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赫拉利從當前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角度出發，得出了21世紀無産階級将淪為“無用階級”、資産階級将上升為“超人類階級”的結論。這種論斷固然揭示了兩大階級之間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卻陷入了“技術統治論”的窠臼。馬克思認為，技術并非純粹的生産工具，在其産生、使用以及改進的過程中，都伴随着特定的社會關系維度。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不僅推動了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兩大對立階級的形成，而且以能否服務于資本增殖為标準，将本屬于同一群體的無産階級區分為“有用之人”和“無用之人”。同樣，對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也将像對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一樣，呈現出資本的剝削、分化、控制等社會職能，所以，智能時代無産階級所謂的“無用”的社會根源還在于“無産”。更進一步地站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立場上來看，當前人工智能圖景中的政治形态依然是“階級政治”而不是“技術政治”。故而，無産階級在人工智能時代仍然要勇敢地承擔起“資本主義掘墓人”的曆史使命，激發階級意識，堅持無産階級政黨領導，争奪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建立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産主義社會。

【關鍵詞】無産階級;無用階級;技術政治;階級政治;曆史規律;共産主義;

作者簡介：程萌，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講師。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前沿問題

文章來源：《理論月刊》2023（04）

階級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當代西方學術界根據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新變化、新現象來質疑馬克思主義的關鍵切入點。對他們而言，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動，制造業占主導地位的傳統工業社會已經衰落，以第三産業為基礎的信息技術社會迅速崛起。與之相應，資本主義并沒有像馬克思在19世紀判斷的那樣走向崩潰和滅亡，而是通過對自身的生産結構調整依然強有力地保持着自身的統治。反倒是曾被馬克思寄予厚望的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無産階級，在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似乎不再具有高昂的革命鬥争熱情，不再勇敢地承擔起推翻資産階級的曆史重任，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日益變得邊緣化和碎片化。

譬如，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就以宏大的曆史視野探讨了人類在信息技術的推動下從“智人”到“智神”的演變過程。在他看來，“智人征服世界”“智人為世界賦予意義”“智人失去控制權”是串聯起人類曆史的過去、現在和将來的“三部曲”。值得注意的是，在《智人失去控制權》這一章節中，赫拉利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感困惑的論斷：人工智能将會使無産階級淪為“沒有任何經濟、政治或藝術價值”的“無用階級”，使資産階級上升為“獲得永生、幸福快樂、化身為神”的“超人類階級”，從而加劇兩大階級之間原本的不平等[1](p293,315)。值得肯定的是，赫拉利看到，在人工智能時代階級結構依然存在，階級鬥争仍在繼續。然而，他又消極地認為階級的主體已經變化，主張馬克思對階級功能的分析觀點已經過時，存在着嚴重的理論缺陷。赫拉利的這種觀點顯然是成問題的，澄清其“無用階級論”的悖謬之處，有助于我們在智能時代将馬克思的階級政治學說推進到新的研究階段，維護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科學性，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局限性以及向共産主義社會過渡的曆史必然性。

一、“技術統治論”譜系中的“無用階級論”

在《未來簡史》開篇，赫拉利就從生物學進化的維度，對比了以往幾千年來人類社會一直存在的“饑荒、瘟疫和戰争”和21世紀人工智能帶來的“渴望永生、想要幸福快樂、升級為神”等新的憧憬。“在減少了饑荒、疾病和戰争之後，我們現在希望克服年老甚至戰勝死亡。在拯救人類脫離各種不幸之後，我們現在希望他們能夠幸福快樂。而在提升人性超越掙紮求生的動物性之後，我們現在希望把人類升級為神，讓智人化身智神。”[1](p18)赫拉利認為，20世紀末人類已經成功跨過了生物貧困線，控制了傳染病大流行，打破了國際關系中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他認為，這些問題盡管還未被完全解決，但已經從過去不可理解的、無法掌控的、需要祈求神意來解決的難題，轉化為憑借人類自身力量就足以預防和應對的非常小的挑戰。他還以具體的統計數據為例，說明人類在近年來死于幹旱、埃博拉病毒或恐怖組織襲擊的可能性，要遠小于死于暴飲暴食的可能性。

赫拉利進而聲稱，在消除了饑荒、瘟疫和國際霸權之後，人類在21世紀首先将轉向“長生不老”的生存目标。在他看來，對當代人來說，死亡不再充滿宗教所說的某種命定的神秘性，而是變成了基因工程、納米科技能夠解決而且也應當加以解決的技術問題。比如，病菌入侵、心髒驟停、癌細胞擴散等，都可以分别通過使用抗生素、電擊、化療等技術方案來解決。其次，人類生來就有權要求幸福快樂，所以應當将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人人不可被剝奪的“追求幸福的權利”轉化為“享有幸福的權利”。而且，對人類來說，幸福快樂是由生化系統所控制的。故而，隻要不斷地開發各種醫學産品和生化療法，就能讓人永遠享有無止境的快感。最後，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标是升級為可以像“神”一樣控制自身生物特質的“超人類”。

赫拉利解釋道，人類所追求的不死和幸福的前兩大目标就是神的象征，因此，前兩個目标被包含在第三個目标中。或者說，第三個目标是由前兩個目标推動而形成的。也可以說，21世紀人類的新議題盡管有諸多分支，但這些分支都以“獲得神性”為核心[1](p41)。他還提醒人們，人類想要成為的神，并不是指基督教中全知全能全善、作為救世主的基督耶稣，而是類似于古希臘神話中的諸神。他們雖然不完美，也有各種缺點，卻敢愛敢恨、敢于創造、敢于展示自身的才能與價值。如“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力量”“愛神阿芙洛狄忒的性感”“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智慧”“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瘋狂”等都是從“智人”進化為“智神”的人類的必要“神性”。

接着，赫拉利以氣勢恢宏的曆史眼光分析了人類社會從過去到未來的發展軌迹，并集中論述了以下三大主題。（1）“智人征服世界”。赫拉利強調人類要想把自身提升為神，就必須重視自己的起源，研究人與其他動物的關系。否則，人們就無法真正深入地探讨人類的本質、人類的未來發展趨勢。（2）“智人為世界賦予意義”。赫拉利認為，人類在過去的數千年中不僅憑借科學技術控制了世界，又以“人類是世界萬物的中心”的人文主義信條為世界賦予了意義。而這種人類中心論又成為一種新的宗教，對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産生了重要影響。（3）“智人失去控制權”。赫拉利指出，人工智能的發展将動搖人類對人文主義的信念基礎，使超越人類智慧的智能機器掌控世界、賦予世界意義。赫拉利着重描繪了人工智能威脅人類價值的三種可能情形：其一，人類将完全不具有價值。其二，人類整體仍然具有價值，但個人無價值，算法系統成為新的權威的主體。其三，部分人擁有算法所不能替代的獨特價值，并組成超人類的精英階層。可以說，這就是赫拉利所着力刻畫的“無用階級論”的關鍵之處。具體來看：

第一，人工智能将替代人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赫拉利以2016年谷歌開發的Alpha Go擊敗韓國棋王李世石為例，說明人工智能在趕超人的能力方面已經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他還引用了牛津大學發布的《就業的未來》的研究報告，指出在未來20年内，人工智能将會威脅到收銀員、廚師、服務員、建築工人、安保人員等體力勞動者的工作。不僅如此，就連藝術家、教師、醫生等腦力勞動者的工作也會受到人工智能的極大影響。換言之，人工智能不僅會替代人的機械性的體力工作，還能替代同人的認知能力緊密相關的腦力工作。

第二，被人工智能超越勞動能力的無産階級淪為“無用階級”。随着人工智能将人類特别是無産階級排擠出就業市場領域，他們将終日無所事事、碌碌無為，沉迷于虛拟遊戲或藥物，“對社會的繁榮、力量和榮耀也沒有任何貢獻”[1](p293)。更糟糕的是，他們在“集體利益受到威脅”之後，不再“團結起來、組織罷工、進行抵抗”，不再“形成重要的投票群體”[1](p290)。因為無産階級的政治生活已被算法主導，而算法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在“億萬富翁”的手中。

第三，包括人類在内的每種生物都是算法的集合，算法支配和統治一切。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人類是數百萬年自然進化選擇的結果，是一種有機算法；智能機器則是一種非有機算法，并且其算法的運作不受組成物質的影響。“因此，沒有理由相信非有機算法永遠無法複制或超越有機算法能做的事。隻要運算結果有效，算法是以碳為載體還是以矽為載體又有何差别？”[1](p287)赫拉利強調，雖然人工智能目前還無法與人類相匹敵，但随着時間的推移和技術的進步，用越來越聰明的算法統治人類就會越發容易。

第四，掌握财富的資産階級将上升為“超人類階級”，與無産階級之間的差距将進一步拉大。傳統的人本主義信條假定：人與人之間盡管存在貧富差距等不平等，但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價值，都同樣值得尊重；一個人無論住在豪華城堡還是茅草屋内，身份是農民還是億萬富翁，都是無關緊要的。而在人工智能時代，無産階級雖然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有更好的醫療保障，但他們與資産階級的差距将變得更大。大部分高科技的醫療資源，因為昂貴的費用問題，都是為占據巨額财富的資産階級服務的。這樣，人工智能就在生物學意義上将人類撕裂成不同的階級，也摧毀了傳統人本主義觀念的理論根基。

由此觀之，赫拉利富有見識地認識到，人工智能在帶來促進生産力發展、改善人們生活水平、維護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等積極效應的同時，也使階級問題成為21世紀“急迫的政治和經濟議題”[1](p356)。但問題在于，赫拉利作出的這種智能時代無産階級将淪為“無用階級”和資産階級将上升為“超人類階級”的論斷的立論前提是否科學合理呢？依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當前人類依然沒有徹底解決貧困、疫病和戰争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在智能時代還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人的本質并不是一種算法，而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p501)；人工智能在未來并不能完全将人排擠出就業市場，它隻是在構建人與機器的新的分工；無産階級在人工智能時代依然承擔着崇高的曆史使命，代表着人類社會的前進方向；資産階級由于自身資本邏輯的狹隘性，将使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矛盾不斷加深，甚至會在人工智能時代埋葬自身、加速資本主義社會的滅亡。

在思想譜系上，赫拉利的這種同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論斷延續了20世紀20年代在西方勃興的“技術統治論”思潮。從詞義上就可看出，所謂“技術統治論”就是指完全按照技術原則來治理社會或者說統治社會。從凡勃侖的《關于現實技術工作者協會的備忘錄》到加爾布雷思的《新工業國》，從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到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莫不如此。他們的基本觀點可以被歸納為：随着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将成為由技術統治的社會。并且，作為統治者的應當是掌握科學技術的專家，而不是政治領袖，因為技術專家在長期的技術訓練中培養了理性思維，尊重事實，代表公正，能夠有效地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即技術的發展能幫助人類社會克服壞的方面和保留好的方面。

同樣，赫拉利也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廣泛采用各種技術，改善工人待遇，增強工人的民族意識，允許工人投票參政，使馬克思的階級政治學說失去了效力。“于是，馬克思的預言未能實現。英、法、美等工業強國并未發生大規模的共産主義革命，無産階級專政也未在這些國家登上曆史舞台。”[1](p51)因而，赫拉利同凡勃侖等一樣，以科學技術問題掩蓋了社會制度問題，遮蔽了資本主義社會形态對生産力發展的阻礙等種種困境，無法正确地揭示出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前景。也就是說，這些技術統治論者們盡管正确看到了技術在人類社會的生産生活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但是片面誇大了技術的社會功能，漠視了馬克思從唯物史觀的角度提出的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的科學論斷，所以最終顯露出的乃是與資産階級相吻合的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局部改良的願望。

二、技術和資本的“共謀”：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統治邏輯的實質

早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就明确指出：“随着新生産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産方式，随着生産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産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p602)在這裡，馬克思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強調了生産力的進步既會引發生産關系的變革，又能影響社會關系的變革。不過，埃呂爾、溫納、梅森等卻從這句名言出發，把馬克思歪曲成一個技術決定論者，認為馬克思相當清楚地表達了生産技術必然是決定社會結構的唯一因素的觀點。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柯爾施強烈反對這種對馬克思的污蔑，認為馬克思在諸多文本中雖然論述了技術與社會發展之間的有機關聯，但并沒有把二者界定為支配與被支配、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馬克思的社會生産力的概念同‘技術統治論者’的唯心主義抽象毫無共同之處；後者臆想社會生産力脫離一切社會的規定性，可以純粹由自然科學與工藝學來确證與測定。”[3](p150)這與恩格斯在緻布洛赫的信中為馬克思所作的經典辯護不謀而合：“根據唯物史觀，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産和再生産。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4](p591)

應當強調的是，馬克思所處的19世紀本身就是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發電機和内燃機等能源動力技術、自行車和火車等交通運輸技術、電報等信息通信技術均已出現并開始被廣泛應用到生産生活領域。對此，馬克思保持着密切關注并曾高度評價說，這是“一件可以作為我們19世紀特征的偉大事實”“産生了以往人類曆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想象的工業和科學的力量”[5](p579)。可見，馬克思對技術的探究與反思，不僅是要揭示作為反映生産力的發展水平的物質形态的技術，更是要揭示技術這個物質形态背後所隐藏的社會關系。整體來看，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就是秉承了作為物質資料的技術和作為社會關系的技術的雙重視角，對技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與資本“共謀”的社會事實展開了深刻批判。馬克思認為，技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不斷為資産階級的價值增殖活動服務，輔助資産階級最大化地榨取無産階級所創造的剩餘價值。

在《資本論》手稿之一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詳細闡述了技術作為生産工具雖然表面上具有物質形态，是“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質”，但它并非自然界的産物，而是人的勞動的産物，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其主要目的是要讓自然界成為服從人的意志、實現人的要求的工具[6](p198)。馬克思認為，這種“社會關系”才是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的本質規定。反之，如果我們離開社會生産關系将技術抽象地視為一種自在的、純粹的自然物質形态，那麼就脫離了“真正的唯物主義”，走向了将技術神秘化的“抽象的物質方向”，陷入“排除曆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所以說，透過技術的物質形态來揭露技術的曆史性質和社會關系的實質正是馬克思對現代技術展開曆史唯物主義反思的重要結論，亦是馬克思的科學的技術觀同20世紀以來的技術統治論等思潮的重大區别。

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進一步探究了機器技術對生産力的促進作用和對财富的創造價值。“大生産——應用機器的大規模協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風、水、蒸汽、電大規模地從屬于直接的生産過程，使自然力變成社會勞動的因素。”[6](p356)在自然經濟時期，人類勞動隻不過是表現為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過程的附庸。在那裡，人們主要是依靠鐮刀、斧頭、錘子等簡易工具進行生産勞作，不僅生産效率低下，而且對勞動者的生産工藝的熟練程度要求較高。而資本主義的機器大工業生産則用風、水、蒸汽等取代人的肌肉，使之成為推動生産工具運轉的動力。結果，原先複雜的生産過程被分解成各個階段和各個組成部分，社會化大分工取代了原來落後粗鄙的分工原則。與之相應，勞動者也逐漸不用再關心他們所執行的特定生産任務，而是随時都能在機器技術的協助下從一條生産線自由地切換到另一條。“資本不創造科學，但是它為了生産過程的需要，利用科學，占有科學。這樣一來，科學作為應用于生産的科學同時就和直接勞動相分離。”[6](p357)

不過，機器技術的這種将“熟練勞動”還原為“簡單勞動”的生産過程，在另一個維度又使資本越來越徹底、越來越完整地獲得對生産過程的主導權。勞動者則從屬于資本邏輯的發展需求，并越發服從于資本本身及作為人格化資本的資本家。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言：“工人作為社會工人所發揮的生産力，是資本的生産力。隻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條件下，勞動的社會生産力就無須支付報酬而發揮出來，而資本正是把工人置于這樣的條件之下的。”[7](p387)在此，馬克思極富見識地指出，資本家通過掌控機器技術，一方面使部分工人淪為機器的奴隸，讓他們必須按照機器的速度和強度來安排自身的生産生活；另一方面，“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制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7](p469)。所謂“過剩的勞動人口”，就是在《資本論》中被馬克思定義為與直接參加資本主義生産過程的“現役勞動軍”相對的“産業後備軍”。在馬克思看來，二者本都同屬于無産階級，但資産階級卻可以通過他們之間的就業競争壓力，使“産業後備軍”從“無用之人”變成“現役勞動軍”式的“有用之人”。同時，也能夠迫使“現役勞動軍”付出更多的勞動、得到更少的回報，因為他們的就業崗位随時都可以被數量龐大的“産業後備軍”替代和填補。

據此來看，馬克思的《資本論》比赫拉利的《未來簡史》更徹底、更全面地揭示出了機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排擠工人和剝削工人的主要社會根源。所不同的是，馬克思所批評的是“機器悖論”，赫拉利所指出的是“人工智能悖論”。可是，關鍵之處在于，人工智能是對機器的工作原理和生産機制的信息化擴展。它是以計算機為技術載體的新的“信息機器”，是對人的勞動能力的進一步增強或者進一步替代，所以又被稱作“智能機器”。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不但在馬克思所處的機器大工業時期存在，而且在人工智能時代依然存在。基于此，當前智能時代的“人工智能悖論”就是對工業時期的“機器悖論”的再現乃至強化。在理論層面上，馬克思的機器技術批判思想在人工智能時代仍然具有破解人工智能悖論的真理性價值。

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生動刻畫的“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機器本身增加生産者的财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産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7](p508)等“機器悖論”的情形類似，當前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同樣走向了和資本的“媾和”，并形成了繼續為資産階級攫取無産階級所生産的剩餘價值的“人工智能悖論”。

首先，在勞動時間上，随着越來越多的工作以電腦等智能設備為基礎，人們不僅工作節奏越來越快，工作要求越來越細緻，而且工作時間和生活時間的界限日趨模糊，甚至連各種休閑時間也被不斷納入工作範圍。以這種時間結構的改變為中心，羅薩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形象地描繪為“加速社會”：“各種現代時間結構以一種非常特殊的、命定般的方式發生了改變；這些時間結構是被加速邏輯所支配的”“社會加速導緻了嚴重的、可以憑經驗觀察到的社會異化形式”[8](p4,5)。他強調，科技急速推動着社會變遷的加速、生活步調的加速，也使人們整天眼花缭亂、疲于應付、焦躁不安，産生出“我們體驗到的時間，以及花費在體驗上的時間，都相異于我們”的“自我異化”感受[8](p139)。

其次，在勞動強度上，人工智能作為信息化的生産工具，本應提高生産效率、減輕勞動者負擔，但由于它逐漸走向為資本的價值增殖目的服務的道路，也由于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界限的打破，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反而在技術進步的前提下悖謬性地加重了。換言之，即使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了智能時代，勞動者依然擺脫不了淪為資本家的生産工具的悲慘命運，“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2](p159)，并且常常是在數字技術的催逼下被迫将勞動強度提高到極緻。

再次，在勞動工藝上，人們發明智能技術的最初構想是解放生産力，使勞動者真正上升為生産過程的主人，從而獲得更多的發展自身自由個性的機會。然而，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人工智能将勞動者的生産狀況、衣食住行、興趣偏好等通通置于嚴密的監控之下，使之可以完全被資産階級掌握。“數據化和網絡化的主體其實就是自己的全景監獄。監控的任務就是如此被分派給每個個體。”[9](p83)比如，智能攝像頭對工人生産的産品質量的檢測，智能穿戴設備對工人外在的行為信息和内在的身體信息的采集。換言之，智能技術不知不覺間已經背離人們設定的發展初衷，導緻對人類或公開或隐蔽的宰制。

最後，在勞動價值上，借助由智能技術構築的數字平台，資本主義有效調節了生産者、消費者、廣告商等不同群體之間的需求，極大地促進了社會财富的增長。不過，由于平台的所有權是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并且是以資本的價值增殖為根本目的的，故而當前資本主義承諾的所謂的“低門檻”“包容性”“自由進出”“自營自利”等隻是一種意識形态性的“平台假象”。“數字平台将自己的觸角延伸到任何它們能夠進入的空間，尤其是那些以往并未貨币化的空間，目的是從每條廣告、每條分享的帖子或每件出售的商品中獲利。”[10](p78)進一步地看，在智能平台以技術化的方式重組勞動過程之後，勞動者财富的多少不再受勞動影響，而是由能否擁有“數據”來确定。“數據就是石油”“數字鴻溝”“數字窮人”等典型提法就是明确的例證。

三、從“技術政治”到“階級政治”：曆史唯物主義視域中的曆史發展規律

表面看來，從勞動時間的延長化、勞動強度的加重化、勞動工藝的監控化、勞動價值的降低化等種種“人工智能悖論”中，人們似乎很容易得出赫拉利所說的“無用階級論”。“19世紀，工業革命創造出龐大的都市無産階級，這個新的工作階級帶來前所未有的需求、希望及恐懼，沒有其他信仰能夠有效響應，社會主義因而擴張……到了21世紀，我們可能看到的是一個全新而龐大的階級：這一群人沒有任何經濟、政治或藝術價值，對社會的繁榮、力量和榮耀也沒有任何貢獻。”[1](p293)因為從機器到人工智能的生産方式的進步，不僅使資産階級對無産階級的剝削更廣泛、更深入、更巧妙，也在無形之中刻意沖淡着無産階級的階級反抗意識，使他們安于“所有生物都是算法，而生命則是進行數據處理”的“科技人文主義的兩難”現狀[1](p328,359)。

而在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視域中，同機器大工業時期必然産生的“機器悖論”一樣，智能時代之所以必然導緻“人工智能悖論”，其社會根源仍然在于資本邏輯與勞動邏輯的對立、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的對抗等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社會矛盾。“決不能從機器體系是固定資本的使用價值的最适合的形式這一點得出結論說：從屬于資本的社會關系，對于機器體系的應用來說，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會生産關系。”[6](p188)遵循馬克思這種從技術問題思考其背後蘊含着的制度問題的思考路徑，“機器悖論”“人工智能悖論”的症結并不在于機器、人工智能本身，而是在于對機器、對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

實際上，參照赫拉利的另一部著作《人類簡史》，我們更能清晰地領會到，赫拉利何以會在階級問題上陷入“無用階級論”的虛無主義深淵，并與馬克思主義者有本質性的不同。在該書中，赫拉利以認知革命、農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為線索描述了人類如何從“7萬年前”“一種微不足道的動物”成長為“在接下來的幾千年間”“整個地球的主人”，并指出人類“似乎隻要再跨一步就能進入神的境界”“擁有創造和毀滅一切的神力”[11](p407)。他強調，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雖然人類的整體能力大幅提升，但個人的福祉不一定得到增進，而且人類還常常使自然生态系統及其他動物等深受其害。所以，赫拉利在這裡對智能時代人類的發展前景、人的存在方式乃至具體的階級問題的探究，其實包含着一種對人類未來的命運前途的憂慮，以及對人類能夠改正以往種種錯誤做法的殷切期待。如以治病救人的名義來改造人類基因的生物工程活動，被赫拉利比喻成追求長生不老的“吉爾伽美什計劃”和“弗蘭肯斯坦博士”創造科學怪人構想的結合，是極其危險的。在他看來，如果人類真的被升級為另外一種物種，那将是對人的定義的根本颠覆，也将意味着人類曆史的終結。

相反，一方面，馬克思早就認識到了技術是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之間進行階級鬥争的武器，而且強調無産階級在這種鬥争中必然能從“自在階級”上升到“自為階級”，去反抗技術背後不公正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按照馬克思對技術發展史的曆史性考察，19世紀在英國棉紡織業出現的錠紡紗機、搓條機、精梳機等技術發明，最初都是資本家為了鎮壓工人罷工，壓制工人追求“正常工作日”、提高工資待遇、改善勞動環境等合理訴求的暴力工具。“可以寫出整整一部曆史，說明1830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隻是作為資本對付工人暴動的武器而出現的。”[7](p501)此外，馬克思也準确地洞察到，技術優勢推動了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将印度式的封建國家納入其原料産地和商品傾銷市場的殖民主義事實。“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機，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國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後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後就使英國棉織品泛濫于這個棉織品的故鄉。”[5](p680-681)不難發現，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問題的探究，總是與生産方式問題、階級問題、社會形态問題等關聯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馬克思也看到了在漫長的階級對抗的曆史中，無産階級對技術問題的認識、對階級鬥争策略的調整以及階級意識的成熟等，是一個逐步轉變的發展過程。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着重分析的“盧德運動”就是工人在19世紀初對機器進行粗暴搗毀的反抗形式。因為當時的工人認為，機器這種新的勞動資料搶走了他們的工作機會、壓低了他們的工資。馬克思指出，讓工人誤以為自己的競争者就是機器，隻不過是資本家巧妙轉移工人的不滿和鬥争的矛頭的詭計。同時，這也為西德茅斯、卡斯爾雷等英國政府代表者采取鎮壓工人的暴力行動提供了借口。所以，馬克思感慨道：“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别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産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産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是需要時間和經驗的。”[7](p493)

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對無産階級突破以往的思想局限性，成長為真正擁有科學理論指導的階級隊伍又是持有堅定信心的。嚴格來看，這正是馬克思在資本主義錯綜複雜的階級鬥争現象中為自己提出的重要理論任務，也是馬克思的階級政治學說為無産階級革命運動的蓬勃開展鍛造出的重要思想武器。誠如馬克思所述，“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争”，并非都是他的功勞，以往的資産階級曆史學家、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家早已做過相關的曆史分析和經濟學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産發展的一定曆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争必然要導緻無産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2](p509)。這種概括一邊指出了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對前人相關思想的批判性繼承和根本區别，一邊又表明了馬克思對無産階級産生、發展和鬥争勝利的分析，絕非出于某種抽象原則或道德願望，而是植根于對人類曆史發展規律的客觀分析。

對此，列甯在1914年寫作的《卡爾·馬克思》一書中就高度評價道，馬克思的階級政治學說使無産階級革命運動擺脫了以往的錯誤傾向，為無産階級制定正确的革命鬥争策略，進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迷離混沌的狀态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争的理論。”[13](p587)在該文本中，列甯還着重分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提出的“一切階級鬥争都是政治鬥争”的著名論斷，強調了政治鬥争在無産階級的多種多樣的階級鬥争形式中所占據的重要位置。“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曆史、分析每個階級以至每個階級内部各個集團或階層所處地位的光輝而深刻的範例，透徹地指明為什麼和怎麼‘一切階級鬥争都是政治鬥争’。”[13](p588)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也曾對這句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引起争議的話語作出如下政治性解釋——“被壓迫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鬥争必然要變成政治的鬥争，變成首先是反對這一階級的政治統治的鬥争”[14](p308)。可以看出，他們的論述都共同揭示出了馬克思所科學闡述的階級利益的沖突必然要導緻政治權力的争奪這一曆史唯物主義結論。也正因如此，無産階級的鬥争便不能再像早期的“盧德分子”一樣，局限于眼前微利和踐行着資産階級的種種願望。相反，無論何時，無産階級都必須緊扣政治這一核心，将經濟鬥争、思想鬥争與政治鬥争緊密結合起來。

同理，21世紀的“盧德分子”是否會像機器大工業時期将鬥争的矛頭直指機器那樣來反對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引發如今學界的持續關注。比如，提出人工智能必然會在未來某一天超越人類智能的“人工智能奇點論”的庫茲韋爾就認為，“盧德分子的問題将在21世紀有所擴大，從人們的生計到人類的本質問題”[15](p237)。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在這種“奇點論”的視域中，庫茲韋爾最終得出的卻是“盧德分子的運動不大可能比兩個世紀前有更大進展，它缺少可以執行的議程表”[15](p237)的悲觀結論。對他而言，當人工智能越來越智能，人類越來越依賴于智能機器來替自己作決定時，就不再是人類掌控機器，而是機器掌控人類。因此，這與赫拉利在技術統治論的脈絡中所述的“無用階級論”的思想基調是一緻的，是在不觸動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來讨論技術問題和階級問題的關系。可以說，二者均是對馬克思的階級政治學說的歪曲，也是對與之直接相關的馬克思科學作出的共産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結論的無視。

四、智能時代無産階級的曆史使命與共産主義社會的實現

借用馬克思的對封建社會而言“蒸汽、電力和自動走錠紡紗機”是“危險萬分的革命家”的說法[5](p579)，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當前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先進的生産方式也是“危險萬分的革命家”。通過“人工智能悖論”的種種荒謬性表現，它激化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而且矛盾達到了這種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個現代社會毀滅，就必須使生産方式和分配方式發生一個會消除一切階級差别的變革”[16](p165)。也就是說，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将為全面實現馬克思所推崇的共産主義社會準備更加充分的條件。

紮卡達基斯延續了馬克思的技術變革與社會形态變革之間有着緊密關聯的思路，在《人類的終極命運：從舊石器時代到人工智能的未來》中同樣得出了人工智能将最終導緻“資本主義的終結”的重要判斷。而在《未來簡史》中，赫拉利雖然也認識到了技術在共産主義社會中的重大價值——“馬克思等人了解新的科技現實及人類的新體驗……打造了一個美麗新願景，承諾以科技與經濟為工具”，但他的結論卻是“人類就有可能從設計者降級成芯片，再降成數據，最後在數據的洪流中溶解分散”[1](p245-246,357)。赫拉利的觀點一方面否定了自文藝複興以來就被确立的人類的主體性地位，陷入了“價值虛無主義”；另一方面否定了共産主義必将取代資本主義的人類社會客觀發展規律，陷入了“曆史虛無主義”。

立足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其一，人工智能帶來的生産力的高速發展，将為走向共産主義奠定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人工智能的先進技術将推動傳統産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數字化轉型，提高各行各業的勞動生産率，促進社會财富總量的快速增長。更重要的是，共産主義社會以生産資料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制，“通過推行公有制，數據的力量可以去推動更具社會效益的創新，其價值能更為公平地分配，其潛力能更加充分地釋放”[10](p228)。所以，人工智能的共産主義應用非但不會像以往的資本增殖邏輯一樣導緻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貧富兩極分化，反而會使人民群衆不斷提高生活水平和共享社會發展成果。

其二，與封建主義時代最重要的生産資料即土地被掌握在地主階級手中、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的生産資料即資本被掌握在資産階級手中不同，人工智能作為先進的智能化生産的勞動資料，在共産主義社會中将被掌握在人民群衆手中。故而，它有助于克服以往的種種“技術異化”及其帶來的“機器悖論”“人工智能悖論”，進而确立勞動者在生産過程中的主導性地位。“真正的問題隻有一個：打破資産階級對新技術，尤其是數字技術、通信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絕對壟斷，無産階級應該勇敢地利用這些機器來為我們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即走向未來的社會主義生活。”[17]并且，由于信息技術同以往的土地、資本等相比所具有的可分享性、可再生性、可共享收益性等關鍵特質，它将使人們擺脫資本主義社會所設定的“經濟人”的自私自利本性，追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私利與公共善的和諧一緻。

其三，傳感器、顯示器、攝像頭等智能設備對海量信息的收集處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為了謀求利潤最大化；在共産主義社會中，它卻能被用來更便捷、更精準地調配各種社會資源，讓不同人群的各種合理的消費需求都得到有效滿足。這樣，彰顯人之為人的自由本性的“按需分配”就替換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貧富懸殊的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到了一定程度，它還将促使人們擺脫各種舊式的、異己的分工，從各類枯燥乏味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實現馬克思所向往的“随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2](p537)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意識到，盡管人工智能可以為共産主義社會夯實物質基礎等，但是，共産主義社會并不會僅僅随着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就自發實現，它需要多方面主客觀條件的系統性變革。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總結自己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批判的“總的結果”時，馬克思就曾審慎地指出，共産主義革命時代的來臨，必須以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為前提要素。“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态，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産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産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5](p592)毫無疑問，馬克思的“兩個決不會”思想，就是點明隻要在生産力方面還有發展的空間，資本主義社會就會繼續存在下去，而共産主義社會隻有在新的生産力、代表新的生産力的發展方向的無産階級發展壯大之後，才能真正實現。

就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而言，這又與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中作出的“資産階級的滅亡和無産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5](p43)科學論斷是完全吻合的。二者都是馬克思對社會矛盾運動規律的概括總結，是内在一緻和高度統一的：“兩個決不會”是人類曆史發展規律的一般體現，“兩個必然”則是上述普遍性規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具體運用結果。“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從生産力與交往形式的矛盾運動的角度理解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又從生産力與交往形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具體表現來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形态的具體發展規律。”[18]簡言之，“兩個決不會”具有相對性特征，“兩個必然”具有絕對性特征，“兩個必然”是“兩個決不會”的最終結果。

而當前人工智能的生産方式特别是種種“人工智能悖論”的出現，更是對馬克思“兩個必然”經典理論的證實。從根本上說，它既尖銳地暴露出智能的資本化所造成的無産階級的異化生存狀态，又為無産階級走出這種技術異化狀态準備了前提條件。即智能技術的發展已經充分展現出從對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向對人工智能的共産主義應用轉變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尤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中極力強調的“共産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在實踐方面，共産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無産階級群衆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産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5](p44)等思想在人工智能時代仍具有指導無産階級實現其曆史使命的科學價值。比如，紐内斯就秉承了馬克思倡導的共産黨是無産階級革命的領導核心的主張，認為在人工智能時代共産黨人必須建立适應當前技術環境變化的網格化的黨組織，從而打破時間、地域對共産主義運動的束縛，融入更多的革命性力量，并确定鬥争目标的先後次序，讓無産階級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來進行有組織、有策略的革命運動。

進入21世紀以來，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引發的階級對抗現象越來越頻繁。從2011年美國在互聯網上發起的反對權錢交易、兩黨政治、社會不公正等号召而引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到2014年倫敦、米蘭等歐洲地區的出租車司機因打車軟件Uber而舉行的集體罷工，再到2017年美國因制定自動駕駛汽車上路的法案而遭到數以萬計的卡車司機的抗議，都說明了随着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全球範圍内的階級鬥争的頻率在增加、聲勢在增大、影響在加深。隻是，這些階級鬥争最終走向沉寂，又直接表明了階級的指導思想、階級鬥争策略的制定、階級的政黨組織領導等的極端重要性。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中國，人工智能技術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支撐點，為國家的繁榮富強、民族的偉大複興、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了強大的技術動力。《“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互聯網+”人工智能三年行動實施方案》《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等更是為人工智能的共産主義應用指明了前進方向。

五、結語

總之，如果說人工智能時代存在“無用階級”，那也不應當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寄予厚望的“掌握着未來”的“真正革命的”無産階級，而必然是“使曆史的車輪倒轉”的資産階級[5](p41-42)。正如薩多夫斯基在《過度智能》中所言：“我們不該輕視盧德主義，而是應該拓展其戰術重點。反對資本的鬥争不僅限于工人反抗工作場所中的剝削。如果資本主義權力不去限制它的覆蓋範圍，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限制自己的抵制行為呢？”[10](p205-206)因此，在人工智能時代，應當摒棄赫拉利“無用階級論”的虛無主義的論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科學指導，為适應信息化技術時代的到來而制定正确的革命鬥争策略，堅定無産階級革命運動和共産主義運動必将勝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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