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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布爾雅那大學助理教授揚·弗霍夫斯基應邀做“引入的曲折:新實在論和數理邏輯在中國的開端研究(1920年代)”在線講座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22-10-22

本網訊 (通訊員唐瑞雪) 10月14日晚,應我院陳波教授邀請,盧布爾雅那大學助理教授揚·弗霍夫斯基(Jan Vrhovski)通過學術志平台作了題為“引入的曲折:新實在論和數理邏輯在中國的開端研究(1920年代)”(The Twist and Turns of Introduction: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Beginnings of New Realism and Mathematical Logic in 1920s China)的主題講座。講座由陳波教授主持,我院朱志方教授評議。本次講座是beat365体育官网百年慶典系列活動之一,來自全國近兩百名聽衆參加了此次線上講座。

弗霍夫斯基首先指出由于時間和地域的差異、曆史資料的不完整等多種因素,關于1920年代新實在論和數理邏輯在中國的開端研究仍屬于曆史性探究,還需進行深入研究。随後談到關注1920年代新實在論和數理邏輯在中國發展的重要性。對該階段的研究可以為随後的理論研究提供背景知識,如解釋1930年代早期新實在論在清華學派是如何形成與發展的。因為10月7日晚的講座(數理邏輯在中國的曆史:從開端到清華大學)已經涉及1920年代數理邏輯在中國的發展,所以本次講座将主要關注1920年代新實在論的發展。

“新實在論”作為一個概念,是伴随着1920年羅素訪華而被引入到中國。在羅素訪華後的三年時間裡,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新實在論及數理邏輯在中國哲學界的建立以及長久的發展。

首先,受羅素訪華的影響,傅銅、張申府、王星拱、瞿世英等北京大學的青年學者通過各種方式和平台宣傳羅素的思想,如成立羅素研究學會、翻譯羅素文章等。其中,弗霍夫斯基重點談論王星拱和張申府兩位學者。王星拱1916年獲碩士學位回國,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後又與王世傑、李四光等一起負責籌建國立BEAT365唯一官网,任國立BEAT365唯一官网化學系首任系主任。從1934年6月到1945年7月,王星拱擔任BEAT365唯一官网大校長長達11年。張申府191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要從事集合論和哲學方面的研究,是羅素哲學和邏輯思想的忠實擁護者。1920年,在關于羅素的一篇介紹性文章中,張申府使用了“新實在論”一詞。這可能是在将羅素思想作為連貫理論整體的背景下最早談及“新實在論”。他主張“新實在論”是現代科學世界觀的一部分,包括現代物理學、數理邏輯、行為主義心理學、羅素的認識論等。

除了翻譯羅素著作,北京大學哲學系還進行課程改革,在基礎課程中增加新實在論。此外,學術活動也開始轉向西方新實在論和經驗主義。如張申府關于新實在論邏輯的文章被收錄在《現代哲學一臠》一冊中,胡适的文章中也提到新實在論。并且,在哲學史的教科書中也加入有關新實在論的内容。當時任商務印書館主編的範壽康在《哲學初步》一書中,用了很長的一章來介紹羅素哲學,并将其作為新實在論的代表。1925年,有關學者還展開了關于羅素《數理哲學導論》和無限小概念中文翻譯的争論。

其次,北京大學哲學系還培養了中國第一批新實用論者。弗霍夫斯基重點談論了餘文偉和彭基相。他指出,在新實在論在中國的建立和傳播過程中,餘文偉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24到1927年間,餘文偉發表多篇文章宣傳新實在論,認為新實在論強調推理和解析、反對神秘主義,是真正的、科學的哲學。此外,餘文偉還對各種反對觀點進行批駁,捍衛新實在論。另外一個重要人物是彭基相。彭基相畢業于北京大學,從事法國哲學史研究。從1925年起,他翻譯了羅素《心的分析》等關于心靈(mind)和心理學的著作,并發表了多篇文章,如《羅素的心的學說》、《羅素論心理學與政治學的關系》。在1925到1926年間,彭基相和餘文偉多次寫文章批駁新實在論的反對者,其文章後被收錄在1927年出版的《哲學論文集》中。

1924至1925年,新實在論在北京大學的發展達到頂峰,随後在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興起。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馮友蘭和黃子通。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馮友蘭将自己的思想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實用主義、新實在論、唯物主義。1926年馮友蘭出版了《人生哲學》,他将這本書視為自己新實在論思想的體現。根據這本書的内容,弗霍夫斯基認為馮友蘭這一階段的思想可以被分為康德的形而上學和新實在論的科學認識論兩部分。而這一時期,馮友蘭恰好調任到燕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這使得弗霍夫斯基将關注點轉向燕京大學。1926年,黃子通被聘用為燕京大學國學教授,主要研究歸納方法、康德哲學、科學哲學和英國經驗主義。根據當時燕京大學的課程設置,黃子通負責講授邏輯導論、名學、現代哲學中的邏輯問題等課程,弗霍夫斯基指出像現代哲學中的邏輯問題這樣的課程會涉及到現代邏輯和新實在論,這将黃子通與新實在論聯系起來,從而證實孫道升之所以在《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一書中将黃子通視為新實在論代表人物。在這一時期,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學術交流活躍,如1929年馮友蘭和黃子通也在清華大學開課,清華大學教授金嶽霖等到燕京大學開設講座。可以說,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學者的共同努力促進了新實在論在中國的傳播。

在講座評議環節,朱志方教授首先表示弗霍夫斯基的講座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20世紀20年代中國哲學和邏輯發展的細節,其次,朱志方教授就關于1920年代是否要考慮馬克思主義對張申府的影響這一問題與弗霍夫斯基商榷。早在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就已經傳入中國,随後廣泛傳播,而且張申府是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立者之一。朱志方教授認為這些事實均表明張申府的思想受到羅素與馬克思主義的雙重影響。最後,朱志方教授就如何看待1950年代後期數理邏輯的發展受阻向弗霍夫斯基提問。弗霍夫斯基回顧這一時期數理邏輯的發展。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初,沈有鼎、王憲均、胡世華、莫紹揆等青年學者從國外學成歸國,促進了數理邏輯在中國的發展。1950年代到1960年代,毛澤東多次強調邏輯的重要性,在黨政幹部和青年學生掀起了一股學邏輯的熱潮。金嶽霖等學者還編撰了形式邏輯教材。但因過分強調形式邏輯的重要性,反而影響了數理邏輯在中國的發展。

講座最後,陳波教授高度評價了弗霍夫斯基的學術工作。弗霍夫斯基基于大量的原始資料,進行細緻、嚴謹的研究,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1920年代中國邏輯研究的空白。

(編輯:鄧莉萍 審稿: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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