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對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的“堅持人民至上”作出深入而準确的理解，需要将其置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視域中進行哲學史性質的探讨。通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百年開展，可以清楚看到人民至上觀念的哲學内涵及邏輯結構：在曆史觀轉換中發現人民創造曆史的力量，在民主觀變革中确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在政黨觀上凸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立黨宗旨，在認識論上提出“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群衆路線。由此表明，人民至上觀念具有強烈的曆史感、深厚的學理性和曆史的合理性。

【關鍵詞】 人民至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李大钊；陳獨秀；毛澤東；習近平

作者簡介：李維武，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了專門闡發，其中首要一點就是“堅持人民至上”，強調和凸顯了人民至上觀念。從一般意義上講，世界觀和方法論屬于哲學的重要内容；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世界觀和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内容。習近平在談到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時就明确提出，“我們要全面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此，我們要對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堅持人民至上”作出深入而準确的理解，就需要将人民至上觀念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觀念，置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視域中來加以考察和闡發，說明這一觀念包含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哲理精髓，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和本質屬性，是中國共産黨人必須學會和掌握的“看家本領”。而這種考察、闡發和說明，實為哲學史性質的探讨，涉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百年開展中的曆史觀、民主觀、政黨觀、認識論等問題論域。換言之，我們隻有通過對這些問題論域的哲學史探讨，才能對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堅持人民至上”作出深入而準确的理解。

一、在曆史觀轉換中發現人民創造曆史的力量

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觀念，人民至上觀念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時就已經強調和凸顯的。正是由于唯物史觀的創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複雜紛繁的社會曆史運動中發現了物質生産活動對人類生存發展的決定性作用，發現了主要從事物質生産活動的人民群衆對曆史的推動作用。但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起源看，中國人接受唯物史觀、懂得并運用人民至上觀念，卻是經過中國古老的民本思想、在唯心史觀向唯物史觀的轉換中實現的。

自商周之際開始，一些有遠見的哲學家和高明的政治家已經多多少少看到了人民群衆在社會曆史運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從而在中國古代哲學的開展中提出了重民觀念、形成了民本思想。鴉片戰争後，中國哲學發生了古今之變，實現了現代轉型和傳統更新。古老的民本思想盡管不具有現代性，但因其現實性和實踐性，仍然在中國哲學的古今之變中保持了旺盛生命力和巨大影響力，成為接引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的思想之橋。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馬克思主義開始由歐洲傳入中國，而幫助中國人了解和接納這個陌生思潮的，正是古老的民本思想。1899年，在上海教會組織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上，連載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與中國學者蔡爾康合作編譯的英國社會學家企德的《大同學》（原名Social Evolution），其文稱：“民為邦本，古有明訓。……試稽近代學派，有講求安民新學之一家。如德國之馬客思，主于資本者也。”文中的“馬客思”，是當時馬克思的漢語譯名；文中的“主于資本者”，指馬克思的名著《資本論》。這是馬克思的名字、著述和思想第一次在中國得到介紹，标志着馬克思主義已從歐洲來到了中國。從這個粗淺的介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引起中國人的最初關注，就在于它被視為一種“安民新學”。這表明當時的中國人正是從自己的哲學傳統出發，以民本思想來理解和接納馬克思主義的。

然而，人民至上觀念畢竟不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其開展中，從孟子的“民貴君輕”到黃宗羲的“天下為主君為客”，都隻是在君主治國平天下的框架中考量人民的分量、權衡民衆的作用，而沒有從曆史原動力的意義上看到人民的決定性力量。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至上觀念，隻有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框架内才能呈現彰顯、才能抓住本質、才能得其要領。這就要求中國人超越民本思想，實現曆史觀的轉換，從而在中國思想世界确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中國曆史觀的這一劃時代變革，進而在這一變革中确立人民至上觀念，首先是在李大钊哲學思想的變化中實現的。李大钊是中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其哲學思想轉變的标志，在于他認同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這一嶄新的曆史觀，反思中國的曆史和現實，尋求中國的前途和出路，提出了關于未來社會的新構想，并力圖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來實現這一構想。李大钊之所以能在中國首先接受唯物史觀，不僅在于受到新文化運動興起、俄國十月革命勝利、馬克思主義開始傳入中國思想世界等時代因素的深刻影響，而且還在于他在接受唯物史觀之前，就已經通過吸取、改鑄中國古老的民本思想，使之同西方近世的政治哲學、新文化運動的民主精神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民彜史觀。

1916年，李大钊在《民彜與政治》一文中對民彜史觀作了系統闡發。李大钊指出，“民彜”一詞出自《詩·大雅·烝民》，在于“言天生衆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為性，趨于至善而止焉”。在他看來，民彜是指在人民大衆身上與生俱來就存在着一種“形上之道”，這個“道”也就是“理”，是人民大衆自身的“性”的根據，能夠引導人民大衆努力向上而趨于至善。“道”“理”“性”在民彜中的統一，使人民大衆的生命中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種合乎道理、努力向善的本性，這種本性能夠産生沖破蔽障、照明世界的巨大曆史作用。簡言之，民彜也就是人心；這種人心的向背，不是那種盲目的群體性心理變動，也不是那種受到外力強制性影響的結果，而是由每個普通之人自身内在的善的觀念和道德的準則所支配，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曆史合理性的選擇。

李大钊由此指出，在現時代的中國，當務之急就是根據民彜的選擇，努力實現民主憲政，反對複辟君主專制。其所以如此，就在于複辟君主專制違背了民彜，而實現民主憲政正遵循了民彜。正是民彜，為民主憲政取代君主專制提供了合法性基礎；民彜的演進和顯發，必然引導民主憲政取代君主專制，這在20世紀已成為世界曆史的大趨勢：“吾民對于此種政治之要求，雖雲較先進國民為微弱，此種政治意識覺醒之範圍，亦較為狹小；而觀于革命之風雲，蓬勃飛騰之象，軒然方興而未有艾，則此民權自由之華，實已苞蕾于神州之陸。”據此，李大钊把“民”與“君”、民主憲政與君主專制尖銳對立起來，強調：“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

李大钊的民彜史觀形成後不久，列甯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就發生了。正當許多中國人還對此困惑不解的時候，李大钊首先從民彜史觀出發來觀察和理解這場革命，認定這場革命是由于民彜的大覺醒而成就的史無前例的“庶民的勝利”，并由此贊揚列甯創立的布爾什維主義（Bolshevism）。他寫道：“Bolshevism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在這裡，他所說的“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也就是民彜的空前大覺醒；他所贊揚的布爾什維主義，正集中體現了民彜的大覺醒。因此，在他看來，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正是這種民彜的大覺醒所取得的勝利。正是這樣，民彜史觀成為李大钊走向唯物史觀的思想之橋，使他超越了同時代的諸多先進中國知識分子，成為最早理解、認同和接受唯物史觀的中國人。

李大钊在接受唯物史觀後，對曆史觀的演變和變革問題作過深入思考，認為“曆史觀是随時變化的，是生動無已的，是含有進步性的”，明确提出“新史觀”和“舊史觀”兩個概念，并把新史觀與舊史觀對立起來，認為舊史觀是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而新史觀則是唯物主義的人民史觀，兩者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對于舊史觀，李大钊予以了尖銳批判，不贊成舊史觀把曆史的原動力歸結為聖哲英雄。他說：“中國自古昔聖哲，即習為托古之說，以目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稱堯舜；老莊之徒，言必稱黃帝；墨翟之徒，言必稱大禹；許行之徒，言必稱神農。此風既倡，後世逸民高歌，詩人夢想，大抵慨念黃、農、虞、夏、無懷、葛天的黃金時代，以重寄其懷古的幽情，而退落的曆史觀，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誅誓诰，則稱帝命；衰亂行吟，則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時多故，則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為應運而生、天亶天縱的聰明聖智，而中國哲學家的曆史觀，遂全為循環的、神權的、偉人的曆史觀所結晶。一部整個的中國史，迄茲以前，遂全為是等史觀所支配，以潛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時至今日，循環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曆史，猶有複活反動的傾勢。”在這裡，他指出舊史觀的核心正在于“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明确表示不認同中國哲學家和中國史學家以這種曆史觀來看待曆史、概括曆史、書寫曆史，反對這種舊史觀在現時代的複活。

對于新史觀，李大钊則予以了旗幟鮮明的高揚，強調從中發現人民群衆創造曆史的偉大力量。但是這種對人民群衆的信賴和尊重，已不再是民彜史觀所主張的人民大衆自身性善的存在和選擇，而是從唯物史觀出發，在現代社會的經濟生活和階級鬥争中，在人們的物質生産活動及曆史運動的客觀規律性中，來加以揭示和說明。他指出：“唯物史觀在史學上的價值，既這樣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響，又這樣的緊要，我們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義，用以得一種新人生的了解。我們要曉得一切過去的曆史，都是靠我們本身具有的人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哪個偉人、聖人給我們造的，亦不是上帝賜予我們。将來的曆史，亦還是如此。現在已是我們世界的平民的時代了，我們應該自覺我們的勢力，趕快聯合起來，應我們生活上的需要，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曆史。”在這裡，他強調新史觀的意義正在于發現了曆史的真正動力在人民大衆，曆史發展到現在已進入人民大衆争取自己當家作主的時代，人民大衆應當順應時代的需要，趕快自覺地聯合起來，以自己的努力奮鬥來“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曆史”。

李大钊通過新史觀與舊史觀的對比和轉換，在唯物史觀中發現了人民群衆創造曆史的偉大力量，從而将人民至上觀念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旗幟上鮮明地标示出來。這就開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重視和高揚人民至上觀念的傳統。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對唯物史觀的這一條根本性理論作了高度概括，提煉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的經典表述；他又講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将中國共産黨比作決心挖掉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大山的“愚公”，将全國人民大衆比作幫助中國共産黨挖掉這兩座大山的“上帝”，向全黨同志指出：“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衆。全國人民大衆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對于李大钊所進行的新史觀與舊史觀之間的選擇，毛澤東一直高度重視，稱之為“曆史家和哲學史家争論不休的問題”。他在晚年向全黨重申這兩種曆史觀的分歧和對立時，将其簡明地概括為“是英雄創造曆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曆史”。這樣一來，就在曆史觀的轉換中，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出發，确立和闡明了人民至上觀念。這清楚表明，人民至上觀念是以唯物史觀作為哲學基礎的。

習近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繼承和發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重視唯物史觀、強調人民至上的傳統。對于毛澤東強調的隻有人民群衆才是創造世界曆史動力的思想，他予以高度重視和大力倡導，在曆史與未來之間反複重申。回顧曆史，他指出：“曆史反複證明，人民群衆是曆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體力量”；前瞻未來，他指出：“我們要始終堅持人民至上。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人民是決定性力量”。他告誡中國共産黨人：“人民是創造曆史的動力，我們共産黨人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這個曆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道理。”“隻有堅持這一基本原理，我們才能把握曆史前進的基本規律。隻有按曆史規律辦事，我們才能無往而不勝。”這清楚表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所以強調和凸顯人民至上觀念，首先就立基于唯物史觀對人民作為曆史動力的揭示和肯定。

二、在民主觀變革中确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視域看，人民至上觀念不僅由唯物史觀作出了闡明，而且與馬克思主義民主觀相聯系。民主觀是一種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價值觀念。如果說民本思想是古已有之的，那麼民主觀的興起和盛行則是歐美資産階級反抗并戰勝封建主義的産物。在馬克思主義出現後，民主觀發生了革命性變革，有了資産階級民主觀與馬克思主義民主觀之分。馬克思主義民主觀以唯物史觀為依據，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取代封建君主制度，并沒有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隻有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因而社會主義民主必然要取代資本主義民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就已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産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争得民主。”這種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倡導和追求，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核心價值觀念。1919年五四運動後，随着唯物史觀在中國思想世界的傳播，這種民主觀的變革也在中國思想世界發生了，并且首先在新文化運動發起者和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建人陳獨秀的世界觀轉變中典型地體現出來。

陳獨秀作為反清革命鬥士，本是資産階級民主觀的擁護者和倡導者；他發起新文化運動的動因，其實在于以思想啟蒙的形式，反對袁世凱複辟帝制，保衛辛亥革命成果，維護已經艱難開啟的中國民主道路。因此在新文化運動之初，他首先倡導西方近代的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樹立起“科學”和“民主”兩面旗幟，主張以科學戰勝蒙昧，以民主戰勝專制。1915年，在《青年雜志》創刊号上，陳獨秀發表《敬告青年》一文，以“人權”象征民主精神，提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在接下來的《青年雜志》第1卷第2号上，陳獨秀發表《今日之教育方針》一文，進一步提出“惟民主義之國家”概念，把人民當家作主的“惟民主義之國家”作為民主精神的具體實現方式。他說：“近世國家主義，乃民主的國家，非民奴的國家。民主國家，真國家也，國民之公産也，以人民為主人，以執政為公仆者也。民奴國家，僞國家也，執政之私産也，以執政為主人，以國民為奴隸者也。”這種“民主的國家”，就是“惟民主義之國家”。他由此得出結論：“若惟民主義之國家，固吾人财産身家之所托。”他所說的“惟民主義”，是對英語“Democracy”一詞的漢語翻譯，用帶有中國傳統色彩的詞語，強調民主精神即意味實現人民在國家中當家作主；他所說的“惟民主義之國家”，即所謂“真國家”，是指歐美近世資本主義國家。在當時的陳獨秀看來，這些國家是實現民主精神的樣闆：“英法革命以還，惟民主義已為政治之原則。美法等共和國家無論矣，即君主國，若英吉利，若比利時，亦稱主權在民，實行共和政治。”這種對“惟民主義”的倡導，使得“民主”取代了“人權”而同“科學”并列起來，這就有了新文化運動中高揚的“科學”和“民主”兩面旗幟，以及走進千家萬戶的“賽先生”和“德先生”。

五四運動的發生，使陳獨秀再次響應時代召喚走向現實政治鬥争，也使他在現實政治鬥争中走向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與李大钊一起領導了中國共産黨的創建工作。這種世界觀的轉變，在陳獨秀的民主觀上集中地反映出來。他對民主觀問題進行了重新思考，揭示了資産階級民主的實質，指出：“民主主義是什麼？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底詭計。”在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尖銳對立的現時代，所謂民主隻是屬于資本階級的，而非屬于勞動階級的。正是這樣，他環繞民主觀問題進行了自我變革，對自己在新文化運動之初所樹立的“民主”旗幟作出了重新解釋：“十八世紀以來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财産工商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如今二十世紀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産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财産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這樣一來，民主的主體就由過去的資産階級轉換為現代的無産階級，使得新文化運動中高揚的“民主”旗幟獲得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新内涵。這就在中國思想世界明确提出了用社會主義民主取代資本主義民主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目标，而中國共産黨從創建之時起就成為實現這個目标的不懈奮鬥者。

陳獨秀在成為中國共産黨創建工作和早期活動的主要領導人後，着重對如何用社會主義民主取代資本主義民主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進行了思考。這些思考構成了他的馬克思主義民主觀的主要内容。

陳獨秀指出，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喚起人民的階級覺悟，使他們組織成為革命階級，以一個自覺的階級來行動。他為此寫了一批通俗文告，向廣大勞動群衆講明這個道理。1919年12月，他在北京《晨報》發表《告北京勞動界》，開篇即言：“我現在所說的勞動界，是指絕對沒有财産全靠勞力吃飯的人而言。就職業上說，是把那沒有财産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鐵工、車夫、水夫、成衣、理發匠、郵差、印刷排字工、傭工、聽差、店鋪的夥計、鐵路上的茶房、小工、搬運夫，合成一個無産的勞動階級。”1921年6月，他在上海《共産黨》月刊第5号發表《告勞動》，進一步指出：“資本家階級組織了政府國會，有了這些權力，所以才能夠壓制勞動，所以才能夠保護他們的私有财産；勞動向來沒有組織，不能團成一個階級，所以顯不出你們的威力，所以才永遠是困苦的雇工。因此可以知道，非把各地各行業的勞動組織成一個階級，決沒有反抗組織強大的資本階級的力量。沒有反抗資本階級的力量，決不能将資本家私有的生産工具奪歸勞動界公有。生産工具不歸勞動界公有，勞動的困苦決不能免除，這就叫作階級的覺悟。”他的這些文字表明，使勞動群衆組織成為革命階級，是用社會主義民主取代資本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必要前提。

陳獨秀進而指出，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引導人民進行階級鬥争、采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權。他指出，資産階級決不會自動地放棄統治權力，讓無産階級轉換成民主的主體；無産階級必須通過階級鬥争，奪取資産階級的統治權力，才能使自己轉換成民主的主體，建立起無産階級的新型民主；無産階級反對資産階級的鬥争，可以采用多種的鬥争形式，既可用和平方法，也可用革命手段，但是在現時代的中國進行階級鬥争隻能采用革命手段。他說：“我們為什麼要革命？是因為現在社會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由此可見，“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隻有各地各行的勞動都有了階級覺悟，大家聯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去組織勞動階級的國家政府國會省議會縣議會，去解決勞動自身的困苦。貴族資本家中等社會的國家政府國會省議會縣議會，決不能解決勞動界困苦，勞動界決不可依賴他們，所可依賴的隻有你們自己的勞動革命軍”。他的這些論述表明，通過階級鬥争和革命手段取得政權，是用社會主義民主取代資本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主要途徑。

陳獨秀還指出，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必須領導人民在奪取政權後建立自己的國家，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當時的第二國際和無政府主義，都從自己的國家觀出發，反對列甯領導的蘇維埃國家：第二國際認為蘇俄實行的無産階級專政，隻保證勞動階級的特權，是對民主制度的破壞；無政府主義則主張在現時代就取消一切國家，不僅對資産階級國家持反對态度，而且對建立無産階級國家也不贊成。陳獨秀對這些國家觀進行了旗幟鮮明的批判，指出國家實際上分為兩類，一類是“資本階級的國家”，另一類是“勞動階級的國家”；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前一類國家應當加以反對和否定，後一類國家則必須建立和完善；“若不經過階級戰争，若不經過勞動階級占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産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産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他由此強調：“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産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内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他的這些主張表明，在勞動階級奪取政權後，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用以保障人民獲得的民主權利，是用社會主義民主取代資本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關鍵舉措。

陳獨秀所闡發的馬克思主義民主觀，對于集合在“科學”和“民主”兩面旗幟下的新青年們，産生了深刻的思想影響。毛澤東就是這樣一位深受陳獨秀影響的新青年。1920年春夏之交，毛澤東由北京返回湖南，途經上海拜會了正在主持建黨工作的陳獨秀，兩人進行了深入的交談。毛澤東後來回憶說：“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産生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當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創建新中國的時候，寫下了政治哲學名篇《論人民民主專政》，回顧和總結了近代中國民主觀的變革，強調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中國人開始用無産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探尋中國的出路，這就有了五四運動的發生和中國共産黨的建立，就有了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偉大中國革命，就有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時的誕生。這就在中國大地上，實現了用社會主義民主取代資本主義民主，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他由此得出結論：“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産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對于人民民主專政，他作了明确的界定，認為這就是把對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這就為新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定下了基調，提供了曆史的和邏輯的根據。

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民主觀百年來的理論與實踐，習近平十分重視，力主弘揚，将“民主”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内容，強調“中國共産黨始終高舉人民民主的旗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他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新理念，是對這一民主觀的承繼、深化和發展。他指出：“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我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實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衆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形成了全面、廣泛、有機銜接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構建了多樣、暢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在他看來，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一個國家是否建立了民主制度、是否實行了民主政治，關鍵在于是否真正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由此來看，我國實行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把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統一起來，把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結合起來，把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一緻起來，把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整合起來，可以說是一種全鍊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一種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這清楚表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所以強調和凸顯人民至上觀念，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民主觀确立人民當家作主地位的承繼、深化和發展。

三、在政黨觀上凸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立黨宗旨

反映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開展中，人民至上觀念不僅體現在民主觀上确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而且體現在政黨觀上凸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立黨宗旨。這種政黨觀和民主觀一樣，都是以唯物史觀作為依據的。

政黨在中國出現，不是古已有之的事，而是最近100多年來的事；對政黨建設作出哲學意義上的深入思考，因而在中國哲學史上形成前無古人的政黨觀，則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創建中國共産黨過程中開啟的。發起和領導黨的創建工作的李大钊和陳獨秀，率先以唯物史觀作為依據，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層面對黨的建設作了最初的思考和闡發，為中國共産黨從一開始就堅持人民至上而區别于近代中國其他形形色色政黨，奠定了初步的理論基礎。

李大钊撰寫了《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發表在1921年3月出版的《曙光》第2卷第2号上。在文中，他對近代中國的政黨和政治團體的得失成敗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和嚴肅的總結。他指出，政黨在中國出現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在歐化洗禮下先後有強學會和同盟會兩個大黨産生，強學會的成績是戊戌變法，同盟會的功業則是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後所出現的形形色色政黨，卻無一有成功的建樹和真正的政績；可以說，“民國以來的政黨，都是趁火打劫，植黨營私，呼朋嘯侶，招搖撞騙，捧大老之粗腿，謀自己的飯碗，既無政黨之精神，亦無團體的組織，指望由他們做出些改革事業為人民謀福利，隻和盼望日頭由西邊出來一樣”。對于五四運動時期出現的學生團體，他一方面有所肯定，另一方面又嚴加批評，指出：“五四運動以後，學生團體發生，俨然革新運動中之惟一團體。其實學生雖有幾許熱心俠氣，究竟還是團體的訓練不大充足，其中缺憾正多。到了現在又有‘強弩之末’的樣子，令人正自傷心無極。”正是這樣，李大钊提醒正在創建中國共産黨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一定要從近代中國的政黨興衰史中吸取教訓。他說：“中國現在既無一個真能表現民衆勢力的團體，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精密的組織，并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麼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他所說的“C派”，即英語中的共産主義者（Communists）；所說的“C派的朋友”，指正在從事中國共産黨創建工作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他衷心地希望即将誕生的中國共産黨從一開始就與近代中國其他形形色色政黨劃清界線，隻有這樣，這個黨才能成為“中國徹底的大改革”的堅強領導者。他由此對中國共産黨的性質作了明确規定：“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産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

陳獨秀撰寫了《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一文，發表在1921年7月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在文中，他明确提出在中國進行政黨改造的目标，在于創建一個與形形色色資産階級政黨截然不同的無産階級政黨，即“無産階級的共産黨”，并指出：“有産階級各政黨底過去的成績，造謠、傾陷、賄賣、假公肥私、争權奪利、颠倒是非、排斥異己，不分東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間。以這班狐群狗黨擔負政治的責任，政治豈有不腐敗之理。”在他看來，中國的政黨如果不徹底改造，中國現實政治的改造是絕無希望的；而剛剛誕生的中國共産黨，使中國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但中國共産黨是否能夠真正做到不辜負中國人民的希望，也需要經得起曆史的檢驗，也需要在曆史的實踐中證明自己是與舊政黨的腐敗劃清界線的無産階級革命黨。陳獨秀指出：“我以為共産黨底基礎建築在無産階級上面，在理論上，自然要好過基礎建築在有産階級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黨；但是天下事‘無征不信，不信民弗從’，舊政黨底腐敗誠然是信而有征，新的共産黨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證據來才能夠使人相信啊！”

由此可見，遠在百年之前，當南陳北李在着手創建中國共産黨的時候，這些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先驅者就已經從人民至上觀念出發，富有遠見地思考如何把我們黨建設成為“真能表現民衆勢力的團體”，建設成為“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建設成為與其他各種政黨相區别的“無産階級的共産黨”，使之“好過基礎建築在有産階級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黨”，昭示了人民至上這個偉大的建黨初心。今天我們所說的“不忘初心”，也就是堅守人民至上這個偉大的建黨初心。

深受南陳北李啟迪而積極參與中國共産黨創建工作的毛澤東，對這一建黨初心有着直接而深切的體會。在成為中國共産黨的主要領導人之後，毛澤東即思考如何對這一建黨初心作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概括性表達，使之易懂易記易傳播，更加深入人心黨心。

在黨的七大召開前，毛澤東就開始着手這一工作。1944年9月，他在中央警衛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作了重要講演，強調“我們的共産黨和共産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并進而将這些内容凝練地概括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同年12月，他在陝甘甯邊區參議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的演說中，再次強調：“我們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這就提煉出“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簡明而通俗、概括而具體地标示出中國共産黨的立黨宗旨和價值追求。這篇在追悼張思德會上的講演，後來收入了《毛澤東選集》，即以“為人民服務”作為标題。

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對“為人民服務”的提法加以發揮和完善，完整地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中國共産黨的立黨宗旨。他指出：“我們共産黨人區别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衆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衆；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緻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在黨的七大所通過的新的《中國共産黨章程》中，明确地将這一宗旨載入總綱，指出：“中國共産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必須與工人群衆、農民群衆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廣泛的聯系，并經常注意鞏固與擴大這種聯系。”根據這一宗旨，黨章對每一個共産黨員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要求：“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理解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一緻性，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的一緻性。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用心傾聽人民群衆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并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為實現他們的需要而鬥争。每一個黨員都必須決心向人民群衆學習，同時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衆，啟發與提高人民群衆的覺悟。”這段黨章闡述的内容，一連三遍強調“每一個黨員都必須”，很具體地很清楚明白地闡明了共産黨員應當如何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自己的實際工作、學習和生活中努力實踐黨的宗旨。這樣一來，經過毛澤東反複的思想錘煉，經過黨的七大形成的全黨共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中國共産黨立黨宗旨的經典表達。

習近平青年時代曾在延安地區插隊務農，對于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凸顯“為人民服務”的立黨宗旨有着極為深切的體會。黨的二十大後，他重回延安，再次談到黨在延安時期确立這一立黨宗旨的偉大意義，語重心長地指出：“延安時期，黨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并寫入黨章，強調共産黨‘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黨的幹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形成了‘隻見公仆不見官’的生動局面。全黨同志要站穩人民立場，踐行黨的宗旨，貫徹黨的群衆路線，保持黨同人民群衆的血肉聯系，自覺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到各項工作之中，紮實推進共同富裕，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為此，習近平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曆史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強調黨進行的革命、建設、改革事業，都離不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都取決于人心的向背。他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國共産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國共産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對于這段話，習近平十分看重，在後來的講話中作過專門的解釋，指出其中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回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們妄圖把我們黨同人民群衆分割開來、對立起來；另一方面，是提醒全黨同志，在為誰執政、為誰用權、為誰謀利這個根本問題上，頭腦一定要特别清醒，立場一定要特别堅定。這清楚表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所以強調和凸顯人民至上觀念，又是同中國共産黨在政黨觀中凸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立黨宗旨緊密相關聯的。

四、在認識論上提出“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群衆路線

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觀念，人民至上觀念的内涵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進程中不斷豐富和深化，不僅由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民主觀、政黨觀作出了闡明，而且由唯物史觀上升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形成“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群衆路線，得到了獨創性的中國化闡發。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貢獻，構成了他的“實踐論”哲學體系的重要内容。

由于20世紀30年代唯物辯證法運動的興起，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開展的重心由唯物史觀移向辯證唯物主義。毛澤東在統率紅軍結束長征、到達陝北後，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運動所譯介和闡發的辯證唯物主義之于中國共産黨人的極端重要性，因而發奮鑽研辯證唯物主義，積極講授辯證唯物主義，提出“普及與深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于多數幹部中”，撰寫出包括《實踐論》和《矛盾論》在内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在這個講授提綱中，毛澤東依據列甯的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相統一的思想，強調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性，強調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當時譯為論理學）的統一性，指出：“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這樣一來，他就把中國人理解和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興奮點和着重點，由本體論而移至認識論和方法論，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基礎和内核，創立了着重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實踐論”哲學體系。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毛澤東在創建和開展“實踐論”哲學體系過程中，先後提出了三個相關聯的重要認識論論斷，展開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中國化理解和闡發。第一個重要認識論論斷，是1937年在《實踐論》中提出的以實踐為基礎的認識發展總過程，他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複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内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第二個重要認識論論斷，是同年在《矛盾論》中提出的與《實踐論》認識發展總過程相關聯的認識發展辯證法過程，他指出：“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複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隻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第三個重要認識論論斷，是1943年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中提出的與《實踐論》和《矛盾論》所論述的兩個認識過程相對應的群衆路線，由此把唯物史觀對人民群衆作為曆史動力的揭示和肯定、把馬克思主義民主觀對人民群衆當家作主的倡導和追求，引入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強調了人民群衆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體作用，使認識論與唯物史觀、政治哲學融合為一體，他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領導，必須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這就是說，将群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衆的意見，使群衆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後再從群衆中集中起來，再到群衆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這三個論斷講的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但在内容上卻各有側重：第一個論斷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的基礎在于社會實踐，人的認識活動依賴于社會實踐，由此形成了每一個認識過程的兩個認識階段——認識發生于實踐，認識又服務于實踐，可簡明地概括為“實踐——認識——實踐”；第二個論斷進一步揭示了每一個認識過程的兩個認識階段是辯證的展開過程——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認識發生于實踐是由特殊到一般，認識又服務于實踐是再由一般到特殊，可簡明地概括為“特殊——一般——特殊”；第三個論斷則依據唯物史觀闡明了中國共産黨和黨所領導的人民群衆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體作用，其認識活動的開展程序與前兩個論斷在實質上是一緻的：“從群衆中來”，這是認識發生于實踐，由特殊到一般；“到群衆中去”，這是認識又服務于實踐，再由一般到特殊；這種認識活動中的黨的領導和黨所領導的人民群衆的關系，可簡明地概括為“群衆——領導——群衆”。這就從認識論上提出了中國共産黨的群衆路線。這條群衆路線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辯證法、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融會貫通起來，成為毛澤東的“實踐論”哲學體系的一大特點。換言之，隻有把這三個認識論論斷結合在一起理解，把“實踐——認識——實踐”“特殊——一般——特殊”和“群衆——領導——群衆”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有内在邏輯聯系的認識活動，才能達到對黨的群衆路線的深入理解和準确把握。

在這三個論斷中，毛澤東認為後面兩個論斷是對《實踐論》中提出的認識發展總過程的進一步展開，在中國共産黨人的認識活動中尤其具有方法論意義。他告誡黨的幹部們：“我們共産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别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衆相結合。”他進而指出，主觀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不懂得這兩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極大地妨礙了黨的工作發展；因此，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這些方法論原則，以反對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這就是說，“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群衆路線之所以重要，不僅在于有其認識論的根據，而且在于有其方法論的意義，是中國共産黨人必備的工作方法。

為了更清楚地闡明“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群衆路線的認識論意義，毛澤東在撰寫《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幾個月後，作了題為“組織起來”的著名講話，把人民群衆比作中國人智慧的化身——諸葛亮，強調中國共産黨人在認識活動中一定要重視群衆智慧、傾聽群衆呼聲、吸取群衆意見、接受群衆檢驗。他指出，我們共産黨員，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群衆相結合。人們常說：“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個口頭禅意味深刻：“這就是說，群衆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裡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衆中間去，向群衆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群衆（宣傳），并号召群衆實行起來，解決群衆的問題，使群衆得到解放和幸福。”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總結了中國共産黨在長期革命鬥争中形成的三大工作作風，其中就有緊密聯系群衆的作風，并把“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群衆路線作為這一作風的重要内容，指出：“共産黨人必須随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産黨人必須随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确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衆要求相适合，都是聯系群衆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衆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脫離群衆的。”在這裡，他認為必須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是否适合當時當地的群衆要求，作為衡量黨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是否正确的标準，認為共産黨人之所以會出現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項弊病，其根本的病因就在于脫離群衆。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強調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是否适合當時當地的群衆要求來檢驗真理，并不是在實踐之外另找了一種檢驗真理的标準，而是強調了中國共産黨人實踐的目的性在于人民性，把“實踐——認識——實踐”與“群衆——領導——群衆”更深刻地聯系起來、統一起來。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确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曆史地落在無産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然而，中國共産黨和黨領導的中國人民，作為認識主體和實踐主體，如何來正确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在認識活動中體現唯物史觀對人民作為曆史動力的揭示和肯定、體現馬克思主義民主觀對人民群衆當家作主的倡導和追求，則是一個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中尚未得到很好解決的問題。毛澤東總結了中國共産黨人革命實踐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在“實踐論”哲學體系中提出了一整套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理論，把“實踐——認識——實踐”“特殊——一般——特殊”和“群衆——領導——群衆”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有内在邏輯聯系的認識活動，這就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答案。特别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群衆路線，打通了認識論、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凸顯了作為曆史活動主體的人民群衆在中國共産黨人認識活動中的重要地位，闡明了在認識論中如何發揮人民群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原動力作用，使人民群衆的偉大智慧和首創精神在認識論中生氣勃勃地體現出來，從而指出了中國共産黨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認識論途徑，奠定了中國共産黨赢得中國革命勝利的思想路線。由此可見，從認識論上來講“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群衆路線，是毛澤東留給中國共産黨人的寶貴哲學遺産。

習近平極為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這一創造性成果。他十分強調群衆路線之于中國共産黨的極端重要性，認為這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反複指出：不論過去、現在和将來，中國共産黨人都要堅持一切為了群衆、一切依靠群衆，都要堅持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他尤其重視從認識論上來闡明群衆路線。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他對于“堅持人民至上”的闡發就主要是立基于認識論，并将認識論與唯物史觀、政治哲學融合為一體，從黨的理論的來源、目的和檢驗标準上強調：“黨的理論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論，人民的創造性實踐是理論創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脫離人民的理論都是蒼白無力的，一切不為人民造福的理論都是沒有生命力的。我們要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願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為人民所喜愛、所認同、所擁有的理論，使之成為指導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他的這一闡發是十分深刻的，需要從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唯物史觀、政治哲學的結合上來加以領會，才能真正弄懂、真正把握。這清楚表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所以強調和凸顯人民至上觀念，更深入地看，可以從“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群衆路線中找到更為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根據。

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視域中闡發人民至上觀念的意義

以上這些内容，将人民至上觀念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觀念置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視域中，通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百年開展中的曆史觀、民主觀、政黨觀、認識論等問題論域，進行了哲學史性質的探讨。這種探讨對于理解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堅持人民至上”，對于把握包含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哲理精髓的人民至上觀念，乃至對于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

首先，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視域中闡發人民至上觀念，可以清楚看到這一觀念在曆史上的來源與開展，具有強烈的曆史感。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百年開展中，人民至上觀念就像一根紅線貫穿其中，既來自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創建中國共産黨的偉大初心，又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中得到了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豐富和發展。“堅持人民至上”之所以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首要一點，正在于其深刻的哲學史根據。

其次，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視域中闡發人民至上觀念，可以清楚看到這一觀念的哲學内涵及邏輯結構，具有深厚的學理性。這種學理性，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中，通過對哲學問題逐步深入的探讨而呈現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問題論域，從邏輯結構上看可分為三個基本層面：最抽象的層面是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居中的層面是文化觀與曆史觀問題，最具體的層面是政治哲學問題。人民至上觀念是以唯物史觀作為哲學基礎的，首先在曆史觀上肯定了人民是創造人類社會、推動曆史前進的根本力量；由此進一步落腳到政治哲學問題，提出确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觀，形成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立黨宗旨的政黨觀；再則更進而提升為認識論問題，将“實踐——認識——實踐”“特殊——一般——特殊”和“群衆——領導——群衆”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有内在邏輯聯系的認識活動，從而在認識論上提出“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群衆路線，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辯證法、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貫通起來。因此，人民至上觀念包含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哲理精髓。“堅持人民至上”之所以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首要一點，正是以這種深厚的學理性為其内核的。

再次，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視域中闡發人民至上觀念，可以清楚看到這一觀念經曆了曆史歲月的檢驗，具有曆史的合理性。哲學觀念的合理性，往往不是經過一兩次或三四次實踐檢驗就可以判斷的，而需要經過曆史歲月中無數次實踐檢驗才能夠判斷。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百年開展的寶貴結晶，人民至上觀念經過了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偉大實踐的反複檢驗，由此昭顯出自己的合理性，這是一種曆史的合理性。“堅持人民至上”之所以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首要一點，正因其具有這種曆史的合理性。

總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視域中闡發人民至上觀念，能夠收到以史為鑒的積極效果。面對哲學史這面鏡子，我們可以對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堅持人民至上”作出深入而準确的理解，由此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和本質屬性，進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學會和掌握中國共産黨人的“看家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