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就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哲學世界觀。這個世界觀的經驗基礎是毛澤東在井岡山鬥争時期創造的,而它的理論則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建構的。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大量研讀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政治類、革命類的著作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毛澤東讀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政治類、革命類的著作,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道路的問題。毛澤東充分地吸取列甯有關世界無産階級革命的思想,用世界革命的規律來分析中國革命的現實條件,提出了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論述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談到了建立新的國家機器的構想,勾勒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未來前景,建構了中國共産黨的社會主義革命觀。毛澤東讀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方法論問題。毛澤東吸取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精髓,從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來提煉井岡山鬥争時期總結的一整套的調查研究方法,創造了以實踐的認識論為内核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讀書筆記記載了毛澤東創造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的思想過程,充分地展示了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的文化品格。

【關鍵詞】毛澤東;延安十三年;中國共産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井岡山鬥争

作者簡介：何萍，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BEAT365唯一官网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所長、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4年第1期

長期以來,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中,毛澤東的讀書筆記始終在研究者的視野之外,這不是因為毛澤東的讀書筆記沒有被整理和發表出來,而是因為研究者缺失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史的這一視角。在研究者們看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實踐論》《矛盾論》這樣一些已經完成了的著作中,人們隻要讀懂了《實踐論》《矛盾論》就能完整地把握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其實不然。我們隻要讀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讀書筆記,就會發現,那種把《實踐論》和《矛盾論》理解為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的基本原理通俗化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與這種觀點相反,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讀書筆記向我們展示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精神。它證明,《實踐論》和《矛盾論》連同這一時期毛澤東寫的有關中國革命的著作,一起構成了中國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這就意味着,我們要走進《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思想深處,要了解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把握其中的文化精神,就必須研究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讀書筆記。基于此,本文拟從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史的視角,探究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讀書筆記中的哲學思想。

一、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讀書筆記的獨特價值

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長征到達延安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陝北領導中國革命長達十三年之久,取得了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的勝利。這一偉大的革命實踐與毛澤東這一時期的理論研究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要了解延安的十三年為什麼會成為中國革命的轉折點,就需要深入地研究毛澤東在延安期間的理論創造活動。

毛澤東在延安期間的理論創造活動可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寫的有關中國革命問題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争中的地位》《戰争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新民主主義論》《實踐論》《矛盾論》等;一個部分是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讀書筆記。這兩部分成果的表達方式不同,其意義也不相同:前一部分的成果是以系統的理論形式表達出來的,在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方面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後一部分的成果是以零散的、不系統的理論形式表達出來的,記載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學習與探索的思想過程,具有思想史研究的意義。由于這兩個部分的意義不同,所以,在革命時期,人們更多地關注前一部分的思想成果,很少關注後一部分的思想成果。然而,随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開展,要求人們去發掘毛澤東這一時期著作中更深層的思想内容及其内在精神。此時,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讀書筆記的獨特的理論價值就呈現出來了,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重要文本。

從總體上看,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讀書筆記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閱讀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政治類和革命類的著作,在閱讀這類著作時,毛澤東思考了中國革命與建立新的國家機器、無産階級革命的領導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等重大問題;一類是閱讀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教科書,思考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問題。如果我們把這些筆記與毛澤東這一時期的著作進行對比,就會看到,毛澤東這一時期著作中所論述的思想在這兩類筆記中都已經有了。這表明,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大量地閱讀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的目的,絕不是單純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是緻力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創造。在這裡,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是毛澤東将自己在井岡山鬥争的經驗提升到理論的高度并使之系統化的理論平台,而毛澤東所提出來的中國革命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是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具體化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據此,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研究毛澤東這一時期的讀書筆記:第一個方面是結合井岡山鬥争的經驗來研究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形成史;第二個方面是從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規律來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

在第一個方面的研究中,我們要高度重視和正确理解井岡山鬥争的經驗,因為毛澤東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建構,嚴格地說,不是延安時期開始的,而是早在井岡山鬥争時期就開始了。井岡山是毛澤東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也是毛澤東探索中國革命特殊道路的第一個經驗原型。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寫了一系列論著,其中最重要的有:《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争》《關于糾正黨内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報告《尋烏調查》《〈東塘等處調查〉前言》《〈興國調查〉前言》《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在這些論著和調查報告中,毛澤東聯系中國共産黨在中國大革命時期失敗的經驗教訓來思考和總結井岡山鬥争的經驗,提出了中國道路的兩大基本問題:一個是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問題;一個是中國共産黨自身的建設問題。從毛澤東總結井岡山鬥争的經驗進而提出中國道路的兩大基本問題看,井岡山鬥争既具有經驗的意義,也具有理論的意義。經驗意義在于,它開創了一條适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是中國共産黨人把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觀成功地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的典範;理論意義在于,它深化了中國共産黨人對中國道路的研究,使中國道路的探讨從解答中國是否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問題深入到中國如何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問題,就是說,是機械地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還是根據中國國情走出一條中國式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井岡山鬥争的經驗是從實踐上回答這個問題,而毛澤東提出的兩大基本問題是從理論上回答這個問題。它證明,中國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須根據中國國情走一條中國式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而要走出中國式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需要有包含中國元素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毛澤東所說的中國元素,就是他基于對井岡山鬥争經驗的思考提出的中國道路的兩大基本問題,而他在延安時期所開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工作,就是賦予這些中國元素以哲學的思維形式,使其成為中國共産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既然如此,我們要了解毛澤東在延安期間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研究的意義,要研究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形成史,要把握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脈絡,就不能不重視毛澤東在井岡山鬥争時期所作的理論思考,不能不把井岡山鬥争時期的理論成就作為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思想起點。

在第二個方面的研究中,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内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提出來的。當時,為了批判在抗日戰争問題上出現的左傾關門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号召“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産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曆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對于毛澤東的這段話,中國學術界通常從中國道路的特殊性方面來闡釋,以為中國革命的本質是由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規定的。但是,如果通讀毛澤東對于這個問題的全部論述,我們就會看到,這種解釋是與毛澤東的觀點有出入的,因為在接下來的論述中,毛澤東提出了兩個觀點。一個觀點是:“把國際主義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裡,毛澤東強調國際主義是内容,顯然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作為中國革命的本質規定。一個觀點是:“使馬克思主義具體化”是為了解決當前運動的大課題,即認識當前運動的規律問題。毛澤東強調:如果有人拒絕對這一大課題“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所說的當前運動的規律,不單指中國革命的規律,還指世界革命的規律,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國革命的規律是服從于世界革命的規律的,隻有在世界革命的語境中才能得到說明。在這裡,毛澤東表達了與上一個觀點同樣的思想:“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重點不在特殊,而在普遍性,在于如何認識和把握普遍的問題。總之,毛澤東強調“具體化”的真正含義是要找到一條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化為中國革命實踐的具體方法、具體道路。從另一方面看,毛澤東又不是僅僅從應用的角度來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而是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造的角度來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有自己的普遍性,這就是中國革命的規律,而把這個規律提升到哲學世界觀的高度,使其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即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這雙重的普遍性就構成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内涵。毛澤東寫作《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争中的地位》一文的時間,是1938年。這個時間點與毛澤東寫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讀書筆記的時間是重合的。如果我們聯系毛澤東的讀書筆記來理解他的上述論述,就會發現,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就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蘊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毛澤東所說的“具體化”,就是對中國革命運動規律的認識。毛澤東在讀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時所作的大量批注,核心思想就是把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蘊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之中,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同時具有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這也就是說,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化品格不在于它的特殊性,而在于它的普遍性。

上述兩個方面,構成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讀書筆記的獨特價值,因而應該成為我們研究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讀書筆記的問題域。

二、從毛澤東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類、革命類著作的批注看中國革命觀的提出

毛澤東讀了很多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作,其中讀得最早也最多的,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政治類和革命類的著作。這些著作有:列甯的《國家與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論列甯主義基礎》《關于德國共産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在克裡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于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聯共(布)中央審定)]等。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觀中的許多思想就是在讀這些著作中提出來的。

《國家與革命》是毛澤東最早讀到的列甯的著作,這部著作對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觀的形成和中國共産黨的革命理論創造産生了很大的影響。1926年,在中國還沒有列甯的《國家與革命》全譯本的時候,毛澤東就已經直接或從别人的引述中閱讀了列甯的《國家與革命》,并在同年6月舉辦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中國農民問題》的報告中,講述了自己對這部著作的理解:“列甯同志曾著《國家與革命》一書,把國家說的很清楚的。國家于革命後,一切制度都要改變的。巴黎公社所組織的政府,其失敗原因之一,即不改變舊制度。以為重新建設一切的中國現在的國民政府,若奪了政權,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設的。國家是一個階級拿了壓迫别一個階級的工具。我們的革命民衆,若将政權奪在手中時,對反革命者要用專制的手段,不客氣的壓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賜以慘暴的手段,正所以鞏固革命政府也”。這段話證明:早在1926年,毛澤東就開始運用列甯的國家理論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問題了。

毛澤東在研讀《國家與革命》時,首先注意到列甯的革命觀與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的分歧。他說《國家與革命》已經“把國家說的很清楚的”,講的是列甯批判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觀點,闡發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理論的兩個基本原理:一是革命對于建立無産階級國家,從而對于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二是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無産階級要奪取國家政權并利用國家的力量鎮壓反革命。這兩條基本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産階級專政的基本原理。毛澤東完全接受了列甯闡發的這兩條基本原理。他以巴黎公社的失敗教訓來論證這兩條原理的正确性: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建立無産階級自己的國家,沒有建立新的社會秩序。

其次,毛澤東用列甯的國家觀來分析中國問題,反對用改良主義的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主張用革命的方式,通過建立新型國家、新的社會秩序來解決中國問題。他在這段話中講的“以為重新建設一切的中國現在的國民政府,若奪了政權,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設的”,是以上述的第一條基本原理來講中國問題,提出了中國無産階級在取得國家政權之前的鬥争目标,即以革命的方式奪取國家政權,建立新型國家,進而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他講的“我們的革命民衆,若将政權奪在手中時,對反革命者要用專制的手段,不客氣的壓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賜以慘暴的手段,正所以鞏固革命政府也”,是以上述的第二條基本原理來講中國問題,提出了中國的無産階級在取得政權後所需要采取的革命措施。毛澤東提出的這兩個觀點,不僅适用于中國共産黨在奪取全國政權、建立新的中國的鬥争,也适用于中國共産黨建立工農割據、建設紅色政權的鬥争。井岡山鬥争的經驗就是毛澤東的這兩個觀點的實踐。

到了延安之後,為了系統地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從理論上解決井岡山鬥争時期提出的中國道路的基本問題,毛澤東讀了《國家與革命》的全譯本;在解放戰争時期,毛澤東再次讀了這本書。逄先知在《毛澤東讀馬列著作》一文中,談到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和解放戰争時期讀《國家與革命》一書的批注。他寫道:

解放戰争時期,經毛澤東批閱的馬列著作,我們現在掌握的有兩本,一本是《國家與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也都是毛澤東為了當時的革命需要而重新閱讀的。在《國家與革命》的封面上,毛澤東親筆寫上“毛澤東一九四六年”在扉頁上注明:“1946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讀”。翻開書一看,在“階級社會與國家”這一章,幾乎每句話的旁邊都劃着杠杠,講暴力革命的地方劃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滅資産階級國家這一句,關于暴力革命的觀點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一段,杠杠劃得最粗,圈圈劃得最多,“革命”、“消滅”、“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些詞和詞組的旁邊劃了兩條粗杠。毛澤東讀這本書的時候,國民黨正在積極準備發動全面内戰,國内革命戰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滅反動統治的國家機器,已是決定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毛澤東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結合中國共産黨人肩負的曆史使命,重溫列甯這部重要著作的。他從中汲取理論的力量,使中國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進。

根據這段叙述可以看出,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和在解放戰争時期重讀《國家與革命》時,雖然批注不多,但已經開始用列甯的國家理論來思考如何建立新中國了。這些思考的結論就體現在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和解放戰争時期寫的一系列的有關中國革命的著作之中,其中最主要的有:《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争中的地位》《戰争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新民主主義論》等。如果聯系毛澤東對《國家與革命》一書的批注來讀這些著作,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是如何把列甯的國家理論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實踐,思考中國道路的問題,進而創造中國共産黨的中國革命觀的。

列甯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主要講的是無産階級政黨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領導權的問題。1933年,毛澤東在讀到“資産階級革命對無産階級要比對資産階級更加有利”這段話時寫下了這樣的批注:“列甯在《兩個策略》中講,‘資産階級民主革命,與其說對資産階級有利,不如說對無産階級更有利。’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俄國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還有一個時期讓資本主義作為部分經濟而存在,而且還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個社會經濟的百分之五十。那時糧食主要出于富農,一直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才把城市的中小資本家與鄉村的富農消滅。我們的同志對消滅資本主義急得很。人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還要經過新經濟政策時期,又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集體農場發展了,糧食已主要不由富農出了,才提出消滅富農,我們的同志在這方面是太急了”。這一批注表明,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已經開始思考中國共産黨如何争取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如何有效地運用這種領導權來引導中國革命的發展等問題了。陳晉在解析毛澤東的這一批注時,記叙了彭德懷的一段回憶:“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個策略》,上面用鉛筆寫着(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候讀着,就不會犯錯誤’”。彭德懷的這段回憶表明,毛澤東在這個時候開始從理論上反思中國革命的原則和策略的問題。這些思考為中國共産黨反對中國的民粹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解決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政治和文化落後國家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提供了理論根據。

列甯的《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寫于1920年4—5月間。在這部著作中,列甯在總結布爾什維主義成長、壯大的經驗時,重點論述了布爾什維克與黨内的左傾機會主義的鬥争。布爾什維克黨内的左傾機會主義傾向不過是小資産階級革命性的表現,列甯将其稱為“‘左派’幼稚病”,指出這種小資産階級的革命性與無産階級的革命性是不相容的,強調布爾什維克黨反對黨内左傾機會主義鬥争的實質,就是用無産階級的革命性反對小資産階級的革命性。這是布爾什維克黨能夠戰勝資産階級,不斷成長、壯大的基本條件之一。毛澤東最早讀到這部著作是在1932年。當時,正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内占統治地位的時期,也是毛澤東與左傾機會主義展開激烈鬥争的時期。毛澤東在這個時候讀列甯的這部著作,從理論上認識到中國共産黨内的左傾機會主義對革命的危害性。1933年,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信中寫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指列甯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從那時開始,毛澤東就把批判中國共産黨内的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作為中國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實踐論》中,他從哲學世界觀的高度分析了中國共産黨内的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産生的認識論根源。後來,在中國革命的不同時期,毛澤東都向中國共産黨内的同志們推薦這本書。1949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總結中國共産黨在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戰中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時,把這部著作中的基本原理上升到落後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規律的高度,指出這部著作對于中國革命的意義。他寫道:“列甯在一九二〇年在《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描寫過俄國人尋找革命理論的經過。俄國人曾經在幾十個年頭内,經曆艱難困苦,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義的壓迫,這是相同的。經濟和文化落後,這是近似的。兩個國家都落後,中國則更落後。先進的人們,為了使國家複興,不惜艱苦奮鬥,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毛澤東正是以這一系列的相似性來概述中國共産黨二十八年來走過的道路。他論述了中國共産黨是如何選擇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的,又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找到了一條适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創造了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其中,他把反對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的鬥争作為堅持正确路線、取得革命勝利的關鍵。他寫道:“我們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衆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别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我們區别于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我們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我們曾和黨内的機會主義傾向作鬥争,右的和‘左’的。凡在這三件事上犯了嚴重錯誤的時候,革命就受挫折。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在這篇論文的結尾,毛澤東提出“蘇聯共産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由此可見,列甯的這部著作對于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觀念的形成影響至深。

在對中國革命觀的理論提煉上,毛澤東受到了斯大林著作的許多啟發。比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論述“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觀點是以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一書為根據的。毛澤東寫道:中國共産黨提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确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毛澤東還引述了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再論民族問題》等有關十月革命對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意義。毛澤東發揮了斯大林的這些思想,區分了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闡發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和政治、經濟、文化特點,勾勒了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圖景。

在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時,毛澤東聯系到中國共産黨内的教條主義,提出要“依照列甯的精神去工作”。毛澤東所說的“列甯的精神”,就是認真調查研究,踏踏實實地工作,而“不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不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也不是自以為是,誇誇其談”的工作。這既是對中國共産黨内的教條主義的批判,也是毛澤東讀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的态度。這說明,毛澤東不是教條地閱讀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作,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機械地搬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來,而是力求領會其中的精神,并将這種精神化為中國革命的實踐。正是因為抱着這一态度去閱讀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毛澤東才能把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原理化為中國共産黨人研究中國革命規律的方法,并運用這個方法去研究中國革命的問題,創造中國共産黨的中國革命觀。

三、從毛澤東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批注看《實踐論》《矛盾論》的中國特點

《實踐論》《矛盾論》是毛澤東在延安期間寫的兩部哲學著作,也是毛澤東哲學著作的經典。毛澤東曾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演時講述過這兩部著作,而且,兩部著作中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在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都論述過,這就使人産生了這樣一種印象:《實踐論》《矛盾論》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通俗化。但是,如果我們讀了毛澤東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7月期間讀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批注,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實踐論》《矛盾論》不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通俗讀物,而是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這個思想的經驗原型是井岡山鬥争的實踐。這個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在總結井岡山鬥争經驗中提出的中國道路的基本問題,毛澤東讀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把井岡山鬥争時期提出的理論作進一步的提升,使其從抽象的思維上升為思維的具體。這就是說,毛澤東讀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就是對井岡山鬥争的經驗及其抽象出來的理論作進一步的加工整理,使之達到思維的具體的中介,而《實踐論》《矛盾論》就是這一整理加工的完成。這足以表明,毛澤東寫《實踐論》和《矛盾論》絕不是為了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通俗化,而是為了創造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這一點,我們隻要讀一讀毛澤東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批注,就一目了然了。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讀的第一部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李達、雷仲堅等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毛澤東在書末附記批讀時間是: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從毛澤東對該書的批注看,毛澤東最為關注的是認識的辯證法問題,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對這部著作的批注中最初表達出來的。毛澤東從緒論中摘錄了論述列甯的認識論的辯證法觀點的部分,并在旁邊批注:“機械論是服從盲目的自然,是理論與實踐分離,是認識論上的分離”。這個批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的基本問題—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實踐論》的主題。圍繞這個主題,毛澤東思考了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問題。

首先,他摘錄了書中對普列漢諾夫不懂辯證法的批評,并加以批注:“辯證法的本質即對立的統一法則”。這是列甯辯證法的核心,也是毛澤東研究理論與實踐關系的原則。

其次,他聯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問題來思考辯證法的具體性,強調實踐的認識論就是具體的辯證法。他在摘錄書中論述列甯的辯證唯物論原則時加的批注是:“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後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說透了李立三主義與軍事冒險主義及保守主義。”接下來,他還加了兩段批注。一段是講中國的國情的:“例如被日本帝國主義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國社會”;一段是講中國道路的:“就必須無例外的把捉與中國蘇維埃戰争有關系的事實的總體,即革命戰争的特點,而不是打中心城市與堡壘主義等個個獨立的事實,這種事實總體就是聯結個個事實、個個方面的一般基礎”。這些批注表明,毛澤東讀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為了研究中國抗日戰争的問題,從更廣闊的視野看,是研究中國問題、中國道路的過程。這些都構成了《實踐論》和《矛盾論》的中國内容。

再次,他研究了實踐認識論的性質和認識的辯證過程。他在讀該書第二章“當作認識看的辯證法”時,摘錄了論述列甯有關認識的能動性觀點的部分,并在旁邊批注:“反映不是被動的攝取對象,而是一個能動的過程。在生産和階級鬥争中,認識是能動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這是對實踐認識論的本質的規定,把實踐的認識論與舊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區分開來。在該書論述認識過程的辯證法的部分,毛澤東摘錄了其中對費爾巴哈的認識論、普列漢諾夫的認識論和德波林的辯證法批評的論段,并作了批注,強調列甯的對立統一是辯證法的核心的觀點,而在論述馬克思的認識辯證法思想的部分,毛澤東加了數條批注:“在實踐中實現主體與客體的辯證法的統一。改變外界,同時又改變自己”;“人類的感官是在勞動過程中發展的與分化的”;“如何認識外界的問題,在實踐以外是不能解決的”;“從感性階段進到理性階段,再從理性階段進到革命實踐。從直觀到思維,從思維到實踐”;“認識目的在把感覺材料作論理理解,兩個階段有區别,但不是不可逾越的”;“感性認識不從論理認識分離,感性認識中已有論理認識的萌芽。一般性的東西已在具體性的東西中間包含了的,但包含的隻是外的聯系,不是内的聯系。由淺向深,由外向内,由各個向一般,隻有依據以實踐為基礎的思維才能達到。這就是認識之深化運動,是認識之突變。這一深化與突變,才比較正确與完全的反映自然”;“兩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各階段,不是互相分離的”;“實踐證明:感覺到的東西不能立刻理解他,隻有在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更正确的感覺他。感覺是解決現象問題,理解是解決本質問題,隻有在實踐過程才能暴露其本質而理解他”;“實踐證明是否是真理”;“實踐貫穿着我們認識的全過程”;“理論從實踐産生,如果正确反映客觀外界的發展過程,然後再應用這種理論于實踐,就能在實踐上實現這種理論,完成認識的路程。所以認生活與實踐的見地為認識論的第一與根本的見地,是唯物論辯證法的見地”;等等。這些批注就是《實踐論》的核心觀點。

最後,毛澤東大段地摘錄了該書第三章講辯證法的三大規律的内容。毛澤東尤其重視對立統一規律,提出了兩種不同的發展觀:“第一種見解,機械的發展觀,發展由于量的增減。隻從片面與外面看問題,不從全面與裡面看問題,不能說明事物發展的原因。第二種見解,唯物辯證的發展觀,暴露過程自己運動的源泉。所謂認識過程,就是暴露出過程之充滿了矛盾的各方面,确定這些方面之相互關系,追求過程之矛盾的運動。把過程在其分裂上去認識,考察過程充滿了矛盾的部分,以及這些部分之相互關系時,我們就能認識過程由發生到消滅的發展。所以列甯說:對于統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滿了矛盾的部分之認識,乃是辯證法的本質。僅認識過程之互相區别、互相對立的許多方面與許多屬性,以及認識這些方面與這些屬性之互相聯結,是必要的,但是不夠的;還須認識所以使過程(發展)之根本的矛盾,這就是自己運動的源泉”。接着,毛澤東提出了主要矛盾的觀點:“所謂對立統一,就是統一物分裂為互相排斥的對立以及這些對立間的相互聯結。這就是所謂主要矛盾,所謂自己運動的源泉。矛盾的特殊性,每一不同過程的矛盾互不相同”。毛澤東還結合中日民族矛盾提出了矛盾的不同性質的觀點。他寫道:“沒有同型的矛盾。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在摘錄論述列甯的有關對立的同一性的觀點之處,毛澤東提出了對立的雙方因其具有同一性而相互轉化的觀點、矛盾的普遍性和因對抗而相互轉化的觀點、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其相互轉化的觀點,等等。這些觀點并不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中都有的,而是毛澤東聯系中國革命的實踐和中國共産黨在井岡山時期和抗日戰争中的各種矛盾,進行分析、思考提出來的。這些觀點在《矛盾論》中得到了系統的闡發,是毛澤東創造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上述摘錄和批注表明,《實踐論》和《矛盾論》從内容到形式都是中國式的,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讀的第二部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是米丁等著、沈志遠譯的《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毛澤東批注此書的時間在1937年7月以前,其批注的章節是第三章第五節“社會的實踐為認識底标度”、第四章第一節“對立體一緻底法則”和第二節“量變質和質變量底法則”。毛澤東在這些章節的批注中,分析了實踐的多種形式,在論述列甯的“生活,實踐底觀點應當看作認識論底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時在旁批注:“實踐之觀點是認識論第一的觀點”。在讀對立統一觀點一節的批注中論述了内因與外因的辯證關系:“外因通過内因并被曲折才能發展。不廢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導的。不明内因,即無從了解發展。”此外,毛澤東還論述了矛盾的差異性、矛盾的解決與新事物的發生、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及其意義。這些批注表明,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中的基本原理和表述方式在此時已經成熟了。《實踐論》《矛盾論》就是對這些基本原理和表述方式的系統闡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實踐論》《矛盾論》不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通俗化,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創造,它們不是蘇聯式的,而是中國式的。

在完成《實踐論》《矛盾論》後,毛澤東于1938年1月開始讀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并寫了讀書日記。這本讀書日記寫于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它詳細地記錄了毛澤東讀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中每一部分的時間,其中有兩段話值得注意。第一段話是毛澤東在開篇寫的:“二十年沒有寫過日記了,今天起再來開始,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點學問。”這段話表明,毛澤東對自己的理論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再滿足于從内容上創造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而且還要在形式上創造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體系。毛澤東從這時開始注意邏輯學的研究,這個思想就體現在該日記的第二段話中。毛澤東在日記的末端處寫道:“潘梓年同志寄來了他所作一冊邏輯與邏輯學,本日看至93頁,頗為新鮮。”如果結合毛澤東自1941年3月開始《讀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李達、雷仲堅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四版)一書的批注》,我們就會發現,毛澤東自讀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和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一書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研究上開始重視邏輯學的研究。對此,我們可以把毛澤東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讀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李達、雷仲堅譯〈辯證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三版)一書的批注》與毛澤東的《讀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李達、雷仲堅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四版)一書的批注》作一對比。

在前一次對該書批注中,毛澤東共摘錄了六個部分的内容:第一個部分是緒論第二部分:哲學是黨派的科學;第二個部分是第一章:唯物論與觀念論;第三個部分是第二章: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第四個部分是第三章: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由質到量及由量到質的轉變的法則;第五個部分是第四章: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内容;第六個部分是第五章:可能性及現實性、偶然性及必然性。從毛澤東的批注看,批注得最多的是第一個部分、第三個部分和第四個部分。這表明,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研究的問題主要在認識論和辯證法兩個部分。至于邏輯學的内容,毛澤東的批注隻有兩條:一條是在講否定之否定的公式時,毛澤東在旁邊批注:“形式論理學的錯誤在于把否定看作過程與過程間的外的否定,再則看作絕對的否定,這是完全不理解現實的看法。辯證唯物論即科學的考察與此相反,物質的現實是自己運動的,并且這自己運動是互相聯結的。任何過程都是由于矛盾的鬥争而自己向前運動,經過突變轉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任何過程都由正命題,對正命題之否定的反命題,及對反命題之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題,構成其發展之全生涯”。這段批注雖然涉及了辯證法的形式問題,但主要還是從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上,即從内容上來闡釋,并未進入對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本身的研究。另一條是在第五章第四節:形式論理學與實踐,在摘錄“伊裡奇就變為反對辯證法的‘全面性’而擁護形式論理學的規律性及論理性的人了”這段話的旁邊打了一個問号。

我們再來看毛澤東後一次讀該書的批注。毛澤東摘錄了四個部分的内容:第一個部分是第一章:唯物論與觀念論;第二個部分是第四章: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内容;第三個部分是第五章:可能性及現實性、偶然性及必然性;第四個部分是第六章: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毛澤東對這四部分内容的批注重心均在認識論的辯證思維形式方面。在讀第一章“唯物論與觀念論”時,毛澤東摘錄的主要内容均與思維形式相關,既有觀念論即唯心主義的思維形式,也有機械唯物論的思維形式,還有以康德和新康德主義的二元論的思維形式。在摘錄該書論述觀念論的思維特點是“不從客觀的現實的分析出發,而是從預先準備的公式,從操切從事的意志出發”時,毛澤東在“客觀的現實的分析”“預先準備的公式”“操切從事的意志”下劃了粗線,并在旁邊批注“中國主觀主義”。在摘錄該書論述主觀觀念論及不可知論的思維特點時,毛澤東在講列甯的物質概念的内容旁邊加上了批注:“反映論”,而在摘錄該書論述康德的思維形式内容的旁邊加上了批注:“二元論”。這些批注表明,毛澤東在讀“唯物論與觀念論”一章時,重視的不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在物質和意識何者為第一性問題上的對立,而是兩者的思維形式,特别是唯心主義的思維形式和機械唯物論的思維形式的缺陷。在讀第四章“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内容”時,毛澤東摘錄的内容也都是與思維形式有關的,有論述休谟和巴克萊的主觀經驗論的思維形式和唯理論的思維形式的内容,也有論述經驗論及圖式主義之批判的内容等。毛澤東在摘錄該書對普列漢諾夫的思維方式的批判和馬克思、恩格斯對小資産階級的狹隘的經驗主義思維方式的批判旁邊批注:“注意公式主義”“實際主義”;在摘錄該書論述主觀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在現象與本質關系上所持的機械論的方法論的内容時,毛澤東在“規律性之形而上學的理解的這兩個變種”和“根底”處加了粗線,在“同一的機械論的方法論”處加了雙粗線,并加注:“中國主觀主義者與張國焘主義者的方法論都是機械論”。這些批注都是毛澤東第一次讀該書該章時不曾有的。在讀該書第五章“可能性及現實性、偶然性及必然性”和第六章“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兩個部分時,毛澤東主要摘錄了該書論述唯物辯證法的思維形式的内容,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這些内容旁邊加注,提出了自己對于辯證法的思維形式的看法。在摘錄該書論述辯證法唯物論的論理學的内容旁邊,毛澤東加上了這樣的批注:“誰是決定的東西?在認識過程,個别決定普遍,在實踐過程,普遍決定個别。在認識過程,戰術決定戰略;在實踐過程,戰略決定戰術”;“中國主觀主義者的一般是脫離個别的(脫離實際)”;“理論與實際聯系,普遍與個别聯系”;“不注意具體特點,妄把主觀構成的東西當作特點(抽象的特點、沒有客觀實在性的特點),李立三及其後的主觀主義者正是如此”;“由實踐到理論 又由實踐到高級的理論最高級”;“指導分析的是綜合”;等等。這些批注表明,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研究已經從對内容的關注進到了對形式的關注,從對中國革命實踐的思考進到了對中國革命理論的反思。在摘錄該書的結尾處,毛澤東的批注是:“中國的鬥争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這個批注表明,毛澤東此時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研究的落腳點,是創造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事實上,創造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事業從中國人開始接受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觀的那一刻就開始了。李大钊與胡适之間展開“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的現代化究竟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即,是仿照英美資本主義國家走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還是以十月革命為榜樣,走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李大钊堅持談主義,就是主張以十月革命為榜樣,走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即用世界上最先進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文化來解決中國現代化面臨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危機問題,使中國能夠擺脫西方列強的控制,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然而,由于缺乏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這一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造還停留在理論層面上,即便最初的工人運動已經出現,也都隻是十月革命理論和經驗的應用,并不具有中國經驗原型的特質。與之不同,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理論創造是在經曆了井岡山道路的探索之後對井岡山經驗原型的哲學提煉,它所解答的問題是,如何讓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中國走得通。由此決定,毛澤東在延安創造出來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了三個特點:第一,以世界社會主義文化來改造中國的舊文化,創造具有世界社會主義普遍性的中國現代文化;第二,以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為主線,創造具有中國元素、中國特點的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第三,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主張用中國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來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問題。這三個特點概括起來,就是吸取世界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創造具有世界社會主義文化的普遍性和開放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内在精神。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中國的現代性,它所彰顯的是中國共産黨人的現代理性的自覺意識。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樣一種哲學,我們今天研究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讀書筆記,就是要從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觀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形成中發掘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一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