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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啟蒙問題”國際學術研讨會綜述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1-04-26

由beat365体育官网和歐美宗教文化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中西啟蒙”國際學術研讨會于2011年4月11-12日在我校舉行。來自英國、香港以及大陸幾所高校的學者圍繞啟蒙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讨論。

修・布萊爾(Hugh Blair)的五卷本《講道集》是啟蒙運動時期非常傑出的著作,1807年它被《批判性評論》雜志評為“用英語書寫的最流行的著作”。在講道中,這位蘇格蘭布道家試圖在絕對信任理性的力量和相信《聖經》或教會是絕對無誤之間另辟蹊徑。英國愛丁堡大學神學院院長、教會史教授斯圖瓦特・布朗博士認為布萊爾的講道有力地表現了18世紀晚期蘇格蘭的業已成熟的宗教啟蒙運動,他特别關注布萊爾在基督教改革派的傳統中對崇高、激情和情緒問題的處理,并且指出,雖然布萊爾在許多方面都是過渡性人物,但是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沒有影響力。布萊爾促進了18世紀晚期宗教倫理學的發展,這種倫理學強調情緒和激情,建立在耶稣的教導和品質之上的實踐道德以及個人的、内省的心靈宗教。布萊爾對個體的情緒和情感、情感和心靈的宗教以及個人内省的強調促進了新教、羅馬天主教和正統派的複興,這種複興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争期間改變了北大西洋世界。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傑出教授溫偉耀博士以“血緣的和諧”與“非血緣的和諧”為題比較了中國的“親親及第”與歐洲啟蒙時期“共濟會”的“兄弟之愛”。他指出,盡管歐洲啟蒙時期“共濟會”的信仰是西方文化傳統中一種比較接近中國“天命-人道”的思想形态,但是兩者之間仍然有三個方面的關鍵性區别:第一,縱然“共濟會”将宗教的對象盡量去人格化為“宇宙偉大的工程師”,與傳統基督宗教的人格神有差異,但以啟蒙時期自然神論為基礎的“共濟會”宗教信念與中國“天道”以道德本體論為主調的宗教哲學仍然是兩種不同的終極關懷取向。由它們引申的倫理實踐也歸結為不同的核心價值:前者以平等、公義為主調,而後者則以厚民潤物為目标。第二,兩個信仰體系源自不同的社會基礎。中國的人際倫理,是根源于農業文化的血緣社會紐帶,是一種生下來就已經賦予的既定角色,沒有個體抉擇的過程。因此,中國式的“和諧”是以适應、協調為主調的“内向型”道德修養,而且具有等差性的“親疏有别”格局。而共濟會的“兄弟之愛”是屬于成員之間的協約。他們之間的友愛、互助與信任經過了個體的抉擇(加入會所組織),因此是“外向型”、無等差的博愛和慈善精神。第三,由于中國“親親及第”的倫理等差格局帶來的含混性發展為“家國同構”的政治生活,在權力規範方面也存在着模糊性,而權力的濫用亦成為中國政治曆史中的常見弊點。而共濟會的兄弟之間雖然具有不同的等級,但理性化的等差角色令每個人所擁有的權力範圍有明确而清楚的界定。因此,擁有不同權力和屬于不同階級的共濟會成員之間可以在同一種的信仰基礎上實踐平等的關愛。因為共濟會始終是一個透過個人抉擇而參與的組織,所以,雖然共濟會在西方曆史中擁有顯赫和極具社會影響力的成員,但是他們的宗教和倫理價值始終未能成為治國的意識形态的根據。

台灣神學院教授林鴻信博士2006年在beat365体育官网舉辦的“啟蒙與世俗化”國際學術研讨會上發表了題為《誰啟蒙誰?―康德論啟蒙的再思》的文章,揭示了理性自律概念的矛盾現象,即任何批判者都無法達緻一個能免于被檢驗的絕對地位。而利科1985年的一篇文章《被召主體:先知召命叙事學派》正好試圖探索希伯來先知召命叙事演化成自律概念的過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林子淳博士以上述兩篇文章為基礎,針對自律這一啟蒙運動的重要概念做出分析,并提出了神學響應。他首先透過康德與哈曼的論争來揭示自律背後可能出現的監護人與被監護者的關系以至宰制課題,然後又通過利科的分析來完成對自律之福柯式譜系學的探索。将兩種讨論結合起來,人們或許會得出如下結論:沒有監護的自律不可能達緻,因為即使是良心的自律呼聲,最終也可能是來自上帝作為超越他者召喚的内在轉化。林博士接着從西方思想發展的角度深入地描繪了它的演變軌迹,并且指出,深受辯證法啟蒙的當代中國學術界在面對因現代性語境的變遷而産生的種種經濟、倫理、社會和政治議題時應當消化、吸納和轉化神學,産生出出人意料的再啟蒙。

複旦大學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孫向晨博士論述了盧梭的公民宗教的概念及其與自然宗教的張力。盧梭在同一時期撰寫的《社會契約論》和《愛彌兒》中分别提出了“公民宗教”和“自然宗教”的概念,但兩者在政治的層面是矛盾的,前者強調特定政治社會的認同,後者源自普世的人性。兩者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是解讀盧梭思想的關節點。針對近代的契約論思想,盧梭認為政治單純靠理性做基礎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提出了“公民宗教”的思想,希望以神聖的維度強化公民的認同感。但是“公民宗教”必須要避免以往曆史上“民族宗教”和“教士宗教”的弊端,那種狹隘的信仰将招緻流血的戰争。為此盧梭又提出了“人的宗教”、“自然宗教”和“福音書宗教”的概念,這是一種真正符合人性的宗教,但這種宗教由于其普世性而與“公民宗教”的政治性發生了矛盾。通過對“公民宗教”的界定,盧梭使其成為某種意義上的“自然宗教”公民版,但這種解釋遠遠沒有揭示出“公民宗教”與“自然宗教”之間内在張力的意義所在。事實上,“自然宗教”或“人的宗教”對應的是人類的普遍社會,而“公民宗教”對應的是特殊的政治社會。對于普遍社會,盧梭不像馬克思那樣激進,而是持一種懷疑的态度,他更重視現實的特殊社會。對于這種社會來說,“公民宗教”主要發揮的是一種保守性的作用。

西方啟蒙運動的問題一直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老話題。人們通常比較強調啟蒙運動對宗教的批判,強調理性主義的絕對價值,卻忽略了不同時代和不同文化傳統中的啟蒙思想家們對于理性與信仰之關系的迥異态度。BEAT365唯一官网歐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趙林博士從信仰與理性之間的關系的角度對西方啟蒙運動的發展曆程進行了宏觀的、動态的考察。在現代西方社會中,基督教信仰已經與科學理性形成了一種并立和互補之勢。基督教信仰不再是反理性的,恰恰相反,它經曆了啟蒙時代的洗禮,成為對科學理性的一種重要補充。人類的理性畢竟是有限的,浩淼宇宙和複雜人生中有許多無限奧秘是人類的理性能力無法洞悉的,在這種情況下,與其把關于無限者的茫然無知付諸斷然的否定(無神論)或者自慰的懷疑(不可知論),不如将其付諸對某種終極實在和永恒秩序的信念。這種信仰并非是反理性的,而是與有限理性并立而互補的,它植根于真實可感的生命體驗,植根于每個基督徒的靈性血脈。正因為如此,在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轉型的西方社會,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并沒有撼動基督教的信仰根基,世俗化的巨大潮流也不足以從根本上颠覆對上帝的信仰。科學技術為人們不斷揭示出“頭頂上的星空”的秘密,而關于上帝的信念則成為“心中的道德律”賴以确立的堅固磐石。西方的啟蒙運動曾一度表現為與基督教信仰的徹底決裂,但是經過18世紀以來的一系列宗教複興運動,到了今天,奠基于啟蒙理性的科學知識和民主政治已經與基督教信仰達成了妥協,二者共同構成了現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信仰與理性最終形成了并立與互補的格局。趙林教授最後指出,如何在普遍性的時代潮流與獨特性的文化傳統之間建立起一種協調關系,從而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化,這是一個值得國人深思的問題。而在這一點上,西方的啟蒙曆程或許能夠提供某些有意義的啟示。

武漢理工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李斯博士做了題為“儒典诠解的形而上維度”的報告。翻譯的前提是诠解,概念或語句真值的客觀不确定性和诠解者方向性的主觀前見導緻譯不準問題。來源語句可分為觀察語句與理論語句,後者涉及一種文化的形而上學以及從中演化出來的道德倫理系統。由于诠解的形而上維度涉及一種文化的核心概念,曆代學者往往會有不同角度的诠解,《中庸》首句的幾種英譯就表現出了形而上維度的诠解困局。不過李斯博士又指出,譯不準論題并不能否定典籍诠解的正當性,此正當性為寬容不同形而上觀和道德倫理系統之必需,并導緻在不同文化中傳譯形而上系統的方法論意義。

總結國内學界在回應“李約瑟難題”時的思路,人們可以發現一個令人深思的理論盲點,那就是忽視科學形成過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對基督宗教内部的思想資源關注不夠,這樣就很難找到中西文化氛圍中決定科學精神是否能夠産生的本質差異,也難以從思想文化的角度解釋西方從前現代思維模式向現代思維模式轉變的關鍵所在。為此,beat365体育官网副教授周玄毅博士強調,我們有必要從中世紀晚期經院哲學内部的分歧出發,更多地關注孕育了近代科學精神的司各脫主義的思想,從其中所蘊含的唯意志論神學、經驗主義傾向、簡單性原則以及對理性進行限定的思想來重新理解近代實驗科學精神的産生。這種做法既有利于科學和宗教以其本來面貌各司其職和和諧共存,也有利于旗幟鮮明地反對僞科學的泛濫。

《魯濱孫漂流記》既是一部有關啟蒙叙事的近代小說,也是清教徒精神的一個寓言。BEAT365唯一官网外語學院副教授王愛菊博士以這部小說為個案分析了啟蒙與宗教之間既合作又緊張的關系。鑒于上述學者多從西方的角度考察啟蒙,遼甯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叔貴峰博士考察了中國式啟蒙的特點,指出中國的啟蒙所處的背景與西方的非常不同,因而中國的啟蒙不可避免地會處境化,顯現中國的一些特征,如不徹底性。

會議期間,布朗教授還應邀做了三場學術講座,向聽衆介紹了愛丁堡大學的情況,并與BEAT365唯一官网歐美宗教文化研究所和beat365体育官网、複旦大學哲學學學院以及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負責人商談了進一步合作和交流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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