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秦儒家“樂通倫理”觀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重要一環，對國家政治、社會運作乃至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思維方式影響深遠。“樂通倫理”觀的核心意涵包括，“樂”與“倫理”相通的基礎為自然情感，“樂通倫理”的本質屬性為道德、價值旨歸為和諧。随着曆史演進和社會變革，有必要從曆史連續性的視角理解“樂通倫理”觀，在探求其曆史背景的基礎上剖析其當代境況，并結合現代倫理文明的核心特質和發展方向，對其進行挖掘、闡釋和現代轉化。“樂通倫理”觀包含的寓教于樂、倫理連接、異中求同的智慧，對社會倫理教化的推進、現代倫理困境的解決、全球倫理的構建具有重要啟示作用，為現代倫理文明的構建提供了借鑒和滋養。

【關鍵詞】 “樂通倫理” 倫理文明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作者簡介：李建華，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和領域：倫理學基礎理論、道德心理學、政治倫理學、中國傳統倫理思想。肖潇：浙江師範大學田家炳德育中心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江蘇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

中華文明以“禮樂”聞名世界，儒家思想首倡“樂通倫理”觀，在國家政治制度與社會倫理關系間以“樂”為溝通橋梁，實現了政治與倫理的有機結合，由此創造性地将社會建基于人的血緣關系和自然情感之上，對中國幾千年來的國家政治、社會運作影響深遠。直至今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思維方式等都帶有包含“樂通倫理”觀在内的禮樂傳統文化的烙印。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隻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同時，要重視“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在世界現代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共産黨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辟和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創造，中國式現代化基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凝聚着中華文明的智慧，其在生成、建設和制度保障方面蘊含着多重倫理價值，形成了中國現代倫理文明的核心内容。本文旨在通過剖析先秦儒家“樂通倫理”觀追溯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起源，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因子，從而有助于構建現代倫理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一、“樂通倫理”觀的核心意涵

中華傳統文化被視為倫理型文化，其圍繞人倫關系及其運行規則發展出了極其豐富、燦爛的物質和精神内涵。“倫理”一詞最早出現在《禮記·樂記》中：“樂者，通倫理者也。”“樂通倫理”觀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孕育生根，經後世儒家學者不斷發展、充實，形成了層次分明、内容豐富的觀念體系。“倫理”意為人倫之理，主要指與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關系适應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樂”則表現為詩、歌、舞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兩者在何種層面上能相通、互釋？對此問題的回答涉及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1. “樂通倫理”基于“情”

從起源上看，“樂”與“倫理”都與遠古時期的巫術儀式息息相關。巫術儀式的出現，是遠古人類萌發社會意識和構建諸如藝術、宗教等上層建築的标志，“樂”表現為集詩、歌、舞于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多用于祭祀上天與祖先，實質上是人類用以溝通和把握自身與外部世界的一種方式，而巫術儀式正是人類開始将自我與外界從物質及心理上進行區分并關聯的突出表現。從這個層面上看，“樂”發端自巫術儀式，二者在形式和内容方面一脈相承。“倫理”作為組合詞，首次出現在《禮記·樂記》中。“倫”意為“輩”（《說文解字》）、“常”（《正韻》）、“類”（鄭玄注《禮記》）等，即依據某些特定标準對人群進行分類、劃定等級，如根據年齡輩分定“長幼”，依憑社會地位定“尊卑”；“理”本義為“治玉”（《說文解字》），即根據玉石本身的紋路進行剖析與雕琢，後引申為萬事萬物運行的規則、蘊含的道理，如“理者，分也”“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說文解字》）。對于人、事而言，隻有掌握其運行的内在規律，才能确立“倫”的标準。“倫理”的出現，意味着人擺脫了蒙昧、獨立的生存狀态，開始建立共同的生活規則并進入團體生存階段。此時，人需要從個體的生存意識發展出有利于團結的社會意識，巫術儀式正是這一初始的社會意識的外在表現，其不僅“濃縮着、積澱着原始人們強烈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而且顯示出氏族内部成員共同行為的準則，是交錯着情感與秩序的混沌體，蘊含着倫理觀念的萌芽。

随着曆史的演進，建立在血緣關系上的氏族宗法力量不斷發展、穩固，成為中國古代思想傳統和文化結構的最為重要的社會根基。周公“制禮作樂”開啟了延續數千年的中國倫理型社會的曆史，孔子繼續發展、豐富了以禮樂為核心内涵的倫理文化，“樂”與“倫理”的概念逐漸豐滿，兩者相通的人性基礎即在于“情”。達爾文在闡述人類道德的起源時提出：“任何動物，不管是什麼，都與人類一樣，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顯著的社會本能，包括父慈子愛的情感在内，因此，隻要它的智力能夠得到良好的發展，或接近于良好的發展，就會不可避免地産生道德感或良心。”“不學而能”的血緣親情将氏族内部的成員牢牢捆綁在一起，催生出各類情感與心理的需求，并使其進一步外化為族群的生産行為和交流行為，人倫關系由此誕生。從遠古氏族社會進入封建宗法社會，國家政治直接建基于人倫關系之上，形成以血緣為基礎、以等級為特征的氏族統治體系，此時，“倫理”的基礎是被禮法、秩序規範的人情，而非遠古時期那種原始、樸素又缺乏約束的自然情感。

基于人與人的情感交流而演化出的行為，催生了語言、文字，包含藝術、科學的火種，也孕育了“樂”。“樂”的生發基礎是人心中之“情”。《禮記·樂記》雲：“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人因受到外界事物的觸動、感發而産生各種欲望，這類因生存而産生的欲望及其滿足引發了人心中之“情”。一方面，人之情是由外界事物所引發的，是相對被動的，所謂“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禮記·樂記》）；另一方面，情的表達與抒發屬于人的主動欲求與自然需要，“樂”即屬于滿足此類需要的理想方式。在“樂”以巫術儀式的原始形式出現時，它作為一種社會化行為可調和個體本能需求與氏族内部行為規範的矛盾，“使人的情感（自然包含有審美情感的因素在内）成為一種具有社會精神文明性質的社會情感”，此時，出于本能的樸素的自然情感在具有美感的儀式之中升華，變得帶有審美性、社會性和人文性了。

“樂”與“倫理”從起源到發展的過程中，都與人類基于血緣的自然情感密切相關，隻不過“情”的内涵随着社會演進而發生變化，從原始樸素、不受約束之情逐漸演變為具有人文性、精神性并受到社會倫理關系規範之情，而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後者才是“樂通倫理”的真正基礎。

2. “樂通倫理”本于德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倫理指“人群生活關系中範定行為之道德法則”，其意義與“德”無本質差異，甚至被包含在“德”的概念中。古人認為“德音之謂樂”（《禮記·樂記》），“德”是“樂”的本質屬性，而“德”包含的意義相當豐富，與“樂”直接關聯的有政治功德、社會規範、個人道德等。

夏商以降，“樂”的主要功能為頌揚帝王在政治上的功德，周朝之“樂”沿襲此種傳統，對先王之樂進行了總結和創新，先秦諸子之文獻，如《左傳》《國語》《呂氏春秋》等皆有相關記載。《呂氏春秋·古樂》記載了從炎帝至周成王各代之樂的由來，強調“樂”與先王之“德”的關系。舜帝命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帝治水功成，命臯陶作《夏籥》“以昭其功”；殷湯命伊尹作《大護》、歌《晨露》“以見其善”；周武王命周公作《大武》；周公奉周成王之命讨伐殷民，事成後作《三象》“以嘉其德”。《禮記·樂記》稱“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即是對“樂”象征王者功德的總結。統治者通過“樂”來彰顯并傳播自身的政治功績，一方面顯示其統治的正當性以建立王者權威，另一方面在官員和百姓之間建立道德規範以維護社會安定。

周朝經過“制禮作樂”，“‘禮’‘樂’共同構成了血緣宗法等級奴隸制統治體系的儀式化象征，發揮着極為強大的政治、倫理方面的行為規範功能”。此時，“樂”所象征之“德”主要指政治治理和社會運行的倫理規範，這是“樂通倫理”的核心内涵。《禮記·樂記》雲：“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裡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雖仍然承擔着宗廟祭祀、溝通天人之功能，但其目标卻完全政治化、倫理化了，旨在調節君臣、長幼、父子、兄弟等社會倫理關系，使之實現不同層次、有所偏重的和諧（和敬、和順、和親）。正因為“樂通倫理”基于人的自然情感，有感動人心、引發共情從而調和人倫關系的強大功效，樂教成為中國古代社會一種極重要的教化方式，具有和親人群、移風易俗的社會教化功能。同時，“樂”的氛圍，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家治理水平、社會風氣和人民的整體道德水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禮記·樂記》）

隻有倫理和諧落實于個人道德之上，萬民順、天下治的政治理想才能實現，即國家政治安定和社會人倫和諧要依靠個人的修身成德，這是“樂通倫理”的根本所在。“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禮記·樂記》），“德”彰顯着人性的高貴和卓越，“樂”則濃縮并體現了“德”之精華，能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地反映出人的道德水平。“德音之樂”可呈現“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禮記·樂記》）之态。“‘情深’，是指它乃直從人的生命根源處流出。‘文明’，是指詩、歌、舞，從極深的生命根源，向生命逐漸與客觀接觸的層次流出時，皆各具有明确的節奏形式”，如此，“情”得到了“理”的安頓，既表達了生命的本真，又具有合理的形式，而“樂”得以“反情和志”，“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禮記·樂記》），在個體道德教化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無怪乎孔子将“樂”視為最高層次的成人之教：“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

3. “樂通倫理”歸于和

和諧是“倫理”的題中之義，也是“樂”所追求的終極境界，“倫理的要義在于和諧有序，樂理之通于倫理的地方恰恰在于和合和諧”。“倫理”概念自産生起便内含嚴明的秩序，因為人倫關系即以某種标準來劃定人群的輩分和次序，如君臣、父子、夫妻等，而一切秩序是為了避免混亂、追求和諧而存在的。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演化出各種各樣的制度、法律，都是為了達成更為和諧、更有效率的社會局面，謀求高質量的生産發展，最終獲得理想中的美好生活。“倫理之善，樂理之美，數理之真，皆和而已矣。倫理意蘊甚富，指歸在和”，真、善、美都可統一于“和”，三者皆為和諧之境的不同表象，人倫關系的和諧有序奠定了古代中國政治安定的基礎，“禮”“樂”以實現倫理之和諧有序為目标。“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記·樂記》）“禮”是約束人情的秩序，旨在别異以使人互相尊敬；“樂”則是和樂人群的方式，旨在和同以使人相親相愛。過分強調秩序會導緻人心疏離，而沉迷于聲色享樂則會緻使人心散漫，隻有禮樂相合，二者各安其位、各司其職，才能實現人倫關系和中有序、社會安定和平、人民安居樂業。

中國古代倫理關系包括人與自我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與天地萬物的關系，因此，樂理通于倫理之“和”可從三個層次理解：第一，個體身心的和諧；第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第三，人與天地萬物的和諧。

首先，倫理和諧的基礎是個體身心的和諧。人倫關系要實現和中有序的目标，首要前提是個體身心的和諧完滿，而個體身心和諧的外在表現即是有“德”，或者說具有君子人格。“樂”可彰顯美“德”，即抽象的“德”借用“樂”的形式通過身體行為展現。“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僞。”（《禮記·樂記》）個體内心保有和諧順适的狀态，容貌上英氣煥發，行為上恰切有度，符合翩翩君子之人格風度，“樂”所展現的個體的容貌神态、行為舉止是不會說謊、不能造假的，它反映個體的真實内心，也展現個體的道德品質。

其次，倫理和諧的核心是人際關系的和諧。倫理與人的群居本能密切相關，人與人結群而處，逐漸發展出家庭、集體和社會，直到如今的民族國家、地球村，而要維系龐大集體的正常運轉，必須建立所有集體成員共同認可并遵守的規則和秩序。規則和秩序的存在保證了人際關系的和諧，從這個角度而言，“禮”的存在是為了實現“樂”的目标。“樂”既是個體内在真實情感的抒發，又是個體之間情感的交流與共鳴，“音樂本身是一種身體感受的結果，而當它流溢而出時，人們又能夠直接感受到，從而與歌者或者樂者産生共通之感，這就是音樂之‘通’”。“樂”中蘊含的強烈感染力，能引發人的共情，使不同個體、不同群體之間産生堅實有力的情感聯結，共同朝向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同時形成一種敦厚和諧的優良社會風氣，故而先賢說，“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禮記·樂記》），“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孝經·廣要道》）。

最後，倫理和諧的最高境界是人與天地萬物的和諧。在中國，“天人合一”觀念自古有之，不僅對古代哲學、政治、文學、科學思想影響深遠，而且主宰着中國人的思想與精神世界，其中内含着人與自然、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和諧，強調國家和個體在外在行為上與自然、社會的适應、合拍、協調和統一關系，是倫理和諧的最終指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記·樂記》），“樂”之所以能代表“和”的最高境界并被賦予形而上的意義，關鍵在于三點。其一，“樂”與自然規律有關聯。中國先民将“樂”的起源與由天地陰陽之氣而生并内含規律的“風”直接相關，如《淮南子》曰：“樂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風，此聲之宗也。”“風的特征乃‘和’，故善于化物”，“化物者，賦予生氣（生命）也”，“風”中充盈着自然世界的生命氣息，内含天地萬物運行的規律，因此，“風”天然是和諧的，“樂”是人們順應自然規律的結果，也是“天人合一”的體現。其二，“樂”内含嚴格的數學規律。《呂氏春秋·大樂》雲，“樂”“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度量”是古人運用數學計量方法使數與音結合，“太一”指宇宙的起源，因此，“樂”本源自“同一定數理關系相聯系的和諧”。其三，“樂”既代表自然世界的和諧，又内含哲學層次的和諧，人通過将情感、審美寄寓于有形之“樂”中，進而達緻精神層面上與天地合一的境界，最終感受到觀念上的無聲之“樂”。有學者認為，此種狀态有三種類型，即在音樂行為中以音聲溝通天人，在觀念上以“樂”代表天地的數理規律，在精神層面以“樂”為媒介體驗天人之和。“樂”與“倫理”的最高層次是生命借由藝術而實現超越，人與自我、他人、萬物的關系都達到極緻和諧的境地，即徐複觀所謂“為人生而藝術”之境。

二、“樂通倫理”觀的現代審思

“樂通倫理”觀對中國傳統倫理文化有着深遠影響，而現代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現代倫理文明作為現代文明的關鍵面向，與以“禮樂”為核心的傳統倫理文化雖有巨大差異，但絕非毫無關聯。“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曆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隻有從曆史連續性的視角理解“樂通倫理”觀，在探求其曆史背景的基礎上剖析其當代境況，并結合現代倫理文明的核心特質和發展方向，才能真正獲得中國傳統倫理文化蘊含的智慧和力量，使其實現與時俱進的創新發展。

1. “樂通倫理”觀的曆史背景

任何一種觀念都不能脫離其時代背景和思想傳統來理解，“樂通倫理”觀是在以儒家思想為主幹的中國古代倫理思想傳統中逐漸發展成熟的。史懷哲認為，中國倫理思想對世界思想有着重大貢獻：“較之其他任何一種思想，中國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它第一個将倫理視為一種以絕對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精神本質中的東西，它也是第一個從其基本原則中發展倫理思想，并且第一個提出了人文主義理想、倫理文化國家理想——并且以一種适應任何時代的方式。作為一種高度發達的倫理思想，中國倫理對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賦予了愛還要涉及生靈及萬物的内涵。這種先進性和巨大的成果還來源于中國倫理采取的正确的對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觀，它以自然而細緻的方式去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中國倫理思想中的上述智慧，在“樂通倫理”觀中都有體現。首先，将“樂”“倫理”建立在人基于血緣關系的自然感情之上，進而以“樂”的形式将此種感情和諧地融合于理性的秩序。由于人人都具有血緣情感，符合儒家理想的倫理生活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有可能實現且應該不斷努力追求的目标。其次，“樂”通過與“德”的“聯姻”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了基于“情”的共同體。因為“德”具有讓一切生命順應自然、适其所是地生長之意——“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辭》），“樂”還為人和天地萬物架起了可供溝通、理解的橋梁，所以人可以通過“樂”感受自然及萬事萬物，将同情之心從人類群體之内擴展到自然世界之中，即“賦予了愛還要涉及生靈及萬物的内涵”。最後，“樂”不是生硬、強制、抽象的教條，而是符合人的情感和心理之自然需求的、實際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活動，以“禮”“樂”為核心而構建的政治、教化制度在理想層面上的确有“自然而細緻”的特點。

就中華文明本身而言，由于中華民族格外重視道德及其教化，綿延不斷、内涵豐富的中國古代倫理思想傳統無疑為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道德生活提供了極為堅實的思想基礎，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除了制度建構等等之外，特别可貴的是它還逐漸地發展成為了一種豐富完整、深入淺出的道德話語系統，既源遠流長，又深入人心，發揮着在千難萬劫中維系中華民族及其國家‘可大可久’之生存的功能”。“樂通倫理”觀蘊含着中國曆史悠久的樂教思想的基礎，如前文所述，“樂”在社會教化和個人道德修養方面都有獨特的優勢，“樂順人民的感情将萌未萌之際，加以合理地鼓舞，在鼓舞中使其棄惡而向善，這是沒有形迹的積極地教化”，“樂”通過引起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共鳴，營造出向好向善的整體氛圍，使人的情感自然而然上升到合于道德的層次。此外，“樂”的社會教化功能重在“感”與“化”。“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聖人在上，以《詩》《書》教民，以禮、樂化民；聖人在下，以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化民。……積學未至而暴之遽，積戒未至而教之強，學之通弊矣。故言立不如默成，強入不如積感。”“化”強調運用内在精神的通感而非外在語言的灌輸，隻有教導而無化育，則不能革除頑劣之弊，而隻有化育而無教導，則無法拯救愚昧之人。禮、樂背後是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二者正是通過潛移默化地作用于人之情感與精神，使人在不知不覺間感到精神和暢、情感完滿，人們在禮樂的熏陶下自然地做出合乎禮法的行為舉止。

“樂通倫理”觀的社會背景是建立在宗法血緣基礎上的分封制王朝，這就決定了其獨特的作用機制和作用領域。周公“制禮作樂”的創舉将周王朝建立于血緣家庭的基礎之上，從此，古代中國開啟了漫長的家國同構時期，“每個人都被編織在親親、尊尊、長長以及君、父、夫這張以血緣為中心的政治與倫理之網中”。宗法等級制度賦予了古代中國人際關系以基本結構和天然形式，規範人際關系及其行為的道德準則自然被包含在安定社會、治理國家的政治制度中，二者合為一體，共同維護王朝的穩定、保證統治權力的延續。“樂”的作用機制在于融入政治、祭祀、教化以及民衆的日常生活，以一種柔性的方式踐行統治階級倡導的道德觀念，旨在調和封建等級制社會倫理關系、在社會中營造良好的風俗氛圍、引導民衆修身養性以過上幸福安定的生活。“樂”的主要作用領域為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樂”被廣泛應用于國家的軍事與祭祀活動中。在戰争中，兩軍交戰前往往通過“樂”來刺探敵方形勢和鼓舞己方士氣；在重大祭祀活動中，“樂”是國家政治制度和倫理關系的儀式化象征，孔子曾因官員破壞禮樂制度的僭越行為發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的憤言。在古代社會，教化本質上是為政治服務的，以“樂”為核心的教化活動基本在政治領域内開展。西周形成了一整套系統完備的樂教體系和配套制度，教師為兼具政治職責的樂官，樂教對象為國家貴族子弟，樂教内容包括樂語、樂舞、樂德等，其大多圍繞政治活動（諷谏、軍事、祭祀）展開。在社會領域，“樂”主要運用于民間祭祀、教化和娛樂休閑活動中，具有和民聲、善民心、移風易俗的道德教化功效。

2. “樂通倫理”觀的當代境況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相伴相生，從延綿不斷的中華文明中獲取深厚的曆史底蘊和精神支柱，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獲取豐富滋養和智慧結晶，是極具中國特色的融合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一體的人類文明新形态。習近平總書記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歸納為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對中華文明的特色進行精細刻畫和精辟總結，同時論述了其演進規律和曆史意義，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轉化發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現代倫理文明作為現代文明的關鍵面向，直接影響着現代倫理文化發展和國民道德生活水平，關涉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國際文化地位等方方面面，其整體構建需要符合現代文明發展的方向，順應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要求，同時需要從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汲取養料，因為“隻有堅持從曆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

以“樂通倫理”觀為代表的傳統倫理思想，在中國式現代化和現代文明建設的探索進程中以及全球化、後工業時代的背景下，面臨着轉型和轉化的挑戰，在此過程中既有值得借鑒的優秀經驗，又有亟待研究思考的具體問題。“現代化的展開和實現，又必然取決于某一民族所處的社會條件和曆史環境：任何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進程，隻有根據其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曆史環境來具體化，才是真正現實的。……作為獨特國情之本質重要的部分和文化表現，傳統确實是并且也應當被理解為一個本質重要的前提；隻有在這一前提的基礎上才談得上中國的獨特的現代化進程，才包含着中國發展道路的真正意義和有效作為。”可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新是當代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題中之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長久的曆史實踐中展示了其對中國社會發展強大的支配力和深遠的影響力，在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展現了中華文明的獨特智慧：在制度文化層面，從“民本”向人民民主轉變；在社會理想層面，從“富民”向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轉化；在生态文明層面，從“天人合一”思想中獲得啟示，發展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态文明建設理念；在人類社會發展層面，從“協和萬邦”的政治理想發展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實踐。

倫理型的中國文化在文明史開端即造就了“一種獨特的精神世界、精神哲學形态和人類文明範型”，然而，盡管其在中國特色現代化進程中起到奠基性的作用，但是在遭遇衆多挑戰的全球化時代，“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是否依然是由倫理道德擎起的那座獨特大廈？倫理型的中國文化能否以及如何在現代文明體系中繼續獨領風騷，進而與宗教型的西方文化比肩而立、平分秋色？”這應是我們在保有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精神的前提下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出發點。具體而言，有學者提出，在現代文明境遇下研究仁禮思想的現代轉化時遭遇四重困境，包括“建立在血緣親情基礎上的倫理道德觀如何與個體自由、獨立、民主的現代價值相适應”“等級制精英主義的道德如何與自由平等的現代結構相适應”“人治背景下的德治困境”“名實能否相符的悖論”，上述困境揭示了包含“樂通倫理”觀、仁禮思想在内的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在理論層面進行現代轉化時面臨的共性問題。在現實層面，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同樣面臨着思想斷裂與道德話語缺失的危險，這些危險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語言，某些哲學、倫理學教科書和社會道德教化活動當中。如今，道德失範事件頻頻發生，曾經在曆史上對人們生活起到引導、調節作用的優秀傳統道德話語日漸衰微，個體的思維和行為往往不再受内心道德法則的制約，轉而深受近現代倡導的物質觀和世界觀之影響，被狹隘的利益觀所掌控，社會生活出現混亂，社會信任危機頻出。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現實層面，現代社會都呼喚着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回歸。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現代轉化需要以現代社會道德實踐中的現實問題為靶向，結合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轉化過程中的有效經驗，以去粗取精、批判繼承為原則，進而夯實現代文明建設所需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堅實根基。

3. 現代倫理文明的核心特質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是倫理型文化，現代倫理文明的核心特質體現為中國式現代化中蘊含的倫理意蘊和價值。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層面，其最高倫理目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其深刻倫理要求為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層面，現代倫理文明突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世界的和諧關系，體現為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設，以共同富裕為最終指向、以公平正義為内在要求的物質文明建設，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标的全球文明倡議；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層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倫理精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體現了人民向往追求美好生活的幸福倫理精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制度規範體現了追求社會穩定繁榮的和諧倫理精神。概言之，現代倫理文明的核心特質為道德、和諧與幸福，道德打下基礎，和諧奠定基調，幸福作為追求，三者共同唱響現代倫理文明的主旋律。

道德是現代倫理文明的基石。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始終是道德的存在，隻不過“道德”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人類社會、文化的發展而變化。在中國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中，“道德”和“倫理”幾乎同義——“儒家思想以倫理道德的思想理論為其主體内容，它的具有久遠生命力的那個因素，就是儒家思想堅定地守衛着人類文明生活的底線——要有倫理、有道德地生活”，這是個體生活與共同體生活的同一或同構使然。在現代社會，“倫理”基于關系視角，具有客觀性和相對情境性，偏重于他律，關注的是正義與否，“道德”基于個體視角，具有主體性和絕對原則性，本質為自律，關注的是善惡問題，“道德”是“倫理”的上位概念，對于“倫理”具有決定性。現代倫理文明建設需要現代“道德”奠基，不注重個體道德修養，就談不上社會道德風氣與和諧倫理關系的建設。換言之，盡管“倫理”與“道德”在現代發生了斷裂，展開為不同的面向，但關系性的倫理不能完全脫離個體性的道德，共同體的倫理規則仍然與個體的道德水平密切相關。

和諧是現代倫理文明的核心精神。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态文明協調發展的文明新形态，其中蘊含的和諧精神就是現代倫理文明之核心精神。具體而言，現代倫理“偏重于（抑或主要是）調節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類之間的關系，其價值态度和立場是在相互關系中形成的，追求一種和諧的境界”，這三類人倫關系的本質是利益關系。利益即“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由人的活動實現的滿足主體需要的客觀存在”，其核心問題關乎個人與社會的利益關系。現代倫理圍繞如何正确調節利益關系展開。不同于經濟、政治和法律對利益的調節，倫理調節追求社會利益的大體均衡，使利益由“有利方”“多利方”向“不利方”“少利方”平衡，這種“大體均衡”呈現為複雜利益體系的全面和諧狀态，涉及物質與精神、個人與社會、短期與長期、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類、人類與自然等方面，和諧是現代倫理學的總體價值追求。

幸福是現代倫理文明的現實訴求。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共産黨的奮鬥目标，也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現實追求，而美好生活就是讓人們獲得幸福。在物質層面，幸福體現為富足，涉及人與人之間、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的調節；在精神層面，幸福體現為創造，由于“人類天性極其愛好創造……創造性行動所開拓的生活是嶄新的、有活力的、激動人心的……創造性的幸福不僅是激動人心的，而且同時是一種人生成就，一種貫穿一切的意義”，這也是當下重視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政治層面，幸福體現為民主、平等、公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現代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建設都天然蘊含了以上精神，在具體政治實踐中反映了人民對幸福的追求。此外，人與自然的關系對人類幸福生活的影響逐漸增大，人首先是自然人，人類對于自然的依賴、人類力量之于自然的渺小都顯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性。在這個層面上，生态文明建設是人類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是現代倫理文明的題中之義。

三、“樂通倫理”觀的現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提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再次強調“兩個結合”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第二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轉化的理論基石。在中華民族現代倫理文明的構建中，可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與方法，曆史地、客觀地、辯證地認識“樂通倫理”觀，吸收并借鑒其中與時代精神、自由民主價值取向相一緻的精華，鑒别并剔除其中落後于時代的、消極的、不合理的糟粕。辨别精華、糟粕，離不開價值判斷的“時空坐标”，即現代中國的時代背景、發展現狀。要結合構建現代文明、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态的發展方向和内在需求，發掘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中的優秀理念并準确定位其現代價值。就儒家傳統倫理思想而言，需要仔細甄别并剔除的糟粕，是存在于政治制度、禮儀典章中那些随曆史情境改變而消逝的倫理道德精神，即“變成程式化、形式化空殼的部分，也就是存在的合理性已經喪失的部分”；而需要重視并吸收的是在現代化進程中仍然具有活力的精華，是道德理念、哲學智慧和處世原則中蘊含的理性精神和寬容品格，兩者共同造就了儒家思想中優秀理念的恒久生命力。

1. 寓教于樂：社會倫理教化的實踐精神

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中，中國在經濟層面的成就有目共睹，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設需跟上物質文明的腳步。隻有實現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協調發展，中國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和強國。“一個國家，若沒有氣定神閑的社會秩序，謙恭溫良的國民素質，就難以稱其為大國”，質言之，國家的強盛需要以國民道德人格和社會道德建設為基礎，而文明的形成和推動，離不開政治的方向引領、制度的頂層設計和社會的自覺遵守。文化的傳承和文明的延續離不開人文教化，中國有着曆史悠久的人文教化傳統，重視以文化人，提倡以文治國，隻有從民族精神的根源處獲得力量，在現代文化的多元視域中接續傳統，于世界的開放格局中汲取經驗，才能既複興中華文化的崇高性與詩意，又銜接世界文明的自由與民主，在此基礎上培育出中國的新文化和新公民。

禮樂教化是中國傳統人文教化的主流，其中，樂教以其與情感的緊密結合、與日常生活的和諧交融、易于被民衆自覺接受等特點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倫理教化的主要方式。“樂通倫理”是圍繞“樂”實施教化從而實現社會倫理和諧的實踐方式。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樂”與“教”都強調人對天地萬物的感通，兩者具有内在一緻性，使得“樂”天然地具有“教”的功效，而“樂”與“倫理”的共同旨歸，決定了以“樂”為核心進行教化的目标指向個體修德成人、群體和諧親睦、社會良俗公序的形成。“樂”通過肯定并滿足人們現實生活和情感生活的雙重需求，以及感情的共鳴、精神的鼓舞來引導人們共同朝向善的人格努力，既能達緻移風易俗之效，又易于被人們接受。樂教通過肯定人的情感需求、發揚人的感性生命鼓勵、引導人向善、修德，凝聚、統一古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追尋“禮儀之邦”和“禮樂文明”的理想，追求在差異中實現社會和諧與大同。

現代倫理文明建設需要通過社會倫理教化作用于社會道德建設和民衆道德生活，“寓教于樂”的人文教化傳統可以為當下社會倫理教化實踐提供精神借鑒。“寓教于樂”的精髓在于以一種結合人民自然情感和需求的柔性方式，于日常生活中進行潛移默化的、長時間的熏陶、感化。在中國曆史中，樂教精神全面浸潤在民間傳統藝術中，器樂、書畫、文學、戲曲等都以不同形式承載着傳統道德倫理精神，在愉悅身心的同時，發揮了道德教化的功效。現代社會的藝術種類龐雜，但大多奉“娛樂至上”為金科玉律，缺乏人文價值，而人文價值正是包括音樂教育在内的藝術教育存在的正當理由，現代藝術盡管不能被道德全面占領，但也不能與道德、人文精神背道而馳，轉而被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主導和掌控。在社會倫理教化實踐中，注重人的情感需求是關鍵，以自然、生動、豐富的藝術形式讓人們在愉快的情感體驗中進入藝術的審美境界，同時受到道德情感的觸動，進而體驗藝術審美和道德境界的合一，有助于形成積極的社會道德文化氛圍，構建健康的社會倫理生态和結構。

2. 倫理連接：現代倫理困境的應對策略

如今，全世界都面臨現代化及後現代化帶來的社會斷裂風險，處于後工業時代的西方社會極端的個人主義強化了群體的分裂和個體的利己傾向，而中國則在傳統與現代、現代與後現代的夾縫中受到多種文化、價值觀的拉扯，不僅具有某些與西方社會相同的病征，還呈現出雙重社會轉型的特殊問題，結果加劇了中國社會的倫理斷裂。倫理斷裂表現為“倫理結構上的拆解與倫理主體間的互損”，前者指對倫理關系及規則的結構性支離，後者指“不同倫理主體之間由于某一主體過分突出自身利益而損害其他主體利益”。倫理關系及結構的崩壞、支離導緻了倫理主體之間的互損，反過來這種互損又進一步深化了倫理關系及結構的拆解程度，兩者在互相作用中使得社會斷裂在逐漸提速和加劇，結果表現為價值觀的失落和社會的失序。因此，建立倫理連接的有效機制是現代倫理的關鍵議題，而儒家傳統倫理思想強調“關系”視角，具有突出的倫理連接特征。

“樂通倫理”觀内含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萬物的倫理連接機制。第一，在家—國—天下這一中國傳統倫理的整體連接上，用自然情感以及社會情感作為紐帶，用一種柔性、具體的而非理性、抽象的方式構建起人與他人、人與社會國家的倫理連接。“樂通倫理”基于人的血緣自然情感，這确保了每個人都被納入社會倫理的約束範疇，通過“樂”的理性化和人文化，即加入“禮”的秩序性，自然情感升華為社會情感，使得由己及人、由家至國的倫理連接變得真實、強力且有效。第二，以具體而非抽象的方式設置社會人倫關系及其行為規範。如以“宮、商、角、徵、羽”對應“君、臣、民、事、物”，宮亂則君驕、商亂則官壞、角亂則民怨等，世道風氣與樂音呈對應關系；再如以“聲、音、樂”三層次對應感官、理智和倫理，并對應禽獸、衆庶和君子，在“樂”的結構中注入社會倫理内涵，而君子之樂的本質在于“德”（“德音之謂樂”），由此，社會人倫關系不僅被賦予了等第次序，而且具有了相應的行為法則。第三，通過哲學層面的取象、比類式思維，将人倫關系進一步拓展到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層面，最終達緻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由于時代變遷與社會變革，傳統倫理的連接機制已經不适用于現代社會，但倫理連接中的核心精神在當下仍然具有生命力。無論在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一切倫理行為事實上都是一種連接行為，例如與他人的連接、與共同體的連接、與人類的連接、與宇宙的連接等。麥金太爾稱人類是“依賴性的理性動物”，人類理性和道德産生的首要現實因素是個體的脆弱，人類需要通過依賴彼此、建立連接以克服這種缺陷，從而發展生存能力和創造生存條件。因此，美德不是從外部強加給人類的約束，而是源自人類内心的生存渴望以及自我認識的需要，而“依賴性、理性和動物性必須被置于相互關系之中來理解”。維護社會倫理秩序穩定的關鍵在于建立有力的倫理連接，“在倫理理念、倫理主體、倫理動力等要素構成的倫理結構中，通過增加過渡性機制，使之始終保持有機、開放、具有再生力的必然聯系”，其中體現出人與人之間基于理解的相互依賴，呈現為人類的同情、友愛、互助與團結等美好品質，從而遠離人與人的相互傷害，停止人對萬物生靈和自然世界的無盡索取。

3. 異中求同：全球倫理構建的主導思想

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極大地縮小了人與人之間的時空距離，同時，又前所未有地擴大了人與人之間的心靈距離。人類之間的分歧、對立甚至仇視愈演愈烈，霸權主義、恐怖主義、單邊主義以及肆虐全球的疫情、此起彼伏的局部戰争，持續地叩問着每一個生活在現代的文明人的理性：現代化為何在帶來很多有益事物的同時摧毀更多有價值的事物？尤其在人類所珍視的和平和自由價值不斷受到沖擊的當下，全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強烈呼喚消弭分歧和互相理解，即在差異中尋求共識。“關于一些有約束力的價值觀、不可或缺的标準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一種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識”，這是孔漢思提出“全球倫理”的旨歸，其思路是“在現存世界各大文明傳統、特别是宗教傳統中找出一些相同或相近的道德理念或倫理規範，作為全球‘一體化’時代各國的價值共識，以求應對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現代性困境，維護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樂通倫理”觀蘊藏着儒家傳統倫理思想的“和而不同”的智慧，即在保有差異和秩序的狀态下追求和諧的境界。從上文可知，“樂”與“倫理”共同指向的和諧有三個層次。首先，最高的境界是天人之和，其表現是天地間所有人事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體現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生生之德，如《周易·系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管子·心術》曰“化育萬物謂之德”，《莊子·天地》雲“物得以生，謂之德”，這也是當代重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态倫理的重要思想來源。其次是人我之和，表現為兩個層次：一是人的生命節律與自然規律的協調，體現為社會秩序符合自然規律；二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體現為個體在社會等級差異下的各司其職、和睦相處。最後是人的身心和諧，表現為個體能平衡、調和情感與理性，從而内心完滿、自足自适。從以上對“和”的闡釋來看，每一個層次的和諧都天然地包含了差異，換言之，“異”是“和”的基礎，無“異”即無“和”，無“異”就是千篇一律的同一。

構建全球倫理的關鍵是在“異”中求“同”，在差異中追求和諧，隻有這樣，才能在尊重、保有世界各民族道德倫理文化個性的基礎上追求普遍的倫理共識。全球倫理的基本規則，強調尊重生命、拒絕暴力，推崇團結、寬容、男女平等的文化，公正的經濟秩序以及誠信的生活，歸結為一點，就是尊重人本身，維護人的基本權利，确保每個人得到人道的對待。“異中求同”不僅是全球倫理的主導思想，而且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底層邏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回應全球倫理建設的中國方案，是汲取中國傳統倫理滋養、基于中國現代倫理文明提出的關于人類倫理建設的智慧主張，它需要建立在各個國家、民族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需要和向往之上；但“這種‘共同’并不意味着取消不同主體成員之間的差異，反而是立足于差異，并在不同主體成員的普遍交往中尋找更高層次的‘共同性’”，從而實現基于共同利益的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在政治上互相尊重、平等協商，在經濟上同舟共濟、互惠互利，在安全上以對話、協商的方式化解矛盾，在文化上尊重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在生态上堅持環境友好，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上即是“和而不同”“異中求同”等傳統倫理思想的現代轉化與實踐。

“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現代離不開傳統，中華文明要深深紮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才能實現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現代倫理文明通過繼承包含“樂通倫理”觀在内的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精華，讓人們以寬容和開放之姿接納傳統，以理解和互勉之态與社會互動互信，進而“在日常生活中奠定文明的根基，接續和複興‘傳統’的人文智慧”，強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精神力量，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倫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