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資本論》的創作方法是研究者們不能繞開或回避的重大問題。《資本論》創作方法的内核，是馬克思在黑格爾的基礎上予以唯物主義改造的辯證法。馬克思之所以對辯證法給予了高度重視，與他向縱深不斷質詢、追問和探索的問題意識和緻思路向分不開。馬克思對辯證法的靈活運用，充分體現在他對從抽象到具體這一邏輯方法的貫徹上。從抽象到具體不是演繹邏輯，而是辯證邏輯，它構成了《資本論》創作方法的邏輯形式。《資本論》的創作方法既包括研究方法，也包括叙述方法。這兩種方法構成一個整體，對于它們的理解，都要落腳到從抽象到具體。另外，《資本論》的創作方法作為一個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也是一個關涉到如何把握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問題。以從抽象到具體為邏輯形式的辯證法所通達的認知層面，正是我們把握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最該到達的本體界面。在這個本體界面上得到展現的唯物主義，是徹底的唯物主義。

【關鍵詞】《資本論》；馬克思；辯證法；從抽象到具體；唯物主義

作者簡介：李佃來，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哲學。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1期

在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方法和内容往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甚至構成研究内容的前提。《資本論》是馬克思傾注畢生精力創作的巨著，而其創作方法，是一個研究者們不能繞開或回避的重大問題。在一定意義上，我們隻有真正透徹地理解了這個問題，才能夠切實地把握《資本論》的理論内容和思想實質。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國學術界曾就這個問題進行過專題讨論，人們在當時不僅沒有達成共識，而且在一定意義上使得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成了一樁“疑案”。之後，學術界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也一直是衆說紛纭。人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存在分歧，是學術研究中的一種正常現象。然而，就《資本論》的創作方法而言，在人們莫衷一是的理解中，卻始終存在許多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甚至極端錯誤的地方，而這也正是學術界長期以來難以在該問題上取得共識的一個深層次的原因。這不僅嚴重影響到人們對《資本論》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思想的整體把握，而且也影響到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界定。本文力圖在文本與思想史的綜合性視域中，對《資本論》的創作方法作出正本清源的考察和分析，既由此從根本上闡明這一具有前提性意義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的關鍵方面，也一并消除有關該問題的一些模糊認識和錯誤理解，為相關研究提供一個确當的認知框架和學術出發點。

一、《資本論》創作方法的内核是辯證法

《資本論》創作的方法問題，既是馬克思的研究者們不能回避的重大問題，也是馬克思本人極為重視的問題。在《資本論》創作的前前後後，馬克思多次就這個問題發表過自己的意見。例如，在為《資本論》的奠基性文本——《政治經濟學批判》寫的導言中，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曾給予過專題性的說明。在緻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希望恩格斯為自己出版不久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寫一個短評，重點是“談一下方法問題和内容上的新東西”。在緻《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出版者拉沙特爾的信中，馬克思則直言不諱地指出，自己使用的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這就使前幾章讀起來相當困難”。他為此還擔心，急于追求結論的法國人會因為一開始就不能繼續讀下去而氣餒。在為《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所寫的跋中，馬克思再一次重點提到方法問題，強調“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這已經由對這一方法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所證明”。問題在于：這個為馬克思所重視，而人們在理解上常常又不得要領的方法的内核是什麼？我們需要回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文本，來梳理和闡釋這個問題。在應馬克思的要求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寫的書評，即《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恩格斯鄭重指出：對待科學的方法有兩種，一是黑格爾創立的那種具有完全抽象思辨形式的辯證法，二是平庸的、沃爾弗式的形而上學方法。資産階級經濟學家們通常采用後者來著書立說，但前者卻是唯一可以改造使用的方法。黑格爾的辯證法包含着巨大的曆史感和劃時代的曆史觀，且結束了過去的全部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對這個方法進行批判和改造，是馬克思承擔起的一項重任，也構成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堅實基礎。具體地說，馬克思“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着黑格爾在這方面的真正發現的内核剝出來，使辯證方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唯一正确的思想發展形式的簡單形态上建立起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做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恩格斯在這裡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給予了極高評價，而這一方法根本說來，就是在黑格爾基礎上予以改造使用的辯證法。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馬克思呼應恩格斯的評論，對自己在黑格爾基礎上改造使用辯證法這一重要事實，又作了進一步說明：“正當我寫《資本論》第一卷時，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号施令的、憤懑的、自負的、平庸的模仿者們，卻已高興地像萊辛時代大膽的莫澤斯·門德爾松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做一條‘死狗’了。因此，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并且在關于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沒有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叙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證法是倒立着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内核。”我們看到，馬克思在這個說明中，不僅表達了自己在創作《資本論》時甘願以黑格爾為師的誠懇态度，而且也指出了自己對後者的辯證法進行改造的基本方案——将倒立着的辯證法颠倒過來。這是一個極為根本的“擺脫唯心主義外殼”的唯物主義改造，其中心思想就在于把辯證法視為以現實事物而非以觀念為本體的方法。如果說恩格斯的評論和馬克思的說明以确鑿無疑的證據表明，《資本論》創作方法的内核，就是在黑格爾的基礎上予以唯物主義改造的辯證法，那麼，要在這個問題上作出深層次的把握和全方位的理解，則需要繼續追問：馬克思為何對辯證法給予如此之高的重視？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一段重要論述，對于我們理解上述問題富有啟示。馬克思指出：“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财産的事實出發。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它把私有财産在現實中所經曆的物質過程，放進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後把這些公式當做規律。它不理解這些規律，就是說，它沒有指明這些規律是怎樣從私有财産的本質中産生出來的。國民經濟學沒有向我們說明勞動和資本分離以及資本和土地分離的原因。例如，當它确定工資和資本利潤之間的關系時，它把資本家的利益當做最終原因；就是說，它把應當加以闡明的東西當做前提。同樣，競争到處出現，對此它則用外部情況來說明。至于這種似乎偶然的外部情況在多大程度上僅僅是一種必然的發展過程的表現，國民經濟學根本沒有向我們講明。”顯而易見，馬克思這段論述的主旨，就是對國民經濟學進行批判。如果将馬克思的批判概括為一句話，即國民經濟學把應當加以闡明的東西當成了前提，那麼，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的探索上所确立的根本問題意識和關鍵緻思路向，則是對國民經濟學的前提和出發點，在縱深層面上予以不斷質詢、追問和考察。《資本論》是馬克思1844年之後持續不斷地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偉大理論結晶，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這個工作過程的起點文本。馬克思在這個起點文本中所确立的問題意識和緻思路向，貫穿在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始終。《資本論》創作的整個過程，也就是馬克思在英法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斷地向縱深追問和追溯的過程。對于這一點，恩格斯在為《資本論》第二卷所寫的序言中，有過一個明确的表述：馬克思的意見“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對立的。在前人認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卻認為隻是問題所在”。馬克思的上述問題意識和緻思路向，決定和昭示了其所使用的方法。毋庸置疑，這一問題意識和緻思路向，表征的是一種穿越表面現象而達及本質層面的深度理論思考。這種深度理論思考的一個根本前提，就是對本質和現象、原因和結果作出敏銳把握和精确區分。這種把握和區分所需要的思維方法，不是在一成不變的思維界面上非此即彼地進行推理的形而上學方法，而必定是用聯系和發展的眼光分析問題的辯證方法。這不僅僅是因為本質和現象、原因和結果原本就是辯證法的範疇，同時也是因為馬克思所要探知和捕獲的本質和原因，往往是那種在事物的内部聯系中被“包裹”起來或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動态“生成”的東西，而對于這種東西的探知和捕獲而言，形而上學方法顯然無能為力，辯證法才是唯一有效的思維工具。實質上，在對事物的認識和分析上，辯證法不僅強調聯系的觀點和發展的觀點，而且與形而上學方法相比，也具備一種跨界、進階和上升的思維能力。這種卓越不凡的能力，幾乎就是把握深層次的本質和原因之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這樣來看，馬克思将辯證法引入政治經濟學，并使之成為方法論的内核，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相反，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并不注重對深層次的本質和原因進行追問，所以，他們也不可能運用辯證思維邏輯來對經濟學的範疇加以分析。

二、從抽象到具體是《資本論》創作方法的邏輯形式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專論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時，馬克思明确提出、界劃了“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這兩種方法。學術界在理解《資本論》創作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就來自對這兩種方法的認識。毫無疑問，要對以辯證法為内核的《資本論》創作方法作出透徹把握，并解決人們在理解上的分歧點，就必須廓清這兩種方法的真正含義。對于“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馬克思這樣說道：“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産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例如，抛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币、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着手，那麼，這就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并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後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确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緻具體的再現。”我們看到，馬克思在這段論述中，不僅把“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概括和認定為政治經濟學的兩條道路即兩種方法，而且還提出了自己對這兩種方法的基本判斷：前者是一種看似正确實則錯誤的方法，後者才是科學上正确的方法。我們該如何認識這兩種方法？它們與辯證法是什麼關系？在關于上述兩種方法的認識上，學術界長期以來一直存在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即認為“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方法——前者是一種研究方法，後者是一種叙述方法。這種觀點的立論依據大緻在于：馬克思作為最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将研究和批判世俗世界與感性現實确立為自己的根本理論主張，所以在政治經濟學上，他遵從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應當是從具體到抽象。至于從抽象到具體，則是一種以先在觀念為起點的純粹邏輯演繹方法，故而它不可能成為馬克思的研究方法，而隻是其叙述方法。而如果将它認定為研究方法，那就注定會陷入唯心主義的解釋邏輯，其結果，就是将《資本論》判定為一部由觀念推導而來的非科學著作。我們必須指出：這種觀點雖然也有深刻之處，如看到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區分，但總體而言，并沒有把握住“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的真正含義，在其中存在着深層次的、需要從源頭上予以澄清的認知混亂和理論誤區。實質上，馬克思在這裡提出的從具體到抽象，是一種在認識論意義上與辯證法判然有别的經驗主義方法。之所以将這一方法論定為經驗主義方法，是因為經驗主義的标志性思維路徑和認識過程，正在于從具體直觀的經驗對象中，直接歸納、引申、抽象出普遍一般的結論、原理、規律。這正如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指出的，經驗主義者将屬于知覺、感覺和直觀的内容提升為普遍的觀念、命題和規律，亦即“把這類具體的内容抽象化”。追溯起來，經驗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得以流行，是培根之後的事情。培根之後，經驗主義不僅發展為一個與唯理論分庭抗禮的哲學認識論傳統，而且它還被廣泛運用到物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等多個領域。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之父威廉·配第在17世紀創立其理論體系時，就明确地運用了培根的經驗主義方法，其核心也就是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馬克思顯然是因為看到了這一基本事實，才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17世紀的經濟學家走的就是從具體到抽象的道路。黑格爾在建立其辯證邏輯體系時，曾對經驗主義作出過深刻批判。依黑格爾的批判，經驗主義在從具體到抽象的路徑上求得普遍結論和原理時，注重對認識對象的各種不同規定性在知性意義上進行區分，但并不重視在理性意義上對這些規定性加以綜合，這就會不可避免地造成思維和認識上的“短視”，從而使具體的、豐富的、有生命的内容，變成貧乏的、幹癟的、僵死的、抽象的東西。列甯曾經指出：“人的認識不是直線（也就是說，不是沿着直線進行的），而是無限地近似于一串圓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線。這一曲線的任何一個片斷、碎片、小段都能被變成（被片面地變成）獨立的完整的直線，而這條直線能把人們（如果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話）引到泥坑裡去，引到僧侶主義那裡去（在那裡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就會把它鞏固起來）。”經驗主義的認識路徑和認識過程，相當于列甯在這裡指認的認識直線。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這條缺乏辯證思維的認識直線，會把複雜的經濟關系作“簡單化”和“平面化”的處理，會把存在種種内部聯系的經濟事物和經濟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馬克思既然注重的是在縱深層面上予以追問和考察，那麼他也就不可能遵循這條直線分析經濟現象。而他之所以将從具體到抽象認定為一種看似正确實則錯誤的方法，根本原因就在這裡。進一步說，從具體到抽象作為一種經驗主義方法，總體來看，也是一種歸納方法。與歸納方法呈現相反路徑的是邏輯演繹方法。但從抽象到具體卻并不是邏輯演繹方法，雖然演繹方法通常就是要求從抽象和一般，合乎邏輯地推演出具體和個别。要對馬克思提出的從抽象到具體作出準确而完整的理解，就不能不再次回到黑格爾，因為這一方法的發明者和首創人是黑格爾，而馬克思對這一方法的評判是以黑格爾為基礎的。從抽象到具體雖然不是邏輯演繹方法，但本質上是一個邏輯的方法，其體現形式就是邏輯。從黑格爾的文本來看，作為邏輯的從抽象到具體，最終是在《邏輯學》中創立起來的。衆所周知，《邏輯學》包括前後相接的三個部分，即存在論、本質論和概念論。這三個部分之間的關系不是随意的、松散的，而是一種嚴密的邏輯關系。這個邏輯關系的實質之所在，就是從抽象到具體。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從存在論到本質論再到概念論的過渡中，起點範疇是最抽象的“純存在”，而終點範疇則是最具體的“絕對理念”。對于這個從“純存在”到“絕對理念”、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黑格爾在《邏輯學》的結尾部分，曾作過一個明确的總結和說明：“這種前進是這樣規定自身的，即：它從單純的規定性開始，而後繼的總是愈加豐富和愈加具體。因為結果包含它的開端，而開端的過程以新的規定性豐富了結果。普遍的東西構成基礎；因此不應當把進程看作是從一個他物到一個他物的流動。絕對方法中的概念在它的他有中保持自身；普遍的東西在它的特殊化中、在判斷和實在中保持自身；普遍的東西在以後規定的每一階段，都提高了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僅沒有因它的辯證的前進而喪失什麼，丢下什麼，而且還帶着一切收獲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豐富、更密實。……愈加豐富化也在概念的必然性那裡繼續前進，被概念保留下了，并且每一規定都是一個自身反思。走出自身之外，即是進一步的規定，它的每一新階段也是走入自身之内，而更大的外延同樣又是更高的内涵。”根據黑格爾的以上總結和說明，所謂從抽象到具體，不是指從作為公理的普遍範疇推導出個别範疇，而是指從最簡單的、缺乏内在規定性的範疇，向越來越複雜、内在規定性越來越豐富的範疇過渡和推進。在這個過渡和推進的邏輯進展中，前面的範疇不會在形式邏輯的意義上構成後面的範疇的推理前提，相反，後面的範疇構成了對前面的範疇予以規定的内容。從抽象到具體作為一個邏輯，無論如何都不是近代唯理論哲學傳統所推崇的演繹邏輯。在本質上，它是辯證法的邏輯形式，即辯證邏輯。一方面，在從抽象到具體的過渡和推進中，存在顯而易見的概念和範疇上的分層與升級，亦即存在“從低級形式發展出高級形式”的邏輯關系；另一方面，這個過渡和推進是在一個矛盾逐次展開和不斷解決的上升運動中完成的，不但是聯系、變化、發展的原則構成了這一上升運動的根本原則，而且作為這一上升運動之結果的東西，往往是處于本質層面而非現象層面的東西。進而言之，作為辯證邏輯的從抽象到具體，與辯證法的三大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對立統一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并不矛盾，它們共同構成辯證法的整體。或者更準确地說，辯證法的這三大規律，蘊含在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之中。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本性決定了，它不僅不是一種以先在觀念為起點的、容易導向唯心主義的方法，相反，它必然像馬克思所判定的，是一種“科學上正确的方法”。而馬克思的這個判定也表明，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的創作中，必定存在一個如何貫徹和運用從抽象到具體這一邏輯方法的重大問題。對于上述重大問題，學術界長期以來的理解和把握都不盡如人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恩格斯和列甯都曾對該問題作過深刻闡釋。恩格斯指出，采用邏輯的方法開展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從曆史上和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簡單的關系出發，因而在這裡是從我們所遇到的最初的經濟關系出發。我們來分析這種關系。既然這是一種關系，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我們分别考察每一個方面；由此得出它們相互關聯的性質，它們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現了需要解決的矛盾。但是，因為我們這裡考察的不是隻在我們頭腦中發生的抽象的思想過程，而是在某個時候确實發生過或者還在發生的現實過程，因此這些矛盾也是在實踐中發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經得到了解決。我們考察這種解決的方式，發現這是由建立新關系來解決的，而這個新關系的兩個對立面我們現在又需要展開說明，等等”。恩格斯在這段文字中沒有提到“從抽象到具體”的字眼，但他描述和闡釋的，正是馬克思以從抽象到具體為邏輯方法開展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列甯對上述問題的闡釋，既印證了恩格斯的闡釋，也使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清晰可見。以列甯之見，在最簡單的概念和命題中，就已經包含着向更複雜的關系伸展的辯證法。對于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認識，就是要從最簡單的東西出發，去揭示出複雜的社會聯系和社會矛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資産階級社會（商品社會）裡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碰到過億萬次的關系：商品交換。這一分析從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中（從資産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中）揭示出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後的叙述向我們表明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的各個部分的總和中、從這個社會的開始到終結——的發展（既是生長又是運動）。”與恩格斯一樣，列甯在這裡也沒有提到“從抽象到具體”的字眼，但顯而易見，他的闡釋對象就是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方法，而這個邏輯方法在他看來，貫穿在《資本論》的分析和叙述當中。對于恩格斯和列甯的闡釋，我們在馬克思本人的文本中不難找到佐證。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從“商品”這個最簡單、最一般的範疇開始，逐步剝離和引申出使用價值和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價值形式、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貨币、作為商品的勞動力、作為貨币轉化形式的資本以及剩餘價值等一系列關鍵範疇。這些不同範疇在邏輯上不是一種并行關系，而是一種逐次遞進和上升的關系。後面的範疇在很大意義上是理性綜合的結果，包含着更多的聯系和規定性，在内容和内涵上構成了對前面的範疇的推進、深化和提升。所以總體而論，這個範疇的遞進序列，展現的正是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邏輯。在《資本論》中，定型化的邏輯體現着馬克思運用的方法，而其主要方法，自然也就是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方法。對于馬克思運用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方法來創作《資本論》的事實，在此需要作三點概括性和延展性的說明。首先，從抽象到具體作為一個邏輯方法，是《資本論》創作方法的最重要邏輯形式。這個邏輯形式是《資本論》創作的主要邏輯線索，構成了《資本論》的邏輯主幹。它不僅在一個邏輯演進的總框架中，整體性地展現了辯證法的思維特質，而且也包含了馬克思從黑格爾《邏輯學》中借用的一些與辯證法相關聯的範疇，如“存在論”中的質、量、度以及“本質論”中的映象、本質、根據、現象、現實等（馬克思當然不是機械地套用這些範疇，而是将它們靈活運用到對經濟範疇和經濟關系的剖析中，使之成為《資本論》的邏輯要素）。由此來看，從抽象到具體作為《資本論》創作方法的邏輯形式，最集中、最完整、最生動、最純粹地體現和刻畫了馬克思運用辯證法來開展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偉大工作，以及他在這一工作中所發展的辯證法思想。其次，馬克思雖然是在充分吸收黑格爾思想的基礎上運用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方法的，但他在對這一邏輯方法的界定上，又與黑格爾形成了根本分殊。按照黑格爾的界定，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是觀念自身運動的結果，而非外在于觀念的現實邏輯演進。對于馬克思而言，在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序列中，每一個範疇都不是自我運動着的觀念或不關乎現實的純粹邏輯思維的産物，而是在對商品生産關系特别是資本主義生産關系進行深刻考察的基礎上抽象和引申出來的。這說明從一個範疇到另一個範疇的邏輯推進，不是一種觀念化的概念運動，而是對現實關系進行把握的邏輯表達。這個邏輯表達自然也是由從抽象到具體這個把握世界的專有方法所賦予的，但這并不影響現實關系作為本體或主體的在先性原則。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着它的獨立性；隻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着。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這個分殊，是對從抽象到具體的唯物主義改造，也是“颠倒”黑格爾辯證法的題中應有之義。這個改造不僅使從抽象到具體保持了其作為方法的純粹性、科學性及在把握對象物上的客觀性，而且也使邏輯與曆史在唯物主義的基點上達到了深度一緻。之所以存在後一種情況，倒不是因為從抽象範疇到具體範疇的進展與這些範疇在曆史上出現的先後次序是完全一緻的，而是因為馬克思憑借從抽象到具體，出色地完成了由表及裡地向縱深予以追問和探索的理論任務，從而在深刻揭示資本主義生産之不可自解的矛盾和不可逆轉的規律基礎上，使認識的邏輯成為表征現實曆史的坐标系。最後，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目标，在于通過概念來構造體系。這樣來看，馬克思固然把從具體到抽象認定為看似正确實則錯誤的方法，但我們依然有理由将其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曆程，在總體上歸結為“從具體到抽象”的思維進程。這個思維進程，也就是馬克思基于對現實經濟生産關系的深刻考察而加工概念并構造體系的過程。不過，必須鄭重申明，這個從具體到抽象，與作為經驗主義方法的從具體到抽象，有着本質不同。這個從具體到抽象，反映的是人類從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不斷升華的一般認識規律，而馬克思以《資本論》為結晶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自然也符合這個規律。這裡講的“抽象”是指馬克思的理性認識結果，這個“抽象”比作為經驗主義認識結果的“抽象”，在内涵上要遠為豐富和深刻。它不是那種空泛的、表層化的、缺乏曆史感的一般結論，而是以馬克思的新發現為标志的深刻思想概括和科學理論總結。參照列甯的話說，這個“抽象”不是離開了真理，而是達到了對真理和客觀實在的認識。既然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發現，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反映“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從具體到抽象”，與作為辯證邏輯的“從抽象到具體”，并不存在一種不可融通的互斥關系，而我們同時用這兩者來描述馬克思的研究時，也不存在任何矛盾。真實的情形是，與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相比，馬克思在從具體到抽象的路徑上達到了科學認知的新高度，這與他貫徹和運用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邏輯方法是分不開的。另外，在從抽象到具體這一《資本論》的邏輯總線索中，也必定存在若幹“從具體到抽象”的子環節。這些子環節同樣不同于作為經驗主義方法的從具體到抽象，毋甯說它們體現着馬克思在把握直觀和表象上的辯證思維，也構成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中間要素”。不少學者在理解《資本論》的創作方法時，明确提出為“從具體到抽象”正名的要求，但通常的一種做法，是在不對辯證法與經驗主義方法作任何區分的情況下，将“從具體到抽象”與“從抽象到具體”予以簡單相加，即認為先有“從具體到抽象”這第一步，再有“從抽象到具體”這第二步。殊不知，這種做法既容易将辯證法與經驗主義方法混雜在一起，也容易弱化“從抽象到具體”的意義和地位。“從抽象到具體”是馬克思在創作《資本論》時運用的最具有标志意義的邏輯方法，它與經驗主義的思維方式并不相容，也是理解馬克思的“從具體到抽象”的關鍵所在。

三、《資本論》的創作方法是研究方法與叙述方法的統一

在人們通常的認知框架内，研究方法是一個比叙述方法更加重要的問題，甚至于人們在談論方法時，往往就是指研究方法。不過，對于一個文本的創作來講，叙述方法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涉及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對研究的内容和相應的範疇按照某種邏輯規則加以編排，而任何一個嚴肅的文本都内在地包含了這個問題。在《資本論》的創作中，叙述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馬克思本人也多次談到這個方法。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強調：“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曆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産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曆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問題不在于各種經濟關系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曆史上占有什麼地位。更不在于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在關于曆史運動的一個模糊的表象中）的順序。而在于它們在現代資産階級社會内部的結構。”馬克思在這裡向人們指示的是排列經濟範疇的規則，這是一個實至名歸的叙述方法問題。馬克思指示的規則，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規則，其中心命意，就是在對相關範疇加以排列時，不能遵照它們的自然次序或在曆史上起作用的先後次序，而要看它們在現代資産階級社會的内部結構中所處的邏輯位置。概言之，上述邏輯規則，是一個圍繞“資本”而确立起來的叙事規則。從表層看，這個規則與從抽象到具體漠不相關，但究其實質，卻是符合從抽象到具體的規則的。之所以存在這個情形，是因為憑借從抽象範疇到具體範疇的邏輯演進，馬克思構建的是一個以“資本”為邏輯中心點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曾以“人體解剖”和“猴體解剖”為形象比喻來間接地說明這個問題。“資産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曆史的生産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範疇以及對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産關系。……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隻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産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方法在《資本論》的篇章安排中得到了更加鮮明的體現。《資本論》第一卷所确立起來的從商品章到貨币章再到資本章的叙述結構，自然就是這個方法的生動寫照。更關鍵的問題是：在《資本論》的創作中，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究竟是什麼關系？從抽象到具體是否也構成馬克思的研究方法？讓我們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的一段論述為切入點，來分析和解答這兩個問題。馬克思是這樣說的：“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内在聯系。隻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适當地叙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對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作了區分，并對它們的不同進行了簡要說明。這兩種方法的不同，也就是研究工作和叙述工作的不同。研究工作涉及對材料的占有、甄别、分析、概括等，而叙述工作則涉及對研究結論的“在後”表達。從形式上看，這兩者之間的不同是一目了然的。進一步說，研究工作和叙述工作之間還存在更深層次的不同：研究工作由于尚處于一個開放的、盡可能全面占有材料的探索階段，所以難免具有一種散漫無定的非邏輯性，而叙述工作則必須擺脫此種情形，上升到高度自覺的邏輯化狀态。需要指出，就《資本論》的創作而言，由叙述結構所呈現的邏輯進程與馬克思實際經曆的研究曆程，并不具有完全對等的絕對一緻性。一個直接的例證在于，根據《資本論》的叙述結構，“商品”是打開問題的起點範疇，“商品的二重性”和“勞動的二重性”構成了後面的範疇得以展開的起點問題。但在上溯至《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理論曆程中，馬克思并不是以“商品的二重性”和“勞動的二重性”為起點問題，來開展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他率先研究的是工資、利潤、地租、私有财産、分工以及雇傭勞動等。在《資本論》的叙述結構中，這些先已成為馬克思研究對象的問題和範疇，恰恰排在商品的二重性、勞動的二重性以及價值形式的後面。例如，“工資”排在第一卷的第六篇，而“利潤”和“地租”則是在第三卷中得到集中論述的。這個情況表明，《資本論》的叙述結構，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個與實際研究曆程相較而言的“倒叙”結構。研究工作和叙述工作固然存在上述不同，但我們不能将它們的不同無限放大，更不能由此而草率地用“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來對這兩項工作的方法作“貼标簽”式的硬性區分。我們應當同時看到如下深層次的問題。第一，從抽象到具體作為一種叙述方法，是不難被人們所識别的，因為叙述出來的東西，往往具有一目了然的既定性和明晰性。但這絕不意味着，這一方法隻能在馬克思對研究的内容加以叙述時才使用，而不能成為他的認識方法和研究方法。如果說從抽象上升到“許多規定的綜合”和“多樣性的統一”的具體，是一個運用具有理性統合能力的辯證法來建立聯系并由此加工概念的過程，那麼，我們就應當在一個實至名歸的研究界面，來看待這一過程。具體到馬克思，情況更是一目了然。不但是恩格斯和列甯在闡釋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方法時，通過“分析”“考察”“說明”“揭示”等術語，表達了這一方法作為馬克思的認識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基本事實，而且馬克思本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也曾經明确地把從抽象到具體，指示為他的研究方法。這麼說的根據在于，馬克思把掌握具體的過程視為一個由“思維”來完成的過程：具體“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緻具體的再現”。“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隻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做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産物；但是，決不是處于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于其上而思維着的、自我産生着的概念的産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産物。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着的頭腦的産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于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馬克思在這些表述中沒有直接使用“研究”的字眼，但毋庸置疑，他描述的正是其研究的過程和方法。因為誰也不能否認，思維是研究的必要前提，思維行程是研究工作得以推進的最根本體現，思維對具體的掌握是研究工作的一個結果。從抽象到具體作為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歸根結底，就是他用辯證法這一思維工具來剖析經濟範疇及其指代的客觀對象之間的複雜聯系，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生産之本質的一個特定方式。第二，與叙述工作存在明顯不同的研究工作，在一定意義上是指馬克思在1844年之後所經曆的、最後通向《資本論》的“前研究”。這個“前研究”構成了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準備工作和基石。沒有這項工作打基礎，也就難以設想《資本論》作為一個成熟文本的定型。然而，這項前研究工作并不是馬克思研究工作的全部。亦即，這項工作的結束，并不意味着馬克思研究工作的最終完成。這不僅僅是因為，在一個文本的全部内容得以最終确立之前，研究工作并不可能結束，而且也是因為，在前研究中還包含着雜多的、并不關乎根本的材料，各種材料之間的關系，也會因為前研究工作的開放性和一定程度上的散漫無定性而處于一種非邏輯化狀态，而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要靠進一步的研究來加以解決。由此可見，在《資本論》的創作中，叙述工作并非那種單純的編排現成内容、羅列既定範疇的形式化工作，而是承載和代表着馬克思的一種“再研究”。這種再研究與前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中心任務，既在于對前研究階段的材料和内容加以整理、概括、總結、完善、提升（例如，在前研究中，馬克思并沒有對“勞動”和“勞動力”進行明确區分，而這個區分在一定意義上，是通過再研究完成的），也在于建立各範疇之間的内在邏輯關系。馬克思本人雖然沒有對這種再研究給予過直截了當的說明，但當他明确告訴人們要以“資本”為邏輯中心點來排列經濟範疇時，已經隐含地指示出了這種再研究。因為單靠對範疇進行排列，是無法真正建立起“資本”這個邏輯中心點及圍繞這個中心點的各種關系的。毋甯說，隻有把排列範疇的叙述工作同時視為一種深刻的研究工作，這個問題才能夠得到合理的解釋。這就像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嚴格按照從抽象法到道德再到倫理的順序來排列法的概念，本身也代表了一種深刻的研究工作一樣。對叙述工作與研究工作作一體化的理解，并不會弱化叙述工作的基礎意義，相反這是對其意義的一種内在提升。而更重要的是，這兩項工作的獨特關系表明，将馬克思的研究方法不由分說地認定為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是站不住腳的。既然《資本論》的叙述邏輯是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邏輯，那麼，由叙述工作所承載和代表的再研究，自然也是遵照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和路數開展的。第三，在長時段的前研究中，馬克思未必一直注重對黑格爾的辯證邏輯予以改造使用，他在這個階段的思維行程，似乎也不完全符合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規則。不過，我們需要進一步看到，從抽象到具體在形式上，展現為一個從簡單範疇到複合範疇的邏輯演進過程，而就其實質來講，則展現為一個由表及裡、由現象到本質的問題深化過程。對于馬克思而言，向縱深予以不斷追問和探索，是其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任何一個階段都堅持的緻思路向。思維在這一路向上所經曆的行程，總體論之，并不是一個平行的問題前後相接的過程，而正是一個從表層問題到深層問題、從現象到本質的遞進過程。這告訴我們一個基本事實，即馬克思的前研究雖然在概念和範疇層面，尚未上升到一種高度自覺的邏輯化狀态，他在這個階段雖然不是完全像《資本論》的叙述結構那樣打開和推進問題，但整體而言，其前研究與其再研究一樣，在把資本主義生産所涉及的關系加以逐層剝離時，也體現了從抽象到具體這個表征辯證思維的原則。由上可知，《資本論》的創作方法既包括研究方法，也包括叙述方法。在這兩種方法之間并不存在不可打通的鴻溝，相反它們構成了一個方法論上的整體，滲透在馬克思分析問題、加工材料、建立各個範疇之間的邏輯關聯以及構造科學理論體系的諸環節中。不管是叙述方法還是研究方法，都強調對于從抽象到具體這一辯證邏輯的靈活運用。如果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硬性地區隔開來，想當然地認為前者是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後者才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就不僅會造成對《資本論》創作方法本身的嚴重誤解，而且也會連帶地遮蔽辯證法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重大意義，特别是遮蔽馬克思憑借辯證法而發現和揭示的深層次的東西。因為僅僅停留在叙述方法的層面上來認識從抽象到具體，我們既無法想象馬克思何以能夠把深層次的東西揭示出來，更無法從馬克思的字裡行間捕捉到這些深層次的東西。

四、基于《資本論》創作方法的唯物主義是徹底的唯物主義

在最直接的意義上，《資本論》的創作方法是一個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但向縱深看，它也是一個本體論問題，直接涉及如何把握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之所以這麼說，不僅僅是因為，人們在提到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時，總是本能地将這兩種方法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關聯起來，并以此來判斷它們是研究方法還是叙述方法，而且也是因為，以從抽象到具體為邏輯形式的辯證法所通達到的認知層面，正是我們把握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最該到達的本體界面。為了使這個問題變得清晰可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澄清長期以來始終沒有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一些錯誤認識。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們不假思索地把從具體到抽象判定為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反映出人們對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認知，即唯物主義就是把具體的東西而非抽象的東西作為出發點，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也不外于此。這個認知有其合理之處，它至少符合我們對唯物主義的直覺。不過，因為從具體到抽象直接涉及經驗主義，所以，實際情形比人們通常以為的要更加複雜。由培根創立的近代經驗主義，的确是一種唯物主義。黑格爾在《小邏輯》中就曾提到這個問題：“經驗主義一般以外在的世界為真實，雖然也承認有超感官的世界，但又認為對那一世界的知識是不可能找到的，因而認為我們的知識須完全限于知覺的範圍。這個基本原則若徹底發揮下去，就會成為後來所叫做的唯物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則幹脆把培根稱為英國唯物主義的“真正始祖”，并認為注重經驗的英國唯物主義，是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的理論源頭之一。經驗主義作為唯物主義，實質上是一種直觀唯物主義。因為經驗主義從具體中歸納和引申出作為抽象的一般結論，如果相當于列甯指認的認識直線，那麼這條認識直線反映的，就是一個“直觀”的認識過程。對于經驗主義代表的直觀唯物主義，馬克思持守的是一個批判的态度。比如，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條中，馬克思就曾提出如下批判：“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隻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馬克思在這裡批判的是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其實也就是在批判直觀唯物主義，而經驗主義自然也包含在馬克思的批判對象中。人們在把從具體到抽象與唯物主義對應起來，從而将之判定為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時，往往沒有意識到馬克思的這個重要批判，這實際上隐含着一個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與其批判對象混雜在一起的嚴重問題。這一問題不僅涉及經驗主義，還涉及實證主義。當人們本着唯物主義的原則來認識作為方法的從具體到抽象時，也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無形中拉向了一個實證主義的解釋框架。因為實證科學往往也把對具體的東西的确證，樹立為自己的标志性主張。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有所不同，但在思維範式上也有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比如，都強調既定的實存之物的實在性和真理性，都反對用實踐活動和曆史來解釋靜态的感性現實，等等。所以總體來看，實證主義在思維的深刻性上，并沒有超出直觀唯物主義，在對具體的東西的确證上，它依然是一種直觀唯物主義。盡管在馬克思哲學的理解史上，實證主義的聲音總是不絕于耳，但真正說來，馬克思不是實證主義者，其唯物主義也不是一種實證科學。對這個基本事實，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作過一個鄭重說明：“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誰都知道，顯微鏡和化學試劑是實證科學的重要手段。馬克思既然明确表示不用這個手段，那麼這就确鑿無疑地表明，他的唯物主義不可能是一種實證科學。不過，有的研究者經常會提出反例，來證明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就是一種經驗科學和實證科學。他們的依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曾明确使用“經驗”和“實證科學”等語詞，來闡釋他們正在制定的唯物主義哲學觀。例如，他們這樣說道：“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産的聯系，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甚至人們頭腦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确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他們還說道：“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于意識的空話将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我們需要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裡使用“經驗”和“實證科學”這兩個詞，主要是為了批判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神秘性和思辨性，并以此表明他們的唯物主義是在把握世界上的客觀實在性，而絕不是為了附和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及其代表的直觀唯物主義。在對事物的認識上，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代表的直觀唯物主義，往往隻是看到直接性、既定性的存在物，而不能捕捉到更多的東西。這說明它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隻能抓住事物的表層現象以及一些零散的、偶然的事實，而難以實質性地觸及事物的本質和必然的東西。這既是思維和認識上的“短視”，也是在把握“物”上的重大缺陷。在對社會曆史問題的把握上，這個缺陷體現得尤為明顯。而這個重大缺陷表明，直觀唯物主義在貫徹“唯物”原則上，具有顯而易見的不徹底性。這種不徹底性，正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要超越的地方。馬克思對直觀唯物主義的批判告訴我們，他的唯物主義必定是一種與人的實踐活動鍊接在一起的唯物主義，實質上就是曆史唯物主義。我們不能把曆史唯物主義簡單地理解為關于曆史或在曆史領域中的唯物主義，而應把它理解為以“曆史性”為原則、以揭示曆史的本質為己任的唯物主義。與直觀唯物主義相對照，曆史唯物主義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其徹底性的一個重要标志，就在于它真正擁有透過繁蕪叢雜的表面現象而直抵曆史本質的能力和資格。曆史唯物主義何以擁有這種能力和資格？從恩格斯對黑格爾的評價中，我們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恩格斯指出，黑格爾的辯證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曆史感做基礎。形式盡管是那麼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發展卻總是與世界曆史的發展平行着，而後者按他的本意隻是前者的驗證。……他是第一個想證明曆史中有一種發展、有一種内在聯系的人，盡管他的曆史哲學中的許多東西現在在我們看來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輩，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後敢于對曆史作總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觀點的宏偉，就是在今天也還值得欽佩。……這個劃時代的曆史觀是新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直接的理論前提，單單由于這種曆史觀，也就為邏輯方法提供了一個出發點”。我們看到，恩格斯在對黑格爾的這個評價中，把辯證法、曆史、唯物主義關聯了起來。他提到的“新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就是指曆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以他之見，建基于有巨大的曆史感、與世界曆史的發展平行着的“劃時代的曆史觀”，而這個曆史觀的思維前提就是辯證法。恩格斯的這個重要評價間接地告訴我們，曆史唯物主義擁有揭示曆史本質的能力和資格，與辯證法這個思維前提和理論分析工具是分不開的。脫離了辯證法，我們就無法看到曆史唯物主義在揭示曆史本質上的深刻性以及它與直觀唯物主義的真正區别。辯證法之所以構成了揭示曆史本質的思維前提，倒不是因為它是研究曆史的專有方法，而是因為曆史本質是一種唯有通過辯證法才能夠達及的深層次的“物”。如果用決定意識的“存在”來指稱，這種深層次的“物”，就是“存在之存在”，而非直觀唯物主義所承認的那種直接性、既定性的存在。毫無疑問，辯證法通過從抽象到具體的上升而在認識上實現的由表層問題到深層問題、由現象到本質的深化，是達及“存在之存在”的先決條件。黑格爾根據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邏輯而建立的存在概念，就是“存在之存在”，其所指涉的對象，是作為本體的實體。按照他的說法，這個“存在之存在”揚棄了直觀的、抽象的“純存在”，通過内容最豐富、内涵最高的具體範疇，揭示了萬物存在的本質以及最高真理。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黑格爾的辯證思維方式雖然具有巨大的曆史感，但在絕對精神這個唯心主義總框架下，“存在之存在”概念并沒有把曆史本質真正揭示出來。在以《資本論》為結晶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則通過對黑格爾的辯證法予以唯物主義改造，深刻把握了蘊藏于商品生産和交換關系中的曆史本質。馬克思實現這一重大推進的前提，就是憑借以從抽象到具體為邏輯形式的辯證法，撥雲見日般地發現了過往政治經濟學從未發現的新東西，從而通達到了“存在之存在”的認知層面。馬克思發現了哪些新東西？在其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中，“存在之存在”是指什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對商品拜物教性質的剖析，是理解上述問題的關鍵所在。馬克思獨具慧眼地指出，商品這種初看起來簡單平凡的東西，具有謎一般的古怪性質。這種古怪性質的奧秘，就在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産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産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産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這種轉換，勞動産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根據馬克思的剖析，商品是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者說商品既有可感覺性又有超感覺性。可感覺性是商品的物性，涉及商品作為物的一般關系，而超感覺性則是商品的社會性，涉及包含在物的關系中的複雜社會關系。以财富的生産為根本主題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側重于商品的可感覺性和物性來建立其理論體系，從而遮蔽了商品的超感覺性和社會性。與此不同，馬克思則抓住了商品的超感覺性和社會性一面。他所發現的新東西，就是在商品的超感覺性和社會性的鍊條上定格下來和呈現出來的事物、性質、關系、規律、矛盾、趨勢，如商品的二重性、勞動的二重性、作為特殊商品的勞動力、剩餘價值、商品生産所有權規律向資本主義占有規律的轉化、商品的社會化大生産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終将滅亡的規律和趨勢等。當然，在這些新東西中，剩餘價值的發現是最具有标志意義的發現。商品的可感覺性和物性與超感覺性和社會性，并不是并駕齊驅的兩個方面。如果把可感覺性和物性看作“存在”，那麼超感覺性和社會性，就是“存在之存在”。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超感覺性和社會性是商品的本來屬性，而可感覺性和物性隻是外在表現形式，甚至是一種“虛幻形式”。上述以剩餘價值為标志的新東西的發現，直接意味着商品生産和交換關系中的“存在之存在”，被馬克思極其深刻、極其全面地揭示了出來。馬克思對這一“存在之存在”的揭示，也就是對曆史和曆史本質的揭示。所以，我們從《資本論》中，能夠感受到比黑格爾的辯證思維方式所包含的更加堅實、更加強烈的曆史感。相反，隻看到經驗直觀的存在物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無法建立起一個曆史的概念，更無法深入到曆史本質的層面。如果說馬克思對作為“存在之存在”的曆史本質的深刻揭示，将政治經濟學的科學認知水平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那麼這個新高度所代表的認知層面，必定也就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即曆史唯物主義得到充分展現的本體界面。在這個本體界面上得到展現的唯物主義的徹底性，在于關聯在一起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曆史本質的揭示，這涉及對曆史領域中“本真之物”的把握，另一方面是理論批判視角的建立。前一方面已經清晰可見，而後一方面也不難理解。事實上，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缺乏批判性的理論，它實際上充當了為資本主義生産關系鳴鑼開道的意識形态工具。馬克思則在對作為“存在之存在”的曆史本質的揭示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指向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分析視角，由此形成了對資本主義制度最深刻、最徹底、最具革命性的批判，同時終結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将資本主義制度予以永恒化認知和對待的理論邏輯。馬克思的這個批判最終要追溯到辯證法，這表明，辯證法不僅因為在認知上的深刻性和透徹性而構成通向曆史本質的思維前提，而且也具有一種直指社會深層矛盾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這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所指出的：“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資産階級及其空論主義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在以上兩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徹底性，從一個側面彰顯了以從抽象到具體為邏輯形式的辯證法在《資本論》創作中的重大理論意義。這也意味着，我們是否對《資本論》的創作方法本身作出正确的理解，直接關系到我們是否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作出正确的把握。如果相沿成習地按照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思路來認識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不僅難以把馬克思的思想放置在唯物主義的基點上，而且還很容易造成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誤讀和降格為他所批判的直觀唯物主義的錯誤。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同志指出：“1867年問世的《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最厚重、最豐富的著作，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這部巨著在今天依然彰顯着不凡的理論和思想偉力，而源源不斷地挖掘其中所包含的理論寶藏和思想資源，是一項具有重大時代意義的、永不過時的、永無止境的工作。推進這項工作的一項前提工作，是對《資本論》的内容和思想本身作出準确理解和把握，而全面、透徹地理解其創作方法，則既是這項前提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又是其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