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應用倫理之用體現為體與用、該與用、運與用以及效與用四重關系，它們分别涉及本體奠基、價值原則、應用對象以及效果評估四個應用倫理的基礎問題。應用倫理具有跨學科性，其本體奠基需以倫理關聯的視野将諸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納入考慮。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既為應用倫理的價值原則提供根本依據，也構成價值原則的約束條件，公正原則與利益原則能夠滿足聚合共識的要求。應用倫理并非簡單将倫理原則加之于現實問題，而是需要在實踐活動中運用實踐智慧，遵循反思平衡的方法。應用倫理應着眼于公共利益，從整體的視角開展效果評估。

【關鍵詞】應用倫理；本體奠基；價值原則；效應

作者簡介：李建華，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和領域：倫理學基礎理論、道德心理學、政治倫理學、中國傳統倫理思想。雲兵兵，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中州學刊》2023年第12期

伴随高等學校研究生教育學科目錄的調整，應用倫理成為專業碩士授權學科，各級政府部門和各行業部門紛紛成立倫理委員會，應用倫理學再度成為熱點。從對學位點的踴躍申報，到應用倫理論壇的紛紛舉辦，再到各行各業應用倫理（特别是科技倫理、生命倫理、醫學倫理等）的密集培訓，應用倫理的熱度可見一斑。學科、學術發展的基本規律告訴我們，面對越是熱門的東西，我們越需要冷靜、清醒的态度，否則，學科、學術會在浮躁的喧嚣中失去其初心與本質。當下，應用倫理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需要認真思考的是，應用倫理究竟如何“ 用” 的問題。回答應用倫理究竟如何“用” 這一問題，實質是對應用倫理自身理論的整體性反思，而非僅僅從應用模式的層面對應用倫理的方法論進行思考，因此涉及如下一般性問題：應用倫理的理論基礎、應用倫理應用什麼、應用于什麼、如何應用以及應用效果如何。對此，需要考慮四個方面的内容：應用倫理的本體奠基、應用倫理的基本原則、應用倫理的應用對象與應用模式的關系以及應用倫理的效果評估。

一、體與用：“用”的本體奠基

體與用是中國哲學中的重要範疇，同時也是一組複雜多義的概念。體用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儒家的論著，但明确将體用關系作為哲學體系的核心論題卻要推後至魏晉時期， 如王弼的“貴無論”、裴頠的“崇有論”，對體用關系的主次地位作出了不同的理解，是較早對體用關系做系統闡釋的理論。對體用概念内涵的理解以及對體用關系的闡釋，在不同的曆史階段、不同的哲學體系中有着特定的内涵，不能一概而論。

總體而言，體用範疇具有兩個層面的基本涵義。第一，“體用範疇的本義就是指具體事物的物質實體及其作用、功用或用處的關系”。第二，自魏晉玄學以來，經由宋明理學的發展，體用範疇的涵義逐漸偏離其本意，被分别引申為本體和現象，進而體用關系被理解為本體和現象的關系問題。“體用不僅是屬于自然觀、本體論的範疇，它還被廣泛地運用到認識論、人性論、曆史觀、政治倫理等各個領域，成為一對涵義最豐富、使用最普遍的範疇。”如近代體用關系之辯中關于體用的中西關系、古今關系的讨論及不同的主張，就是對傳統體用範疇涵義的引申和泛化使用。體用範疇雖然具有多義性，但對體用的分離關系、本末關系的理解，中國傳統哲學卻持有一緻的主張，即在分離關系上，強調“ 體用不二”；在本末關系上，強調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如王夫之所言：“ 道為器之本，器為道之末，此本末一貫之說也。”從體用關系的角度來看，對本體的追問體現了人們對生活世界複雜現象最終根據的徹底反思，而明确這一根據是人們理解生活世界、建構倫理規範并最終達至良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礎。 因此，應用倫理在建構基本價值原則和面對現實的應用倫理問題之前，應當反思其自身的本體論基礎。

應用倫理着眼于現實領域内複雜的倫理問題，這些倫理問題僅僅依賴于道德常識或傳統的規範倫理理論往往難以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因此需要在既有的規範倫理理論基礎之上，充分考慮倫理問題所涉及的技術、法律、社會傳統等現實因素，協調各方的利益，才有可能就現實的應用倫理問題達成充分的倫理共識。如果将達成倫理共識視為應用倫理的根本目标，那麼首先需要回答的便是：應用倫理之倫理共識的基礎何在？這就是應用倫理之“ 用” 的本體奠基問題。

應用倫理的本體奠基問題不同于對倫理學基礎的追問，“倫理學的基礎為何” 這一問題，僅僅關注倫理規範的合法性根據，通常可以從人類的基本善和實踐理性兩方面進行回答。 但應用倫理的最終目标并非停留于證成某種特定的倫理規範，而在于謀求倫理共識的達成。 應用倫理面向複雜的現實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和解答離不開諸多具體領域的知識，因此需要超越倫理學自身的範圍，進入倫理關聯的視野之中。“倫理關聯是指倫理與其外部因素的關涉和聯系，是對倫理現象的一種開放性把握，因此會形成倫理與物理、心理、法理、藝理、事理的關聯鍊，這并非是倫理的‘有意擴張’，而是‘同理律’支配的内構。”基于倫理關聯的視角，在考慮應用倫理的本體奠基問題時，就需要納入對生活世界中的物理、心理、法理、藝理、事理等領域内基本規範的考量，這些基本規範與倫理規範共同構成了應用倫理的基礎。 換言之，從整體和聯系的視角來看，應用倫理的本體奠基可以被表述為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這裡的“事物” 涵蓋了倫理及其關聯的生活世界諸領域。考慮到應用倫理問題的現實複雜性和跨學科特征，應用倫理的倫理共識隻有基于以倫理關聯為基礎的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才能獲得廣泛的認同和現實穩定性。

主張應用倫理的本體奠基應當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顯然預設了一種客觀主義的倫理學立場，一方面我們認為倫理規範應當有其客觀根據，另一方面我們也認為物理現實及其規律與倫理規範具有内在關聯，但這一立場會面臨道德主觀主義與“休谟問題” 的雙重挑戰，因此需要分别予以回應。

道德主觀主義主張“道德立場決不是基于理性或事物的本性，而終究隻由我們每個人來采納，因為我們發現我們被拽向這些立場”。換言之，道德規範不具有普遍約束力，因為道德規範的基礎并非基于客觀事實或理性認知，相反，其根源是個人的欲求和價值判斷。因此，道德主觀主義反對權威性的、外部的道德規範對個人行為的要求，将集體性的道德規範視為對個人自由的約束和壓制。道德主觀主義有漫長的曆史淵源，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就主張“人是萬物的尺度”，如果将“人” 的範圍理解為個體，那對這一主張顯然可以作一種主觀主義的解讀。到現代社會，查爾斯·泰勒将個人主義的危險視為現代性的三大隐憂之一，并認為道德主觀主義是個人主義的内在構成要素。

道德主觀主義依賴于兩個核心論證：一是對道德證明的懷疑，道德主觀主義認為“解決事實信念上的分歧、錯誤，常常有法可循……但是，對道德信念上的分歧，如死刑是否是道德的，卻無法照此辦理”；二是對“本真性” 理想的追求，本真性理想是對個人自主性的追求，強調與自己的内心接觸，忠實于自己的獨特性。如果我們将本真性理想視為個人最重要的價值，就不應該遵循權威道德的規範，而應該遵從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欲求，因此應該持有一種道德相對主義的立場。

針對這兩個論證，可以分别給出回應和批評。就道德證明的懷疑論證而言，一是現實世界的确存在着廣泛的道德分歧，但這不意味着人類社會完全缺乏道德共識，如果沒有基本的道德共識，法律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交往也不可能展開。兩者的現實性表明，道德共識确實存在，這些道德共識的形成往往訴諸傳統價值、基本直覺、現實的生活需求等因素。二是道德信念存在分歧并不能支持道德主觀主義所主張的一切道德主張都沒有正确與否，因為“即使我們不能證明在某個問題上誰對誰錯，我們也不能由此推斷在這個問題上的所有看法都是同樣正确和合理的”。

就本真性理想的論證而言，一是這一論證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如果每個人都從自身的感受和欲求出發去行動，那麼勢必會因為價值的沖突而導緻一些人無法實現本真性的理想。因此，如果承認本真性理想的重要性，就必須預設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即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保護，而這恰恰構成對道德相對主義的反對。二是基于道德相對主義的立場去實現本真性理想，是對本真性理想的曲解。查爾斯·泰勒肯定了本真性理想之于現代人的重要性，但卻批評個人主義對本真性理想的一種主觀化理解，認為其導緻了“個人的自我沉湎和放任”。泰勒通過追問本真性理想得以實現的條件來批評道德主觀主義。泰勒認為，人類心靈的起源不是獨白式的，而是對話式的，因為“ 我們總是在與重要的他人想在我們身上承認的那些特性的對話中，或者在鬥争中，來定義我們的同一性”。因此，本真性這一強調自我選擇的理想“不可能是獨立的，因為它要求一個關于重要問題的視野，這個視野幫助我們定義在哪些方面自我形成是重要的”。這個視野由曆史、自然、社會和團結要求等要素構成，如果脫離這個視野，人們就無法知道哪些方面在自我形成中是重要的，如“我可能是唯一的頭上恰好有3732根頭發的人”，這件事獨特卻不重要，除非“3732這個數字在某個社會是個神聖的數字”。因此，道德主觀主義通過否定客觀的道德視野，無法實現其對本真性理想的追求。

除道德主觀主義之外，還需要回應“ 休谟問題”的挑戰。休谟在《人性論》中讨論道德與理性的關系時說道：“應該或不應該既然表示一種新的關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須加以論述和說明；同時對于這種似乎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即這個新關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一些關系推出來，也應當舉出理由加以說明。”是與應當的關系問題，在倫理學中被稱為“休谟問題”，休谟這一看法被用以表達事實與價值、描述性與規範性、實然與應然的分野。基于倫理關聯的視野，“倫理的單一存在，未必能完成‘自我說明’，必須将其置于關聯性存在之中，在‘同理’ 效應中确證自身”。因此，從倫理關聯的視角出發，應當将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作為應用倫理的本體奠基，而這承認了倫理與物理、心理、法理、藝理、事理的内在關聯。其中，倫理與心理、法理、藝理、事理之間的深層關聯雖需要進一步闡明，卻不違背人們的經驗常識和基本直覺。但鑒于“休谟問題” 的挑戰，要确證倫理與物理的關聯，就需要說明如何從物理世界的實然法則過渡到倫理世界的應然規範，即事實與價值如何融通。

在邏輯形式的分析中，實然與應然被截然二分，但在日常情境的說理中，實然與應然卻總是相互關聯和呈現。以生命倫理學中對具身技術與身體倫理的讨論為例，“‘具身’是技術與我們的身體發生關聯的一種樣式”，其實質是對身體形态在不同層面的重塑。生育技術作為具身技術的一種類型，引發了人們關于生育權和生育責任問題的讨論，如19世紀美國的優生運動。“人們面臨如下問題：是否應立法讓那些慣犯、瘋子或智力障礙者的人節育，以保證人口質量？”最終，人們訴諸尊重自主性的原則，達成了保障人生育權的共識。由此可見，我們并不完全用一種實然的眼光面對世界，正如我們并不僅僅以器官和生物體的眼光看待身體，這才構成了由具身技術到身體倫理的過渡。因此，實然與應然雖不存在邏輯上的蘊含關系，但在價值領域，實然與應然卻在人類實踐中相互交融與貫通。如陳嘉映所言：“我們努力過上一種‘道德的生活’，不是因為應然世界始終應當壓倒實然的世界，而在于‘道德上的應然’ 是生活中的深層道理，道德性給予生存以深度。”因此，從倫理關聯的角度來看，将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視為應用倫理的本體奠基，并不是宣稱其對倫理觀念和倫理共識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相反，倫理與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之間，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相互交織、相互塑造的動态平衡關系。就此而言，在強調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對應用倫理的制約性作用時，也要意識到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的曆史性維度，在達成倫理共識時也應當意識到其對事物發展的引導作用，以達成不同層次的倫理共識。

二、該與用：“ 用” 的價值引導

應用倫理的本質是對現實生活領域中所涉及的倫理問題進行分析與評估，并以此為基礎推動倫理共識的達成。應用倫理所處理的倫理問題通常是跨學科的現實問題，需要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才能充分協調不同的觀念和利益。因此，應用倫理必須明确自身處理應用倫理問題時所能提供的獨特理論資源，以清晰地表明自身的觀點和立場。具體而言，“應用倫理學将應用理論倫理學所提供的倫理标準，去評價人們行為的對與錯，去評價各種社會制度、政策策略乃至技術手段及其應用方式的道德合理性和正當性” 。道德合理性和正當性是應用倫理的獨特視角和核心關切，因此，應用倫理之用的價值引導就自然需要追問：對于具有争議的現實問題的倫理決策，需要滿足何種價值原則或倫理原則才能夠證明其道德合理性與正當性？這是應用倫理學在價值論層面需要回答的基礎性問題。

在思考應用倫理學的基本價值原則之前，需要首先回應道德相對主義的挑戰。道德相對主義主張道德規範因文化的差異而不同，因此想要尋求普遍可接受的倫理原則是不可能的。 應用倫理想要表明自身的基本原則具有廣泛的适用性，就必須回應道德相對主義的挑戰。 道德相對主義聲稱，“道德判斷乃是包嵌在特定的文化、曆史、概念背景之中，道德原則的有效性和權威是相對于這樣一些語境而論的，因此，并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道德真理”。顯然，道德相對主義以文化多樣性的經驗現實為前提，因此道德相對主義首先是一種社會學的視角。但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并不構成直接支持道德相對主義的證據，從道德普遍主義或道德客觀主義的視角來看，雖然存在文化多樣性的現實，但這并不否定普遍的倫理規範的存在，相反，如果我們可以發現普遍的道德規範，就可以對文化多樣性中不同的文化進行道德上的評價。對道德相對主義的另一批評來自伯納德·威廉斯。威廉斯認為，道德規範的非客觀性不意味着應當持有一種相對主義的态度，因為 “你不可能因為意識到非客觀性就在遭遇另一群體時一下子關閉你的倫理反應， 你也沒理由這麼做”。這一批評的實質是，“文化多樣性背後不一定存在根本性的、不可化解的道德分歧”，因為持有不同道德觀念的群體總是在互相遭遇對方的實踐過程中不斷修正自己的看法。對作為道德相對主義前提的文化多樣性的兩個層面的回應，并不完全否認道德相對主義的可能性——事實上，威廉斯支持一種“遠距離相對主義”的立場——而隻是試圖削弱道德相對主義的強度，進而主張我們可能就道德規範達成相當程度的普遍性，而這種普遍性需要在不同文化、不同領域的實踐交互中逐步形成和修正。 這種實踐交互恰恰基于倫理關聯中的适應性關聯，适應性關聯是“互為‘他者’的倫理主體保持原有優秀的倫理元素和創造新的倫理元素的雙向适應過程，具體表征為外化于倫理認識、行為規範和價值準則的社會意識形态在倫理接觸區逐漸趨于一緻的結果”。因此，在回應道德相對主義、建構應用倫理的基本原則時，一方面要盡可能考慮倫理原則的文化适應性，另一方面要動态地調整、豐富這一原則的具體内涵。

應用倫理所處理的問題是現實的倫理問題，而現實問題總是涉及不同現實層面的諸多因素，因此應用倫理問題是複雜的、跨學科和跨領域的。事實上，應用倫理問題往往是那些具有深刻分歧的現實問題，如一些學者所言：“那些引起廣泛注意的，且在公衆中有深刻歧見的現實道德問題才是應用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應用倫理問題往往随着人類實踐的深入和實踐領域的擴展而不斷出現，其自身的特點也表明傳統的倫理資源在分析和評估應用倫理問題時的局限，不可能僅僅依賴于某種單一的規範倫理理論就可以對具體、特殊的應用倫理問題給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回答。

可以看到，倫理原則事實上與應用倫理問題的特殊性之間存在着内在的張力，對倫理決策的道德合理性與正當性的評估，所依賴的更多是利益的協調是否充分，而非是否滿足單一的倫理規範。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僅僅将應用倫理問題的處理視為多方現實利益博弈的結果，就等于消解了應用倫理本身所蘊含的對道德合理性與正當性的要求，因此，我們依然需要思考應用倫理的基本價值原則，以審視倫理決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基于應用倫理問題的現實性和特殊性，在探索應用倫理的基本價值原則時，不能希冀于一勞永逸的價值規範的建構，而是需要在各個應用倫理領域和具體現實問題中制定和修訂具體的倫理原則。同時，需要充分考慮價值原則是否足夠反映人們最基本的道德直覺，是否滿足人們在現代社會中對基本價值的追求，是否符合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除此之外，應用倫理需要充分利用規範倫理的理論資源，在建構自身的基本原則時，需要考慮其原則是否能夠在義務論、契約論、後果主義等基礎的規範倫理理論中盡可能地形成“重疊共識”。

基于以上讨論，可以初步提出應用倫理的兩個基本價值原則：公正原則與利益原則。公正原則以程序正義原則為核心，即應用倫理應該緻力于提供供所有人平等地參與讨論的基本程序規則與協商平台。但程序正義原則如果是一個完全價值中立的原則，它也就無法滿足應用倫理對倫理問題的道德合理性和正當性的評估。事實上，程序正義原則并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原則。“程序共識的原則尊重并鼓勵人們在交往對話中表達自己的意志，堅信在對話中達成的任何一項意見一緻都是人們自主決定的結果。”就此而言，以程序正義為核心的公正原則恰恰建立在對自主性和平等這兩大現代社會基本價值的肯認之上，也因此能得到廣泛的支持。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與人口的高度流動性，造成了人們在價值觀念上的多元化。社會理性多元或價值多元的社會現實，加大了就實質性正義原則達成共識的難度，而以程序正義作為公正原則的核心，相對而言能得到較為廣泛的認同，更有利于倫理共識的達成。利益原則是應用倫理的另一基本價值原則，參照以賽亞·伯林對自由的積極與消極面向的區分，我們也可以将利益原則區分為積極利益原則與消極利益原則。結合彼徹姆和查瑞斯在《生命醫學倫理的原則》一書中對善意和不傷害的區分，可以将積極利益原則視為善意原則，将消極利益原則視為不傷害原則。彼徹姆和查瑞斯闡釋了兩者的具體内涵：我們将非傷害原則和利益原則分為四個規範，這些規範沒有先驗的等級順序，非傷害原則指不應造成惡或傷害，善意原則指應該預防惡或傷害、應該消除惡或傷害、應該做或促進善事。善意原則的這三個要求都需要采取行動來預防傷害、消除傷害和促進善事；而非傷害原則僅需要有意避免導緻傷害的行為。不傷害原則被一些學者視為應用倫理的核心原則，而不傷害原則可以追溯至約翰·穆勒在《論自由》中的明确闡述，穆勒将其視為自由原則運用的準則：“這兩條準則就是：第一，隻要個人行為僅關一己利害而與他人無幹，個人就無需對社會負責。”“ 第二，對于其任何有損他人利益的行為，個人都應對社會負責，并且如果社會覺得為了自身安全必須施與某種懲處，則行事者還應受到社會輿論或法律的懲罰。”可以說，不傷害原則之所以能夠成為應用倫理的基礎性原則，關鍵在于其在保障個人自由的同時又限制了自由的濫用，進而真正實現人的基本自由。

義務論與後果主義作為規範倫理最重要的兩種理論形态，都将行動的規範作為其理論的核心。義務論主張存在一些基本義務是我們必須承擔的，如作為消極義務的“不傷害他人”以及作為積極義務的“幫助他人”；後果主義則主張按照後果或事态的好壞來決定人們行為的對錯。義務論與後果主義的基本分野在于對行動理由的不同看法：“後果主義者的道德理由全都是中立于行動者的，而義務論者否認這一點，承認至少存在某些相對于行動者的道德理由。”公正原則以程序正義為核心，程序正義體現了人們對自主性的要求，從義務論的角度來看，尊重每個人的自主性可以被視為一種積極義務；而從後果主義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對自主性的普遍追求，促使我們通過尊重自主性而實現社會整體事态的優化。利益原則中的善意原則與不傷害原則，體現了義務論中對積極義務與消極義務的強調，而同時也符合後果主義促進良好事态的追求。因此，公正原則和利益原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在義務論與後果主義之間達成了“重疊共識”，但這種共識之間存在着很大的解釋空間，使得原則在實踐中難免展現其潛在的張力，從倫理關聯的視野來看，這恰恰要求應用倫理應當努力實現理論應用與現實問題之間的動态平衡，以此保持應用倫理的均衡性和開放性。

三、運與用：“用”的載體支撐

應用倫理的載體支撐旨在讨論應用倫理的應用對象是什麼，以及應用對象的特殊性對應用倫理提出的挑戰及應對策略。如前所述，應用倫理學關注現實公共領域内人的行為、制度與政策以及科學技術的道德合理性與正當性的問題，現實公共領域内人的行為、制度以及技術也就構成應用倫理的主要應用對象。

傳統的規範倫理也注重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無論是義務論與後果主義對行為道德合理性之标準的争論，抑或是美德倫理對行動者自身美德的強調，都體現了人的行為在倫理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但應用倫理側重于對公共領域内具體情境下的個人行為的關注，如堕胎、安樂死、同性戀、移民等議題。就具體情境這一限定而言，規範倫理所追求的往往是在理性範圍内可以普遍達成一緻的道德規則，但并沒有将現實的具體情境對道德規範的影響作為其首要關切。就公共領域這一限定而言，可以說，“以往的西方倫理學往往設定道德選擇是個人的或私人的選擇，但應用倫理學并不側重于對私人行為的研究，而側重于對人們公域行為的研究”。兩者共同體現出應用倫理在研究人的行為這一問題上所具有的獨特問題意識。

公共領域内的個人在一定制度框架範圍内展開行動，因而個人行為受到制度的允許和約束，對個人行為的關注自然也涉及應用倫理對制度的關注。公共領域内的制度有不同層次的差異，從社會基本制度到現實生活領域内所涉及的諸多制度，應用倫理對制度的關注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對制度的關注實質是對公共領域内不同現實問題的關注，如社會正義、生态環境保護、動物權利等議題，對于這些問題的處理往往需要從制度層面加以落實。

對公共領域内科學技術及其倫理問題的讨論，則充分體現出應用倫理高度現實性的問題意識。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打破和重塑了前現代社會的諸多觀念，在深刻改變着人們的現實生活的同時，也引發人們對技術的哲學—倫理反思。如“ 現代醫療技術對人的生育方式、保健、疾病治療、人體增強、壽命延展、老齡生命質量提升、臨終關懷、死亡問題等殊為不同的事項所進行的幹預和操縱，使得生命倫理學必須面對不斷得到拓展的異質性的‘技術—倫理’類型”。顯然，現代科技及其引發的倫理問題，是當代倫理學無法回避的問題，其倫理問題的跨學科性與複雜性，都要求應用倫理應具有更充分的反思廣度和深度。

應用倫理載體的獨特性對應用倫理的影響體現為對應用倫理主體的影響，即要求應用倫理學人在應用倫理的實踐活動中應充分發揮實踐智慧。“作為哲學範疇，‘實踐智慧’ 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中的phronesis，後者的涵義與實踐背景下的明智(intelligence)、完美的判斷(soundness of judgement)等相聯系。”亞裡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将幸福作為最高的善,而幸福被理解為“靈魂的一種合于完滿德性的實踐活動”。德性分為道德德性與理智德性。 在讨論道德德性時，亞裡士多德認為：“道德德性同感情與實踐相關,而感情與實踐中存在着過度、不及與适度。”而德性作為一種選擇的品質， “存在于相對于我們的适度之中”。因此， 在實踐活動中，實踐智慧就是要求人們保持實踐和感情上的适度。具體而言，實踐智慧的本質是實踐推理，而實踐推理的核心在于實現目的與手段之間的聯結，因此，實踐推理一方面需要考慮目的是否正當，另一方面則需要根據現實的具體情境分析目的達成的條件。目的的實現與具體的情境相關聯，實踐推理既需要分析具體情境，也需要思考一般性的原則如何應用于特殊情境。從實踐智慧的内在要求看，“一方面，原則的普遍引導意義不能被消解，另一方面，原則本身又需要與不同的條件、背景相融合而獲得具體規定”。應用倫理因其對象的複雜性，在現實問題的觀念理解上與行動的協調會更為困難，需要充分考慮一般性的倫理原則與複雜多變的現實情境如何結合，而實踐智慧為此提供了内在根據。因此，應用倫理需要滿足實踐智慧的基本要求，以此更好地作出協調和均衡的倫理判斷。

應用倫理所面對的應用對象和現實問題的特殊性還影響了應用倫理理論的生成，促使應用倫理追問何種應用模式最适用于對應用倫理問題的處理。從主流觀點來看，應用倫理有三種不同類型的應用模式或應用方法：第一個模式從自上而下的角度出發，通過強調道德規範和倫理學理論的重要性來進行道德和方法的論證；第二個模式從自下而上的角度出發，通過強調先例案例、道德傳統、經驗和特定情況的重要性來進行道德和方法的論證；第三個模式拒絕賦予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策略優先權，而是強調一緻性和審慎的判斷。

自上而下的應用模式具體表現為一種“工程模式”，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可以為應用倫理問題提供一個統一的方法，這有助于道德共識的達成。但事實上并不存在一整套被普遍接受的倫理規範，因而對于特定的應用倫理問題往往存在不同的分析和評估的倫理視角。顯然，自上而下的應用模式忽視了現實道德生活的複雜性，在面對複雜的應用倫理問題時簡化了問題，這使得這一模式缺乏實質性的解釋力。

自下而上的方法考慮到許多現實的倫理問題無法通過直接訴諸道德原則而作出道德判斷，轉而強調應當基于人們對傳統案例的共識來應對這些倫理問題。自下而上的方法具體表現為決疑法。決疑法“通過将新案例與典型的正确和錯誤行為、相似和可接受的案例、相似和不可接受的案例進行比較來決定新案例。因此，在這種方法中，先例和類比推理是最重要的”。這種方法相對于自上而下的方法，在道德實踐中顯得更為靈活，但也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對傳統案例的道德合理性缺乏判斷，因此，它可能在案例的類比中缺乏對大衆觀點的批判性。二是面對諸如科技倫理等新興領域的問題，自下而上的方法可能缺乏傳統的案例資源，這使得類比推理無法展開。總結來說，“沒有一個穩定的規範框架，我們既缺乏對判斷的控制，也缺乏防止帶有偏見或制定不當的社會習俗的方法”，因此，自下而上的方法在處理應用倫理問題時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反思平衡的方法用以證成實質性的社會正義原則。反思平衡的方法認為在建構正義原則時，需要在原初狀态和正義原則之間來回修正。“通過來回反複，有時改變契約環境的條件，有時撤回我們的判斷并使之符合原則，我認為最終我們将找到一種對原初狀态的描述，它既表達合理的條件，又産生了與我們經過适當的修正和調整的深思熟慮的判斷相匹配的原則。我将這種狀态稱為‘反思平衡’。”将反思平衡的方法運用于應用倫理的決策之中，就意味着在作出道德判斷時，需要在應用倫理的基本價值原則與現實的倫理問題之間保持來回互動的關系。“反思平衡的目标是匹配、修正和調整經過考慮的判斷、對判斷的說明以及其他信念，以使它們一緻。然後，我們測試産生的行動指南，看看它們是否會産生不一緻的結果。如果是這樣，我們必須進一步調整行動指南。”因此，在應用倫理的實踐活動中，反思平衡應當被理解為一種需要根據新出現的倫理問題而反複修改和重塑倫理共識的一個過程，這适應了應用倫理的應用對象的現實複雜性和變化性，使得道德共識的達成更為靈活。以ChatGPT的問世和疊代為例，其超強的人機自然語言對話能力，促使人們反思人工智能創造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層面的變化及其倫理治理的相關問題。科技創新總是在不斷打破既有的理論認知框架，“這一來自現實的挑戰表明，随着科技的加速創新，必須引入一種全新的思考框架對其加以審視，更具預見性地探究其對人和社會的深遠影響”。可以說，科技的發展與倫理反思往往表現為一個動态的反思平衡的過程。

反思平衡作為應用倫理的一種應用模式，在具體的實踐操作中仍然存在有待探究的問題，如處理應用倫理問題時應當将哪些現實因素納入其中，反思均衡需要達到怎樣的廣泛性？ 但這些質疑恰恰體現了實踐領域中的日常說理的内在要求，即在得出實踐推理的結論時要銘記必然與或然之分，“本着可錯論态度開展說理”。所謂或然性“其實是指‘presumptive（可推定）’。其基本要義在于：在追求‘有觀點’‘有主見’的同時，保持必要的克制”。實踐領域的推理并不等同于純粹形式領域的推理，而往往是根據現有條件下的或然性推理，無法保證結論的絕對性。但接受或然性推理與保持可錯論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日常說理不是一個好的說理，相反，這種有節制的說理方式，體現了日常說理的持續性和開放性。如斯泰賓所言：“一面小心得出結論，随時準備在新的證據面前加以修改，一面隻要是沒有理由接受相反的結論，就堅決根據原來的結論行動，二者之間并無矛盾。”因此需要對應用倫理的應用模式進行持續的讨論，這本身也是一個反思均衡的過程。

通過對應用倫理應用模式的初步讨論可以看到，應用倫理的應用對象的獨特性對應用倫理學人在實踐活動中的要求，以及應用倫理的載體與應用倫理的理論生成相互交織的緊密聯系。應用倫理既依賴于基本的價值原則作為其規範性的依據，又根據現實問題的複雜性修正自身的原則，體現出應用倫理在實然與應然、事實與規範層面的張力和開放性。“實然和應然在典範那裡和合，在典範那裡，實然展示了應然。這種更深的和合是通過努力達到的，不經這種努力，實然與應然不是表面上分張，而是真實地分張：實然不副應然。這種分張不是通過解釋消除的，而是通過實踐中的努力消除的。”就此而言，應用倫理是介于事實與規範之間的學問，而在事實與規範之間達到均衡，則依賴于人們的實踐智慧與反思平衡的方法，以達到某種典範式的對現實倫理問題的處理方案。

四、效與用：“用”的效果評估

應用倫理着眼于對各領域現實倫理問題的處理，就不能免于對其實際效用的考察與評估，借由應用倫理的效果評估，才能推動倫理決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以達到防控社會風險、實現社會正義的目的。應用倫理之用的效果評估，旨在追問應用倫理的動機與效果達到了何種程度的一緻性，這就是應用倫理的效用論問題。

在闡述應用倫理的效果評估的内容之前，首先需要說明應用倫理的效果評估與道德評價之間的區别。人們的日常道德生活離不開道德評價，因為道德評價幫助人們區分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現象與非道德現象，以維護日常生活的穩定性。道德評價借助于規範倫理理論的基本原則對道德行為、行動者的美德、動機進行評價，因此，道德評價根據規範倫理的不同而着眼于不同的評價對象，對同一道德現象可以形成不同的道德評價。與道德評價不同，應用倫理的評價對象并非着眼于道德行為或行動者的美德與動機，而是從應用倫理學的視角出發，以應用倫理問題的公共決策及其效應為評價對象，考察公共決策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倫理要求。

應用倫理效果評估的主體通常是不同學科領域内部的倫理委員會，如醫學倫理委員會、科技倫理委員會、商業倫理審查委員會等，效果評估旨在對各領域的公共政策及其效應進行倫理評估。在不同的應用倫理領域内部，根據領域内問題的特殊性，存在着不同的應用倫理規範，如在科學倫理中，雷斯尼克提出了12種科學倫理的行為規範，包括誠實、謹慎、公開性、自由、信譽、教育、社會責任、合法性、機會、相互尊重、效率與尊重主體。在生物醫學領域，受大數據技術的影響，生物醫學技術的範式發生着深刻變革，其突出表現是移動醫療、精準醫學和個體化醫學的出現和發展。以美國梅奧診所的“梅奧健康計劃”為例，“梅奧健康計劃”在為患者提供門診、急診、醫療檢查、住院等傳統醫療服務之外，還基于大數據技術，為患者提供遠程醫療、健康管理和疾病預防等服務。通過在患者體内嵌入生物傳感器，“診所能了解它的客戶的基因圖譜并将客戶的基因狀況與上百萬個類似的患者和正常人相比較，從而預防和防止疾病的發生”。“梅奧健康計劃”體現了“以患者為中心”的理念和“尊重個體差異的價值”，但如果将以醫療大數據為基礎的“梅奧健康計劃”視為一項可以普遍推行的公共醫療政策，則需要對其進行更為整體性的效果評估，至少涉及如下問題：“如何縮小‘數字鴻溝’、如何防範數據失信或數據失真、如何保護個人隐私和安全以及如何從‘多’和‘雜’中挖掘‘好’？”顯然，應用倫理的效果評估，不局限于公共政策是否滿足一定的倫理規範，而是對應用倫理決策的一個整體性的分析和考察。

因此，應用倫理的效果評估應當包含兩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共政策施行前對倫理共識與倫理決策合理性的評估；二是公共政策施行後對公共效益的評估，即公共利益實現程度的評估。應用倫理決策是一個從分析和評估現實的倫理問題到協調多方的利益與價值觀念，最終達成倫理共識、形成公共政策的過程。根據應用倫理自身的特點，在開展效果評估時，應當滿足在科技倫理、司法實踐中被廣泛運用的相稱性原則。相稱性原則有三個基本要求：“第一，避免所采取的手段産生的負面影響與目的相悖；第二，在确保目的可達成的情況下，權衡所使用的手段的适配程度；第三，在可達到相同目的的情況下，權衡不同的手段所産生的負面影響。”

從整體的角度來看，應用倫理的實際效果如何，與倫理共識的達成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直接相關。倫理共識的達成應該充分考慮現實的穩定性。對于應用倫理而言，隻有對現實的穩定性的關注，才能使得它具有道德合理性。現實的穩定性則建立在公共政策與公共利益的關系上，但公共利益的證成是一個富有争議的論題，證成公共利益也存在不同的進路，基于我們在應用倫理的應用模式所持有的反思平衡的主張，對公共利益的證成也應持有一種基于反思平衡的協商理論的立場。一個缺乏充分考慮和協調多方利益與價值觀念的倫理決策，在以公共政策落實到現實層面時，就難免會損害一些人的利益或與其價值觀念相悖，繼而也就缺乏現實層面的穩定性，在實踐層面自然難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在達成倫理共識的過程中，應當将公正原則與反思平衡的原則相結合，以程序正義為平台，充分考慮和尊重來自不同立場的關于特定倫理問題的主張，理解各種訴求背後的理由，在此基礎上達成綜合考量的倫理共識。

應用倫理的效果評估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考察經由其倫理共識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在施行後的公共效益如何。公共利益是一個内涵豐富的概念，涉及個人權利、社會成本、生态環境等不同方面。考量公共政策的公共效益時，需要根據不同倫理問題所涉及的公共利益的特定方面進行具體的分析和評估，而對于公共利益特定方面的評估依賴于不同領域的評估工具，這就需要不同學科的參與和共同合作。從應用倫理的角度來看，公共利益的總體性評估應該以應用倫理的基本價值原則之利益原則為依據，結合對公共利益不同方面的評估，從總體上考察公共政策在施行後是否損害了人們的基本權利和公共價值，是否有助于增進個體和社會的福利。“有利益矛盾就需要倫理調節，而調節的目标是實現利益均衡從而實現社會的整體性和諧。”應當說，在應用倫理的效果評估中，既反映出應用倫理跨學科的屬性，也體現了倫理學作為利益均衡之學的本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