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49年，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迎來偉大勝利之際，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對黨所面對的時局、任務和未來道路進行了深入思考，着重回答了四個重大問題：一是何以要用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二是何以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三是何以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四是何以跳出曆史周期率而“不當李自成”。他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構成了中國革命偉大勝利的哲學之維，不僅在當時指明了中國共産黨人的奮鬥方向，而且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 毛澤東；中國共産黨；中國革命；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作者簡介：李維武，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3年第9期

1949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迎來了偉大勝利。這一偉大勝利，以新中國的誕生，宣告了中國近現代史的結束和中國當代史的開啟。這使得1949年又成為中國曆史的劃時代的轉折點。面對這一勝利和轉折，毛澤東不僅以詩人的激情，吟唱出“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不朽詩句，而且以大政治家的胸襟和大哲學家的智慧，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對黨所面對的時局、任務和未來道路進行了深入思考。他的這些思考，形成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丢掉幻想，準備鬥争》《唯心曆史觀的破産》等理論名篇，同時更多分散在關于政治、軍事、外交的報告、講話和評論中。梳理這些70多年前的重要文獻，可以發現毛澤東着重思考和回答了四個重大問題：一是何以要用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二是何以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三是何以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四是何以跳出曆史周期率而“不當李自成”。這些都是來自時代和現實的具有哲學性質的大問題。毛澤東對這些時代和現實之問的思考和回答，書寫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篇章，構成了中國革命偉大勝利的哲學之維，成為中國革命偉大勝利的組成部分，不僅在當時指明了中國共産黨人的奮鬥方向，奠定了新中國的理論基石，而且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為新時代中國共産黨人所珍視、承繼和發展。

一、何以要用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

1949年，中國共産黨已經走過了28年的奮鬥曆程。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用一句話對這一段曆史作了精辟概括：“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争的基本勝利。”然而，就在中國革命戰争即将取得全國範圍内基本勝利的時候，要不要用革命戰争徹底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成為一個亟待中國共産黨人作出思考和回答的重大問題。

1948年與1949年之交，随着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開展，國共兩黨的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了曆史性變化，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争進入戰略決戰階段，毛澤東明确提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即可“根本上打倒國民黨”。正在這一曆史關鍵時刻，“呼籲和平”卻成為當時一種有影響的輿論聲浪，不僅剛下野的蔣介石和剛上台的李宗仁呼籲和平，上海、南京的民族資産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呼籲和平，而且曾是中國共産黨早期活動家的著名哲學家張申府也在《觀察》上發表文章呼籲和平。一時間，人們紛紛談論和探讨戰争與和平問題，不知如何解開這個問題的糾結。這就使得何以要用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成為時代和現實提出的大問題。

毛澤東敏銳意識到，對于戰争與和平問題的讨論十分重要，隻有講清楚了這個問題，解開了這個問題的糾結，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争的正義性和合理性才能得以充分彰顯，這場戰争的偉大勝利才能赢得廣大的人民群衆和知識分子的贊同和擁護。毛澤東指出，在人們議論紛紛的戰争與和平問題的背後，在何以要用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問題的背後，實際上還有一個更深層、更本質的曆史觀和政治哲學問題，這就是國家問題。要不要用革命戰争徹底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要不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問題。作為大政治家和大哲學家的毛澤東，總能自覺自如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一針見血地抓住問題的實質，給中國共産黨人指明奮鬥方向。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就明确地指出了這一點：“我們政權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要打倒它們，就要打倒它們的國家，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就點明了問題的關鍵所在：隻有抓住了國家問題，隻有抓住了“打倒它們的國家”這個曆史性目标，才能切中何以要用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問題的實質和要害，對戰争與和平問題作出正确的選擇和根本的解決。

國家問題本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闡發的重大問題。馬克思的名著《法蘭西内戰》，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列甯的名著《國家與革命》，都深入闡發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列甯在《國家與革命》中總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觀，得出結論說：“無産階級國家代替資産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無産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隻能通過‘自行消亡’。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個革命形勢，分析每一次革命的經驗教訓時，都詳細而具體地發展了他們的這些觀點。”對于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這一核心思想，毛澤東十分重視、反複強調、努力踐行。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黨的幹部要學習12本馬列主義著作，《國家與革命》就是必讀之書。列甯在1917年撰寫這本書，從思想上為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作了準備；中國共産黨在1949年決定黨的幹部學習這本書，當然也是從思想上為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作準備。

用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用革命暴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對中國共産黨人來說，并不隻是來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指示，而更是從自己血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即是中國共産黨内這一經驗教訓的最早總結者之一。早在1927年召開的黨的八七會議上，他就力主以工農革命戰争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的叛變，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并對正在準備中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議，指出：“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毛澤東由此走上指揮中國革命武裝鬥争的第一線，帶領中國共産黨人開辟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終于迎來人民解放戰争的戰略決戰。正是這樣，毛澤東從自己的豐富革命經驗中對國家問題有着極為深刻、極為本質的認識，能夠透過人們紛紛談論和探讨的戰争與和平問題，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透徹地闡明何以要用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

在1948年即将過去、1949年就要來臨之際，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新年獻詞《将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在文中沒有去議論戰争所造成的傷亡和損失，沒有去評判戰争與和平之間的得失利弊，而是從中國近代曆史的總體走向出發，直截了當地提出1949年中國人所面對的國家問題，指出了中國人在國家問題上隻能作出兩種選擇：“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面前的問題，是将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他進而對這兩種選擇及其後果作了進一步分析。對于前者，意味着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他明确地加以肯定，指出：“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内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内建立無産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樣，就可以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将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着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對于後者，意味着保留舊的國家機器，他斷然地予以否定，指出：“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使國民黨赢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後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将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這兩個中國的選擇，正如毛澤東所言，其實質和要害就在于是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還是保留舊的國家機器。毛澤東明确告誡那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這樣明白地、這樣尖銳地擺着的問題，在這兩者之間沒有什麼“反對派”可當，沒有什麼“中間路線”可走。這一番關于國家問題的深刻明快的論析，闡明了隻有用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才能創造“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從而廓清了呼籲和平之聲所制造的時代迷霧，解構了人們在戰争與和平問題上的種種糾結，為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指明了奮鬥方向。

與此同時，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時局的聲明，指出為了迅速結束戰争、實現真正和平、減少人民痛苦，中國共産黨願意在軍事力量已經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和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但是這個談判的基礎，不是蔣介石提出的保存僞憲法、僞法統、反動軍隊等條件，而是：“（一）懲辦戰争罪犯；（二）廢除僞憲法；（三）廢除僞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這些和平條件，實際上是以革命戰争已取得的決定性勝利為前提，尋求通過不流血的方式，來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這些條件為基礎，中國共産黨代表團和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于1949年4月進行和平談判。這次談判所拟定的國内和平協定，為南京國民黨政府所拒絕，人民解放軍發起了渡江戰役和解放全中國的大進軍，國民黨反動派在中國大陸的反動統治由此土崩瓦解。

1949年9月30日晚，新中國誕生的前夜，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上，宣讀了他為紀念碑起草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争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争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内外敵人，争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曆次鬥争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這篇碑文，是對人民解放戰争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的深切緬懷，也就是對人民解放戰争和人民革命的偉大曆史作用的肯定。在自鴉片戰争以來中國近代史的全部文獻中，毛澤東的這篇碑文成為壓卷名篇，宣告了中國近代史的結束，對用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作出了曆史定論。

在長達20多年的中國革命戰争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從戰争中學得了唯物論，懂得了辯證法，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運用于中國的革命戰争實踐。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戰争在1949年的勝利，實際包含了毛澤東兩方面的曆史功績：他以其雄才大略，成功地指揮了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革命戰争，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他又以其哲學智慧，透徹地回答了何以要用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時代和現實之問，交出了一份令人民和曆史滿意的答卷。

二、何以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

1949年，中國共産黨在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後，接着就面臨建立新中國的曆史性任務。這個任務，毛澤東在《将革命進行到底》中就已作了明确部署：“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标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将是一個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适當的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然而，中國共産黨在從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偉大事業的同時，又必須思考和回答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何以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這個問題也同樣是一個時代和現實提出的重大問題。

從政治哲學上看，何以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問題，其實質就在于要闡明新中國為什麼要以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國體。這個國體問題，毛澤東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就已作了闡發。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産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這個未來的新中國，由于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建立的，因而隻能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産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别，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别，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并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将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曆史時期中，還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作為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從國家制度即國體上看，既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又不同于社會主義蘇聯。他說：“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隻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在國體上，不能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實行資産階級專政，也不能就像蘇聯那樣實行無産階級專政，而是實行幾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與國體相聯系，毛澤東指出還有一個政體問題。他說：“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适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而這種适當的政權形式，對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來說，就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隻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毛澤東由此得出結論說：“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由于當時正處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時期，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沒有在國體問題上作出更為具體的闡發，沒有明确提出以人民民主專政作為新中國的國家制度。

到了1948年，建立新中國成為中國共産黨直接面臨的重大現實任務，新中國的國體問題才又重新提出，并得到了更為具體、更為明确的闡發。在1948年9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建立新中國就是“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在新中國中的地位作了規定：“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産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産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在這年底發表的《将革命進行到底》中，毛澤東向全國人民莊嚴宣告，1949年徹底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後，将“在全國範圍内建立無産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和反對内外敵人的複辟陰謀的有力的武器，我們必須牢牢地掌握這個武器。”這就确立了以人民民主專政作為新中國的國體。

對于中國共産黨确立的新中國的國體，一些西方學者拼命加以攻擊和否定。他們發明了“民主/極權”“自由/極權”的兩極價值觀模式，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标榜為“民主國家”“自由世界”，而誣蔑中國共産黨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是搞“極權主義”。這成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反對共産黨、敵視新中國、否定人民民主專政合法性的重要理由，而當時剛剛得到解放的人民群衆也往往無法分辨其中的孰是孰非。為了使中國人民了解即将誕生的新中國，認同新中國的國家制度，毛澤東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28周年之際撰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着重闡明何以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從理論上深入回答這個時代和現實提出的大問題。

毛澤東在闡明這個問題的時候，首先說明了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合法性根據。為了讓當時的中國人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他沒有直接從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和無産階級專政理論出發，而是從鴉片戰争以來中國人民的實際經驗、特别是從中國共産黨28年來的革命經驗出發，來講解新中國何以要選擇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國體。他指出，自鴉片戰争以來，先進的中國人為了救國救民，曾向西方尋找真理，發動過維新運動，也進行了辛亥革命，但是都失敗了。隻有十月革命的勝利，才幫助中國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列甯主義，開始用無産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從而真正找到了中國的出路。“就是這樣，西方資産階級的文明，資産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産。資産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産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因此，“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産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緻。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在這裡，毛澤東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相貫通，把作為認識論的“我們的主要經驗”與作為政治哲學的“我們的主要綱領”聯系起來，以“我們的主要經驗”作為“我們的主要綱領”的來源、依據和基礎。這就從中國近代曆史中、從百年來中國人民的切身經驗中，揭示了新中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合法性。

毛澤東接下來又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内涵進行了闡明。他首先從人民民主專政的主體——人民入手，指出在現階段的中國，人民就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他進而指出，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人民的民主和人民的專政。一方面，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産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産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專政；另一方面，對于人民内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選舉的自由權；“這兩方面，對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這樣一來，就說明了何謂人民、何謂民主、何謂專政，十分清楚地闡明了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國家制度的内涵。

毛澤東還進一步闡明了新中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的理由。他首先從中國人民的實際經驗出發，概括地說：“為什麼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随後，他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和無産階級專政理論，來更深入地闡明這個理由。他指出，由于當前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内反動派還存在，國内階級還存在，因此“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産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這就是說，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後，隻有經過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的國家機器，保護人民利益和國家建設，才能使中國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并最終實現共産主義社會。

對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所要發揮的職能和作用，毛澤東作了更深入、更長遠的論析。他指出，人民的國家除了對外防禦帝國主義侵略、對内鎮壓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抗外，還對人民有着保護作用和教育作用，并發揮管理經濟的職能。他指出：“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内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内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并将在長時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并繼續前進，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前進。”又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與之同時，還要實現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這也就是說，即使國内的敵對階級消滅了，人民的國家機器也還有重要的作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還需要繼續存在。

毛澤東的這些闡發，把思想上和理論上的破與立結合起來，一方面解構了西方資産階級的“民主/極權”“自由/極權”的兩極價值觀模式，回擊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以“極權主義”對中國共産黨的誣蔑和指責；另一方面又建構了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和無産階級專政理論，為新中國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三、何以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

正當中國共産黨着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偉大事業的時候，在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上也遭遇了挑戰。面對受到美國支持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失敗，美國國務院在1949年8月發表對華關系白皮書和時任國務卿艾奇遜在白皮書編成後寫給總統杜魯門的信。艾奇遜在信中，從唯心曆史觀出發，曲解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共産黨的指導思想，認為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是受到“外國的羁絆”，在中國是沒有根的，因此應當推翻掉，并把這個希望寄托在對美國抱有幻想的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身上。毛澤東從艾奇遜的信中敏銳地覺察到，何以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也是一個必須加以思考和回答的時代和現實提出的大問題。

在《丢掉幻想，準備鬥争》一文中，毛澤東就尖銳地揭露了艾奇遜的思想挑戰：“艾奇遜公開說，要‘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擺脫所謂‘外國的羁絆’。這就是說，要推翻馬克思列甯主義，推翻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因為，據說，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外國的’，在中國沒有根的，是德國的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國的列甯（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還活着）強加于中國人的，而且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壞透了，提倡什麼階級鬥争，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因此，必須推翻。”正是這樣，毛澤東認為這一思想挑戰确實關涉重大，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值得讨論，艾奇遜的荒謬觀點必須批駁。而最為重要的，在他看來，還是在于針對艾奇遜的思想挑戰，從理論上闡明何以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他為此一連撰寫了評論白皮書的五篇文章，起于《丢掉幻想，準備鬥争》，終于《唯心曆史觀的破産》。以這些文章為主體，加上毛澤東1949年的其他相關文獻，構成了對這個時代和現實提出的重大問題的回答。

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确實是從外國來到中國的。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他特别強調這一點。他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還說：“我們黨走過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過的，而是在困難的環境中走過的。我們要和國内外黨内外的敵人作戰。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甯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甯主義。”那麼，中國共産黨在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上，為什麼不選擇中國悠久的儒家思想，不選擇西方資産階級的政治哲學，而一定要找來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呢？毛澤東從鴉片戰争以來的中國近代史出發，對這些思想所起的作用分别進行了分析和評價，闡明了其中的道理。

毛澤東指出，面對鴉片戰争後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無論是中國悠久的儒家思想，還是西方資産階級的政治哲學，都沒有能給中國人提供有用的思想武器。“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産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産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産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内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産了。”在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啟發下，也有像康有為這樣立志維新變法的儒者，試圖改造和複興儒學，以此來指導救國救民。康有為撰寫了《大同書》，将今文經學的公羊三世說和西方近代的進化論相結合，重新複活了傳統儒學的“小康”和“大同”觀念，提出了人類美好的前景，但由于缺乏實現這一理想的現實根據、現實力量和現實道路，因而也隻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因此，中國悠久的儒家思想也好，西方資産階級的政治哲學也好，都不能夠幫助先進的中國人實現救國救民的目的。

毛澤東又指出，隻有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中國人才真正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以此作為自己的思想武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甯主義。中國産生了共産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他特别強調中國人學習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并使之中國化的重要作用，指出：“中國人從馬克思列甯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并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争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他所說的科學的宇宙觀，是指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所說的科學的社會革命理論，是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這些内容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内核。馬克思主義的這種作用，是中國悠久的儒家思想和西方資産階級的政治哲學都不可比拟的。正是這樣，中國共産黨在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上，不選擇中國悠久的儒家思想，不選擇西方資産階級的政治哲學，而一定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這種指導思想的選擇，不是由馬克思、列甯、斯大林強加于中國人的，而是由中國近代曆史所決定的。

那麼，馬克思主義作為外來的思想，為什麼能夠在中國行得通呢？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就運用《矛盾論》所闡發的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作了透徹深刻的闡明。他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适用，在于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指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列甯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産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在1949年3月舉行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重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關系是普遍與特殊的關系，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應該這樣提法，這樣提法較好。”正是這樣，毛澤東在1949年闡明何以要用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時，既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指出：“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甯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認為“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關于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又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出：“馬克思列甯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衆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甯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正是因為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正是因為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外來的思想才能夠在中國行得通。這是毛澤東所揭示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之所以“行”的根據。

毛澤東還列舉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所取得的改造中國的偉大成效，特别談到這種成效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領域的表現，着重從這些方面說明了中國人由此而來的巨大變化。這種巨大的變化，首先在于中國人民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武器，以自己的新文化戰勝了國内外敵人，赢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他說：“那種西方資産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裡長征路上對于中國紅軍的攔阻，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這種巨大的變化，又在于中國人民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指導，在精神上改變了以前的被動狀态，而轉變為現在的主動狀态，開啟了中國文化的偉大複興。他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甯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曆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經複興了并正在複興着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這些都表明，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有力地改造了中國、複興了中國。

毛澤東指出，随着中國革命迎來偉大勝利，馬克思主義的作用和成效日益凸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特别是中國知識分子，包括那些曾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不再相信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反動派，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中國思想世界的新潮流、新動向。他以聞一多、朱自清為例說：“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甯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甯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由此可見，艾奇遜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沒有根的，将要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所擺脫、所推翻，這種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已經為中國的曆史和現實所駁斥，已經在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面前破産。

在《唯心曆史觀的破産》一文中，毛澤東總結了同艾奇遜争論的哲學根據，這就在于：艾奇遜是曆史唯心論者，所持是資産階級的唯心曆史觀，而“我們是反對曆史唯心論的曆史唯物論者”。因此，要用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需要堅持曆史唯物論，反對曆史唯心論，是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他以《唯心曆史觀的破産》一文作為《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壓卷之文，實際上寓意深刻，值得深入體會。

四、何以跳出曆史周期率而“不當李自成”

在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之際，毛澤東作為大政治家和大哲學家，還對黨和新中國的未來道路進行了思考。這一思考的關節點在于：中國革命勝利以後，黨會不會犯李自成的錯誤，會不會因為勝利而驕傲、而腐化、而變質、而變色，會不會為治亂興衰的曆史周期率所支配而最後失敗。這就有了一個來自時代和現實的新問題：何以跳出曆史周期率而“不當李自成”。在毛澤東1949年思考的四個問題中，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最為特别的，提出時并不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隻有在幾十年後才顯示出它的極端重要性。

毛澤東之所以關注李自成，是由多重曆史機緣引起的。李自成是陝北米脂人，是從陝北發起明末農民戰争推翻朱明王朝的。毛澤東于1935年統率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陝北作為中國革命大本營指導黨和人民奮鬥13年，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戰争實質上也是一次偉大農民戰争。陝北的黃土地，使這兩次農民戰争在空間上有了一種聯系。1944年，距離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于1644年攻占北京剛好整整300年。這兩個年份都是農曆甲申年，使這兩次農民戰争又有了時間上的一種聯系。從目前所見文獻看，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對李自成及其領導的農民起義運動進行反思，從中引出帶有曆史規律性的經驗教訓，也正是在1944年。

1944年4月，毛澤東讀完陝北米脂鄉土作家李健侯描寫李自成起義的《永昌演義》書稿。他在緻送來書稿的陝甘甯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信中，談了自己讀後的體會與思考，認為從該書中“獲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為将來之用”，進而依據唯物史觀對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戰争作了高度評價，指出：“此書贊美李自成個人品德，但貶抑其整個運動。實則吾國自秦以來二千餘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争，大順帝李自成将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争，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争中的極著名的一次。”這是毛澤東從正面肯定了李自成和中國農民戰争的曆史地位。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郭沫若撰寫的史論《甲申三百年祭》于1944年3月在重慶《新華日報》連續刊載，文中叙述了李自成起義軍在攻占北京推翻朱明王朝後若幹首領腐化并發生宗派鬥争而很快陷入失敗的過程，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當時，陶希聖、葉青等依附于國民黨的哲學家相繼發表文章，指責郭沫若借同情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來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張目。而在毛澤東看來，《甲申三百年祭》的真正思想價值，不在于表達了對古往今來革命運動的正義性質的同情與認肯，而是警示了古往今來革命運動在勝利後所難免的腐敗與變質，并由此而引發的失敗與覆滅。這種腐敗與變質、失敗與覆滅，首先就表現為因為勝利而引起驕傲。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指出：“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944年11月，毛澤東在緻郭沫若的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這是毛澤東強調要吸取李自成及其農民起義運動的曆史教訓。與肯定李自成的曆史地位相比，他更重視吸取李自成的曆史教訓。從此以後，《甲申三百年祭》和文中所論的李自成，就成為中國共産黨人的一面曆史之鏡。

如果說郭沫若為中國共産黨人提供了曆史之鏡，那麼黃炎培則直接向中國共産黨人提出了時代之問。1945年7月，黃炎培一行訪問延安。作為中國共産黨事業的同情者，他敏銳地看到像當年李自成一樣，中國共産黨人正在陝北黃土地上蓬勃崛起，因而不希望300年前的悲劇再一次在中國共産黨人身上重演。他與毛澤東探讨了曆史周期率問題，表達了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憂慮。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又說：“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一段關于如何跳出曆史周期率的延安對話，今天被稱為“窯洞對”。與《甲申三百年祭》和文中所論的李自成相比，“窯洞對”直接涉及了曆史觀和政治哲學的重大問題，更具有一種深刻的哲學意味，可以說是一段思想深邃的哲學對話。

随着中國革命偉大勝利的到來，毛澤東對李自成的失敗和跳出曆史周期率的問題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更集中的闡發。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以曆史的辯證法看待黨和新中國的前途，作了兩種可能性的預測：“流血的革命隻有這一次，将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決。但這隻是可能，将來是否不流血，還要看我們工作的努力情況。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産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在這裡，他明确地提出了中國革命勝利後可能會由于黨和國家的腐化變質導緻無産階級喪失政權的問題。正是這樣，他在會議的報告中極為嚴肅地告誡全黨同志：“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産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号；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隻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内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就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思想。但要真正理解和認真踐行這一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隻有同毛澤東對黨和新中國前途的憂慮聯系起來，才能真正懂得“兩個務必”思想之于黨和新中國的極端重要性。

1949年3月2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十天後，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由西柏坡進駐北京。這次進京，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來說都意味着一大轉折：他帶領中國共産黨人走過的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已經到達了勝利的終點，而新的更長的征途，正等待他率領中國共産黨人繼續前進。毛澤東在這時的所思所慮，仍然沒有離開幾天前在會議上所闡發的内容。他将這些思慮形象化地表達在他與周恩來的一段對話中：“出發時，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笑答，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這就有了“進京趕考”的說法和“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堅定決心。

從以後的曆史反思何以跳出曆史周期率而“不當李自成”之問，反思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重視、思考和回答——他對《甲申三百年祭》的解讀，他與黃炎培的延安對話，他與周恩來的西柏坡對話，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對黨和新中國前途的憂慮和對全黨同志的告誡，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其間所包含的曆史感、真理性和預見性，真可謂高瞻遠矚、意味深長！如果說其中的深刻哲理，曾經一度為人們所不理解乃至被種種誤讀誤解所遮蔽，那麼在21世紀的今天，“趕考”“不當李自成”“跳出曆史周期率”，已經成了警省中國共産黨人踔厲奮進的金句良言，已經成了中國共産黨人高度重視而必須遵循的座右銘。

五、毛澤東的哲學思考在新時代的承繼和發展

毛澤東在1949年所思考和回答的這些重大問題，都是來自時代和現實的具有哲學性質的大問題，因而他所作出的思考和回答，可以超越具體的曆史環境和時代條件而具有長久的思想魅力，不斷地激起後人的再思考和再探讨。正是這樣，毛澤東的這些哲學思考，不僅在當時指明了中國共産黨人的奮鬥方向，而且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帶領中國共産黨人對毛澤東的這些哲學思考，予以了高度的重視、積極的承繼和進一步的發展。

在何以要用革命戰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問題上，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從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大曆史觀出發，廓清了對這一段曆史的種種虛無主義評價，肯定了中國共産黨在大革命失敗後所采取的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方針，肯定了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産黨人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肯定了人民解放戰争的偉大勝利，指出：“解放戰争時期，面對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的全面内戰，黨領導廣大軍民逐步由積極防禦轉向戰略進攻，打赢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向中南、西北、西南勝利進軍，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八百萬軍隊，推翻國民黨反動政府，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

在何以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問題上，習近平在強調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的同時，力主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新理念，指出：“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我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實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衆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形成了全面、廣泛、有機銜接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構建了多樣、暢通、有序的民主渠道。”

在何以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的問題上，習近平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我們黨的靈魂和旗幟”，指出：“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曆史主動的根本所在。”并進一步提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由此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

在何以跳出曆史周期率而“不當李自成”的問題上，習近平作了反複思考、認真探讨、不斷強調，使這個問題在中國共産黨人面前鮮明地凸顯出來，并帶領全黨以堅強的決心和巨大的勇氣來加以解決。他一次又一次談到“趕考”問題，堅定地表示：“面對新征程上的新挑戰新考驗，我們必須高度警省，永遠保持趕考的清醒和謹慎，馳而不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使百年大黨在自我革命中不斷煥發蓬勃生機，始終成為中國人民最可靠、最堅強的主心骨。”他重申了毛澤東的“不當李自成”的告誡和跳出曆史周期率的思考，明确地提出：“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記‘兩個務必’，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着力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性課題，增強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自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增強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的艱苦卓絕的反腐敗鬥争，習近平帶領中國共産黨人找到了跳出曆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他說：“我們黨曆史這麼長、規模這麼大、執政這麼久，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曆史周期率？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裡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就是‘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經過百年奮鬥特别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

這些都清楚表明，毛澤東在1949年的哲學思考，是他留給中國共産黨人的寶貴哲學遺産，是中國共産黨人應當珍視、承繼和發展的“看家本領”，值得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史的重要内容加以深入反思和認真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