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澤東開展的調查研究與創立的“實踐論”哲學體系，是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創造性貢獻。這兩者從學術分類看有着明顯的區别，但從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看又有着内在的聯系：一方面，調查研究成為“實踐論”哲學體系形成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正是為了思考和解決調查研究中遭遇的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毛澤東開展了對辯證唯物主義的深入研究，創立了“實踐論”哲學體系；另一方面，這一哲學體系的創立，建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國化形态，為中國共産黨人正确地認識世界，提供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從而使調查研究獲得了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指導。

【關鍵詞】毛澤東；調查研究；實踐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作者簡介：李維武，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1期

毛澤東開展的調查研究和創立的“實踐論”哲學體系，是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創造性貢獻。20世紀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前期，毛澤東對中國南方農村的社會狀況、土地革命和蘇維埃運動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形成了中國共産黨紮根農村、領導農民進行中國革命的正确的路線和政策。20世紀30年代後期，毛澤東在陝北黃土地上刻苦鑽研和積極倡導辯證唯物主義，撰寫了哲學名篇《實踐論》和《矛盾論》，以此為基礎和内核創立了“實踐論”哲學體系，建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國化形态，形成了中國共産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兩個貢獻，對已經走過百年奮鬥曆程的中國共産黨來說，仍然沒有過時，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倍加珍惜、深入研究，使之繼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響力。

毛澤東的這兩個貢獻，如果從今天的學術分類看有着明顯的區分，前者主要屬于社會學的範疇，後者則是屬于哲學的内容。但從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來看，這兩者實際上存在着共同之處，這就是都指向對中國具體實際的認識，都直接關系到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和改造。因此，這兩者間又有着内在的聯系：一方面，調查研究成為“實踐論”哲學體系形成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正是為了思考和解決調查研究中遭遇的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毛澤東開展了對辯證唯物主義的深入研究，創立了“實踐論”哲學體系；另一方面，這一哲學體系的創立，建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國化形态，為中國共産黨人正确地認識世界，提供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從而使調查研究獲得了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指導。本文的目的，就是對毛澤東的這兩個貢獻的内在聯系進行探讨，從這一視域對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和哲學創造作一總體性把握。

一、創立“實踐論”：思考和解決調查研究中所遭遇的難題

回首百年之前，在參與創建中國共産黨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毛澤東就已顯示出鮮明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性格，是最早重視調查研究的人之一，也是最早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之一。這種雙重的重視，在他與新民學會會員的通信中即已明确地表達出來。1920年3月，他在緻周士钊的信中，談了自己目前不準備出國勤工儉學的原因，在于想對中國的實際情況作調查研究，認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1921年1月，他在緻蔡和森的信中，總結了兩人關于中國共産黨創建問題的探讨，強調這個黨應當具有自己的哲學基礎，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這兩封信都保存在毛澤東編印的《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中，可見他對這兩個方面的重視。

在此之後，毛澤東長期處于指導中國革命鬥争的第一線，對唯物史觀沒有從一般理論上作出更多的闡發，而是從唯物史觀出發，通過調查研究來認識中國的具體實際、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他提出：“我們是唯物史觀論者，凡事要從曆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他由此指出調查研究之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強調“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并力求把調查研究作為運用唯物史觀指導中國革命的重要内容，認為“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産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這裡所批評的“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都是在背離唯物史觀意義上說的，是對唯心史觀的一種批評。毛澤東為此親自深入中國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撰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一系列社會調查名篇，有力地指導了中國革命在農村的深入開展，開辟了中國革命通向勝利的現實道路。1930年，他在進行尋烏調查的同時撰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運用唯物史觀從理論上對調查研究的意義和方法進行了總結。

這種深入的調查研究，對毛澤東的思想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他通過調查研究，具體而深刻地認識了中國的農村社會和農民群衆，找到了中國共産黨紮根農村、領導農民進行中國革命的正确的路線和政策；另一方面，有着深厚哲學素養的毛澤東，在社會調查中敏銳地發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有一個重要問題亟待回答和解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在這裡，他實際上已經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看到了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個問題，不是社會學性質的問題，而是哲學性質的問題。因此，《反對本本主義》成為了毛澤東的哲學名篇。可以說，這是毛澤東開展調查研究的獨特之處和高明之處：一般人的調查研究，都是社會學性質的，看到的都是各種各樣的具體的實際情況；而毛澤東的調查研究，除了看到這些具體的實際情況之外，還看到了一個重大的必須探讨的哲學問題。看到各種各樣的具體的實際情況，當然很重要；但能從調查研究中發現哲學問題，這就更加重要了。這是毛澤東和衆多從事中國社會調查的學者們，在調查研究上的一個大的區别。

然而，對這個重大的必須探讨的哲學問題，僅僅從唯物史觀出發的實際調查和哲學論述，還不足以從根本上作出回答和解決。毛澤東由此被黨内的教條主義者指責為“狹隘經驗主義者”，他們認為“山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會出現這一思想困境，其原因就在于：這種在唯物史觀範圍内的努力探索，還沒有超越經驗性層面，上升到一般哲學理論的高度，因而還不能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作出本質而深刻的闡明。

就在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山溝裡思考如何走出思想困境的時候，在上海、北平等國民黨統治的大城市中，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和贊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在白色恐怖下發起了唯物辯證法運動。這一運動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典和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最新著述的翻譯介紹，通過同反馬克思主義者和假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論戰，有力地推動了辯證唯物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進而産生了中國人自己撰寫的辯證唯物主義著作，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心由唯物史觀轉向辯證唯物主義。毛澤東在統率紅軍結束長征、到達陝北後，即敏銳地關注到唯物辯證法運動，發現了這一運動所倡導的辯證唯物主義之于中國共産黨人的重要意義，認識到黨在領導中國革命中所犯的一些錯誤，如不完全了解中國革命特點的教條主義錯誤，“是由于唯物辯證法思想在黨内還沒有普及與深入的原故”。因而他利用陝北相對穩定的環境，發奮鑽研辯證唯物主義，積極講授辯證唯物主義，強調“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引者注）中是決定要素”，提出“普及與深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于多數幹部中”，撰寫出以《實踐論》和《矛盾論》作為重點和歸結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這就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基礎和内核，形成了毛澤東的“實踐論”哲學體系，建構了這一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國化形态。

對于“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根本精神，毛澤東活用中國古典的“實事求是”，作了精辟概括，闡明了如何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來開展調查研究，由此回答和解決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他指出，所謂“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所謂“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内部聯系，也就是客觀事物的規律性；所謂“求”，就是對客觀事物的規律性進行研究。所謂“實事求是”，就是要求中國共産黨人在馬克思列甯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國内外、省内外、縣内外、區内外的實際情況出發，詳細地占有材料，從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作為自己行動的向導。“這種态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作風。”這樣一來，毛澤東就對“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理論和實際相統一作了融會貫通的解釋，把調查研究由經驗性層面上升到一般哲學理論的高度，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作出了本質而深刻的闡明，從而透徹地回答和解決了這一重大的必須探讨的哲學問題，形成了中國共産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因此可見，毛澤東開展的調查研究，包含了重要的哲學意義，是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在一定意義上說，正是為了從辯證唯物主義的高度，思考和解決調查研究中所遭遇的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更深入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凸顯認識論和方法論

“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不僅從哲學高度，回答和解決了調查研究中未能解答的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而且反過來為正确開展調查研究，提供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使調查研究獲得了思想指導。在毛澤東看來，開展調查研究的工作，不是直觀地認識和反映實際情況，而應當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作為思想指導，隻有這樣才能使調查研究成為正确的調查研究。這是他在“實踐論”哲學體系創立後所反複強調的。

在調查研究中，毛澤東為什麼如此重視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作為思想指導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深刻地認識到“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從自己的調查研究中體會到，并不是任何調查研究都會有成效的；隻有正确的調查研究，才會獲得正确的結論；相反，不正确的調查研究，隻會獲得不正确的結論。因此，要使調查研究取得成效，就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作為指導。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就提出調查研究的正确方法，在于“開調查會作讨論式的調查”，認為隻有這樣才能接近于正确的認識，才能從中抽出可靠的結論。相反，那種不開調查會、不作讨論式、隻聽一個人作經驗介紹的調查，是容易犯錯誤的；那種在調查中不提出中心問題、不經過不同意見辯論、隻随便問一下子的方法，也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結論的。接下來，毛澤東在1931年起草了《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進一步強調在重視調查研究的同時要重視調查研究的方法，将這種重要性凝練為兩個口号，第一個口号是“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第二個口号是“不做正确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這就強調了調查研究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作為指導。隻是這裡所說的正确的方法，指的是正确地填寫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下發的人口和土地兩種調查表格，沒有包含哲學的意味。

在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後，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方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就是調查研究要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找方法，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作為指導思想，由此獲得調查研究的更具一般性、也更為深刻的方法論。1941年，他在用“實事求是”來概括“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根本精神時，就明确地提出中國共産黨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在于“使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同年，他在向延安的幹部們談到調查研究的方法時，就更具體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指導之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對立統一，階級鬥争，是我們辦事的兩個出發點。”他由此告誡同志們：“如果我們觀察問題是走馬看花的，各樣都弄一點，這隻是空花費了時間，一事無成。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握住這方面的觀點，這種觀點，就是對立統一和階級鬥争。”

而要發揮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思想指導作用，毛澤東在鑽研和講授辯證唯物主義時發現，還要對辯證唯物主義予以中國化的新的理解和闡發。在他看來，如果按照通常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講法，以本體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是難以起到這種作用的；因此還需要轉換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由原來的本體論移至認識論和方法論，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作出系統而深入的着重闡發，使之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鮮明地凸顯出來，這樣才能很好發揮對調查研究的思想指導作用。

正是這樣，毛澤東在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過程中，自覺地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由對本體論的着重闡發，移至對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着重闡發。從理論來源上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主要是吸取了唯物辯證法運動的哲學成果，包括這一運動中譯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自己撰寫的哲學著述。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與唯物辯證法運動有着直接的思想聯系；毛澤東著《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與艾思奇著《大衆哲學》和李達著《社會學大綱》一樣，都是這一運動産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代表性哲學著述。但如果仔細研讀這些著述并加以認真比較，“實踐論”哲學體系又顯示其獨創性。《大衆哲學》和《社會學大綱》都最重視本體論，由本體論出發來講認識論和方法論，這就使本體論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毛澤東著《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雖然開頭也講了本體論，主張宇宙的統一就在它的物質性，人的認識是客觀外界的反映，但并沒有把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着重點放在本體論上，而是放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以最後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為全部講授提綱的濃墨重彩之筆和畫龍點睛之筆，并使這兩個部分具有分别獨立成篇的邏輯結構和完整論述。這樣一來，就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和方法論。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的這一轉移，不隻是出于調查研究的實際需要，而本身就有着深刻的學理根據。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他對這一學理根據作了專門論述。他指出，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也就是本體論）與認識論和方法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原本是不可分的：“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産階級的宇宙觀，同時又是無産階級認識周圍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動的方法；它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緻體。”他進一步依據列甯的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相統一思想，指出辯證唯物主義不僅是世界觀，而且可以轉化為認識論和方法論，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在辯證唯物主義中是一緻的。他用帶有濃厚中國味的話語，對列甯的這一思想作了生動而清晰的闡發，指出：“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是論理的（即邏輯的——引者注）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觀。世界本來是發展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産，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并沒有别的什麼單獨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即邏輯學——引者注），也是一個東西。”他在這裡所說的“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就是認識世界，當然包括了調查研究。因此，毛澤東的“實踐論”哲學體系，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基礎和内核，着重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使辯證唯物主義轉化為認識世界的方法論。這也成為“實踐論”哲學體系，與艾思奇著《大衆哲學》和李達著《社會學大綱》相比較，所顯示出獨創性的地方。

這樣一來，毛澤東“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移至認識論和方法論，從而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作出了系統而深入的着重闡發，使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鮮明地凸顯出來，反過來為正确開展調查研究，提供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思想指導，提供了更具一般性、也更為深刻的方法論。

三、依據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來認識世界

毛澤東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基礎和内核所形成的“實踐論”哲學體系，其着重點在于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作出系統而深入的闡發，從哲學理論上深刻闡明如何唯物而辯證地認識世界，使中國共産黨人懂得依據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來認識世界。其中所涉及的一些關鍵性問題，本是在他開展的調查研究中就已提出而未能得到回答和解決的或未能得到很好回答和解決的，而由此在哲學理論上予以了透徹闡明，這就為調查研究提供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思想指導，提供了更具一般性、也更為深刻的方法論。

為了從哲學理論上說明唯物而辯證地認識世界，毛澤東首先在《實踐論》中闡發了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實踐與認識的關系，是人們認識世界的基礎性關系，也是在調查研究中必然會碰到的問題。在《尋烏調查》中，就有一小節題為《一個“平”字》，談了土地革命中的沒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标準可以用一個“平”字來概括。毛澤東具體而生動地指出，在尋烏各鄉的分田會議中，人們普遍讨論的問題是：分田是以鄉為單位還是以村為單位呢？分田是按人口标準還是按勞動力标準呢？農村中的魚塘、園、壩又該怎樣分配呢？分田中出現的虛報情況應當怎樣處罰呢？至于沒收土地的标準問題，可以說簡直不用讨論，因為紅旗子一打起來就宣告了沒收土地，無須再用什麼文字形式來宣告了。而土地分配的方案，以人口總數除土地總數的“平田主義”最為直截了當，最能得到多數農民群衆的擁護。他的結論是：“一個‘平’字就包括了沒收、分配兩個意義。”這個包括了沒收土地和分配土地兩個意義的“平”字，作為土地革命的一項重要政策是怎樣提出的，毛澤東在這裡沒有作出認識論上的分析。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對調查研究中的實踐與認識關系問題作了進一步說明，指出：“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面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着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這種“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是如何做到與實際情況相符合的，毛澤東在這裡也沒有作出認識論上的分析。毛澤東對于調查研究中的實踐與認識關系問題作出認識論上的分析，是在《實踐論》中闡發的。在《實踐論》中，他以外面的人們來到延安進行考察為例，說明人的認識過程有一個從感性階段到理性階段的提升：人們先在實踐中接觸外部事物形成感覺和印象，這是認識的感性階段；再由感覺和印象形成概念，通過概念、判斷、推理得出合邏輯的結論，形成關于外部世界的理性認識，這是認識的理性階段。感性認識階級是認識發展的低級階段，理性認識階段則是認識發展的高級階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雖然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人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并不能立刻理解它，而隻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隻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這就通過實踐與認識的關系，說明了在調查研究中是如何通過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階段來認識世界、來形成正确的實際政策的。

為了從哲學理論上說明唯物而辯證地認識世界，毛澤東又在《矛盾論》中闡發了特殊與一般的關系。特殊與一般的關系，實是同實踐與認識的關系相伴随而産生的，也是在調查研究中必然會碰到的問題。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就從不同視角，多處論及這一問題。他指出：“尋烏這個縣，介在閩粵贛三省的交界，明了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這是把尋烏與閩粵贛三省交界諸縣的關系，看作是一個特殊與一般的關系，通過特殊的尋烏來了解三省交界諸縣的一般。他又指出：“我們研究城市問題也是和研究農村問題一樣，要拼着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然後于研究别個地方，于明了一般情況，便都很容易了。”這是把尋烏作為一個商業性城鎮的個案，由此個案來了解一般商業性城鎮的情況。在《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中，毛澤東都論及了蘇維埃運動中的特殊與一般的關系。他稱贊長岡鄉的工作是革命根據地“蘇維埃工作的模範”，指出：“他們與群衆的關系十分密切，他們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發揚這些經驗，收集更多的經驗，供給一切落後的鄉蘇、市蘇以具體的榜樣，使他們的工作提高到先進鄉蘇、市蘇的地位，團結千百萬群衆于蘇維埃的周圍，争取一切蘇維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敵人‘圍剿’的要求，這就是我們的目的。”他認為才溪鄉的村代表主任制度是鄉村蘇維埃聯系群衆的一個創舉，指出：“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與居民發生固定關系的辦法，是蘇維埃組織與領導方面的一大進步。才溪鄉，是同長岡、石水等鄉一樣，收得了很大效果的。鄉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組織與領導成為極應注意的問題。将鄉的全境劃分為若幹村，依靠于民衆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衆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衆像網一樣組織于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于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長岡、才溪、石水等鄉的辦法，應該推行到全蘇區去。”但是，這種由研究“尋烏這個縣”到明了“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由研究“一個地方”到明了“一般情況”的調查研究方法，為什麼具有合理性呢？長岡鄉作為“蘇維埃工作的模範”，為什麼能夠“供給一切落後的鄉蘇、市蘇以具體的榜樣，使他們的工作提高到先進鄉蘇、市蘇的地位”呢？“長岡、才溪、石水等鄉的辦法，應該推行到全蘇區去”，又有什麼根據呢？對于這些問題，毛澤東在相關調查中沒有給出答案；隻有當他深入研究了唯物辯證法之後，才在《矛盾論》中從哲學理論上予以了透徹的回答和解決。他指出，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總是由認識個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開始，然後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總是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質，然後才有可能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本質。在獲得了這種共同本質以後，人們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作為指導，繼續地向着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事物進行研究，找出這些具體事物的特殊本質，以此來補充、豐富和發展對這種共同本質的認識，使這種共同本質的認識不緻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複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隻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這就通過特殊與一般的關系，說明了在調查研究中由研究“尋烏這個縣”到明了“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由研究“一個地方”到明了“一般情況”的辯證法，說明了長岡鄉作為“蘇維埃工作的模範”，能夠“供給一切落後的鄉蘇、市蘇以具體的榜樣，使他們的工作提高到先進鄉蘇、市蘇的地位”的辯證法，說明了“長岡、才溪、石水等鄉的辦法，應該推行到全蘇區去”的辯證法，總之，說明了人的認識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方法論。

這樣一來，毛澤東就在“實踐論”哲學體系中，通過對實踐與認識、特殊與一般這兩對關系的闡發，說明了如何唯物而辯證地認識世界。這就為調查研究提供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思想指導。1941年，毛澤東在《關于農村調查》的講話中，就運用《實踐論》和《矛盾論》的這些思想，對調查研究中的認識論和辯證法作了進一步闡明。

毛澤東運用《實踐論》的思想指出，在調查研究中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兩個階段來認識世界，要先運用分析方法，再運用綜合方法，即從分析感覺經驗形成的印象和概念入手，再從中加以綜合，得出理性的結論。他說：“當我們觀察一件事物時，第一步的觀察隻能看到這件事物的大體輪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個初來延安的人，開始他對延安的認識隻是一般的、籠統的。可是當他參觀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機關學校之後，他采取了第二個步驟，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細細的研究和分析。然後第三步再用綜合法把對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綜合，得出整體的延安。這時認識的延安就與初來時認識的延安不同，他開始看見的是整個的延安，現在看見的也是整個的延安，但與開始的了解不同了，現在他對延安就有了科學的認識和具體的了解。觀察一個農村，也同樣是如此。”當時在延安的艾思奇，曾撰文對毛澤東所主張的分析方法和綜合方法在認識論中的作用作過進一步說明。他說：“綜合與分析，是思想方法中分不開的兩個方面。綜合的任務既然在于掌握客觀對象各個方面的自然的相互關系，那麼，正确的綜合，就要以正确的分析作基礎。正确的分析，使我們能夠适當估計各個方面在全體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據這樣分析的結果，依據各部分的本來的地位和作用，在思想上把它們貫串起來，就得到反映現實的自然的綜合。”這就通過分析方法和綜合方法的運用，更清晰地闡明了在調查研究中是如何通過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階段來認識世界、來形成正确的實際政策。

毛澤東運用《矛盾論》的思想指出，在調查研究中由研究“一個地方”到明了“一般情況”，需要詳細地占有材料，并從中抓住要點、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指出：“有同志要問：‘十樣事物，我調查了九樣，隻有一樣沒有調查，有沒有發言權？’我以為如果你調查的九樣都是一些次要的東西，把主要的東西都丢掉了，那末，仍舊是沒有發言權。”他以馬克思和列甯為例說：“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矛盾的主導方面）。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列甯研究帝國主義，都是收集了很多統計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隻是采取最能表現特點的一部分。”具體到中國的實際，毛澤東強調：“今天中國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成為次要的。西安事變前主要矛盾在國共兩黨之間，而西安事變後，主要矛盾則在中日之間。因此，今天無論解決任何問題，都應該以這個主要矛盾作為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細微末節，猶如見樹木而不見森林，仍是無發言權的。”毛澤東還從具體方法上，說明了如何在調查研究中由研究“一個地方”到明了“一般情況”。他說：“調查的典型可以分為三種：一、先進的，二、中間的，三、落後的。如果能依據這種分類，每類調查兩三個，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這些都表明，毛澤東創立的“實踐論”哲學體系，特别是他的哲學名篇《實踐論》和《矛盾論》，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作了系統闡發，從哲學理論上深刻闡明了如何唯物而辯證地認識世界，使中國共産黨人懂得依據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來認識世界，為調查研究提供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思想指導。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理解，所闡發的調查研究的方法，也由此升華至一個新的境界、呈現出一個新的水平。

四、把唯物史觀引入認識論，向群衆尋求真理

毛澤東開展的調查研究，最初是從唯物史觀出發的，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開展的。他以唯物史觀反對“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強調人民群衆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并進而發展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以人民群衆作為支持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這些都在他開展的調查研究中鮮明地體現出來。毛澤東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後，并沒有看輕唯物史觀，而是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視為一個貫通的有機整體，把唯物史觀引入認識論，凸顯人民群衆在調查研究中、在認識世界中的主體作用，不僅把人民群衆作為調查研究中獲得對中國社會正确認識的來源，而且把人民群衆作為調查研究中獲得對中國社會正确認識的目的，因而強調中國共産黨人的調查研究不能離開人民群衆的支持和檢驗。

毛澤東将唯物史觀引入認識論，凸顯人民群衆在調查研究中、在認識世界中的主體作用，首要一點就是強調人民群衆是調查研究中獲得對中國社會正确認識的來源，強調調查研究離不開人民群衆的支持。他認為，隻有向人民群衆認真請教、虛心學習，通過開調查會等方式來了解實際情況，才能獲得對中國社會的正确認識。1941年，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一書的《序》中告誡中國共産黨人：“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隻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他所說的“這件事”，就是調查研究；他所說的“眼睛向下”，就是要面對人民群衆從事調查研究。他進而以自己的親身經驗，主張用開調查會的辦法向人民群衆了解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指出：“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又指出，參加調查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下級幹部或老百姓；“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毛澤東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群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毛澤東将唯物史觀引入認識論，凸顯人民群衆在調查研究中、在認識世界中的主體作用，還在于強調回到人民群衆實踐中去，是調查研究中獲得對中國社會正确認識的目的，強調調查研究的結論是否正确，離不開人民群衆實踐的檢驗。他認為，即使是由調查研究而形成的認識、方針和政策，也必須要再回到人民群衆實踐中去，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為标準進行檢驗，隻有經過檢驗為人民群衆所接受的才是真理。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隻是千千萬萬的群衆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于把群衆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衆中去，為群衆所接受，所實踐”。後來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又指出：“共産黨人必須随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産黨人必須随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确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衆要求相适合，都是聯系群衆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衆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脫離群衆的。”在這裡，他認為必須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為衡量黨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是否正确的标準。他之所以如此強調人民利益對真理的檢驗作用，并不是在實踐之外另找了一種檢驗真理的标準，而是強調了中國共産黨人實踐的目的性在于人民性。

對于人民群衆在調查研究中的支持作用和檢驗作用，毛澤東在1943年起草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中，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的高度作了概括。他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領導，必須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這就是說，将群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衆的意見，使群衆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後再從群衆中集中起來，再到群衆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他看來，中國共産黨人的認識活動，以人民群衆作為來源，又以人民群衆作為目的。這就把唯物史觀對人民群衆作為曆史動力的揭示和肯定，把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對人民群衆當家作主的強調和追求，引入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形成了中國共産黨的群衆路線，使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與唯物史觀、政治哲學圓融為一體。

正是基于人民群衆在調查研究中的支持作用和檢驗作用，毛澤東提出了“向群衆尋求真理”的著名論斷。1961年4月，他在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信中指出：“到會（指這年五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引者注）各同志，應利用目前這一段時間，對農村中的若幹關鍵問題（食堂問題，糧食問題，供給制問題，自留山問題，山林分級管理問題，耕牛、農具大隊有好還是隊有好問題，一、二類縣、社、隊全面整風和堅決退賠問題，反對恩賜觀點、堅決走群衆路線問題，向群衆請教、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問題，恢複手工業問題，恢複供銷合作社問題）進行重點調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衆尋求真理”。“向群衆尋求真理”，強調人民群衆是真理的來源和具有檢驗真理的作用，既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對人民群衆的實踐活動和實踐經驗的重視，又體現了唯物史觀對人民群衆創造曆史作用的重視，還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對人民群衆當家作主的重視。在這裡，毛澤東通過調查研究，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唯物史觀、政治哲學都打通了。後來鄧小平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用中國語言概括為‘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就強調“實事求是”作為中國共産黨的思想路線，不僅包含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而且包括了唯物史觀對人民群衆作為曆史動力的揭示和肯定。

這些清楚表明，由于唯物史觀的引入，使毛澤東在“實踐論”哲學體系中所講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哲學内容，不僅強調人民群衆的實踐活動和實踐經驗的認識論意義，而且強調人民群衆在中國共産黨人認識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同時還強調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中，也必須堅持唯物史觀所主張的人民群衆創造曆史的作用和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所主張的人民群衆當家作主的追求。這無疑使調查研究獲得了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指導。

五、毛澤東的調查研究與“實踐論”哲學體系的雙向互動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毛澤東的調查研究與“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其内在聯系實際上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聯：從毛澤東開展的調查研究看，他的調查研究工作成為“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思想來源之一，“實踐論”哲學體系正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思考和解決調查研究中所遭遇的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從“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看，這一哲學體系建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國化形态，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和方法論，闡明了中國共産黨人如何依據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來認識世界，并把唯物史觀引入認識論，提出向群衆尋求真理，使調查研究獲得了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指導。正是在這種雙向互動中，毛澤東進一步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這種雙向互動，為我們今天理解和把握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和“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提供了一個新的視域：從毛澤東的調查研究來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可以發現這一體系所闡發的抽象哲學理論，其真實的基礎、其思想的指向、其所要回答和解決的問題，仍然是來自中國具體實際，并反過來為正确開展調查研究提供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思想指導；從“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來看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可以發現他的調查研究不是那種對實際情況的直觀的認識和反映，而是包含了必須回答和解決的重大的哲學性質的問題，包含了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作為思想指導的需要，由此促成他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來回答和解決調查研究中所遭遇的難題，來滿足調查研究對思想指導的需要。毛澤東開展的調查研究，之所以和他創立的“實踐論”哲學體系一樣，成為具有永久魅力的偉大精神遺産，成為中國共産黨人世代承繼的傳家寶，其奧秘也正是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