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首先要解決何以可能與如何可能這兩個前提性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構建的可能性不僅在于中國乃至世界人類數字化生存的現實前提，而且在于馬克思主義與符号學的跨學科結合。馬克思主義與符号學都具有開放性與批判性，且二者的結合具有合理性與可行性。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構建的必要性在于其重大的時代意義。在理論上，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對立足于當代社會實踐、豐富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重要意義。在實踐上，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對改造符号世界，解決人類在數字化時代面臨的挑戰和問題具有重要方法論意義。

【關鍵詞】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跨學科；虛拟實踐；符号世界；

作者簡介：趙士發，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社會曆史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毛澤東哲學。

文章來源：《求索》2022，（06）

符号學的興起與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密切相關。正如李幼蒸先生指出的：“現代西方哲學從内容到風格都與19世紀以前的西方古典哲學截然不同，一個普遍而突出的特點是，幾乎一切重要的哲學流派都認真地思考語言的問題，緻使20世紀成為語言哲學的時代。”“語言”本身是符号的一種，也是體現人類超越性本質的重要符号。20世紀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對語言等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讨論。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走偏了方向，其理論研究針對文化資本、符号資本、象征資本等在社會生産、生活中的作用，大多以文化批判取代對物質的批判，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力量。這同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隻是對資本主義進行了道德譴責一樣，是一種“立場的後撤(retreat)”。在此期間，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歐洲學派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整體上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探讨仍然處于初始階段。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研究是從引入歐洲馬克思主義符号學開始的。正如馬克思主義需要中國化一樣，馬克思主義符号學也有一個中國化過程。作為具有語言普遍性的符号學，與具有普遍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形成了具有普遍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符号學。它通過與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化傳統與具體實際結合，進而發展成為特殊國别的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正如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世界化正是通過其民族化實現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形态之一，不僅應該繼承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借鑒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歐洲學派的研究成果，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脫離生産實踐的理論發展路徑，進行面向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當代符号世界的實踐；更為重要的是，必須結合中國具體實際包括中國的符号學傳統，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數字經濟、文化的發展需要，開展理論構建。馬克思曾經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曆史的産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也是曆史的産物，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符号學方法論的有機融合。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構建是可能的，有其現實前提與理論基礎。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也是必要的，有其重要理論與實踐意義。在方法論意義上，符号學為真實與非真實的聯通架起了橋梁，符号學給予一種進行後現代闡釋的視野，是交流與存在的耦合(coincidence of communication with being)。習近平明确指出，要“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是時代的必然要求，是建構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世界的本質要求。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旨在解釋和改造符号世界，為研究和解決數字化時代人類面臨的挑戰和問題提供科學方法論。

一、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現實前提

每一種理論體系的構建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特定的時代背景為理論的産生創造了可能性。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也不例外。當代中國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在通信科技、網絡科技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普遍化的虛拟實踐也快速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普遍交往的數字化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得以将整個世界的符号化與數字化作為其基本前提。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必須解決這一前提性問題，即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何以可能的問題。

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基于客觀的現實前提。馬克思認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人類的曆史創造基于其所處的曆史條件，理論的構建同樣基于其社會存在的現實前提。德國哲學家卡西爾指出，自人猿揖别起，人就是生活在符号世界中的“符号動物”,而不是生活在單純的物理世界之中。人不再直接面對實在，也不可能直接面對實在，而是面對各種如語言、藝術、宗教等符号編織而成的世界。在以往的時代中，人類的虛拟活動隻能通過幻想和想象在腦海中進行，或者以語言為中介進行表述與交流，因此，聯通自然與文化、真實與非真實的符号學并未以獨立的學科形式呈現。而在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的當代，人類進入“數字時代”,開始“數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面對的是實在還是虛拟。人不僅接收和發送承載信息的符号，不斷創造新的符号，同時以符号形象出現于虛拟的網絡世界中。人不僅是“符号學動物(Semiotic Animal)”,同時還是“元符号動物(Animal Metasymbolicum)”。無論是符号經濟的蓬勃發展、消費主義大行其道、虛拟技術網絡技術的不斷進步，還是後殖民時代的文化滲透，人類的符号活動越來越多，物理實在的範疇仿佛随之縮減，符号學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通信技術和虛拟現實技術的形成和發展，使人類社會二重化，即分化為現實社會和虛拟社會。在現實社會中，世界的基本單位是原子(atom)。人并非在“數字時代”才具有虛拟能力，虛拟能力本身是人類的超越性的體現。人類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需要的無限性與實現需要的手段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這也是推動人類不斷實現自身需要，不斷實現超越性的體現。人類的虛拟能力必須借助一定的中介才得以成為現實，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中介在不斷發生變化。在過去，語言與概念性觀念是人類虛拟能力實現的中介，人類能夠通過意識、觀念去籌劃在現實中還未出現或存在的對象。這種虛拟能力可以讓符号先于對象出現，籌劃符号可以事後再創造對象。但是，在計算機技術出現并高度發展前，人化世界始終是現實世界，而物質與思維的二分也建立在現實的人的存在的基礎上，人始終生活在現實社會之中。在信息時代，乃至後信息時代中，計算機網絡使承載着信息的中介以光速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進行傳播。此時，符号化、數字化的中介使人類能夠逐漸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建立出複雜的虛拟社會、網絡社會，人類社會呈現出現實社會與虛拟社會的分化。人類不僅生活在現實社會中，同時也以符号的形式生存在虛拟社會中。

科技的高速發展使人類的虛拟實踐成為現實。在當代，人類的實踐活動從現實社會擴展到虛拟社會，使主體能夠置身于虛拟實境之中。在廣義上，虛拟實踐是人利用符号化或數字化中介超越現實性的感性活動。在狹義上，虛拟實踐是在數字化時代條件下，人在虛拟社會中進行的感性活動，是主體按照一定的目的在虛拟空間使用數字化手段進行的雙向對象化感性活動。在科學技術發展史上，人類經曆過三次革命，實現了從“手工化”到“機械化”,從“機械化”到“電氣化”,從“電氣化”到“自動化”的躍升。在過去的三次技術革命中，人類在實踐中創造技術，也不斷為技術所創造。在虛拟實踐中，人不僅在現實世界中創造自身，同時在虛拟社會中創造自身。在數字化時代，人可以通過符号在虛拟空間中構建自身形象，賦予虛拟形象以個人特征，運用符号與虛拟社會中的其他個體進行溝通交流。但是，虛拟實踐無法脫離現實而存在，無論是在現實社會還是在虛拟社會中的感性活動的主體都是現實的個人，虛拟實踐代價的承擔者同樣是現實的個人。

虛拟實踐的出現與普遍化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産、生活方式。如今，生産的概念發生了變化。在數字化時代之前，社會生産主要以物質生産的形式存在，是在工廠等生産場所中的勞動。社會實踐具有集中性、同步性、标準性、專業性，上下班有嚴格的作息時間，也就是時鐘時間(clock time)。湯普森(E.P.Thompson)認為時鐘時間是構成資本主義的關鍵。而如今，社會生産已經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界限，勞動産品呈現出非物質形态，虛拟實踐使人的勞動打破了生産和生活的界限，成為人類生命的全部内容。比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員工可以通過網絡技術居家辦公，學生可以通過網絡技術學習線上課程。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被虛拟實踐的出現與普遍化縮小，生産與生活的界限逐漸模糊，時鐘時間不再是資本主義的關鍵。可見，人類的生産、生活方式在數字化時代中已經徹底被改變。

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基于人類生存方式轉變的現實前提。在虛拟實踐成為現實的基礎上，作為具有符号自覺性的動物，人所創造的經濟、文化符号無限增多，并且人—符号不再是主體對客體的單向對象化。此時，人的本質仍然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但是這種社會關系不僅在現實社會中，同時還在虛拟社會中。從符号學的角度看，人将意識對象化，賦予客體之上，同時，人所創造的符号反過來制約人、塑造人，符号為虛拟與現實之間、自然與文化之間開辟了通道，物質與思維之間被符号所連接。這種現實前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提供了可能性。

二、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理論基礎

理論體系的構建具有相對獨立性，它與現實前提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決定關系。因此，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可能性并非僅由現實前提決定。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内容，其構建同樣離不開理論基礎。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構建的可能性不僅來源于數字化時代的現實前提，還在于符号學與馬克思主義的跨學科結合，而且二者的結合具有合理性與可行性。

符号學既是本體論，也是方法論，是意義之學。“符号學”一詞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其含義在使用中不斷演變。古羅馬醫生蓋倫寫了一本症候學(semiotics)書，将“符号學”作為“症候學”。洛克将科學分為三部分，即物理學、倫理學與符号學(semiotic),他将符号學定義為邏輯學。直至20世紀初，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将“符号”定義為能指與所指的結合體。美國符号學家皮爾斯将“符号”定義為符号形體、符号對象與符号解釋的三元關系，“符号”一詞才逐漸有了确定的含義，符号學才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索緒爾和皮爾斯也因此被稱為“現代符号學之父”。索緒爾并未解釋能指與所指是如何相結合的。皮爾斯給出了更加直接的“三元結構”。在符号結構中，符形處于媒介的地位，符号通過符形的媒介作用，提供了符号對象的訊息。符形是符号訊息的載體，如果離開了這個訊息載體，人們就不可能獲得關于對象的訊息，因而也就無法認知和交際。從本體論角度看，人的意義世界由符号組成，任何意義都必須借助符号進行表達，既沒有無意義的符号，也沒有無符号的意義。思維都是符号中的，每種被思考的客體都需要依賴于符号的存在。意義世界存在于物質與思維之間，是人化的世界，既不同于自在的物質世界，也不是單純的精神世界。這也就意味着，一切對意義和意義活動的研究都必須以符号學作為方法論。

馬克思主義具有潛在的符号學意識。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歐洲學派在挖掘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符号學意識問題上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符号學的發展曆程中，曾任美國符号學學會會長的西比奧克(Thomas Sebeok)提出了“隐秘的符号學家”(Crypto Semiotician)這個術語，以追蹤在符号學發展史中被忽略或遺忘的人物。在此研究思路的啟發下，美國符号學家迪利(John Deely)提出了“隐在符号學插曲”(Cryptosemiotic Interlude)這個術語，将其定義為“符号原型時期”(Protosemiotic Stage)與“正式的符号學時期”(Semiotics Proper)之間的過渡階段。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歐洲學派哲學家龐其奧(Augusto Ponzio)借鑒了這種術語，将馬克思視為“隐在的符号學家”。佩特裡利與龐其奧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分析看作是“未亮明身份的符号學”(Crypto-Semiotic)。馬克思主義雖然早于索緒爾、皮爾斯等人的符号學思想出現，但是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分析，帶有潛在的符号學意識。馬克思認為，商品是一個符号，商品具有二重性，一是使用價值，二是交換價值。商品的生産是一種符号過程，是生産者根據自己接收的訊息，對符号的符形、能指對象化的過程。商品交換是一種符号過程，交換過程中就包括符号、符号的對象、符号的解釋項這三要素。在商品的交換過程中，商品是符号，表現為交換價值。符号的對象是被稱為商品的對象，它所傳達的信息，即“意義”,它所引起的觀念，也就是解釋項。符号對象即商品的價值，符号的解釋項則是商品的出賣者與購買者的心理因素。如一個花瓶，在插花的人眼中，花瓶這個商品符号的解釋項就是一個插花的容器；而在藝術家眼中，其解釋項就是這個符号的藝術意義，即花瓶所含有的美學訊息。馬克思主義對貨币和語言的分析同樣具有潛在的符号學意識。貨币符号的能指、符形是價值，所指、解釋項是這種符号的購買力。貨币符号與語言符号在符号學上有着共同點。馬克思認為：“語言也和意識一樣，隻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産生的。”由于人的交往需要會不斷發生變化，從符号學的角度上看，索緒爾認為社會語言和個人語言共同構成了群體語言，而社會語言則具有社會的約定俗成特征。由此，語言的表意就依賴于語境，其特定語境是社會中的交往環境；貨币也同樣依賴于“語境”,其特定語境就是市場。語言與貨币的規則都必須具有約定俗成特征與公認特征，同時也都會進行曆時性演變。同時，語言和貨币作為意義傳遞的樞紐，都構成了權力話語。作為社會權力的象征，貨币象征着購買力，它鼓勵人們占有它，并且為了占有它而尊重它所傳遞的意義。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對商品、貨币、語言等分析都具有符号學意識，其範疇包括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

馬克思主義為解釋和改造符号世界奠定了基礎。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意識包括虛拟意識，而動物幾乎不具備虛拟意識。虛拟意識使人立足現實又能通過想象、聯想等途徑超越現實，是形成虛拟能力的重要動因。虛拟能力是人的主體能力的重要内容。沒有虛拟意識和虛拟能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主體意識和主體能力。由于人具有虛拟意識，自在的物世界是一個無意義的世界，人必然力求去建立一個有序的符号世界。符号世界最初表現為語言世界，語言文字創造了人的思維空間，是符号世界的一種。虛拟則是一次符号世界的革命，如果說語言隻是創造了思維空間，使人可以幻想和交流不存在的對象，使符号先于對象出現，那麼虛拟就使隻能出現于語言中的不存在的對象成為現實。這也就意味着，虛拟意識是生産符号的原因，同樣也可以改造符号世界。

馬克思主義與符号學的跨學科融合具有合理性與可行性。首先，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概念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基于社會存在，同時又反作用于社會存在，并随着社會内在矛盾的不斷運動而與時俱進地發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可以與精神分析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多種思潮相結合的原因。同樣，符号學也應該追求開放。符号學要研究一切符号，符号為人所創造，随着人的需要不斷增多，其關系也越發複雜。人作為不同于其他動物的超越性動物，具有不斷超越自身的特性，其創造物也随之不斷發展，無限延展。符号學應超越自然與文化、内在與外在、真實與非真實的分野。其次，馬克思主義與符号學在方法論意義上都具有批判性。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批判性，它不僅批判現存的現實及概念，同時也在批判中不斷發展。傳統符号學雖然走向文本自治的路徑，但是“符号學本質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号意指看成文化編織話語權力網的結果，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态批判在精神上至為契合”。馬克思主義與符号學的結合具有合理性與可行性，這種結合恰好可以使符号學突破形式主義的瓶頸，獲得現實基礎，符号學也可以為馬克思主義分析現實問題提供方法，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

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理論基礎在于馬克思主義與符号學跨學科結合的合理性與可行性，也在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進程中實踐的核心地位。西方馬克思主義由于脫離了實踐而無法揭示社會關系的本質，逐漸喪失了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批判立場。馬克思主義由西方傳入中國，但在吸收馬克思主義理論時，中國并非全盤照搬照抄，而是始終重視實踐的重要地位。也正是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三、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時代意義

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必要性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如何可能的問題，是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前提性問題。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必要性不僅來源于全球範圍内的數字化生存與發展，以及中國在5G等通信技術上領先的客觀現實，而且也源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并改造世界的任務。

馬克思主義與符号學之間的相互征用和借鑒已成為學術發展的必然要求。馬克思認為：“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号，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态的最實際的呼聲。”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不僅研究一切符号(包括語言、經濟符号、電子符号等)的生産、發展與運動規律問題，也為符号世界這種人化的世界立法，研究人類在新型文明下的生存發展問題。在理論意義上，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能夠保持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批判性，不僅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與發展，對于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構建與完善，對于突破西方話語霸權，為馬克思主義赢得生存空間，而且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重新恢複批判性具有重要意義。在實踐意義上，科技的高度發展對全人類的生存發展都産生了巨大影響，虛拟實踐帶來了一系列的網絡安全、知識産權、個人隐私安全、文化殖民等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不僅對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也為實現個人自由全面發展而服務具有重要方法論意義。

在理論意義上，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将極大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的重要内容，應該面向實踐，繼承和發揚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不斷煥發馬克思主義在數字化時代的生命力，同時，應當突破西方話語霸權，使馬克思主義在國際社會中發聲。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逐漸喪失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立場，而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歐洲學派還處于弱勢地位，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路徑之一。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曆了四個階段，從葛蘭西到阿爾都塞，再經由波蘭察斯到拉克勞與墨菲，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社會構成被塑造為符号學上的“話語構成”。拉克勞認為話語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将馬克思所說的“人的本質”替換為“話語”。任何對象都在話語體系中被構建。在這種意義上，主體被消解，話語成了獨立的體系，從而形成了“話語拜物教”,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批判性。從商品拜物教到消費主義盛行下的符号拜物教到話語拜物教，一切拜物教的産生都是由于脫離了現實，無法揭開神秘主義的面紗，而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所在。在符号充斥的當代社會，馬克思主義不回避符号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馬克思主義為符号學提供介入現實的批判立場，符号學為馬克思主義提供分析問題的科學方法。而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歐洲學派在理論進路上還一定程度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不僅汲取了符号學的優點，同時也對語言與意識形态等問題作出了一定的回應。龐其奧認為在将馬克思主義與符号學結合時，不能僅将馬克思主義符号學視為意識形态，龐其奧反對隻是基于“意識形态站隊”而選擇馬克思主義符号學，他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降格(reduced);也反對采用形而上學的方法，消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念，在語言或符号與社會現實之間畫等号，進而将馬克思主義關注焦點從社會結構與社會現實的關系轉向語言或符号。雖然馬克思主義符号學歐洲學派已經取得了一些理論上的成果，但是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研究仍處于弱勢地位，這是西方話語霸權與文化滲透的結果。“從唯物史觀看，全球化進程實際上就是由資産階級開創并主導的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過程，這就決定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占有話語主導權。”在西方學術語境下，馬克思主義亟需突破發展空間，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構建十分迫切且必要。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在理論上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重要内容，對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必要性不僅在于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理論本質使然，而且在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要求。

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建構還将極大推進當代符号學理論本身的發展。在當代世界符号學研究中，形成了兩個基本流派：一是結構主義學派，即結構主義符号學，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索緒爾、蘇珊·朗格、列維-斯特勞斯等人；另一派是分析學派，即分析哲學的符号學，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皮爾斯、羅素、奎因、皮埃爾、莫裡斯和維特根斯坦等人。就結構主義符号學派而言，其主要缺陷在于缺乏必要的曆史感，無法揭示有關社會文化現象作為社會曆史符号發生和存在的深層原因；就分析哲學的符号學派而言，其主要缺陷則在于對符号意義的研究和解釋陷入了自我循環之中，無法揭示符号的實質，其實是一種從符号到符号的遊戲。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或不足是，當代世界符号學研究中出現了一種“符号本體論”的傾向，把符号作為超越人類生存活動的第一性的東西，成為脫離人的生活的本體，演化成為一種“非人”的符号學。總之，當代世界符号學研究缺乏科學的哲學理論特别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無法從整體上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出發考察符号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将符号與人的現實生活世界聯系起來，把人與符号的關系作為基本問題貫穿始終，有助于突破當代世界符号學研究的理論缺陷，走出符号學的發展困境，極大推進符号學自身的發展。

在實踐意義上，人類的“數字化生存”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理論是研究和解決虛拟實踐所帶來的種種問題的必要路徑。馬克思在19世紀就提出資本勢必追求“用時間消滅空間”。随着生産力的發展，人的需要的不斷增長，有限的物理空間無法滿足人類對資源的需要。全球市場的形成導緻交通運輸的費用增多，資本為了獲取更大利潤，勢必追求用時間去消滅更多空間。當有限的物理空間已經被充分利用時，虛拟空間應運而生，虛拟實踐随之崛起，人類的數字化生存以不可逆的形式不斷發展。“随着虛拟實踐的崛起，以勞動時間為軸心的社會時間結構正在被打破，休閑、娛樂與工作的界限也正變得模糊，人們将注重獲得一種更富彈性、更加平衡的生活實踐方式”。人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斷增長，在資源的獲得上，數字化使人們的生活更加便利。但是，與此同時，數字化生存的另一面也随之而來。在數字化時代下，知識産權可能被濫用，隐私權可能被侵犯，文化可能遭到破壞，盜版軟件可能衆多，數據可能被竊取，自動化系統可能會影響一些人工作的機會，就業市場的本質發生巨變。虛拟實踐不僅反映了符号異化，而且反映了新的社會關系的異化。規範符号世界顯得更加緊迫，解決現實世界與虛拟世界之間的矛盾，維系新的社會關系下的人類生存與發展問題也更加重要。同時，數字化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符号、文化符号更加迅速、無障礙地席卷全球。這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容易推進文化滲透，以自己的價值标準衡量中國，衡量其他國家，否認除新自由主義思想以外的其他文化，否認中國對世界價值觀的貢獻。在這種情況下，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除了為馬克思主義赢得生存空間外，還對于解決中國的“挨罵”問題，實現多元現代性具有重大意義。中國共産黨人有一取勝密碼，那就是始終堅持走自己的路,構建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符号學，對解決中國乃至全球人類在現存以及未來的數字化生存中面臨的挑戰與問題有重要意義。

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也将有力推進數字經濟的發展。在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看來，數字化是符号化的最新形态，數字經濟也是經濟發展的當代形态。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争力的數字産業集群”。在印度尼西亞舉辦的2022年G20峰會上，習近平提出了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的國際主張與中國方案，得到了與會者的廣泛贊同。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是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未來方向。馬克思主義符号學必然關注數字經濟這一時代課題，并将對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發揮重要作用。首先，在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看來，數字化是以數字技術和基礎設施建設為前提的。這就為中國未來自主創新突破芯片、雲計算、大數據、區塊鍊、工業軟件等核心技術，不斷加強數字通訊基礎設施建設指明了方向。其次，馬克思主義符号學認為，數字化是一個實踐過程。這就為中國實現産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理論基礎，不斷實現并提高制造業數字化、服務業數字化、農業數字化、治理數字化水平，就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内容。最後，馬克思主義符号學認為，數字化的方向是人類的共同發展，數字經濟為人類共享文明成果提供了基礎。這就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在大力發展本國數字經濟的同時，也将積極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為消除數字鴻溝、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力量。

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構建不僅十分必要，而且已經成為可能。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以社會實踐作為理論立足點，解決人類面臨的生存與發展問題，為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與人類的解放服務，這正是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号學的時代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