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基礎，它主要包括“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态文明建設”“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态環境”等理念，這些理念包括着對人與自然關系和當代生态危機根源的深刻反思，凝結着對人類文明發展曆史經驗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它們分别從本體論、發展觀、曆史觀、方法論、保障機制等層面回答了為什麼建設生态文明、建設什麼樣的生态文明和怎樣建設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新時代中國生态文明建設的基本遵循，是人與自然和詣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根本指南。

【關鍵詞】習近平；生态文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命共同體；“兩山”理論

作者簡介：汪信硯，BEAT365唯一官网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beat365体育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0期

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内容，它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自然觀基礎。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習近平在新時代治國理政實踐中為适應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要求、促進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與和諧、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實現的重大理論創造，它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别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創造性運用和創新性發展，也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生态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深刻地回答了為什麼建設生态文明、建設什麼樣的生态文明、怎樣建設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新時代中國生态文明建設的基本遵循，是人與自然和詣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根本指南。

一、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

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其特定的本體論基礎，有人稱之為“生态本體論”，它集中地體現為習近平所提出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這一理念是習近平依據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創造性闡釋，内在地含蘊着中國傳統哲學的生态智慧，也體現了對現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論的超越。“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從本體論層面回答了為什麼建設生态文明和建設什麼樣的生态文明的問題。

（一）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思考

作為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唯物辯證的理解，馬克思主義自然觀認為，人是通過勞動實踐而從自然界分化獨立出來的，但人從自然界分化獨立出來以後須臾也不能脫離自然界。這是因為，一方面，人的存在是自然存在與社會存在的有機統一。雖然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但人是一種有肉體的生命存在物，必然具有一定的肉體組織，而“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因此，“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類産生以後，又必須不斷地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變換，特别是必須不斷地從自然界獲取物質資料，以便滿足吃穿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否則，人類根本無法生存下去。正是基于這兩個方面，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習近平依據馬克思主義自然觀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是人類生存的最為基礎的條件，它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質資料；如果人類善待自然，自然也會饋贈人類，但如果說人征服了自然力，那麼自然力也會對人進行報複。他還引用恩格斯的論述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複。”習近平得出結論說，“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我們要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動員全社會力量推進生态文明建設”。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豐富和發展，也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生态智慧的承繼和弘揚。事實上，習近平也正是援引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來闡述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他說：“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生态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當人類合理利用、友好保護自然時，自然的回報常常是慷慨的；當人類無序開發、粗暴掠奪自然時，自然的懲罰必然是無情的。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他還用荀子的“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天論》)來說明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搖籃和人類生存的根基，用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句“天育物有時,地生财有限”來說明人們應該珍惜自然資源，等等。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也是對現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論的超越。現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論大體上可區分為“深綠”和“淺綠”兩大思潮。其中，“深綠”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論把生态環境問題的根源歸結為曆史上由來已久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及其主導下的科學技術的應用，主張以建立在尊重自然事物“内在價值”基礎上的各種形式的生态中心主義取代人類中心主義，同時也主張棄絕科學技術的應用。而作為對“深綠”思潮的理論回應，“淺綠”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論既批判近代人類中心主義隻強調自然事物的工具價值、把自然視為人類可以基于自身的需要而随意宰制的對象的“人類沙文主義”或“人類專制主義”性質，認為其在實踐上必然導緻生态危機，同時也批判“深綠”思潮編造的自然事物“内在價值”說的理論虛妄性及其對人類的尊嚴和價值的貶抑，認為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是不可能真正超越的，并由此主張一種強調人類保護生态環境的責任、義務和隻滿足人的理性需要的“弱”人類中心主義或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但是，由于“淺綠”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論并未認清和區分人類中心主義的兩種形式，即類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态中心主義相對待的、以人類整體的和長遠的利益為價值取向的人類中心主義）與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主義（以個體或群體的利益為價值取向的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相對于生态中心主義來說它們也被歸于人類中心主義），它對近代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并未揭示其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的實質，它所謂的“人的理性需要”與現代資産階級經濟學家的“理性人”假設異曲同工，它所秉持的“弱”人類中心主義或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也仍然不過穿着某種綠色僞裝的、為資本逐利行為服務的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因而它對人類保護生态環境的責任和義務的強調也必然流于空談。現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論的“深綠”和“淺綠”思潮看似根本對立，實則在思維方式上是同一的，即都把人與自然視為根本對立的，隻不過“深綠”思潮主張通過使人服從自然來消解人與自然的對立，而“淺綠”思潮則主張通過使自然服從于作為個體或群體的“人的理性需要”來緩和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此不同，按照習近平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從本原的意義上說，人與自然并不是矛盾和對立的，它們實際上是共生共榮的。正如習近平所說，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人對自然的破壞和傷害最終會反過來傷及人類自身。因此，如果說現代西方“深綠”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論主張的是生态中心主義，而現代西方“淺綠”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論秉持的實質上是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那麼，習近平“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則既反對生态中心主義也反對各種形式的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它強調人類必須為了自己的整體的和長遠的利益而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

（二）對人類文明發展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既然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那麼，人與自然關系的應然狀态就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而這正是生态文明的本質規定。習近平說，“生态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大成果。人類經曆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态文明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這一論斷，既是從人與自然關系曆史演變中得出的必然結論，也是對人類文明發展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習近平指出，在人類曆史上，世界各地都曾有過因破壞自然生态環境而釀成的慘痛教訓。這種情況也曾引起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和高度重視，他們曾經研究和列舉過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等地的人們為了獲得耕地而毀滅森林最終又導緻土地荒蕪的事例。當然，從總體上看，在近代以前，這類生态環境問題還帶有某種局域性特點，人與自然的關系基本上還是和諧、協調的。而自近代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傳統工業化浪潮席卷全球，它在極大地推動社會生産力發展、創造空前未有的社會物質财富的同時，也導緻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開發，打亂了自然生态系統的慣常循環，破壞了地球原有的生态平衡，導緻了全球性的生态環境問題。從20世紀上半葉開始，許多西方工業國家都出現了環境公害事件，如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美國洛杉矶光化學煙霧事件和多諾拉鎮煙霧事件、英國倫敦煙霧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和米糠油事件等。這些震驚世界的環境公害事件曾使成千上萬的人緻病緻死，造成巨大的社會危害，而其根源就是傳統工業化對生态環境的污染和破壞。

傳統工業化對我國生态環境的破壞也有各種突出表現。經過改革開放以後幾十年的高速工業化，我國同樣也積累了大量的生态環境問題，并且已經進入高強度頻發階段，能源資源日益緊張，大氣、土壤、水體污染相當嚴重，許多地區經常出現霧霾天氣，生态系統及其功能顯著退化，它們嚴重影響了人民群衆的生命健康，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瓶頸。因此，“我們建設現代化國家，走美歐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幾個地球也不夠中國人消耗。中國現代化是絕無僅有、史無前例、空前偉大的。現在全世界發達國家人口總額不到十三億，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實現了現代化，就會把這個人口數量提升一倍以上。走老路，去消耗資源，去污染環境，難以為繼！”正是由于深刻認識到這一點，習近平強調，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必須同步推進物質文明建設與生态文明建設，必須珍愛自然、保護生态環境，走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概言之，“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樣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态。

習近平指出，建設生态文明，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到人類文明的存續和中華民族的未來。一方面，生态的興衰決定着文明的興衰。習近平說：“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生态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基，生态環境變化直接影響文明興衰演替。”在世界文明史上，這方面的正反事例比比皆是。古代尼羅河、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印度河和恒河、長江和黃河等大江大河流域水量充沛、土地肥沃、植被茂盛，這種優良的生态環境曾經孕育和滋養了古代世界燦爛的四大文明。而後來，由于氣候變化和生态環境衰退，尤其是由于土地荒漠化，其中的一些文明又逐漸衰落了。在拉丁美洲，新石器時代的印第安瑪雅人依托熱帶叢林的自然環境建立了城邦式國家，在天文學、數學、藝術、建築、農業等方面都達到了極高成就，獨立創造了瑪雅文明。但瑪雅人粗放的原始遊耕方式導緻了日益嚴重的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龐大的人口數量更是成為脆弱的雨林生态難以承受之重，氣候幹旱、自然災害、環境惡化、資源枯竭、水源污染、人口爆炸、糧食不足、瘟疫漫延等各種生态環境問題及其引起的社會沖突，最終摧毀了瑪雅文明。在中華文明史上，樓蘭文明的興衰也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古代塔裡木河盆地優越的自然生态條件，曾經使那裡崛起了繁華的古樓蘭王國，造就了獨特的樓蘭文明，而自然環境的退化特别是幹旱少雨、冰川萎縮、河流幹涸、生态惡化，又使樓蘭文明謎一般地突然湮滅于茫茫沙漠之中。如果再從整體上看，包括樓蘭文明所在區域在内的古絲綢之路、河西走廊、黃土高原、太行山脈等中國西部大片地區都曾水豐草茂、森林蔥郁、山清水秀，它們由此也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但後來這些地區生态環境遭到破壞，加劇了經濟衰落，使得唐中葉以後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不斷向東南方向轉移，這是生态變遷影響中華文明發展的最為突出的例證。

另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環境是中華民族生息繁衍和永續發展的基礎。習近平指出，“生态環境是人類生存最為基礎的條件，是我國持續發展最為重要的基礎。”因此，建設生态文明、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着人民的長遠福祉和中華民族的未來，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内容。習近平強調說，進入新時代以來，黨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和戰略布局，不僅提出要大力建設生态文明，而且強調把生态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個方面和全過程，努力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就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為子孫後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清的生産生活環境。他說，他之所以盯住各種破壞生态環境的問題不放，就是因為如果不高度重視生态文明建設、從根本上扭轉我國生态環境惡化的趨勢，就是對中華民族的未來和子孫後代不負責任。

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通常被人們稱為“兩山論”，它是2005年習近平主政浙江時最初明确提出的。其中，“綠水青山”是指良好的生态環境，而“金山銀山”則是指經濟發展的成果，亦即社會物質财富。黨的十八大以來，這一理念不斷豐富和發展，并被寫入黨的十九大和二十大報告、最新修訂的《中國共産黨章程》和憲法，成為黨的重要執政理念以及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遵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深刻地揭示了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的辯證關系，從發展觀上回答了為什麼建設生态文明和建設什麼樣的生态文明的問題。

根據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生産力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要實現社會進步和發展，必須大力促進生産力的發展，亦即必須大力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然而，當代廣大發展中國家都普遍面臨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難題。一方面，要實現經濟發展，就必須大力推進和實現工業化，而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等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工業化必然造成生态環境的破壞；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同時走上現代化和工業化道路，它們共同面臨的本來就是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而早已變得脆弱不堪的全球生态環境，同時它們也不再可能像早先工業化國家那樣向落後國家轉移生态危機。改革開放以來，随着我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這一難題也日益凸顯。能否應對和開解這一難題，直接關系到能否在新時代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對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的關系進行了辯證思考，并由此形成和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他深刻地指出，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之間既會産生矛盾又可辯證統一，關鍵是要正确認識和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努力促進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相協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實際上也就是綠色發展理念。習近平在闡釋綠色發展理念時說，“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這一新發展理念把“綠色”與“發展”、“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亦即生态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内在地統一起來，努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甯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是習近平對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最完整的闡述，它深刻地揭示了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的辯證法。這一論述包含着三個内在相關的命題：

（一）“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

“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的命題，克服和超越了将“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對立起來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片面性，深刻揭示和闡明了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之間的辯證統一及其實現路徑。

在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的關系問題上，現實中存在着這樣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要發展經濟就必然會破壞生态環境，而為了保護生态環境，就隻能把發展的步子放慢一些，否則将得不償失；另一種看法認為，保護生态環境必然會影響經濟增長，因此，為了發展經濟，必須付出一些生态環境代價。顯然，這兩種看法都看到了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之間存在着矛盾，但它們都把這種矛盾絕對化了。習近平指出，“這兩種觀點都把生态環境保護和發展對立起來了，都是不全面的。”一方面，強調發展經濟不能以破壞生态環境為代價是正确的，但為了生态環境的保護而舍棄經濟發展則是根本錯誤的。落後就要挨打、貧窮就會受欺辱，這是中國近代曆史給我們留下的刻骨銘心的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曆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使我國實現了從生産力相對落後的狀态到經濟總量躍升世界第二的曆史性突破。但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即仍然處于并将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點并沒有變，我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一點也沒有變，我國人均國内生産總值在世界上的排名還很落後。同時，我國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許多困難和問題、還面臨着不少風險和挑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十分突出，并構成了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社會各種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例如，發展是破解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的必然選擇，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途徑，是實現國家繁榮、社會穩定、人民幸福的基本要求，甚至也是我們鞏固黨的領導、做好意識形态工作、堅定全體人民的共産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前提。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隻是空談理想信念、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思想道德建設，意識形态工作是不可能真正做好的。因此，我們必須牢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繼續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并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堅決反對一切無視經濟發展重要性的言行。

另一方面，強調發展是第一要務是正确的，但認為發展必須付出生态環境代價則是錯誤的。我們确實需要大力推進經濟發展，但我們所需要的是保護生态環境、守住綠水青山前提下的高質量發展，是可持續的發展。其實，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它們從根本上講是相輔相成、有機統一的，關鍵是要改變慣性思維、創新發展思路。實踐證明，生态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經濟發展方式或發展模式問題，而不同的發展方式、發展模式體現着不同的發展思路和發展理念，并導緻不同的經濟結構、産業結構。我國今天面臨的生态環境問題，就源于以往那種粗放型發展模式，這一發展模式的特點是高度依賴資源消耗、規模擴張和高能耗高排放産業。這種發展方式和産業結構所體現的是一種隻要經濟增長而不計生态環境代價的思路，它必然會造成生态環境的破壞。要轉變這種思路和摒棄這種發展方式，就必須堅持和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綠色發展。綠色發展就是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同時并舉和相得益彰的發展，就是把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有機統一起來并在促進經濟增長過程中保護生态環境、又在保護生态環境過程中促進經濟增長的發展，就是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适應和相協調的發展。習近平指出，推動綠色發展是發展觀上的一場深刻革命，它要求我們堅持和貫徹綠色發展理念，“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态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态環境”，堅決拒斥那種破壞生态環境的發展模式，杜絕以犧牲生态環境為代價換眼前取經濟增長的短視行為，讓良好生态環境成為經濟社會持續而健康發展的支撐點，讓中華大地天藍山綠水清景美。

（二）“甯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

“甯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的命題，強調了環境保護相對于一時經濟增長的優先性，是人們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矛盾關系的重要方法論原則。

一般來說，人們都會理解和接受“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的道理。但是，當生态環境保護與特定時期的經濟增長相矛盾和沖突即魚和熊掌不能兼得時，有些人就會為保眼前的經濟增長而置保護生态環境于不顧，這也就是習近平所說的那種因為經濟發展稍微遇到問題就開始動以犧牲環境換取經濟發展的念頭甚至不惜突破生态保護紅線的情況。習近平從以下三個方面分析和批評了這種做法：

首先，這種做法完全背離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指出，我們必須牢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做到發展為了人民和造福人民，把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實際利益、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是否真正滿意作為衡量發展成效的标準。“以人民為中心”決不能隻停留在口頭上和文件中，而必須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和各個方面。如果經濟發展了，但生态環境被破壞了，人們整天被霧霾籠罩，食品和飲水完全得不到保證，連新鮮的空氣也呼吸不到，根本沒有宜居的環境，這樣的發展不是人民所希望的。

其次，這種做法屬于典型的竭澤而漁，也不利經濟的長遠發展。如果放任對資源和環境的竭澤而漁，也許能夠得到眼前的經濟利益和一時的經濟增長，但從長遠來看，必然會付出比這種收益遠為巨大的經濟代價。在這方面，以往是有深刻教訓的。“很多國家，包括一些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把生态環境破壞了，搞起一堆東西，最後一看都是一些破壞性的東西。再補回去，成本比當初創造的财富還要多。”這樣做的結果與發展經濟的初衷本身是南轅北轍的，它實際上陷入了先把最基本的生存環境破壞掉再用更大的成本修複最基本的生存環境的怪圈，完全是得不償失的。因此，習近平強調，必須把經濟活動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态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内，決不能以破壞生态環境為代價去換取眼前的經濟增長，決不能走 “先污染後治理” 的路子，在環境保護問題上要有整體觀念和長遠眼光，必須算大賬、長遠賬、整體賬和綜合賬，不能急功近利、寅吃卯糧、因小失大、顧此失彼。

再次，這種做法是那種簡單以國内生産總值增長率論英雄的片面政績觀的結果。習近平指出，一些地方的領導之所以會為了一時的經濟增長而想方設法地突破生态紅線，是那種唯GDP的片面政績觀作祟的結果；現在我們必須徹底革除這種觀念，決不能再以GDP論英雄，一定要把生态環境保護放在優先地位。他在談到對地方領導幹部的評價時曾說，即使生産總值下滑了，但如果推動綠色發展成效顯著，在環境保護方面成績突出，那就應該充分肯定和表揚；反過來，如果不重視綠色發展，在環境保護方面毫無作為，甚至使生态環境越來越槽糕，即使把生産總值搞上去了，那也不可能得到好的評價。

由上可見，“甯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與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更深刻地體現了發展是第一要務的要求。“甯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所強調的是環境保護相對于一時經濟增長的優先性，而堅持生态優先、把生态環境保護放在第一位，并不是否定發展是第一要務，而是要形成一種遏制以犧牲生态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經濟發展的做法、實現可持續的綠色發展的倒逼機制。關于這一點，習近平曾舉了一個典型例子：長江石首段有一家産能居世界前三的大型化工企業，其嚴重污染環境的問題多年難以解決，群衆反映很大，後來環保部門對其開出了“史上最大環保罰單”，倒逼企業投入巨資進行污染治理，不僅解決了多年的污染問題，而且推動企業實現了轉型升級，從而能夠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這一事例說明，隻有堅持“甯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方可真正做到“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

（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命題，揭示了“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之間的深層次本質關系，闡明了良好的生态環境本身就可以有效促進經濟發展。

習近平指出，以往人們對“兩座山”之間關系的認識經曆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它大體上包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犧牲綠水青山為代價去換取金山銀山，即隻顧開發自然、向自然索取資源，基本不考慮或極少考慮自然生态環境的承載能力；第二階段是意識到既要金山銀山也須保住綠水青山，即随着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漸顯露出來，人們開始覺悟到隻有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燒；第三階段是終于明白綠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銀山，即認識到生态優勢能夠轉化為經濟優勢、良好的生态環境本身就能創造出經濟效益。由此可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人們經過長期實踐并付出巨大代價後才獲得的認識。

習近平從以下三個方面闡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命題：

首先，綠水青山藏蘊着金山銀山。馬克思認為，雖然物質财富是由勞動創造的，但勞動對象是由自然界提供的，勞動資料特别是生産工具的創造也離不開自然界，因此，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物質财富的源泉。現代經濟學進一步提出了“自然資本”的概念，認為自然資本由自然資源、生命系統和生态構成，自然資本存量對經濟安全系數和經濟發展前景有決定性的作用，因而是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性因素。習近平承繼了馬克思關于自然界是物質财富來源的思想并非常重視“自然資本”概念。他指出，綠水青山既是自然生态财富又是社會經濟财富，保護生态環境也就是保護自然價值和增值自然資本，就是保護經濟社會發展的後勁和潛力，使綠水青山能夠持續不斷地發揮其生态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這也就是說，綠水青山作為自然資本是藏蘊着着巨大的金山銀山的。

其次，綠水青山能夠帶來金山銀山。習近平說，金山銀山買不到綠水青山，但綠水青山卻可以帶來金山銀山。“‘魚逐水草而居，鳥擇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條件都具備， 誰不願意到綠水青山的地方來投資、來發展、來工作、來生活、來旅遊？從這一意義上說，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會财富、經濟财富。”隻要有正确的發展思路，因地制宜選擇好發展産業，綠水青山不僅可以吸引投資和人才，而且可以促成很多新的經濟增長點。例如，我國的旅遊風景名勝區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地區，而大部分景區周邊又都是貧困村，發展生态旅遊和綠色種養就可以帶動這些地方走出一條生态脫貧的路子。

再次，綠水青山可以變成金山銀山。習近平指出，“生态總價值，就是綠色GDP的概念，說明生态本身就是價值。這裡面不僅有林木本身的價值，還有綠肺效應”。綠水青山轉變為金山銀山必須借助于市場手段。在承認自然價值和自然資本的前提下，通過建立和完善生态環境保護者受益、使用者付費、破壞者賠償的利益導向機制，就可以實現生态産品的價值，使綠水青山由自然财富向經濟财富轉化。特别是在我國大力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過程中，綠色循環低碳發展已成為産業變革的主要方向，“林票”“碳票”和碳金融等多元化的生态産品不斷湧現，綠水青山更是可以直接變成真金白銀。例如，人們種植樹林，一棵樹也不用砍，僅憑“林票”或“碳票”就能源源不斷地獲得經濟收入。

正因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所以習近平反複強調，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他說，綠水青山本身就是最大财富、優勢和品牌，一定要保護好生态環境，做好治理環境、顯山露水的文章，走出一條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

三、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把增進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為生态文明建設的根本價值訴求，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曆史唯物主義的群衆史觀在生态文明建設問題上的創造性運用，從曆史觀上回答了為什麼建設生态文明和怎樣建設生态文明的問題。

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重要變化，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人民對優美生态環境的需要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并因此而構成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習近平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們黨的奮鬥目标，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是執政黨使命所在。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我們要積極回應人民群衆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提供更多優質生态産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全部内容都是圍繞着如何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而展開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理論主題就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内容，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論主題則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而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就是這一理論主題的具體化。

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深刻地揭示了生态環境與民生福祉的關系，闡述了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為民的生态民生觀，具有極為豐富的内涵。

（一）環境就是民生

所謂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民生的内容和側重點是有所不同的。在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民生主要是指生存、生計，民生問題主要表現為生存權或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所以，民主革命時期的孫中山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衆的生命便是。”他還根據當時中國的現實情況指出，我們要着力解決的民生問題，并不是安适和奢侈問題，而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問題，即國人的豐衣足食問題。而在社會發展的較高階段上，在基本的生存需要有了保障以後，人的發展就日益成為民生的重要内容，生活品質的提高、精神需要的滿足等也随之凸顯為重要的民生問題。生态環境既是人的生存的基本條件，也密切關涉到人的發展需要的滿足，在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都是極為重要的民生保障。因此，習近平作出了“環境就是民生”的論斷。他說：“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發展經濟是為了民生，保護生态環境同樣也是為了民生。”

習近平從以下兩個方面對“環境就是民生”的論斷進行了闡釋：

首先，良好生态環境是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多次闡述生态環境問題對人民生命健康的影響，強調“綠水青山不僅是金山銀山，也是人民群衆健康的重要保障”。2016年1月，他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讨班上的講話中指出，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但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國也出現了大量的生态環境問題，它們已成為制約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也是人民群衆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我們必須下力氣加以解決。2016年8月，習近平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的講話中說特别強調“良好的生态環境是人類生存與健康的基礎。他說，以往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使我國經濟發展成就突出，同時也使我國積累了不少生态環境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解決，讓人民群衆長期吃被污染的農産品、喝不幹淨的水、呼吸污濁的空氣，就會嚴重損害人民群衆的健康。習近平說，正因為生态環境問題嚴重影響群衆的生命健康，所以它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因此，我們要堅決遏制污染和破壞生态環境的行為，堅定推進綠色發展，讓人民群衆吃上放心的食品，喝上幹淨的水，呼吸上新鮮的空氣，生活在宜居的環境中，真正感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效益，讓中華大地天藍地綠水清，讓生活環境更優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時代。

其次，良好生态環境也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習近平說，雖然金山銀山對于人的生存來說也很重要，但綠水青山構成了人的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它是金錢不能代替的；即使你有錢，但如果沒有合格的空氣和飲用水，也不會有什麼幸福可言。他指出，社會越發展，人民生活的水平越高，生态環境在人民群衆生活幸福指數中所占的地位就越重要，人民群衆對天藍地綠水清的優美環境的需要必然會越迫切，安全食品、幹淨飲水、清新空氣、宜居環境等越來越珍貴；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來看，以往由于生産力水平低下，為了更多地生産糧食、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我們不得已毀林毀草開荒、填湖造地，而現在我們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我們必須順應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時我們現在也有條件和能力滿足人民群衆優美生态環境的期盼。因此，他強調，良好生态環境本身構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指标，“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環境質量很關鍵”，我們不能一邊宣布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标，一邊又存在着突出的生态環境問題，這樣的小康不會得到人民的認可，也經不起曆史的檢驗；良好生态環境也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和應有之義，也隻有生态環境良好的現代化才是能夠得到人民認可的現代化。

（二）良好生态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産品

習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産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所謂公共産品，是指政府或其他公共機構向社會提供的物品、勞務或服務。以往說到公共産品，人們一般想到的是國防、科技、文化、體育、教育、交通、醫療衛生、養老等等方面的事務。強調良好生态環境是公共産品，也就是要求各級政府自覺承擔生态環境治理的主體責任，把生态産品納入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把生态環境治理作為衡量領導幹部個人能力和業績的标準。作為一種公共産品，良好生态環境可以使人人受益、人人共享，任何人都不得壟斷或獨占清新空氣、幹淨飲水、安全食品、宜居環境等優質生态資源。也正因如此，習近平才說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要使良好生态環境成為最公平的公共産品，關鍵是要使生态權益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得到公平分配。所謂生态權益，是指人們享有和利用生态資源的權利以及行使這種權利所帶來的各種利益，包括對于生态資源的使用權和知情權、生态環境治理的參與權和生态環境受到侵害的訴訟權等，它們屬于基本人權即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重要内容。政府是生态資源的管理者，有責任和義務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公平地分配生态權益。隻有使生态權益在不同群體之間得到公平分配，亦即實現包括代内正義和代際正義在内的生态正義，良好生态環境才能成為最公平的公共産品。

在代内生态正義方面，習近平着重論述了城鄉之間生态權益的公平分配問題，要求把城鄉都建設成為生态環境良好的美麗家園。一方面，習近平強調城市建設要以宜居環境作為中心目标。他說：“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城市工作指導思想不太重視人居環境建設，重建設、輕治理，重速度、輕質量，重眼前、輕長遠，重發展、輕保護，重地上、輕地下，重新城、輕老城。現在，人民群衆對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很高，城市工作要把創造優良人居環境作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設成為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家園。”為此，他要求人們讓城市融入大自然的懷抱，特别是那些山城和水城不要去劈山填海，而應該保持現有特色和獨有風光，“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另一方面，習近平也強調，新農村建設要注意保護生态環境，要體現鄉土味道和農村特點、保留鄉村風貌，不能盲目複制城鎮建設的做法，否則，就會搞得既不像城市也不像農村。他指出，我國許多鄉村地區都擁有青山綠水、碧海藍天，自然風光秀麗，這些是花錢都買不到的财富，我們要特别珍惜和精心呵護；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決不能使這些富有特色的鄉情美景消失不見了，要使它們與現代生活融為一體，讓自然美景永駐人間。

在代際生态正義方面，習近平指出，“資源開發利用既要支撐當代人過上幸福生活，也要為子孫後代留下生存根基”，我們不能用那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破壞性方式搞發展，而要為子孫後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淨的美好家園。他反複強調良好生态環境對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特殊重要性，所關注的實際上也是代際生态正義問題。他在談到青藏高原生态保護問題時說，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屋脊”、“中華水塔”和“地球第三極”，其生态十分脆弱，在開發與保護的問題上一定要算大賬和長遠賬，呵護好青藏高原的生态環境就是對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和長遠利益的最大貢獻。他在談到長江和黃河的生态保護問題時說，長江和黃河都是千百年來養育着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永續發展的重要支撐，長江和黃河流域都要堅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和生态優先、綠色發展的原則，切實擔負起保護生态環境的責任，讓母親河永遠健康，永遠造福子孫後代。

（三）把解決突出生态環境問題作為民生優先領域

習近平特别強調要“把解決突出生态環境問題作為民生優先領域”。他認為，整治生态環境、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必須打幾場标志性的重大戰役，集中力量攻克人民群衆反映強烈的突出生态環境問題。與生态環境相關的民生問題很多，而把解決突出生态環境問題作為民生優先領域，集中體現了習近平生态民生觀的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為民的價值追求。

習近平指出，把解決突出生态環境問題作為民生優先領域，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

一是堅決打赢藍天保衛戰，這是重中之重。全國各地霧霾天氣頻發，重度污染天氣的天數不斷增加，使人民群衆的健康受到嚴重影響，社會輿論反映相當激烈。這既是引人注目的生态環境問題，也是典型、突出的民生問題，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必然變成重大政治問題。有關地區和部門必須立下軍令狀，力行污染物減排尤其是大氣污染防治，特别是要加強源頭治理，從根本上扭轉大氣質量惡化趨勢。要通過調整産業結構、能源結構和運輸結構、推進達标排放、治理“散亂污”企業和其他污染源、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等系列措施，盡快消除重度污染天氣，把藍天白雲、繁星閃爍還給老百姓。

二是打好水源地保護、城市黑臭水體治理攻堅戰。我國水安全已經全面亮起紅燈，水已然成為嚴重短缺的産品，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水危機。水危機是生存危機，是民族存續危機。而水危機的出現，歸根結底還是由于生态破壞和過度開發所緻。例如，黃河水資源利用率已高達70%，遠超40%這一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并且污染黃河的事件時有發生，使得現在的黃河已經不堪重負。有人說“地球上最後一滴水，就是人的眼淚”，我們絕不能讓這種情況出現。破解水危機問題，要從涵養水源入手，從修複破損的生态入手。要堅決遏止破壞水源地生态環境和污染水質的行為，不僅要确保飲用水的清潔安全，而且還要消滅城市黑臭水體，把清水綠岸、魚翔淺底的景象還給老百姓。

三是打好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攻堅戰。我國有些地區，由重金屬、農藥、化肥、畜禽養殖廢棄物、生活垃圾等造成的農業面源污染包括水體污染和土壤污染非常嚴重。農藥和化肥的過量施用和各種污染物的傾倒，造成水質惡化、土壤退化和肥力下降，這種情況反過來又促使人們加大農藥和化肥的用量，由此形成惡性循環。而在一些重金屬污染區，土壤重金屬含量超标，甚至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在這類被嚴重污染的土壤裡和水體中種養的各種農作物或水産品，會直接或間接地被人食用，嚴重地影響人民群衆的身體健康。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特别要着力解決水體和土壤污染農産品安全問題，讓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四是打好農村人居環境綜合整治攻堅戰。農村環境如何，不僅直接關系到我國六億多農村居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能否得到滿足，而且也與城鎮居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否得到滿足有着莫大的關系，因為“農村環境直接影響米袋子、菜籃子、水缸子、城鎮後花園”。要加快推進畜禽養殖廢棄物處理和資源化，支持專業化企業利用畜禽養殖廢棄物和稭稈産生沼氣、生物天然氣等清潔能源，重點解決好新農村建設中的廁所問題，改變農村許多地方污水亂排、垃圾亂扔、稭稈亂燒的髒亂差狀況，打造美麗鄉村，為老百姓留住鳥語花香的田園風光。

（四）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

上述生态民生觀的實踐，必然要求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民自覺行動。這是因為，既然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能使每個人都受益，能使人人共享優質生态資源和生态産品，那麼，每個人也都應該是良好生态環境的自覺建設者。在這裡，共建是共享的前提，而共享是共建的目的。習近平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衆共建共享的事業，“要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使每個人都成為優美生态環境的積極建設者和受益者，誰也不能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局外人或隻說不做的批評家。

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民自覺行動，首先必須使全體人民牢固樹立生态文明理念，自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特别是要在全社會強化生态意識、環保意識和節約意識。在這一問題上，各級領導幹部擔負着重要責任。習近平指出，以往的實踐證明，能否把生态環境保護的要求落到實處，關鍵在于領導幹部；全國各地出現的重大生态環境事件的背後，都有相關領導幹部不作為、沒有盡到責任的問題，都有相關職能部門環保意識弱、履職不到位、沒有嚴格執行有關規定的問題，都有環保部門沒有充分發揮執法監督作用的問題。因此，各級領導幹部必須先行強化生态文明理念、帶頭重視生态文明建設。同時，要大力加強對廣大人民群衆的生态環境保護宣傳教育，使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的理念得到全體人民的自覺認同，使全民牢固确立起珍惜資源和勤儉節約的消費觀念、保護環境和愛綠植綠護綠的環保意識以及熱愛自然和珍愛生命的生态意識，由此在全社會營造出愛護生态環境的良好氛圍。同時，要特别注意加強對青少年的生态文明教育，使他們從小就形成熱愛自然、保護環境的好習慣。為此，要把保護生态、愛護環境、珍惜資源的生态文明教育納入國民教育和培訓體系，納入群衆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在全社會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設的良好氛圍。

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民自覺行動，重在動員全民自覺參與生态文明創建活動。其中，特别是要動員全民弘揚塞罕壩精神，一代一代堅持不懈地播種綠色、植樹造林。習近平指出，植樹造林“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是實現天藍地綠水淨的重要途徑，把建設美麗中國化為人民自覺行動，就要堅持全員動員、全民參與植樹造林。因此，各級領導不僅要帶頭參加義務植樹，而且要積極引導廣大人民群衆包括少年兒童自覺參與到義務植樹活動中來，把義務植樹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讓山川大地綠起來。同時，也要大力動員全民珍愛我們的生活環境，節約能源和資源，堅決杜絕浪費。例如，要推動全民自覺潔水和節水，在全社會營造親水、惜水、節水的良好氛圍，消除水龍頭上的浪費，使保護水源、節約用水成為全體人民的生活習慣和自覺行動。

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民自覺行動，還必須引導全民形成綠色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在以往的幾十年中，我國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相應的提高，但社會上也興起了奢侈浪費之風，一些地方熱衷于興建大廣場、大馬路、大草坪、大劇院、大燈光、高檔飯店、豪華會館、洗浴中心，一些人崇尚“土豪” 式的生活方式，住大别墅，開豪華車，整天大吃大喝，一擲千金，簡直是醉生夢死。建設生态文明，就必須堅決遏制這種奢侈浪費、揮霍無度的炫耀式消費，倡導文明健康、綠色低碳、簡約适度的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勤儉節約的消費模式和良好風尚。

四、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态文明建設

習近平指出，“要從系統工程和全局角度尋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各管一攤、相互掣肘，而必須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多措并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态文明建設。”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态文明建設的理念，強調以系統工程的思路推進生态文明建設，體現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對中國傳統哲學智慧注重整體的戰略思維的創造性轉化和對于唯物辯證法的創造性運用，從方法論上回答了怎樣建設生态文明的問題。

（一）全方位開展生态文明建設

習近平強調，必須克服以往我國生态環境治理中 “九龍治水”即各個部門各自為政、各個方面相互掣肘、各項措施互不銜接的弊端，從以下三個層面全方位開展生态文明建設：

一是在戰略層面把生态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并把生态文明建設内在地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個方面和全過程。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确強調要把生态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強調把生态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個方面和全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力推進這項工作并取得重大進展。所謂把生态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就是要通過全面貫徹綠色發展理念和變革發展方式，努力推進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和循環發展，使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相得益彰。把生态文明建設融入政治建設，就是要充分認識到生态環境問題内含着或者本身就是重大政治問題，通過加強黨的領導和相關制度建設為生态文明建設提供政治保障，并把生态文明建設作為重要政治任務，督促各級領導幹部切實履行生态環境保護的職責，使其堅決扛起生态文明建設的政治責任。把生态文明建設融入文化建設，就是要大力培育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化，特别是在全社會倡導和踐行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為核心的生态價值觀，強化全民的生态意識和環保意識，形成人人珍愛和保護生态環境的文化氛圍，同時大力發展生态文化産業，努力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生态文化需要。把生态文明建設融入社會建設，則是要把生态環境保護納入社會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通過提供更多優質生态産品來保障和改善民生，防範和化解各種生态環境風險，保障人民群衆的生态權益，努力實現生态正義，使把良好的生态環境視為最公平的公共産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觀的價值追求落到實處。

二是在政策層面綜合運用行政、市場、法治、科技等多種手段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環境治理是系統工程，需要綜合運用行政、市場、法治、科技等多種手段。”在生态文明建設過程中，生态環境治理的決策及其落實過程中的行政監督和行政執法等活動是不可或缺的。合理運用行政手段，關鍵是要落實各級政府生态文明建設責任制，嚴格考核問責。為此，必須首先明确和壓實各級政府作為環境治理主體的職責，同時建立科學的幹部考核評價體系，把生态環境治理成效作為考核幹部能力和成績的核心指标，并把考核結果作為幹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據。除行政監管外，市場化手段也是生态文明建設不可或缺的手段。習近平強調，必須充分運用市場化手段，着力推進生态環境保護的市場化進程，撬動和引導更多社會資本進入生态環境保護領域；同時，要注意完善資源環境的價格機制，将生态環境成本作為重要内容納入經濟運行成本。在生态文明建設過程中引入市場化手段，也就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建立生态環境保護者受益、使用者付費、破壞者賠償的利益導向機制，讓生态環境治理成為企業成本的一部分，由此促使企業自覺保護生态環境。在生态文明建設中，法治手段也不可缺位。生态環境治理必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讓生态環境保護的有關法律成為不可觸碰的紅線，由此大幅提高環境違法成本，讓破壞和損害生态環境的人“望而卻步”。生态文明建設還必須大力借助于科技手段，充分發揮科技在生态環境保護方面的突出重要作用，特别是要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運用科技手段變革那種高度依賴資源消耗、高能耗高排放的不合理産業結構，構建資源消耗少、環保節能的産業結構，加快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時，還要大力研發和應用各種生态環境治理技術，如環境監測技術、污水處理技術、霧霾治理技術、二氧化碳吸收技術等等，并運用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等對各種生态環境問題進行追蹤、預警和分析，不斷提高生态環境治理科技化水平。

三是在生态治理實踐中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綜合治理，亦即要實現對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統一保護、統一修複。“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生态是統一的自然系統，是相互依存、緊密聯系的有機鍊條。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林和草，這個生命共同體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自然界的生态系統本身是一個相互依存、緊密聯系的生命共同體，山水林田湖草構成這一生命共同體中環環相扣的有機鍊條，甚至沙、冰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然如此，那麼，正如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我們必須堅持 “五個統籌”一樣，在生态環境治理過程中我們也必須統籌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如果無視生态系統這一生命共同體中各要素之間的内在聯系，不按照自然生态系統的内在規律和整體性要求綜合施策，如植樹、治水、護田等活動各行其道、互不關聯，就很可能顧此失彼和相互沖突，從而不僅達不到生态修複的目的，甚至還會導緻更嚴重的生态環境問題。統籌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對山水林田湖草沙冰進行統一保護、統一修複，不僅要求我們整體謀劃和同步推進治山、治水、治林、治田、治湖、治草、治沙、治冰，而且還要求我們在進行其中任何一個方面的生态環境治理時都統籌兼顧其他方面。例如，當我們治水時，就必須用系統論的思想方法看問題，把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統籌起來，因為我國絕大部分水資源都涵養在山區的丘陵和高原地帶，如果破壞了山和林，必然也破壞了水，山就變成了光秃秃的山，水就變成了泥沙俱下的洪水，地就變成了不毛之地，就會到處因水土流失而溝壑縱橫。

（二）全地域開展生态文明建設

生态文明建設有其空間上的規定性，它總是在一定的空間地域中展開的。習近平強調，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全地域開展生态文明建設：

一是統籌推進“三生空間”建設。國土是生态文明建設的空間載體，可依其功能的不同而相對地區分為生産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态空間，這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謂的“三生空間”。其中，生産空間是物質生産活動的場所或生産活動所占用的自然空間，生活空間是人的生命活動場所亦即人的生存、發展以及人本身的生産所占用的自然空間，而生态空間則是能夠提供生态産品和生态服務的自然空間。在“三生空間”中，生産空間和生活空間的邊界、範圍的确定必須以生态空間的優化為前提和基礎，如果生産空間和生活空間盲目擴張以至擠占和侵害了生态空間，就會引發生态風險、造成生态環境問題。因此，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建設生态文明必須首先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并明确提出了“促進生産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适度、生态空間山清水秀”的“三生空間”建設目标。習近平指出，國土空間的開發，要從整體上加以謀劃，要遵循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經濟社會生态效益相統一的原則，要科學布局“三生空間”，使大自然有更多的修複空間，給子孫後代留下更美的家園。

二是協同推進城鄉生态文明建設。生态文明建設是新時代文明城市創建和鄉村振興的重要内容，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協同推進城鄉生态文明建設，建設生态城市和美麗鄉村。為此，必須均衡配置城鄉公共資源，統一規劃、布局和管理城鄉環境基礎設施，逐步形成由城市向鄉村延伸覆蓋的環境基礎設施網絡，以城帶鄉提高環境基礎設施水平；促進城鄉生态環境污染治理一體化，建立起城鄉生态環境聯防控聯治體系，特别是要在保障城鄉居民飲用水水源安全的基礎上，加快補齊城鄉生活污水處理和農村生活垃圾處置短闆，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系統協調、安全高效、節能低碳的城鄉污水和農村垃圾收集處理資源化利用新格局；加快城鄉綠化一體化建設步伐，以大城市帶動中小城市綠化，以城市帶動農村綠化，加強城鄉結合部綠化，統籌推進山區、農區、城區綠化，并将綠色通道建設納入城鄉建設總體規劃，與工程建設同步設計、同步施工、同步驗收，努力形成符合生态要求的城鄉一體化綠化格局。

三是協同推進區域生态文明建設。協同推進區域生态文明建設，是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促進不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内容。協同推進區域生态文明建設，關鍵是要遵循主體功能區戰略的規劃和要求，根據不同區域的人口資源環境情況确定其主體功能，并嚴格按照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這四類主體功能定位制定和完善不同區域的發展政策和績效評價體系，形成科學合理的空間開發秩序和結構，通過增強區域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構建區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新格局。在重要生态功能區，特别是在一些生态脆弱地區，要劃定并嚴守生态紅線，堅決遏制生态環境進一步惡化，通過科學謀劃有效化解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的難題，不斷提升生态服務功能，确保國家和區域生态安全。資源型地區是協同推進區域生态文明建設的重點環節，也是推進綠色發展的主戰場。由于曆史上長期高強度的資源開發，資源型地區大多屬于生态環境受損嚴重的區域。在這些區域，尤其要注意加強生态環境綜合治理，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大力建設生态宜居環境。

四是協同推進流域生态文明建設。我國有星羅棋布的大江大河，其流域占據着廣大的國土空間，承載着衆多的人口和重要經濟地區。協同推進流域生态文明建設，要求從流域的整體性、協調性出發，堅持生态優先和綠色發展，統籌自然、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要素，在綜合考慮流域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基礎上，構建全流域生态經濟發展新格式，打造富有特色的流域生态經濟帶。協同推進流域生态文明建設，突破了按行政區劃辦事、隻顧自己“一畝三分地”的慣性思維，要求對全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設統籌謀劃、整體施策。“比如，治理好水污染、保護好水環境，就需要全面統籌左右岸、上下遊、陸上水上、地表地下、河流海洋、水生态水資源、污染防治與生态保護，達到系統治理的最佳效果。”協同推進流域生态文明建設，關鍵是要立足各流域的特點選擇合适的發展路徑。例如，長江經濟帶應該以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為明确導向，探索出一條生态優先、綠色發展的新路子，其中，“共抓大保護”和“生态優先”是前提，強調的是必須着力保護生态環境，而“不搞大開發”和“綠色發展”是結果，說的是應該如何發展經濟；“共抓大保護”和“不搞大開發”針對的是當前，談的是策略方法，而“生态優先”和“綠色發展”則是面向未來，着眼于方向路徑，它們都是辯證統一的。隻有堅持協同推進流域生态文明建設，才能實現流域生态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統一。

（三）全過程開展生态文明建設

生态文明建設也有其時間上的規定性，它總是在一定的時間中展開的并由此表現為一個過程。習近平強調，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全過程開展生态文明建設：

一是堅持源頭嚴防。在生态文明建設過程中，堅持源頭嚴防，就是要堅持保護優先、節約優先的原則，以預防為主，盡可能把生态環境問題消滅在未萌狀态。生态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經濟發展方式問題，因此，堅持源頭嚴防，首先必須變革經濟發展方式，堅定不移地推動綠色發展，大力發展綠色産業，降低能源、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推動形成綠色生産方式，不斷提高經濟發展綠色化水平。堅持源頭嚴防，也必須引導人們形成綠色生活方式，自覺節約能源和資源，杜絕各種浪費現象，減少垃圾排放。同時，還必須基于主體功能區定位對不同地區實行差異化績效考核，推動各地區依據主體功能定位發展，從而通過國土空間整體規劃從源頭上嚴防重大生态風險的發生。

二是堅持過程嚴管。要充分發揮各級政府對生态環境治理的行政監管作用，督促企業落實主體責任，堅持對破壞生态環境的行為早發現、早制止、早整改，做到發現及時、制止有力、整改見效。在推動發展方式、産業結構根本轉變和環境污染綜合治理過程中，必須實行全過程監管，使旨在降低資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為此，必須建立和完善現代環境監管體系，同時加快完善對監管者本身的監管，廓清和明晰環境監管部門與其他相關政府部門以及不同層級環境監管機構的職能邊界，大力加強環境監管能力建設，不斷提升環境監管法治化、規範化水平。

三是堅持後果嚴懲。後果嚴懲是生态文明建設的一種末端控制機制，也是一種面向未來的預防機制。堅持後果嚴懲，就是嚴肅生态環境保護的責任追究，對那些越過生态紅線、這樣那樣地損害生态環境的行為嚴懲不貸，依法要求其根據損害程度等因素進行損害賠償，對造成嚴重生态環境事故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由此大幅度提高破壞生态環境的違法成本；對生态文明建設部署不力、決策失誤、監管不到位、責任不落實、履職不盡力、整改敷衍了事等各種失職失責行為依法依紀進行終身追責。通過嚴肅追責問責，懲戒一批、警示一批、教育一批，形成生态環境保護的高壓态勢，使人們面對生态紅線時知難而退、望而卻步。

五、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态環境

習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設重在建章立制，因此，生态文明建設必須有規可循。他說，“保護生态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隻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态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态環境的理念，體現了對當代生态危機根源的深刻反思，以及對以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深刻總結，抓住了生态文明建設的“牛鼻子”，從保障機制方面回答了怎樣建設生态文明的問題。

（一）對當代生态危機根源的深刻反思

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态環境的理念，體現了對當代生态危機根源的深刻反思。在讨論當代生态危機問題時，人們往往籠統地将其歸責于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就是當代生态危機的觀念根源。其實，人類中心主義有兩種不同的形式，即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與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中的“人類”一詞是相對于“非人類”即自然事物而言的，它是指以人類整體的、長遠的利益作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價值尺度的價值取向，因而是一種類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而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則既包括類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也包括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後者即以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作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價值尺度的各種形式的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在以往的人類曆史上，自從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在利益分化特别是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條件下，類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即把人類的整體的、長遠的利益奉為根本價值尺度的人類中心主義從來都未曾成為人們現實實踐活動的價值取向，在人們的現實實踐活動中起作用的向來是各種形式的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後者如種族中心主義、階級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地域中心主義等等。從曆史上看，正是在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的支配下，各種不同的利益主體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特殊的、眼前直接的利益，向大自然展開了殘酷的掠奪和暴虐的征戰，而絲毫不去考慮這種行為對自然生态環境的長遠影響，其結果便是造成了當代的生态危機。斷言人類中心主義是當代生态危機的根源，實際上是把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混同于整個人類中心主義，并把曆史上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主義所釀成的惡果記到了整個人類中心主義的頭上，它必然由否定一切形式的人類中心主義而走向各種形式的非人類中心主義，進而會得出各種反人道主義、甚至反人類的荒謬結論。

在關于當代生态危機根源問題的讨論中，也有一些人認為，與關于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抽象争論相比較，當代西方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對生态危機根源的揭示更為深刻。在他們看來，西方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沒有像其他西方生态哲學思潮那樣拘泥于抽象的價值觀來談論生态危機及其解決途徑、把解決生态危機的途徑簡單地歸結為“走出人類中心主義”還是“走入人類中心主義”，而是把生态危機的主要原因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産方式的存在，認為解決生态問題的首要前提是必須變革資本主義的制度，而這正是西方生态學馬克思主義不同于其他西方生态哲學思潮的地方, 也是其理論的獨特魅力。實際上，作為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的一種形式，生态學馬克思主義雖然包含着不少深刻的理論思考，但其訴諸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态危機解決方案并非完全有效的應對之道，因為事情很明顯：生态危機在資本主義制度誕生以前已初露端倪，而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也依然存在。盡管資本主義制度是受資本邏輯即資本必然追求無限度的增殖和利潤最大化所控制的，或者說，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是按照資本邏輯設計的，而資本邏輯則是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對資本的必然要求，因而受資本邏輯控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最為集中地體現了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但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并不就能根除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産生的土壤是比包括資本主義私有制在内的一切私有制更為始原的現實社會中人們之間的利益分化關系，即不同個人和群體有不同的特殊利益，生産資料私有制不過是對現實社會中的利益分化關系的确認，因而是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天然同謀。相較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私有制是造成生态危機更為一般、更深層次的社會因素；而與私有制相比，人們之間的利益分化關系是導緻生态危機更為始原的因素。與其說私有制或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生态危機的一般根源，不如說人們之間的利益分化關系是生态危機的一般根源。不過，人們之間的利益分化關系要實際地影響人與自然的關系、特别是要造成生态危機，必須通過人們對自身特殊利益的追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态危機的直接根源。所以，即使是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條件下，隻要現實社會中人們之間的利益分化關系仍然存在，各種形式的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必然還會這樣那樣的起作用，并因此仍然會帶來或加劇生态危機。由此可見，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隻能為化解生态危機創造一般社會條件，而要真正有效地防範和克服生态危機，關鍵還在于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态環境，使形形色色的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在生态紅線面前“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會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其實，盡管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嚴厲批評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擴張邏輯及其支配下的無限度的擴大生産和無限度的擴大消費對生态環境的破壞，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已建立了一整套限制資本邏輯、保護生态環境的制度和法律，因而它們也具有當今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生态文明。

（二）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

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态環境的理念也是對以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當代中國同樣也面臨着極其嚴峻的生态環境問題，這種生态環境問題顯然不能歸因于資本主義制度或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因為當代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當代中國生态環境問題的主要禍根，同樣也是各種形式的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我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的是生産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本身就是對不同利益主體客觀存在的制度确認。而随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利益訴求也日益多元化。這些都說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并沒有也不可能消除人們之間的利益分化關系。而隻要存在着人們之間的利益分化關系，就必然會存在着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及其對生态環境的破壞。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前30年間，生态環境問題就已日益凸現，特别是全國性的毀林開荒、毀草種糧、圍湖造田導緻了大面積的生态破壞，而支配和誘使這些破壞生态環境行為的正是追逐特殊的、眼前直接的利益的各種形式的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個體中心主義和群體中心主義對生态環境的危害又被資本邏輯空前放大了。本來，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及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有關論著中曾經多次闡述了在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既要發展和利用資本又要節制資本的重要思想。然而，從新中國70年多的建設實踐看，前30年中我們基本上沒有發展和利用資本，那時中國日益凸現的生态環境問題也與資本邏輯無關；後40年中我們積極利用和發展資本但又未能有效節制資本，緻使資本邏輯不僅侵入社會政治生活，帶來了嚴重的腐敗問題，而且使原有的生态環境問題空前升級，造成了當代中國的生态危機。由此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看出，生态學馬克思主義認為隻要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就能走出資本邏輯、從而克服生态危機，顯然是把問題簡單化了。事實上，雖然資本主義制度最集中地展現了資本邏輯，但它并不是資本邏輯能夠起作用的唯一社會條件。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通過自己的增殖來表明自己是資本”。因此，無論是在何種社會，隻要存在着資本，資本邏輯就必然會表現出來。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尤其是在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并存和私人資本、國際資本大量存在的條件下，資本邏輯同樣也會發生作用。資本邏輯也就是資本條件下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的邏輯，它必然會為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張目。既然如此，我們在發展和利用資本的同時就必須特别重視節制資本。所謂“節制資本”，并不是完全消解資本邏輯，因為不按資本邏輯行事的資本根本就不是資本，而是要對資本邏輯加以限制，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把它限制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或“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範圍内。顯然，保護生态環境、克服生态危機是涉及國計民生的大事，節制資本自當包括不讓資本的逐利活動破壞生态環境。而要有效地節制資本，建設生态文明，僅有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建立一套能夠切實有效地“節制資本”、防止各種形式的個體本位和群體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侵害生态環境的體制和機制。從現實中的情況看，近年來我國各地生态環境保護中凸顯出來的一些問題，特别是的一些重大生态環境事件頻發，如甘肅祁連山自然保護區生态破壞、陝西延安削山造城、雲南昆明滇池環線過度開發、浙江杭州千島湖臨湖地帶違規搞建設、新疆卡山自然保護區違規 “瘦身”、陝西秦嶺北麓西安段毀林圈地私建别墅、内蒙騰格裡沙漠污染、青海木裡礦區破壞性開采等等，也主要與生态環境保護體制機制不健全、法治不嚴密、政策規定執行不到位、懲處力度不夠有關。因此，完善生态文明體制和機制，真正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态環境，勢在必行。

（三）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态環境的着力點

習近平指出，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态環境，必須着力做好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加強制度創新。習近平指出，必須加強和深化對生态文明體制的改革，首先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盡快建立起來，使生态文明建設走上制度化和法治化軌道。為此，必須加強制度創新，增加制度供給，完善制度配套。正是基于這一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态文明制度建設提到空前重要的高度加以強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确了我國生态文明體制改革的方向，并站在戰略高度提出要構建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覆蓋生态文明建設全過程的完整而嚴密的生态文明制度體系，包括源頭保護制度體系、過程嚴管制度體系和後果嚴懲制度體系，其中，源頭保護制度體系聚焦于明晰自然資源資産産權及其用途管制，過程嚴管制度體系着眼于劃定生态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态補償，而後果嚴懲制度體系則以生态環境損害責任終生追究和損害賠償為主要内容。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生态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進一步提出了我國生态文明體制改革目标，即通過構建自然資源資産的産權制度、國土空間開發與保護制度、空間規劃體系、資源總量管理與全面節約制度、資源有償使用與生态補償制度、環境治理體系、環境治理與生态保護市場體系、生态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及責任追究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和機制建設，形成産權明确、多元參與、激勵與約束并重的完整生态文明制度體系，大力推進生态文明領域内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邁向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新時代。生态文明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明确後，各項配套的制度和法律的制定便緊鑼密鼓地展開。現在，我國不僅在憲法中明确和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而且初步構建起了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逐漸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和法律體系。

二是強化制度執行。所謂強化制度執行，就是決不能讓制度停留在文件上，類似于那種沒有牙齒的老虎，而要讓制度成為不可觸碰的高壓線。在談到這一問題時，習近平尤其強調要發揮制度管權治吏的作用。他強調說，發揮制度管權治吏的作用，關鍵是要完善幹部考核評價體系，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簡單以GDP的增長率論英雄，而要把生态文明建設指标如能源資源的消耗、生态環境的污染與治理、生态效益的變化等納入考核評價體系并置于突出重要的位置，由此強化幹部生态環境保護的責任意識，建設一支富有政治責任感、能力強、作風硬、敢擔當的生态環境保護鐵軍。嚴格用制度管權治吏，還必須把領導幹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設責任制落到實處。生态文明制度和法律能否切實得到遵循，關鍵在于各級領導幹部，在于他們的環保責任意識是否強、履職是否到位、執行是否嚴格。因此，必須按照依法依規、客觀公正、科學認定、權責一緻、終身追究的原則，嚴格落實領導幹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設責任制，并實行自然資源資産離任審計。“對那些不顧生态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後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而且應該終身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