個環節,理論哲學由此成為了與時代和現實相關的東西。

馬克思繼承和發展了黑格爾對“勞動”概念的哲學思考,直接用“勞動”替換了“實踐”概念。這種替換建立在馬克思對“勞動”概念的特殊規定之上。首先,馬克思區分了狹義的勞動和廣義的勞動:前者專指物質生産活動,是一切勞動的基本範型;後者指人類的一切創造性活動,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被等同于整個社會的分工體系,即等同于“現實”。其次,馬克思進一步提升了勞動對人的意義,将勞動看作人的普遍本質,這就使勞動具有了能替代實踐的存在論地位。最後,馬克思眼中的勞動兼具實踐、制作和理論意義,成為了三者的統一。勞動的實踐意義在于,人總是在他自身的勞動活動,即創造性活動中生成的;勞動的制作意義在于,它仍然以物質資料生産活動為基本範型;勞動的理論意義在于,勞動是科學與技術的結合,也是形而上學與現實的結合,正是在勞動中,勞動者才産生出對社會關系,也即對具有普遍性的類本質的認識。

最後,丁立群教授引用伽達默爾的如下發言,表達了“實踐就是人完整的生活世界”的結論:“首先人們必須清楚‘實踐’(Praxis)一詞,這裡不應予以狹隘的理解,例如,不能隻是理解為科學理論的實踐性運用。……‘實踐’還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個整體,其中包括了我們的實踐事務,我們所有的活動和行為,我們人類全體在這一世界的自我調整———這因而就是說,它還包括我們的政治、政治協商,以及立法活動。我們的實踐———它是我們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

互動環節,王詠詩副教授對整場講座的内容進行了簡要總結,并在康德的自然和自由二元論背景下提出了“理論、制作與實踐在馬克思哲學中的‘統一’如何區别于它們在亞裡士多德哲學中的‘界限不明’?”以及“如何可能克服現代狀況下的異化勞動?”的問題。針對第一個問題,丁立群教授認為理論、制作與實踐在馬克思哲學中的統一是一種“辯證統一”,即保持區分的統一。針對第二個問題,丁立群教授認為現代分工體系是不可逆的,一條可行道路可能在于将“技藝”概念中的“藝術”層面從現代勞動中分離出來并予以保留。趙林教授從文化和曆史的角度梳理了實踐形式,特别是政治實踐形式在古希臘、羅馬、中世紀、近現代的演變,比較了東西方政治實踐形式的異同,探讨了政治哲學與政治現實之間的關聯。丁立群教授同意“實踐哲學”在曆史上的确有許多不同形态,并進一步提出,如果梳理出不同形态的譜系,就能夠看出實踐哲學的确是最能代表時代精神的哲學形态。

此外,丁立群教授還與現場師生就“海德格爾在《築·居·思》中提出的制作、實踐、理論三統一的構想與馬克思的統一構想有何根本區别?”、“‘底線倫理’是一種實踐哲學嗎?”、“實踐哲學如何改造曆史唯物主義?”等問題進行了交流。

講座結束之際,周玄毅副教授對丁立群教授持續近三個小時的精彩講座表示衷心感謝,整場講座在熱烈的掌聲中落下帷幕。

(編輯:鄧莉萍 審稿: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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