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百年現代漢語政治哲學的發展史可以扼要地分為三個時期：20世紀前50年為“初興時期”;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為“沉寂時期”;改革開放後為“複興時期”。從語言上看，現代漢語中的政治哲學譯名源于日譯著作，于20世紀初在漢語學界出現，但作為具有獨立學術、學科意義的政治哲學，則到20世紀20年代才逐步确立。從觀念上看，初興時期以“政治理想”為關鍵詞來定義政治哲學，複興時期則以“權力、價值、規範、正當”等一組關鍵詞來解讀政治哲學。現代漢語的政治哲學觀念大體上通過三種進路形成并展開：内在性進路、外在性進路和曆史性進路。從學術形态上看，早期政治哲學較弱的學科意識，及其語言和觀念形成的複雜曆程，造就了現代漢語政治哲學中“以政治思想史撰寫政治哲學史”的學術傳統。伴随着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和諸多社會問題的出現，現代漢語政治哲學亦逐步變成顯學。梳理百年漢語政治哲學的發展曆史，對于當前中國政治哲學學科的發展，或許可以提供學術史支持。

【關鍵詞】現代漢語;政治哲學;政治理想;權力-價值;政治哲學思想史;

作者簡介：吳根友，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國家級高層次人才；研究方向為明清哲學、先秦道家、中國政治哲學、比較哲學；汪日宣，beat365体育官网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23年02期

一、現代漢語中“政治哲學”術語的确立與譯著的出現

鴉片戰争後，現代西方政治文明伴随着西學東漸的曆史洪流沖進中國，迅速進入中國的學術領域。辛亥革命之前，以甲午戰争為分水嶺，近代國人對西方政治文明的學習大緻可分為兩大時期：19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的“西譯”時期和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和譯”時期。“西譯”時期以歐美傳教士譯述的“西政”書籍為主。這類書籍集中在西方政治之“器”與“術”的層面，以政教風俗、富國強兵等為主要内容，有助于部分中國士人開眼看世界。但是“西譯”政書“淩雜不合”,并未切中西方政治之道，故而引起了中國士人自主譯書和再尋他途的強烈願望1。午戰争的失敗，愈發加劇了中國士人對“西譯”政書的不滿，使晚清士人迅速形成了“欲學西洋，先學東洋”的共識。當時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早期留日學生組成的翻譯團體，很快成為了“和譯”時期的翻譯主力。從日本學界系統地轉譯“和譯”西方政治書籍和日本學者的著作，成為近代中國學人在一段時期内學習西方政治文明的主要手段和“方便法門”。因此，早期現代漢語中有關政治哲學的學術術語深受日本現代學術的影響。衆多“和譯”西學的名詞和術語經由“漢日轉譯”以及“和語漢讀”後進入中國，成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30多年裡現代漢語學術的普遍語言現象。像中國古已有之的“革命”、“共和”等舊詞，真正變成一個具有現代政治哲學意義的新詞，其實都經過了一個“漢日轉譯”的過程2。

(一)政治哲學的譯名溯源

從現代漢語詞彙的角度來看，“政治哲學”一詞的譯名發源于日本。“政治”是中國古代典籍中固有的詞彙，且一直沿用至今3。近代著作中第一個使用“政治”一詞的是魏源的《海國圖志》(1842),此後是徐繼畬的《瀛環志略》(1848)。香港第一份期刊《遐迩貫珍》(1853)多次使用“政治”一詞讨論英國和美國政治制度4。東亞最具影響力的《申報》自1872年創刊就頻繁使用“政治”一詞議論政事5。盡管“政治”一詞在“西譯”時期較為流行，但似乎并沒有被英漢字典編撰者所看中。在“西譯”時期廣泛流行的英漢字典中，“politics”被翻譯為“政”、“公”、“國政”、“政事”等，卻從未被譯為“政治”6。漢語中的“政治”一詞在英文文獻中被譯為“political institutions、administration”7以及“administration government、art of government”8等。将“politics/political”譯定為“政治(學/的 )”是“和譯”譯法。随着留日學生和團體的增多以及“和譯”書籍傳入中國，現代漢語學界的“政治”觀念與日本學術學科體系的“政治(學)”概念發生交融，并很快為中國學人所接受。與politics的譯名情況類似，“西譯”時期，“philosophy”也曾有“理學”、“智學”、“性理學”、“格緻學”、“格物窮理之學”、“格物總論”等譯名9。直到“和譯”名詞的傳入，為語境、意義紛繁混亂的中譯名使用帶來了更為凝練和精準的方案推薦。“哲學”的譯名最早由日本學者西周助于1870年所創，經過井上哲次郎所編《哲學字彙》(1880)的助力，被日本學界普遍習用，後經黃遵憲(1895)、梁啟超(1898—1905)、蔡元培(1901)等人的引用和推廣漸為中國學界普遍接受10。至此，philosophy的“哲學”譯名在漢語學界固定下來。不過，與“政治”一詞不同，“哲學”(philosophy)的譯名雖源于中國古典典籍，但作為一門學問的命名，是純由日本學者翻譯西文的結果。

事實上，在當時的日本學界，“political philosophy”的譯法也不止一種。在1884年《哲學字彙(改訂增補)》中，“philosophy”被譯定為“哲學”;“science”被譯定為“理學”、“科學”;“politics”被譯定為“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與“political philosophy”皆被譯為“政理學”11。這一方面表明，在日本現代學術學科劃分的意識中，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統屬于政治學，兩者都是關于政治的理論研究；另一方面表明，“political philosophy”在日本的早期譯名也不是很固定。在同時代其他日本學者的著作，如山田一郎的《政治原論》(1884)、土居言太郎翻譯的《政治哲學論集》(1884)、三上孝太郎的《新政談：政治哲學》(1884)等書中，“political philosophy”則被翻譯成“政治哲學”。

由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現代漢語中的“政治”、“哲學”以及“政治哲學”的譯名，最早皆由日本學者譯定，并且至遲于19世紀80年代定型。此後，在“和譯”時期，經由中國學人(其中包括留學生、晚清士人、先進知識分子)的使用和譯介傳入中國。

(二)政治哲學的譯介

通過中日思想交流以及成系統的“和譯”書籍，西方政治學(包括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以及一系列的“和譯”學術術語從日本傳入中國，促成了現代漢語學界“哲學”、“政治學”、“政治科學”、“政治哲學”等觀念的初步形成12。從具體的傳播來看，當時的“和譯”書籍主要有三種傳播途徑：一是報紙，二是留日學生組成的翻譯團體的譯書與譯文，三是國内的譯書館和私人的譯書、著書。

在報紙中，以《清議報》、《新民叢報》最具代表性。這兩份報紙可以說是當時中日思想交流的前沿陣地。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逃亡日本，于1898年創立《清議報》,在抨擊封建頑固派的同時，大力介紹西方資産階級進步學說和中日學者論說。1901年12月停刊後，梁啟超等人又于1902年在日本橫濱創立《新民叢報》,希望“務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德育之本原”以“維新吾民”。該報于1907年停刊。兩份報紙有力地傳播了西方政治思想，在當時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力，政治學的譯名和學術概念亦由此進一步進入中國學人的視野13。然而，兩份報紙中均未出現“政治哲學”的譯名和學術概念，而是以“政治學案”、“政治學學理”、“政治學說”、“政治思想”等指稱和概念來介紹西方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傳統。

留日學生組成的翻譯團體是“和譯”時期的中堅力量14。其中1900年成立的“譯書彙編社”是中國最早的留學生翻譯團體，也是“和譯”時期最重要的翻譯團體15。他們翻譯的書籍被認為是“最早向中國系統介紹西方政治學和法學的著作”16。“政治哲學”的先行譯名，正是通過《譯書彙編》刊載的政治類書籍首次傳入中國。1901年《譯書彙編》(第二期)翻譯并刊發英國學者斯賓塞爾所著的《政法哲學》(第一、二卷),此譯本可以說是現代漢語學界第一部關于“政治哲學”的譯著。“今此書就社會之現勢，研求政治之原理而欲辨明其利害之所在。故不可偏于好惡，僻于愛憎，而妄為判斷”17。從内容上來看，該書所采取的“價值中立”态度及其探求之原理實際上更接近政治科學。這也間接地反映了當時西方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之間的糾纏。晚清民國時期的學術分科中，西方政治學常常被歸入到法學門類之中，“政法”、“法政”皆是當時的常用概念。在内涵上，“政法”和“法政”都“包括了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乃至社會學，而非僅限法律學”18。現代漢語著作中，第一次出現“政治哲學”名詞的著作是《泰西學案》,該書于1904年由王闌編著。該書在内容上分為哲理學案、教育學案、政治法律學案、經濟學案四個部分，并使用了“法律政治哲學”的概念19。由此，我們大緻可以說，“法政哲學”或“政法哲學”是“政治哲學”的先行概念。此後，随着中日學術思想交流的深入以及翻譯的精确和學科分化的推進，政治也就從政法和法政的概念中獨立出來了。

國内的譯書館和譯書期刊在翻譯“和譯”書籍的同時，也直接翻譯西方著作。現代漢語學界第一次明确出現“政治哲學”一詞是在1903年由馮自由翻譯的《政治學》之中。在譯凡例中，馮自由寫明：該書“德名‘國家學(StaatsWissenschaft)’,英名‘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中土政治學尚屬幼稚，名無一定，今不揣冒昧，假定新名，其意義微妙者，則參以子注，或下加西字原名”20。著者認為，政治學可分為國内政治學(又名國法學)和國外政治學(又名國際法)兩種，而貫通這兩者的學問叫作“普通政治學”。普通政治學研究國家之性質、起源、沿革、形體及通行于國家法和國際法之公現象，分為普通政治曆史及統計學、普通政治理論、政治道德學。其中“普通政治理論”又名“政治哲學”——據曆史統計所輯過去現在之事實，而以一定的理論熔鑄之以凝成學理21。由此可見，在學科分類上“政治哲學”一度是政治(科)學的一部分。該書不僅是現代漢語學界第一次明确譯出“政治哲學”概念的著作，也是第一次大緻界定了政治哲學基本内涵及其與政治學之間相互關系的譯著。

就目前發掘的文獻材料可見，“政治哲學”的譯名或概念，最早于20世紀初就在現代漢語學界出現了。盡管無法明确“政治哲學”最先是通過何種方式進入中國的，但大體可以斷言，它與日本學術、日譯學術術語有着直接的淵源。20世紀初，中國學人關于“政治哲學”的語言、概念多來自于當時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學”的相關書籍，“政治哲學”多被視為“政治學”的一部分。這是現代漢語學術中“政治哲學”的初始狀态。

二、現代漢語學術中“政治哲學”的觀念發展

自20世紀初“政治哲學”進入現代漢語學界以來，中國政治哲學的發展大體上經曆了三個時期。第一是20世紀前50年，中國政治哲學的“初興時期”(或稱“民國時期”22)。由于近代救亡圖強的曆史境遇與西學東漸的浪潮，作為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政治哲學經曆了從無到有、從萌芽到勃興的曆程。第二是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政治哲學學科與學術研究進入了“沉寂時期”。第三是20世紀80年代至今，政治哲學進入“複興時期”(或“改革開放時期”)。伴随着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向前推進，現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傳入激發了中國學術界對于政治哲學的研究熱情。

綜觀百年中國政治哲學學術研究的發展曆程，大體上可以這樣說，學科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在中國的發展，既與社會政治現實提供的曆史境遇密切相關，也與西方政治哲學提供的思想資源密切相關。現當代中國社會所出現的一系列與政治哲學相關的問題，如法治、正義、公平、女性、家庭等，都與西方政治哲學密切相關。而歐美社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對這些問題作了大量的讨論，并出版了衆多學術著作，發表了衆多期刊文章。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學術界與歐美社會建立起了廣泛的學術聯系，激發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熱情。近百年來，中國政治哲學在學術上一方面向歐美學術界學習，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嘗試建構适合中國社會具體情況的政治哲學理論與政治哲學話語體系。百年中國政治哲學的發展，始終有一條由暗到明的線索，即中國學人結合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與社會實踐，對“何為政治哲學”這一問題嘗試給出中國人的回答。

(一)初興時期的中國政治哲學

盡管政治哲學的譯名與概念在20世紀初就已經進入漢語學界，但直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才正式興起。在此之前，中國學人主要是在歐美政治學的框架下來理解政治哲學23。政治學占據了主導地位，政治哲學被裹挾在政治學之中而從未真正确立起來。

中國政治哲學興起的标志性事件是1919年杜威訪華24。杜威訪華期間發表了名為《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演講，系統論述了政治哲學起源、功用等問題。他的演講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被廣泛傳播，開啟了現代漢語學界關于政治哲學的研究熱潮。1919年高一涵發表了中國第一篇以“政治哲學”命名的期刊文章——《斯賓塞爾的政治哲學》,其後又發表了《老子的政治哲學》25;1922年陳顧遠出版了中國第一部以“政治哲學”為題的著作——《墨子的政治哲學》26。此後，關于中國政治哲學的著作和期刊論文迅速增多。政治哲學在漢語學界開始脫離政治學的框架，逐漸成為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學術研究領域。

政治哲學的興起，遇到的第一個理論問題就是“何為政治哲學”?杜威訪華的同一年(1919),羅素的《政治理想》一書在中國翻譯出版27。這部譯著對現代漢語學界理解“何為政治哲學”的問題，産生了重要影響。1925年，陳訓恕提出，政治哲學的本質就是政治理想28。1929年，劉麟生出版《中國政治理想》一書，整理了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思想29。同年，日本學者五來欣造《政治哲學》一書在中國翻譯出版，第一次較為系統地說明了政治哲學與政治理想的關系。五來欣造認為：“所謂政治哲學就以政治理想為研究對象，求得其統一的原理和原則。”30他批評了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決定說”,并借用“觀念動力說”的理論，論證了政治理想觀念對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推動作用，為政治哲學的曆史效應作出辯護。張君劢指出，20世紀以來歐美政治哲學的研究從制度研究轉變為理想研究31。受歐美政治哲學思想的影響，将“政治哲學”視為關于“政治理想”的學問，就成為了民國時期中國學人一種較為普遍的觀念。由此可見羅素漢語版的《政治理想》一書對于當時中國學界的影響力。

持相同觀點的代表性學者還有黃開山、鄒敬芳、李劍農、楊玉清、顧惕生、馮友蘭、孟芸橋、楊幼炯等人。黃開山認為，“政治學分為政治科學和政治哲學兩大類，從自然主義及不附加價值的研究，以期體系的發見其大緻的真确，則為政治科學；反之，富有價值的研究，以明白其意義探求其實證及指導原理或從而批評，則為政治哲學”32。鄒敬芳認為，“政治學的認識論和形而上學相結合，便構成所謂的政治哲學。因此，政治哲學是研究政治理想的學問，決不能含有經驗科學的分子在中間。……将實在當作價值或理想的方案，即是哲學的方法；科學則務必要将實在來研究考察”33。政治哲學實則是政治上的價值判斷，即認定政治價值或理想方案李劍農将政治學分為四類，其中“純理的政治學”即政治哲學及其曆史，“研究國家存在的理由；國權的由來；人民何以應該服從國權；國家的組織及國權的寄托，應該如何方為合理：總而言之就是要找出一個理想完美的國家來”34。楊玉清認為，政治思想是理想，是時代的産物，而政治哲學則是政治思想的系統叙述35。顧惕生基于中國文化的語境，從傳統訓诂學的角度，分别訓釋了中國、政治、哲學三個詞語的含義。他指出，“中國政治哲學者，中國政治理想之學也”,并認為無論是政治還是哲學(理想),“皆是從事實曲折和經驗強行中得來”36。孟芸橋認為，必須把“事實”與“應當”分得清楚，即事實的真實情形如何(what it is)和我們應當如何行為或應當做些什麼(what it ought to be)。他認為，“政治理論主要研究人類應當做些什麼政治活動；換言之，就是為什麼要有國家與政治，政府的當局應當做些什麼，人民為什麼應當服從國家，在什麼限制之内應當服從”。因此，政治理論包括道德哲學、政治哲學和立法原理三個部分37。楊幼炯認為，“凡一種政治哲學乃是由于社會生活的影響，曆史學說的關系以及思想家的人物個性三個原因所形成”38。“在其未經革命而得到承認的時候，固然隻是一種政治上的理想，但是這種理想一經革命獲得實行以後，就變成了建國的天經地義”39。

鑒于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上的特殊地位，我們将他對于政治哲學的論述單獨作為一段予以介紹。馮友蘭認為，政治哲學是關于政治理想(純形式)的知識說明。他說：“某種政治社會哲學即所以說明某種實際的政治或社會之純形式。某種實際的政治或社會之存在，亦必依某種政治或社會哲學為其理論的根據。二者‘相依為命’,有不可分之關系。……然人之所以有說明某種純形式之政治社會哲學，則因事實上某種政治或社會之将出現或已出現。因此之故，理想與實際，不能分為兩橛。所謂理想者，即人對于純形式之知識也。”40理想與現實之間有着一定的距離，難以被完全實踐，所以政治理想在表現上是形式的而非實質的。政治哲學對政治理想(純形式)知識的說明分為兩種：其一是對于當前政治現實的理論性說明，目的是為當前政治形式的合理性和價值提供理論依據，在這個意義上，具有某種意識形态的作用；其二是對于即将或已将到來的新政治形式的理論性描述，其目的是為即将出現的政治形态作理論性的先導性論證，宛如天明前之雄雞一唱。因此，在政治理想與政治現實的關系上，他認為政治哲學起源于政治現實，政治現實依賴于政治哲學的論證，兩者相依為命。但就踐行程度而言，他又認為，“古今所有的實際的政治，若以其所依之理論，即以其純形式，嚴格繩之，都可說是假。……要說到不假，古今所有的實際的政治，大都能于相當程度内，使人或一部分人，相信他真能代表他所依之理論，他的純形式。就此方面而言，則又可謂為不假”41。對于政治哲學的曆史性效用問題，馮友蘭則認為，新的社會政治誕生于舊的社會政治的母體，但并非政治哲學之空談所能推動，他既強調政治哲學對社會政治現實的能動反映，卻又否認其對社會政治現實的推動作用42。這一觀點與我們所看到社會現實頗為不符。

簡而言之，“政治理想”是理解民國時期現代漢語中“政治哲學”的關鍵概念。雖然并非所有學者都如此認為，比如喬誠認為，政治哲學是“個人或集團或一地區的民族，對于此力(諸種有形無形的集團勢力及個人意志之力之均衡形式的力)的均衡形勢之想望及其究竟意義的判斷”43。但是就宏觀來看，将政治哲學理解為關于政治理想或價值的學問，乃是這一時期漢語學界的主流觀念。以往極少有學者關注民國時期中國政治哲學的實際發展狀态，即使有，也是評判性的。如有學者認為，“20世紀上半葉梁啟超、顧惕生、楊玉清、馬毅、馮友蘭、陳天啟等著名思想家曾展開過有關政治哲學問題的研究，但這種研究不具有學科與方法論的意義”44。事實上，民國時期的學者不僅從學科上，而且從方法論的意義上探讨了政治哲學的緣起、本質、内容、邊界、社會政治曆史效用等諸多内容，對政治哲學的學科、性質、邊界具有清晰明确的認識。盡管這一時期的早期階段常常出現政治思想、政治學說與政治哲學等概念之間混用的現象，但上述作者所給出的較低的評價，無疑是不恰當的。平實地說，将民國時期看作是中國政治哲學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大體上沒有什麼不妥。那個時期的衆多譯著，以及中國學者的衆多論述，為我們今天繼續讨論“何為政治哲學”的問題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啟迪。

(二)複興時期的中國政治哲學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政治的巨大轉型與思想解放曆程，鋪就了當代漢語政治哲學複興的土壤，西方當代政治哲學的傳入則為現代漢語政治哲學的生長提供了新鮮養料。根據有關學者的統計和研究，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進入中國，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尤其是21世紀之後，為當代漢語學界的政治哲學研究才真正興起45。這使得“何為政治哲學”再次成為了關鍵問題。1985年，詹姆斯·A·古爾德等編輯的《現代政治思想》一書翻譯出版，為現代漢語學界政治哲學的再度興起提供了最早的西方理論參照系。同年，柯千發表《羅爾斯〈正義論〉略評》一文，将羅爾斯的“正義論”思想帶到了中國學界。1987年，萬斌發表《略論政治哲學》一文，使之成為“複興時期”第一篇直接探讨“何為政治哲學”問題的文章。此後，關于“何為政治哲學”問題的讨論，逐漸熱鬧起來。

改革開放以來，漢語學界關于“何為政治哲學”問題的讨論衆說紛纭，但也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識，如學界比較普遍地承認“政治哲學”是關于政治的價值和規範性的研究。在衆多研究當中，逐漸形成了關于“政治哲學”讨論的三種進路，雖然這三種進路的雛形在民國時期就已經萌現，但直到當代才真正具有了相對穩定的内容。第一種是内在性進路，即通過對“政治”與“哲學”内涵的厘定及其相互關系的辨證，來理解和規定政治哲學，其特點是從政治哲學的内在張力中确定其自身的含義以及學科屬性；第二種是外在性進路，即通過政治哲學與其他親緣性學科之間的異同分析和劃界，來理解政治哲學，其特點是在政治哲學與其他親緣性學科之間的張力中确定自身，随着政治哲學的發展與擴大，外在性論證所要處理的關系也變得更加多樣；第三種是曆史性的進路，即主要通過對政治哲學史，尤其是西方政治哲學發展史的梳理，獲得關于政治哲學的曆史性理解，其模式是以“倫理學的分野”(道德與權力)和“知識的分野”(科學與哲學)為關鍵，來說明政治學(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的分野。

無論是内在性的進路，還是外在性的進路，它們都滲透着某種曆史性的内容。離開了曆史，關于政治哲學的各種理解與分析都無法現實地展開。因為，理解政治哲學的每個話題和角度，都是在具體的曆史過程中生成和展開的。在這一意義上，對政治哲學的理解就是對政治哲學發展史的理解。而在政治哲學發展史中，最值得關注的，首先是政治與道德的倫理分野，接着是科學與哲學的知識分野。文藝複興時期，馬基雅維利第一次将政治與道德相分離，使得政治的運作成為了一種獨立的權力運作行為。此後的啟蒙運動與自然科學的勃興，又帶來了科學與哲學的分離。休谟關于事實與價值的區分、康德關于自然與自由的區分、韋伯的“價值中立”以及孔德的實證主義等新理論的出現，一步步地建立起了自然主義的科學思維，并在人文學與社會科學領域裡讓這一譜系的學術思想在現代人類的認識領域裡取得了主導地位，進而也促成了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的分野。在現代漢語政治哲學研究的領域，理解政治哲學的曆史進路，始終都繞不過上述兩個環節。因此，西方政治哲學發展史所形成的關于“政治哲學”發展的三階段形态，即以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典的西方政治哲學，以霍布斯、洛克、盧梭等為代表的近現代的西方政治哲學，以及以羅爾斯等人為代表的現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對于思考現代漢語政治哲學的理論建構，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史的參考意義。

三種進路在實際的學術發展過程中，合力形塑了現代漢語學界的政治哲學觀念。在三種進路中，内在性進路往往偏重于定義何謂政治哲學，而外在性進路與曆史性進路則偏重于澄清與呈現政治哲學與其他學科的差異。在曆史性的進路中，對于政治哲學展開曆史的過程描述大體上是确定的，盡管細節上也會出現一些因人而異的不同，但歸根到底，這一譜系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于呈現政治哲學的曆史發展過程，而不是在理論上定義何謂政治哲學。在外在性的進路中，區分政治哲學與親緣學科的差異、闡明政治哲學與它們之間的關聯性，成為這一譜系研究者的工作重點。隻有在内在性的進路中，對“政治-哲學”的理解才真正影響并決定了“政治哲學”的學科内涵與特質。因此，從整體上看，三種進路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融貫；但從差異性上來看，對于“何為政治哲學”問題的讨論，曆史性進路是基礎，外在性進路是輔助，内在性進路才是核心與關鍵。限于篇幅，本文僅對從内在性的進路探讨何為政治哲學的代表性學者及其主要觀點進行扼要闡述。

王岩從政治與哲學的辯證關系入手，強調“哲學離不開政治，政治依賴着哲學，哲學向政治的滲透”,主張“所謂政治哲學，是指在嚴密的哲學世界觀指導下所産生的政治理論體系，是關于人類政治和政治實踐活動的最一般規律的根本觀點和方法論體系，是哲學的一個重要門類。……在哲學理論指導下，研究政治現象的本質，揭示政治現象内部聯系和發展規律就構成了政治哲學的本質特征”46。侯才認為政治哲學有兩種定義：“一是用哲學的方式來研究和處理政治問題，一是用政治的方式來研究和處理哲學問題。”政治哲學的完整本性也就寓居和實現于這雙重維度之中。在政治與哲學的辯證關系上，他認為，政治哲學“作為政治和哲學的中介，一方面凝結、升華政治實踐的經驗以及反映政治的需要和訴求，為哲學輸送必要的因素和養分，另一方面把哲學對政治的引領作用具體化，直接承擔起為政治提供政治理性和政治良心的功能”47。與上述觀點類似，馬雲志認為，政治哲學是關系性的概念，主張在狹義政治哲學(包括“政治的哲學”與“哲學的政治”兩個方面)的基礎上，兼顧兩個維度(政治事實與哲學的關系、政治學與哲學的關系)的研究。她認為，政治哲學是一門交叉學科，是哲學與政治學共享的領域，但又具有明顯的哲學性。政治哲學研究問題的學理方式是“哲學性”的，研究對象是“政治性”的，追求的目标是“至善”的價值體系。研究的主題有二：其一，什麼是美好的政治生活；其二，什麼是實現美好政治生活的原則規範、方式方法，概括地說就是“關于美好的政治生活問題的哲學思考”48。

韓冬雪從政治與哲學的定義入手，指出“政治是通過法律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做出的某種特定的制度安排。由于法律的強制性來源于公共權力，因而人們将權力視為政治的核心内容。哲學是人類對于社會和自然現象的本質以及相互間關系和規律的抽象概括……因此，哲學既是一門關于世界觀的學問，同時又具有某種價值傾向和反思性質。……首先，它要探讨人類社會出現政治現象的根源，即人性和公共權力之間的内在聯系問題。其次，它要研究公共權力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基準，也即人們服從公共權力的價值依據。而從對上述問題的回答中，還将自然地引申出政治的性質、目的和功能等結論。同時，由此推導而來的政治原則和政治制度，不僅将強制地規定着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和價值分配原則，而且還将作用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影響着人們對于生活的目的、意義等問題的價值認知和道德判斷”49。羅予超表示，政治的本質“是人的生命活動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和反映，是以公共權力為核心，并通過公共權力對社會實行組織、管理、調節、控制的社會生活領域”。政治哲學從政治存在和政治思維兩個方面來考察政治世界，以政治世界的普遍本質和規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是一門真正的哲學學科，是一種政治世界觀，是一般哲學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哲學最大的價值就在于為人們的政治思維提供最基本、最核心的哲學理念，使人們有可能從整體上、從根本上來理解政治世界中所發生的一切50。

趙汀陽與吳根友都認為權力是政治的本質。趙汀陽說：“政治世界是個權力遊戲。一般來說，政治就是利益、權利和權力的界定和分配，而政治哲學就是關于利益、權利和權力的界定和分配的正當性論證(由于正當性論證往往要以道德理由為最有力的依據，所以政治哲學總是同時涉及倫理學)。簡單地說，政治哲學問題就是一系列關于各種政治制度安排的‘正當性’(justification)的問題。”51吳根友指出：“所有政治現象背後都涉及一個根本的問題，即政治權力。而有關政治權力的來源、權力行使的正當性以及理想社會的模式的思考，則構成了政治哲學的核心内容。”52韓水法指出：“政治是人類在一定共同體内為分配社會善品而發生的行動”,因此，“政治哲學的中心關切與任務就是為社會善品的分配提供原則，作為原則根據的觀念，以及對上述兩項的确證，即正當性證明”53。

羅骞從“存在論”的層面思考政治和定義政治哲學。他表示“政治已經真正地成為了普遍的政治，成為人類存在基本的構成維度”。關于哲學，他認為，“實證的真理讓渡給了科學，哲學的任務就是發明觀念、創造意義、思考價值，自覺地将自己看成超越性實踐内在的構成維度”。在這樣的意義上，“哲學不再是在沉思中直觀不變的真理，而是生活實踐中如何面對現實與超越實存的存在智慧，因此是事實和價值的統一。政治不再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而是構成生活實踐的内在維度，是我們面對現實與超越實存的基本存在方式。在這種雙重意義上，我們說政治哲學成為第一哲學”54。

臧峰宇從語義結構分析上确定“政治哲學(political philosophy)是‘政治的哲學’,而不是‘關于政治的哲學’(philosophy of politics)”。政治生活的具體在于物質分配和權力分配，政治哲學需要探究此二者的正義原則。他主張以哲學方式展開政治研究，認為政治哲學貫穿形而上與形而下的思索，兼顧理性建構與實證考察，重視對人性及其現實性的追問，緻力于在自我認識的基礎上構建社會理想，在缜密考量社會現實的同時論證政治理想的公共合法性根據，并訴求更好的乃至最好的政治秩序的建構，确認理想政治生活的價值向度，從而提出了超越當下現實境遇的可能性。政治哲學的規範性論證依賴于“技術合理性的邏輯必然性證明”和“基于道德合理性的目的論證明”。其緻思路徑在于“論證符合政治正當性的價值及其現實可能性，尋求符合所有人利益和需求的道德根據和理由”55。

楊國榮認為，政治哲學是在政治生活的正當性、合法性、有效性以及道德層面中展開的。“政治生活展開為一個包含多重方面的社會系統。以價值原則和價值理想等為形式的政治觀念，在政治系統中具有引導的意義；不同形式的政治體制，為政治生活的運行提供了制度的依托；政治實踐則既使價值原則和政治理念得到落實，也通過政治主體的作用，賦予政治體制以現實的生命。在目的層面，政治系統的運行以正當性為其指向；在程序之維，政治系統受到合法性的制約；在手段運用上，政治系統則涉及有效性。如果說政治觀念、政治體制、政治主體的相互作用，是政治生活的展開所以可能的前提，那麼，正當性、合法性、有效性的互動以及道德對政治的制約，則從不同的方面将人類引向更好的生活”56。

綜而言之，在關于“政治—哲學”的内在性進路中，政治的本質始終離不開權力(權利的本質仍然是一種權力),哲學的本質始終離不開超越性的關懷。“政治—哲學”的本質正是“權力—價值”的辯證關系。如果說“理想”概念是理解民國時期漢語學界關于政治哲學的關鍵詞，那麼“權力”、“價值”、“規範”、“正當”等概念，則是當代漢語學界理解政治哲學的一組關鍵詞。從論證路徑上看，民國時期有關政治哲學性質的讨論主要集中在“理想—現實”的辯證關系方面。在當代，則集中從“權力—價值”的辯證關系角度出發，讨論“政治—哲學”的性質。民國時期，學者們主要強調政治哲學所具有的“烏托邦”的理論性質。在當代，漢語政治哲學的理論讨論，不僅強調“烏托邦”的一面，更強調政治生活内在的各種正當性論證。這種變化，既顯示出現代漢語“政治哲學”研究的逐步深化與細化；也顯示了其與現代西方政治哲學讨論的諸問題保持着某種同步性，還顯示了政治哲學在當前所具有的中華民族主體性的意識。

三、專門政治哲學思想史著作中的“政治哲學”之研究

從百年來漢語政治哲學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來看，大體上是從政治哲學史與政治哲學理論兩條路徑展開的。前者是以現代政治哲學的理論與觀念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資源進行整理與研究，屬于漢語政治哲學史的路徑。後者則是中國思想家利用中外政治哲學的思想資源，嘗試建構出新的政治哲學理論，屬于政治哲學的理論探索。前者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等。後者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康有為的《大同書》、譚嗣同的《仁學》、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牟宗三的《政道與治道》、趙汀陽的《壞世界研究》等。限于篇幅，我們在此處僅以梁啟超、蕭公權二人的“政治哲學思想史”著作為例，探索專門的政治哲學思想史著作中的“政治哲學”思想内容。

(一)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書中的“政治哲學”

為了避免中國社會在清末民初的巨大社會政治轉型中“陷于懷疑與虛無”的思想泥潭，梁啟超以強烈的民族文化建設的使命感著成《先秦政治思想史》。他認為：“新思想建設之大業——據吾所确信者，萬不能将他社會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從本社會遺傳共業上為自然的浚發與合理的箴砭洗煉。”57該書可以視為現代漢語政治哲學思想史的奠基之作(雖然在該書之前有謝無量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梁氏表明，“中國學術，以研究人類現世生活之理法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種問題。以今語道之，即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所包含之諸問題也”,而本書則“專言政治哲學”58。但對于該書的命名，梁啟超仍采用“政治思想史”而非“政治哲學史”。

關于政治思想，梁啟超将其分為了對象與主格兩類。從對象觀察來看，分為純理與應用。“純理者，從理論上懸一至善之鹄，研究國家應當用何種組織、施政當采何種方針……等等。應用者，從實際上校其效率，研究某種組織某種方針……等等如何始能實現”59。從主格觀察上來看，分為個人思想與時代思想。“個人的思想，為大學者或大政治家腦力所産物，其性質為有意識的創造；時代的思想，由遺傳共業及社會現行習俗制度混織而成，其性質為無意識的演進”60。梁氏認為，政治思想史是“蓋由吾侪受外來學術之影響，采彼都治學之方法以理吾故物”的結果。但是他反對以西方政治思想的概念來附會或生搬硬套進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強調“畫我須是我”的主體性态度。梁氏認為，作為純粹思想的政治思想必須以哲學作為思想前提；作為政論政策的政治思想與經濟思想應當融為一爐；作為國民意識的政治思想則結晶于法律和制度中。因此，他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資料分為四類：“學者之著書及言論”、“政治家活動之遺迹”、“法典及其他制度”和“曆史及其他著作之可以證察時代背景及時代意識者”。前兩者既是個人思想的，也是理論的；後兩者既是時代思想的，也是應用的結果。在其“新史學”框架下，他又為這些材料确立了“問題研究法、時代研究法、宗派研究法”三種方法。

根據梁啟超的自述，他原打算“依吾之理想，欲著一部真有價值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總須将前文所舉四類資料全部分貫穴熔鑄之，費兩三年精力，成一三四十萬言以上之著作，庶幾有當”61。故該書原題為《中國政治思想史》,分為“序論、前論、本論、後論”四部，“後論”部分則自漢迄今。後因患病難以為繼，僅完成前三部分，遂改題為《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論部分強調和分析了中國政治哲學的三大特色——世界主義、平民主義(或民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本書的研究範圍、材料和方法等。前論部分讨論了先秦的時代背景與研究材料、天道、民本、政治與倫理之結合、封建及其結果、階級制度興替狀況、法律之起源及觀念、經濟狀況之部分的推想。本論的部分，則主要讨論了儒家(人治主義、禮治主義)、道家(無治主義)、墨家(人治主義、法治主義)和法家(法治主義)的政治思想，并對統一運動、寝兵運動、教育問題、生計問題、鄉治問題、民權問題等進行了專門研究。

從整體上來看，該書無論是關于政治思想的定義和取材，還是所讨論的具體内容，實際上都已經遠遠超過了“政治哲學”所能容納的範圍。但要考察現代漢語政治哲學問題，必以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書為起點。因為該書明确是以“政治哲學”為核心内容而讨論了先秦時代的政治哲學思想。該書既“專言政治哲學”,又超出了政治哲學的範圍而泛論了政治思想。因此，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實際上以斷代的“先秦政治哲學思想史”的形式，開啟了現代漢語政治哲學史的研究曆程。

(二)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的“政治哲學”

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是中國政治哲學史研究的經典之作。在當時，國内外學術界認定中國沒有政治思想的主張頗為嚣張62,而國内一些緣西附中的政治思想寫作又纰漏百出、臆說不斷，整個現代漢語學界尚未有一部真正科學純正的中國政治思想著作63。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中國政治思想“正名”與“正本”,就成為了蕭著寫作的雙重動機。

蕭公權批駁了當時中西學界“中國政治思想停滞論”的觀點，并根據中國政治思想内在的發展特征，按照“思想演變之大勢”劃分出“創造(孔子至始皇統一)、因襲(秦漢至宋元)、轉變(明初至清末)、成熟(三民主義迄今)”四個時期，又按照“思想之曆史背景”劃分為“封建天下之思想(春秋及戰國)、專制天下之思想(秦漢至明清)、近代國家之思想(戊戌維系迄今)”三個階段。他認為，“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以按照制度演變之大勢而分期”64。這兩種劃分的意義在于，前者強調中國政治思想内生的發展邏輯及其曆程，後者則将政治思想置于特定的曆史政治制度中加以考察。他的這兩種分類法，跳出了西方“古代—中古—近代”的曆史分期模式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桎梏，真正的從中國政治思想發展的自身脈絡出發，确立了中國政治哲學思想的曆史性特征。

蕭公權從學理上糾正了當時各種以西方政治思想附會中國政治思想的觀點，廓清了中國政治思想的本義。他将先秦諸子的政治思想與柏拉圖、亞裡士多德、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等西方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作對比，又與近代民權思想、功利主義、民約論、主權思想、民族思想、法制思想、無政府主義等相比較，明辨中西政治思想的異同得失。同時澄清了中國政治思想中仁政、君子、民貴、無為、大同、兼愛、法治等諸多政治概念的内涵。比如對于孟子“民貴”與西方“民權”的比較，他指出：“民權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觀念。故人民不止為政治之目的，國家之主體，必須具有自動參預國政之權利。以此衡之，則孟子民貴，不過由民享以達于民有。民治之原則與制度皆為其所未聞。故在孟子之思想中民意僅能作被動之表現，治權專操與‘勞心’之階級。”65類似的對比和澄清，在書中俯拾皆是。

在寫作該書之前，蕭公權曾編寫《中國政治史參考資料輯要》,在該書的“凡例”中寫道：“茲編選錄之标準有二：一曰盡量收錄有理論價值之文獻，二曰酌量收錄有曆史價值之文獻。其純乎針對一時一地實際問題而發之政論則不選入。”66在此輯要的基礎上，蕭公權寫就了《中國政治思想》,并在該書凡例中寫道：“一、本書采政治學之觀點，用曆史之方法，略述晚周以來二千五百年間政治思想之大概……二、本書體例以時代為經，以思想派别為緯，其取材以前人著作之具有理論價值者為主。影響較大之政論亦酌量述及，專對一時一地實際問題之政論則一概從略。三、本書叙述各家思想，力守客觀之态度。偶有論評亦意在辨明其曆史上之地位，非敢任意抑揚臆斷得失。”67可以說，“政治學的觀點”、“曆史主義的方法”、“客觀之态度”和“理論價值與曆史價值之材料”,是蕭公權寫作該書的四大原則。

從整體上看，《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主要基于政治學的觀點和曆史主義的方法來考察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演變，但有時也會将政治思想替換為政治哲學、政治理想等概念來讨論中國政治思想。雖然蕭公權并沒有在該書中讨論政治思想與政治哲學、政治理想等概念及其相互關系，但通讀此書，其中涉及的很多内容實際上就是在讨論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思想史。

要而言之，早期中國政治哲學史的研究主要寄寓于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之中。任劍濤曾指出：“從梁啟超具有奠基性意義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關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進一般意義上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加以處理。”68換而言之，所謂的政治思想史實際上就是以政治哲學為核心内容的思想史。我們将這種研究傳統或研究形式稱之為：以政治思想史的形式撰寫政治哲學史。這種形式的形成與現代漢語學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接受的西方政治學觀念有關。20世紀之交，西方政治科學業已形成，但在20世紀50年代“行為理論”興起之前，西方的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分化并不明晰69,政治哲學通常被視為政治學或政治科學的下屬分支。同時，政治哲學理所當然地屬于政治思想的一部分，政治哲學史也是自然而然地屬于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分。另外，在“政治哲學”的譯名和概念傳入中國之前，作為現代學科的政治學率先進入現代漢語領域。在當時，人們使用政治思想、政治學說、政治學學理等概念來論述、介紹或指稱西方的政治哲學。盡管後來政治哲學的譯名和概念為現代漢語學界所廣泛接受，但是在最初的學術語言和潛意識中，政治思想已經成為包括政治哲學在内的一種泛用的習稱。因此，20世紀初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之類的著作，大體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包含了政治哲學思想史的内容。

自(謝無量)梁啟超開啟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書寫，相類似的著作一時間多了起來，凝聚了豐富的著作群70,逐步形成了以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新曆史學派”、以蕭公權為代表的“現代政治學派”和以呂振羽、侯外廬、劉澤華等人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派”71。從泛化的哲學史觀來看，思想史可以被視為泛化的哲學史。相應地，我們也可以将政治思想史看作是泛化的政治哲學史。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治思想史”之類著作的繁榮，也可以看作是中國政治哲學史的繁榮。但是，如果從純化的哲學史觀來看，現代漢語學界，其實缺乏純粹的“中國政治哲學史”之類的著作。這意味着作為現代學科的政治哲學或漢語政治哲學的發展，實際上并不成熟。從思想史與哲學史的書寫差别來看，思想史的本質從屬于曆史，其寫作的側重點注重描述曆史上出現的政治思想觀念，因此具有曆史影響力的政論也在其視野範圍。而哲學史的本質從屬于哲學，其寫作更注重超越具體曆史條件的永恒價值，具有曆史影響而不具有哲學價值的政論，則不在其視野之中。丁為祥有關哲學史與思想史的區别的分析，在此有啟發意義。他說：“思想史永遠是以追求曆史真實的方式積累曆史的知識，而哲學史則是以價值與意義闡發的方式表現此在主體的智慧。所以，曆史性的知識與超越性的智慧也就構成了思想史與哲學史之間最為根本的區别。”72由此，我們似乎亦可以說，中國政治哲學史的書寫，重在考察曆史上思想家們提出的政治哲學的理論形态及其理論建構的内在合理性，并不考察甚至責難這一思想是否發生過重要的曆史作用。而現代漢語的政治哲學史書寫，不僅要叙述已經出現過的各種政治哲學理論，還要分析這些理論對當代漢語政治哲學理論建構的啟發意義。我們欣喜地看到，近些年，現代漢語政治哲學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發展。以梁濤等人主編的《中國政治哲學史》(2019)為代表的重要成果，開啟了現代漢語政治哲學史新書寫的嘗試，對于我們進一步思考現代漢語政治哲學的理論建構具有衆多啟迪意義，并将激發更多學人參與到現代漢語政治哲學史(或曰中國政治哲學史)的研究之中。

從清末民初開始，以“四部”為分類體系地中國傳統學術越發地無力容納從西方突入進來的龐大知識體系。漢語學術知識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迎來了極具挑戰性的沖擊。從調适傳統，到新建體系，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以翻譯為契機而展開的話語系統的調适與變化，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現代漢語政治哲學的興起，僅僅是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重塑曆史的一個縮影與側面。

本文從現代學術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現的兩個視野出發，通過活化清代哲學家戴震“由字通詞，由詞通道”的語言哲學方法，首先考察了現代漢語“政治哲學”的名詞概念在語言上的生成曆程，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完善了現代漢語政治哲學的學科拼圖。基于語言的曆史考證，進一步揭示“政治哲學”作為靜态學術語言背後深藏的觀念流動，進而展示“政治哲學”在百年現代漢語學界的觀念發展史，凸顯中國學人對于“政治哲學”獨立和獨特的理解。

現代漢語中“政治哲學”概念複雜的言語生成曆史和觀念流變，在學術與學科上，主要體現在現代漢語政治哲學史的書寫方面。因此，本文在戴震語言哲學方法論的基礎上，進一步運用“人文實證”的方法，考察梁啟超、蕭公權兩位著名學人的政治思想史著作，進而揭示語言和觀念對“以政治思想史寫政治哲學史”傳統的影響，同時彰顯現代漢語“政治哲學”史的寫作實踐，并通過此典型案例顯示“政治哲學”在現代漢語學界被接受和運用的民族哲學特色與民族文化自主性。

【注釋】

1康有為曾奏請張之洞：“中國西書太少，傅蘭雅所譯西書，皆兵醫不切之學，其政書甚要，西學甚多新理，皆中國所無，宜開局譯之，為最要事。”(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4頁)葉瀚批評“西譯”書籍：“一曰不合師授次第。……一曰不合政學綱要。……我國譯書，不明授學次第，餘則或祇零種，為報章摘錄之作，為教門傅翼之書，讀者不能觀厥會通，且罔識其門迳。……一曰文義難精。……一曰書既不純，讀法難定。……坐此四弊，則用少而功費，讀之甚難。欲讀之而标明大要，以便未讀之人，又難之難也。”(葉瀚：《讀譯書須知·第二端：論中國譯西書淩雜不合之弊》,杭州：仁和葉氏刊，1897年)

2(1)參見馮天瑜、聶長順:《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127-146、256-265頁。

3(2)中國古典文獻中“政治”一詞的内涵可參見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1900—1937》,宋偉傑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422頁;儲昭華、幸玉芳:《中國傳統“政治”概念的形成及其演變趨勢》,《哲學分析》2018年第2期。

4(3)參見《英國政治制度》,《遐迩貫珍》(香港)1853年第3期;《花旗國政治制度》,《遐迩貫珍》(香港)1854年第2期、1855年第6期。

5(4)《本館告白》,《申報》,1872年4月30日,第1版。

6(5)馬禮遜的《華英字典》中将politics和government都譯為“政”(Robert Morrison,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Macoa: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5,p.45,63,594)。羅存德的《英華字典》中将“politics”譯為“政”、“政知”、“治國總知”、“論政”、“學政”、“國政”;将“policy”譯為“政法”、“治法”;将“polity”譯為“政”、“國政”;将“political”意為“政嘅”(或為政治的方言)、“政的”、“公”(Wilhelm Lobscheid,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Hongkong:Dally Press Offfice,1868,p.1337)。邝其照的《英漢字典集成》(最早刊于1882年)中将“political”譯為“政的”、“公”;将“politics”譯為“國政”、“政事”;将“polity”譯為“政”、“國政”(Kwang Kichic,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San Francisco:Wing Fung,1887,p.254)。

7(6)Henry 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Press of John Wilson and Son,1866,p.41,p.43.

8(7)顏惠慶等編:《英華大辭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27頁。

9(8)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将“philosophy”譯為“理學”。邝其照将“philosophy”譯為“性理”、“格物窮理之學”、“性理之學”、“格物總論”。關于“philosophy”的翻譯史已經頗為豐富,不再一一列舉。

10(9)陳啟偉:《“哲學”譯名考》,《哲學譯叢》2001年第3期。

11(10)井上哲次郎、有賀長雄增補:《哲學字彙(改訂增補)》,東京:東洋館,1884年,第91、113頁。

12(11)關于從日本傳入中國的學術新詞可以參見王力《漢字詞彙史》、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劉正埮等主編的《漢語外來詞詞典》等。

13(12)實際上,“政治學”的學術學科概念早在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學術志》(1895年刊行)中即已提到。此後,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始作于1896年,正式出版于1898年)輯合了當時日本出版社和書肆的基本圖書目錄而成,但未加認真篩選。其第五卷的“政治門”中收錄了國家政治學、政體、行政學、财政學、社會學、經濟學、統計學、家政學等方面的書。此書影響頗大,為當時的中國人譯介日本書籍提供了重要的翻譯指南。

14(13)除了“譯書彙編社”,當時的留學生翻譯團體還有“教科書譯輯社”、“湖南編譯社”、“普通百科全書”、“閩學會”等(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第217-258頁)。

15(14)對于“譯書彙編社”,梁啟超不吝贊美:“客冬今春以來,日本留學生有《譯書彙編》、《國民報》、《開智錄》等之作。《譯書彙編》至今尚存,能輸入文明思想,為吾國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誦。實可謂叢書之體,不可謂報。”(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曆》,《清議報》1901年第100期)馮自由評其“《譯書彙編》……留學界出版之月刊,以此為最早。所譯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鸠《萬法精理》,斯賓塞《代議政治論》等,促進吾國青年之民權思想,厥功甚偉”(馮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486-487頁)。

16(15)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3頁。

17(16)斯賓塞爾:《政法哲學》,《譯書彙編》1901年第2期。

18(17)程燎原:《中國近代法政雜志的興盛與宏旨》,《政法論壇》2006年第4期。

19(18)王闌:《泰西學案》,上海:明權社,1902年,第103頁。

20(19)那特硁:《政治學》,馮自由譯,上海:廣智書局,1903年,第1頁。

21(20)那特硁:《政治學》,第7-8頁。

22(21)“初興時期”的學術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民國期間,故又将“初興時期”稱為“民國時期”。

23(22)中國第一部漢語政治學著作是楊廷棟的《政治學教科書》(上海:作新社,1902年)。楊廷棟将政治學按照内容分為國内與國外政治學,按照研究方法分為“哲學派”和“史學派”,并認為前者以理想為主而徵之現實以定其說,後者曠觀當世之事而考求其進化(第1-3頁)。

24(23)根據“全國報刊索引——晚清民國數據庫”的統計,1901—1949的50年間,發表的有關“政治哲學”的期刊文章共有450篇。其中,1909年之前,并未出現以“政治哲學”為題的文章,僅有相似相關文章6篇;1910—1919年間共46篇(其中44篇是關于杜威來華演講《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内容);1920—1929年間共145篇(1920年也主要以杜威的研究為内容。此後,關于先秦哲學家個體或學派的政治哲學的研究就蓬勃發展起來。1922年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開始陸續刊發);1930—1939年間共127篇,1940—1949年共126篇,這20年間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内容非常豐富。

25(24)高一涵:《斯賓塞爾的政治哲學》,《新青年》1919年第3期;高一涵:《老子的政治哲學》,《新青年》1919年第5期。

26(25)陳顧遠:《墨子的政治哲學》,上海:泰東圖書局,1923年。

27(26)羅素:《政治理想》,劉衡如、吳蔚人譯,上海:中華書局,1919年。

28(27)陳訓恕:《社會學與政治哲學》,《約翰聲》1925年第3期。

29(28)劉麟生:《中國政治理想》,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

30(29)五來欣造:《政治哲學》,鄭肖厓譯,上海:華通書局,1929年,第1-16頁。

31(30)張君劢:《演進:歐美政治哲學新勢趁》,《大夏周刊》1928年第57期。

32(31)黃開山:《政治學的諸重要問題》,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年,第6頁。

33(32)鄒敬芳:《政治學原理》,上海:法學編譯社,1933年第21-23頁。

34(33)李劍農:《政治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第4-5頁。

35(34)楊玉清:《儒家的政治哲學》,《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5年第1期。

36(35)顧惕生:《中國政治哲學之名義》,《國學界》1937年第1期。

37(36)孟芸橋:《西洋政治思想史》,南京:國立編譯館,1946年,第1-20頁。

38(37)楊幼炯:《國家建設原理》,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第5頁。

39(38)楊幼炯:《現階段的建國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第46頁。

40(39)馮友蘭:《中國政治哲學與中國曆史中之實際政治》,《清華學報》1937年第1期。

41(40)馮友蘭:《中國政治哲學與中國曆史中之實際政治》。

42(41)馮友蘭:《中國政治哲學與中國曆史中之實際政治》。

43(42)喬誠:《中國政治哲學論綱》,《明恥》1935年第1期。

44(43)馬雲志:《政治哲學之思:内涵、學科屬性與主題》,《齊魯學刊》2006年第2期。

45(44)關于政治哲學在漢語學界興起的諸多要素和發展曆程,可參見劉擎:《漢語學術界政治哲學的興起》,《浙江學刊》2008年第2期;李佃來:《新中國成立70年來政治哲學的發展》,《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馬中英、張曉光:《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三十年研究圖景——基于CNKI數據平台(1985—2015)相關文獻的定量定性分析》,《社會科學論壇》2017年第11期。根據統計和學術史的梳理,在近40年學術分期上,2000年被作為學術分期的關鍵年份。

46(45)王岩:《試論政治哲學的學科性質及本質特征》,《哲學動态》1998年第11期。

47(46)侯才:《政治哲學:政治的理性和良心——兼評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概念》,《哲學動态》2005年第6期。

48(47)馬雲志:《政治哲學之思:内涵、學科屬性與主題》。

49(48)韓冬雪:《政治哲學論綱》,《政治學研究》2000年第4期。

50(49)羅予超:《政治哲學論綱》,《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6期。

51(50)趙汀陽:《哲學的政治學轉向》,《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2期。

52(51)吳根友:《政治哲學新論》,《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11期。

53(52)韓水法:《什麼是政治哲學》,《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9年第1期。

54(53)羅骞:《作為第一哲學的政治哲學》,《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55(54)臧峰宇:《政治哲學的“規定”及其當代性》,《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56(55)楊國榮:《政治哲學論綱》,《學術月刊》2015年第1期。

57(56)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1頁。

58(57)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5頁。

59(58)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2頁。

60(59)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2頁。

61(60)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8頁。

62(61)法國著名學者雅勒(Paul Janet)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鄧甯(W.A.Dunning)等學者均認為中國沒有政治思想或乏善可陳。一些中國政治學者如張奚若、錢端升受西方影響,也持相同的觀點。

63(62)1929年陳序經對當時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狀況曾有一番評判:“關于中國政治思想的有統系的研究的書冊是很少的;至于能夠把中國全部的政治思想史,來做有統系的研究,據我個人所知的,不但在英文或他種文字方面,沒有一本。就是在中國文方面,也找不出一本。片斷的研究,也不過限于一個時代,而猶是春秋戰國時代,或是關于個人的政治思想。”(陳序經:《中國政治思想的資料問題》,嶺南大學學術讨論會主編:《學術論文集》,廣州:廣州思學社,1929年)

64(63)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6頁。

65(64)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97頁。

66(65)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875頁。

67(66)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6頁。

68(67)任劍濤:《從方法視角看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69(68)根據政治學家伊斯頓的研究,政治科學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正式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傳統階段(20世紀20至40年代),行為學說階段(20世紀50至60年代),後行為學說階段(20世紀70年代之後)。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政治科學“在‘應該是’怎樣與‘事實是’怎樣的陳述之間往往幾乎是糾纏不清,事實與價值彼此陷入了混亂……政治理論可能已成為一個研究領域,但是這種理論已經變為主要研究政治思想史。……同時在這一階段中,還難以把價值同描述區别開來。”(伊斯頓:《二十世紀美國政治科學的發展》,靜之譯,《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84年第7期)也就是說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尚未完全分開。

70(69)1949年之前有謝無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1922)、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5)、王恒《中國政治思想綱領》(1929)、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1932)、稽文甫《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1932)、李麥麥《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批判》(1933)、陳安仁《中國政治思想思想大綱》(1933)、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1933)、劉麟生《中國政治思想史》(1934)、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1937)、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1945)、秦尚志《中國政治思想史講話》(1945)、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1947)。1949年之後的政治思想史著作更加豐富,類型也不再局限于通史、斷代史,出現了政治制度史、政治現象史、政治問題史、思想通史等。如下僅為當代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1957)、朱日耀主編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1988)、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1996)、張分田《中國古代統治思想研究》(2013)、張星久《中國政治思想史》(2017)等。

71(70)參見葛荃:《近百年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綜述》,《文史哲》2006年第5期。

72(71)丁為祥:《簡議哲學史與思想史之别——兼與葛兆光先生商榷》,《文史哲》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