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通訊員李夢雪）2021年5月18日下午，BEAT365唯一官网人文社科資深教授馮天瑜先生、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唐翼明教授、文化學者陳浩武教授、beat365体育官网趙林教授在振華樓B107大報告廳舉行了“中西文化四手聯彈：秦漢-羅馬：制度差異與曆史影響”對談會。

本次對談活動分為秦漢與羅馬的制度差異、不同制度的曆史影響、點評與讨論三個環節，報告廳内師生雲集、座無虛席。陳浩武教授表示，第一次“四手聯彈”是在前年，讨論了軸心文明的緣起與終結，這次對談沿着時間和史學的邏輯，以秦漢和羅馬為代表，讨論東西方制度差異與曆史影響。

在制度差異部分，首先，馮天瑜教授講述了秦漢制度的形成、演變與特點。在周秦之際，中國的制度文明發生了重大轉變，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稱之為殷周之變，即從殷商文化的重鬼重巫演變為周朝的崇尚人文。概括起來，周制有四個基本方面：宗法、封建、井田和禮樂制度。此外，還保留了若幹原始民主的遺留。例如，諸侯庭院、官府門口豎立木柱，讓人在上面寫谏言，稱“謗木”，指廣開言路，聽取各方意見，今演變成華表。周制中最重要的就是分權的貴族政治以及土地制度。随着經濟發展、生産水平提高，私人經營土地成為可能，公田、王田分化瓦解。分權的政治制度也向集權的君主政治變化，周制逐漸式微、瓦解，最後秦帝國完成了七國的統一。而秦制可主要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定于一尊的皇帝制，皇帝獨攬天下大權。第二，中央集權的三公九卿制，與皇權政治聯系在一起，由皇帝直接操縱。第三，地方上由封建制轉為郡縣制，中央直接管控地方。此外，起到重要作用的還有君尊臣卑的朝議制和嚴密的監察制，以及官員的考選制。對于秦漢制度，馮天瑜教授認為可以兩分地看待：第一，為什麼認為中國創造了世界上最繁榮的中古文化？第二，為什麼中國這個社會實現近代轉化又特别困難？這兩方面都與周秦二制息息相關。馮天瑜教授還主張把“百代皆行秦政法”改為“百代皆行漢政法”，因為漢制融合秦制周制，霸道王道雜之，這後來成了曆朝曆代的主流。這個說法得到了其他教授的一緻贊同。

那麼羅馬的制度又是怎樣的呢？

趙林教授談到，希臘務虛，羅馬務實。我們常說“條條大路通羅馬”，這句話可從空間、時間兩個維度理解。從時間上看，羅馬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制度。羅馬的制度也經曆了變遷。王政時期，羅馬的制度類似希臘。羅馬共和國時期，貴族及其門客勢力強大，貴族百人團和第一等級在公民大會的193席裡占了98席。此後，世上第一個成文法《十二銅表法》确立了羅馬一些制度的特點，逐漸形成了共和政治。波利比烏斯評價說，羅馬制度的訣竅就在于元老院（貴族制）、執政官（君主制）與公民大會（民主制）三者之間的動态平衡。羅馬街頭大街小巷随處可見的“SPQR”，含義就是元老院和羅馬人民。至于羅馬是如何從共和制走向帝制的，孟德斯鸠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總結道，這與制度、地域、人口息息相關。一開始羅馬适合民主制，擴張後适合貴族制，最後到泱泱大國隻能實行君主制、同盟制。潛在的問題是，羅馬當時的制度并不适合羅馬，原因有二：其一，羅馬版圖擴張了，但公民權未擴張，公民大會的代表性成了問題；其次，戰争獲得了大量土地、資源、奴隸，羅馬人口增加。自耕農原先是羅馬的脊梁、主力。戰争中的奴隸反向流到羅馬，一小部分自耕農就成了大地主，兼并了很多土地。大量失去土地的自耕農流離失所、來到城市。這些貧民和無産者構成了平民大會的主力。他們更關心誰能解決土地、糧食問題。這樣，不同階層就爆發了沖突。沖突之下，城市暴民、元老、貴族都用暴力解決問題。直到馬略進行了羅馬重要的軍事改革，讓城市無産者到軍隊來當兵，建立職業軍隊。到了羅馬共和國後期，原先的三角關系就被執政官、軍隊和保民官這個新三角關系取代。随着曆史演進，屋大維被授予“奧古斯都”稱号，他既是首席元老、第一公民，又是大将軍、大祭司長，集立法、行政、司法、軍事、文化、宗教等權力于一身，成為了羅馬帝國事實上的皇帝。這種制度一開始叫元首政治，到戴克裡先變為君主制，後來君神一體取代元首制，最後變成了帝制。

對于兩位教授的精彩發言，唐翼明教授點評說：學曆史是必要的。到現在，東西方在本質上基本都沿襲了各自曆史上的制度，要認識今天，就要認識昨天，太陽底下無新事，而中國、羅馬正是東西的典型代表。曆史在分權與集權間搖擺，在德治與法治間搖擺，好的平衡點就是盛世。所以，讀曆史對認識今天很有意義。唐翼明教授還指出，要承認東西方傳統的重大差異。那麼中國需不需要、有沒有可能接受西方的東西呢？這個問題從五四時期就已提出了，是困擾了中國人百年的問題。教授們認為，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不可忽視，例如左右派就分别來自法蘭西道路與不列颠道路。但是，中華文化這棵在960多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生長了幾千年的大樹，可以嫁接，卻不可以移栽，必須重視本根。

在讨論環節，當談到秦漢制度對今天的影響時，馮天瑜教授指出，周制、秦制是中國制度文明三千年以來的基本面，我們要批判地繼承，既不能照搬、沿襲，也不能把千年的大樹連根拔掉，而是要嫁接：既要重視“砧木”，即母本，儒道墨法都有可繼承發揚的地方，周制秦制經漢代人加以發揮，值得借鑒；又要重視“接穗”，創造性地接受、弘揚。教授們認為，這就要求我們充分重視東西方的制度差異。例如中國從未有奴隸制社會，勞動力主體基本是自由的庶農。趙林教授指出羅馬的奴隸屬于物權法的管轄範圍，他們是會說話的工具。馮天瑜教授還指出了一個常見的錯誤，就是非要把我們的中古時期說成是封建社會。其實封建的問題在秦始皇時期已經解決了。所謂的封建遺毒其實是專制、帝制的遺毒。唐翼明教授也補充說，中國去封建遠，日本去封建近，所以日本近代化容易；中國早早進入專制帝制，現代化很難。馮天瑜教授總結道，如果要在實際中找到出路，走向近代還是要以西方為參照系。五四指出的基本路線是正确的，否定了這個基本路線則近代化、現代化将茫無頭緒。不過，還要跟我們的曆史、實際相結合，遵循價值法則，要發動腦筋、勞動雙手，去做新的創造。對周制、秦制是這樣，對羅馬發展下來的西方制度也是如此。中國的未來大有希望，但是方向一定要正确，防止出現颠覆性的錯誤。

趙林教授指出，《三國演義》中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國以合為主，大一統中央集權的格局基本不變，西方則相對分裂，在分的基礎上走向共和。如今，更多地影響世界的是共和時代的法律制度，而帝國時代的制度基本上被抛棄了。至于東西方的關系，表面上是西方征服了東方，其實更多的是東方滲透了西方：君士坦丁堡取代羅馬，君神一體的專制制度取代更早的共和制度，基督教取代希臘羅馬多神教。這裡所說的東方文化是地中海意義上的，主要指小亞細亞、希臘和埃及地區。所以說東西方很難說誰改變了誰。就像黑格爾在《曆史哲學》中所說的那樣，絕對精神的發展規律是從簡單到複雜，從古代到現代，從東方到西方。他的美學、哲學史、宗教哲學、曆史哲學四大講演都是從中國講起，到印度、波斯、埃及、希臘、羅馬、西歐國家、北大西洋的英法等國、一直到德國普魯士。黑格爾預言美國是明日希望，而沿着黑格爾指出的絕對精神一路向西的路徑，明日希望恰恰是在中國。

馮天瑜教授補充道，黑格爾作為辯證法大師，對中國文化雖有批判，但也保留了想象空間。黑格爾在《曆史哲學》中說道，如果有新的矛盾的交織，中國就會出現新的創造的空間。陳浩武教授坦言，我們面臨着十字架的困惑，橫向是東西，縱向是古今。他提出，日本可以作為一個新的參考維度，日本把傳統和現代、東方和西方優美地融合在一起，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坐标。

最後，陳浩武教授提議将該系列對談會延續下去，接下來可以從中世紀的儒家和基督教對比講到大航海時代。該提議獲得了對談教授和聆聽師生們的熱烈響應。“中西文化四手聯彈：秦漢-羅馬：制度差異與曆史影響”對談會在對古今的反思、對現實的讨論以及對未來的拭目以待中圓滿結束。

（攝影：宋柏楊  編輯：鄧莉萍   審稿:嚴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