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澳大利亞John 0zolins教授應邀來我院講授為期三周的《中世紀形而上學與先秦儒家比較》課程。

John教授的講課包括三部分，涉及的是Thomas Aquinas和孔子及其傳統在美德方面的比較，都強調實踐美德是一個人在自我完成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這是這次講學的基調，但是在如何獲得美德，以及獲得什麼樣的美德，Aquinas和孔子是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他們之間也有着很大的相似，這是這種相似使得二者之間的比較成為可能，也是東西方在古典教育方面的一緻，對于今天的教育發展也是有着重要的借鑒意義。

John首先概括了Aquinas強調的美德，是沿襲Aristotle的節制、智慧、勇敢和公義，再加上信、望、愛神學三美德。當然Aquinas的基本觀點是人類的終極目的是上帝，這是在讨論上述古典四美德之後Aquinas的結論。而Aquinas和Aristotle的區别并非僅僅是多出了信、望、愛神學三美德，更是将人類的道德追求由現實追求上升到一種本體論的高度，這才是Aquinas超出Aristotle的獨特之處，它的基礎當然是Aquinas對于創造的理解，Aquinas認為創造其實就是受造物對于創造者的形而上學的依賴，若沒有這種依賴，受造物不可能持續存在，所以人類的最終目的将會是與創造者，也就是God的合一。但是這并不是Aquinas倫理學的出發點，而是歸宿。Aquinas首先是沿襲的Aristotle的四美德，而這四美德（節制、智慧、勇敢和公義）分别是和孔子的仁、義、禮、智有差别對應，後面将會作分析，這裡首先要解決的是這種對比何以可能，或者是這種對比的基礎的合理性。如果對比的基礎都是有問題的，這種對比也就是不正确的。衆所周知，Aquinas首先是天主教神學家，其次是哲學家，當然，不同問題上這兩種身份排序會有差别，但是無論是神學意義上的還是哲學意義上的，在孔子時代都是沒有的，而John借助的是人類普世價值和實踐倫理來解決這一問題的。

無論是什麼人，追求善、避開惡（或者是追求對自己有理的）總是他們的行動原則，這正是Aquinas沿襲Aristotle傳統的倫理學出發點，Aristotle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已經充分闡釋，Aquinas與Aristotle的區别是追求目的不一樣，Aristotle總是放在四因說的框架之中，而善則是一切行動的目的因，這個目的因在Aquinas那裡則是God，上帝。這就突出了四美德中的智慧，因為智慧就是要辨别真僞真理，上帝才是真正的真理。所有人追求善、避免惡，這是Aquinas倫理學第一原則，這就是人類普世價值，也是所有人無法否認的，Plato曾經也持有這一論點，Plato認為那些作惡的人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善，因為善是對自己有利的，沒有人會拒絕對自己有利的而做對自己有害的。這也是Aquinas和孔子所遵循的路線，所以教育（或者教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Aquinas得智慧美德和孔子的“智”如出一轍，就是要區分正确的和錯誤，而不同的是Aquinas強調的智慧是認識真理（上帝），但是孔子的智慧是中庸之道，知道是非，并且可以采取合适的措施。這是二者理論背景不同，而John認為Aquinas和孔子之間的比較應該從普世價值出發，而不是從神學角度，是一種中立态度，并不是用其中一種理論去評價另一種，而是要找到二者交流的平台，這就是人們都追求善這一普世價值合行動原則。所以Aquinas和孔子儒學的比較應該是實踐意義上，或者是着重在四美德（節制、智慧、勇敢和公義）同“仁、義、禮、智”之間的對比上。四美德的基礎是智慧，在John看來，孔子也是這樣的，智慧區分什麼時候該勇敢，知道如何節制。在公義問題上稍微有些區别，Aquinas的公義是指給予别人應該得到的，但是孔子那裡的是指采取适當措施，并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江湖義氣的“義”，這裡的“公義”和“義”與中庸之道的“中”更為接近，智慧當然就是基礎了，因為智慧要來評判什麼是合适的，在孔子那裡“智”很重要，但不是最終目的，“仁”才是。人得最終目标是成為仁者，“禮”是“仁”的承載。Aquinas四美德和孔子的四美德本質上來講其實一緻的，都是以智慧為基礎，尋求一種合适的行動方式，以善為出發點，在社會關系中才可以習得，最終目的都是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在實踐意義上這二者沒有出入，隻不過是在宗教層面他們的追求就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看見John強調的是人在社會層面的自我完成是要依靠和他人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就是實踐倫理。

而且Aquinas和孔子都是強調美德是可以習得的，這就突出了教育在獲得美德中的重要性。這就引出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Aquinas的知識論和孔子及儒學傳統對于教育的理解。這二者因為背景區别、探讨對象和探讨方式都是不一樣的，所以作為兩個部分，但是這二者并不是孤立的，它們在實踐層面達到的是相同的目的，就是善作為人們的終極追求，是要通過美德完成的，但是獲得美德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更多在實踐層面，也就是說有了善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堅持不懈的努力。在實踐倫理層面Aquinas和孔子是一緻的。

Aquinas的知識論開始于教授是否成為可能，或者是我們怎麼才能學習我們不知道的知識。我們知道的不用學習，我們不知道的學習也不會獲得，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如何知道我們不知道的，這是個古老的悖論，不同時代的哲學家都在尋找解決方式，Plato的回憶說、奧古斯丁的光照論、人類共同理智、白闆說等等，這些都是Aquinas沒有采取的，阿奎那認為知識不可能是先在于我們之中的，那樣的話我們就不需要努力我們就可以獲得美德。Aquinas認為人是肉體和靈魂的合一，肉體保證了我們對于感性世界的感知，靈魂則是理性部分，是對感性知識的重組，所以Aquinas所持的觀點其實是特殊理智，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理智，而這種理智獲得知識的出發點是已經存在的知識，這和Aristotle在《後分析篇》開頭所講的觀點一緻：所以的知識和學習都是從已有的知識開始。我們就是從這些知識開始，利用我們的感性和理智獲得知識。但是知識也是分兩種的：永恒知識（Uncreated Wisdom）和科學知識（Created Wisdom），永恒知識是對于上帝的知識，使我們沒有辦法習得的，是要通過上帝的恩賜（啟示）才可以窺見的，我們人類所具有的知識都是科學知識，但是這二者都是不可改變的，因為一旦改變，我們就沒有辦法确定它到底是什麼知識。我們的學習又是何以可能呢？學習的對象是科學知識，這要求老師在這方面做的比學生好，在知識儲備這一方面，而學生也應該信賴老師，在這點上。我們還應當考慮到一個事實，就是同樣的老師和教授課程，但是學生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樣的，這就是說我們的學習并不是一緻的，這就是Aquinas強調的我們個人的特殊理智。所有的學習都是從感性材料開始，因為我們人類是肉體和靈魂的結合，所以肉體保證了這個條件，進而根據特殊理智我們重構自己的知識，這方面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人和人之間的區别所在，這也解決了另外一個難題，就是知識既然是不可改變的，為什麼我們習得的是不一樣的，知識不可能改變，那麼我們應該是一樣的，但事實不是這樣的，相反，我們千差萬别。特殊理智又是怎麼運作的呢？Aquinas認為老師為學生提供的其實是知識對象，也就是我們要探尋的對象，知識已經暗含在其中，知識是不可改變的，這個對象首先肯定是感覺材料可以處理的，進而我們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特殊理智獲得知識，并且有自己不同的理解，這其中還有一個就是要借助上帝的光照，知識就在那裡，就像躲在陰暗的影子裡，需要上帝的光照我們的學習才有可能。這是Aquinas獨特的認識論，是和别人不一樣的，一方面堅持了知識的不可改變性，另外一方面處理了我們理解的多樣性，并且這些都限制在科學知識，至于科學知識的條件，Aquinas在對Aristotle的諸多注解（例如對《形而上學》、《後分析篇》的評注）中已經闡述了。Aquinas的認知模式是獨特的，嚴格遵循了自己的“人是肉體和靈魂的結合”這一觀點，肉體從感覺材料出發，為特殊理智提供認識對象，借助光照，我們每個人都獲得了自己不同的理解。所以老師在學習中可以做的僅僅是提供學習材料，至于教授，其實是上帝的工作，所以知識的教授主體并不是老師，學生也不可能靠自己就可以獨立學習。老師方面的話對于教育應該有激情，要愛自己的事業，實際上這也是神學美德的要求，所以在實踐方面神學美德其實是和孔子的實踐美德有可比較的地方。在實踐方面，Aquinas堅持人是肉體和靈魂的結合，所以人也應該是按照靈魂的要求來行動，實際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應該知行合一，這不用解釋，在道德倫理領域就是新儒家傳統，Aquinas着重強調在實際行為之中我們對于美德的獲得并不是簡單的語詞上的，而應該是在實踐中去獲得，即使這可能像知識一樣我們不斷學習不斷忘記，但這是個不斷積累的過程，我們也應該這樣去做，這和儒家達到了高度的吻合。

孔子對于美德的觀念我們就很熟悉了，孔子首先是要我們有能力辨别是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風，必偃”，也就是說我們首先要知道什麼是君子和小人，将小人的德行放到君子的德行上面，隻能是失敗的，教育就是要告訴我們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更重要的是孔子強調的是更多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如何才能獲得美德，孔子是強調家庭和社會倫理，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些是非常重要的美德，而人的實現是在政治生活中，但是政治生活僅僅是家庭生活的縮影，君臣關系就像父子關系，而承載這一切的“禮”和“樂”，所以“禮”和“樂”的背後一定要有“仁”，或者說遵循“禮”和“樂”就是為了不斷達到仁的境界，所以孔子更多的是告訴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應該怎麼做。而之後的孟子則是大力發展了孔子的理論，設定了人性是善的，還具有“恻隐、羞惡、辭讓和是非”之心，分别是“仁、義、禮、智”之端，更多的是将儒學引向了形而上學的發展道路。孟子認為這些都是我們作為人具有的，隻是我們沒有遵循它們，我們要做的就是“求放心”，這些都是我們内在的。而荀子走的是另外一條路線，他設定的是性惡，其實孟荀二人是設立的出發點不同，區别沒有我們看到的字面意義上的那麼大。但是他們無一不是從現實層面出發，要求我們要約束自己，提高自己的“德行”，這個意義上來講，John認為“德”其實不是我們内在的，而是“仁”的一種約束力，是一種要求，不是内在自覺的。新儒家對孔子理論的發展也是值得探讨的。雖然朱熹的貢獻後來被用來實現個人的政治目的，《四書》也成為了僵死的科舉考試的内容，但是朱熹本人的貢獻不在這裡。首先朱熹認為學生讀的書不在多，而在精，所以有了他的《四書集注》，背誦對于學生來說是有益的，這可以為學生提供反思材料，而且學生不斷反思也可以看到字面之下的多層含義，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和Aquinas的特殊理智是有吻合的地方，老師提供的是學習材料，學生就是依靠自己的特殊理智學習，最終有了自己的理解，而且這種理解也将會是千差萬别的。朱熹同時也将儒家上升到了本體論的方面，就是着重強調“理”，所以也稱為理學。而朱熹在實踐層面最大的貢獻在于把書院制推向了頂點。書院裡面學生相互學習，John教授認為就是在書院裡面學生的這種互相學習就是在處理一種相互關系，這個和Aquinas強調社會關系是一樣的。

Aquinas和孔子及儒家傳統的比較是多方面的，這裡我們隻能概括闡述一下Jānis (John) T. Ozoliņš教授闡釋的思路，具體比較在他的課堂上也是比較有趣的。Aquinas和孔子以及儒家傳統的比較更多的在實踐層面，但是這種實際層面其實也涉及了道德的内在層面，也就是說并不是我們按照Aquinas或者孔子說的字面意思做我們就可以獲得德行，這是他們二者都反對的，雖然Aquinas比較而言是材料主義（外在的佐證），但是這并不是說，或者并不能削弱道德要求的内在性。他們都強調在日程生活中不斷學習和不斷實踐，這樣我們才能獲得美德，而且美德的獲得也不是一勞永逸的。Aquinas和孔子以及儒家傳統在實踐層面還是有很多值得比較的。（魏亞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