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8日，武漢市發布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報告，同時報告該病毒不會人傳人，現處于可防可控狀态。這個報告誤導了人們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認識，緻使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武漢市迅速蔓延，釀成疫情。2020年1月23日，武漢市開始封城。2020年1月27日，經醫學科學抽樣檢測确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源于位于武漢市漢口的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是由販賣野生動物造成的。這次大規模疫情的發生，從表面上看是一個認識的問題、社會治理的問題，而在深層次上則是一個生态觀念的問題。因為一定的社會治理總是受一定治理觀念支配的，若社會治理出了問題，那麼首先是人們用于進行社會治理的治理觀念出了問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是因人對自然采取了一種野蠻的、動物式的掠奪方式造成的，屬于生态治理問題，因此，它所沖擊的是我們現有的生态觀念。

或許，人們會說，今天的中國，生态意識早已深入人心。在學術研究中，生态學早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綠色食品引導着人們的生活方式；在國家治理中，環境污染、循環經濟等生态治理，已經成為一項重要國策。但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現，從反面警示我們，中國當下的生态觀念是存在問題的，而要發現和解決這個問題，僅停留于社會學層面的現象描述是不夠的，必須進入哲學層面，對現有的生态觀念進行深刻理性的反思。這就提出了研究生态哲學的任務。

其實，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學術界就已經開始了生态哲學研究，但這種研究混雜于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文化學等生态研究之中，并未發揮生态哲學應有的引導和批判功能。其中，有兩點值得反思。

一是生态哲學的研究與生态社會學的研究脫節。生态社會學的研究着重于生态現象，而生态哲學的研究重在解決生态學的性質問題，建構生态理性。兩者本來是密切相關的：生态社會學的研究需要在生态哲學中獲得理論支撐，而生态哲學的研究則需要通過生态社會學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但是，在現實研究中，兩者卻脫節了。生态社會學的研究隻涉及人們的日常生活，并不關心生态哲學的研究成果，而生态哲學的研究限于書齋裡的學問，并不理會生态社會學研究的成果。由于這種脫節，生态學本質揭示出來的事物并未進入中國人的意識，主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而進入中國人的意識、主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的，隻是從生态社會學中獲得的一些零碎的生态名詞，如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綠色食品等，這就造成了人們在生态認識上的混亂。

二是生态哲學的研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的研究，沒有在生态學研究中占居主導地位，引導中國的生态學研究，研究是依研究者的興趣而展開的。這就使中國的生态學研究處于極為散亂的狀态，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生态學，既有生态主義的生态學，也有馬克思主義的生态學；既有生态哲學，也有生态經濟學、生态社會學、生态政治學、生态社會主義等。這種散亂的研究狀況，既不利于提高中國生态學研究的質量，也極大妨礙了生态學研究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社會建設的社會作為。鑒于此，中國的生态學研究要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社會的建設有所作為，就必須确立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的主導地位，以馬克思主義的生态哲學引導中國的生态學研究。這就需要提出加大研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的任務。

要加大研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不能不講恩格斯的“兩次提升”理論。兩次提升理論是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來的。基本觀點是：人與自然界的關系是在勞動中形成的；勞動在創造人本身的同時，還創造了人對自然界的能動的關系，使人的活動與動物的活動有了本質區别：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動物是本能地、不作計劃地、不經事先考慮地對待自然，因此，動物的行為都是短期的，“如果說動物對周圍環境發生持久的影響，那麼，這是無意的，而且對于這些動物本身來說是某種偶然的事情”，而人是“經過事先思考的、有計劃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為取向的行為特征”，這個目标不是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而是保持與自然的平衡、和諧的發展關系，因此，人的行為都是長期的。當然，這是就人的行為的本質而言的。在實際曆史進程中，人要使自己的行為獲得這一本質，必須經過兩次提升：一是從物種關系方面提升出來，二是從社會關系方面提升出來。所謂從物種關系方面提升出來，就是擺脫動物式的對待自然界的态度，真正以人的方式對待自然界。這裡所說的以人的方式對待自然界，是指人能夠把自己與自然界融為一體，能夠正确認識和運用自然界的規律，從而預計到自己的生産活動會對自然界産生何種較近或較遠的影響，進而控制自己的生産活動。這是人認識自然規律并學會應用自然規律為自己服務的過程；所謂從社會關系方面提升出來，是指人們能夠認識自身的社會行為，學會調節自己的社會活動。這是人認識社會規律，學會運用社會規律自覺調節生産的需求和供給之間的平衡、和諧發展的過程。兩者相比，後者要困難得多，因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目标是取得直接效益，而不考慮自然界将在遠期帶給人的消極後果，因此，人要實現第二次提升，就必須根除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建立社會主義生産方式。隻有經過這兩次提升，人類才能從自由王國進到自由王國，進到文明社會。在這裡，恩格斯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的基本觀點，即生态文明意識的獲得和按照生态意識規劃自己的行為，是人的本質和人的自我實現的過程，亦是現代文明社會發展的标志。這一基本觀點與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有關人與自然界關系的觀點有着本質區别。因此，在闡發“兩次提升”理論時，恩格斯批判了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勞動理論，進而批判了資産階級政治學有關人與自然界關系觀點的錯誤。恩格斯指出，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勞動理論的根本錯誤，就在于僅從經濟的角度、從物質财富增長的角度看待勞動，以為勞動的全部意義就在于創造财富，而不知道勞動更重要的，也是本質作用，是創造人本身，所以，在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上，資産階級經濟學家“主要隻研究人以生産和交換為取向的行為所産生的直接預期的社會影響”，而不研究人的行為所産生的長遠的社會影響，不研究人違背自然規律、非理性地開發自然，是要受到自然界報複的。恩格斯強調，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這一觀點與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和生産方式完全适合，因而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理念，由此決定，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運動必然造成人與自然界的對立，進而引發生态危機。恩格斯的這一批判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态觀與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生态觀的根本區别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态觀是以人的本質的獲得和人的自我實現為核心内容，講的是一個人類文明進步的問題，而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生态觀是以生産和交換的實現為核心内容，講的是一個資本積累的問題。

基于恩格斯的“兩次提升”理論的生态觀來反思我國現有的生态觀，筆者認為，我國現有的生态觀的一個重大缺陷，就是颠倒了經濟學和哲學的關系，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作為生态觀的内核，而把人的發展、人的文化素質的提高作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注釋。這是一種非批判、非哲學的生态觀。這種生态觀或許可以使市場經濟的發展獲得短期效益，但卻不能扼制市場經濟中固有的惡的東西，不能将市場經濟引導到社會主義文明建設上來。如果說這樣的生态觀可以推動人的發展，那麼，這裡的人隻能是異化的人，是不斷遠離人的本質的人，而不是全面發展的人，不是人的本質的不斷獲得。這正是恩格斯的“兩次提升”理論所批判的生态觀，是一種庸俗的生态觀、僞生态觀。這種生态觀決不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現就是一個明證。因此，為了克服中國生态觀的缺陷，我們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哲學生态學的研究。

首先，要以恩格斯的“兩次提升”理論為指導，把我國生态學研究中被颠倒了的哲學與經濟學關系再颠倒過來，把人的文化發展、中國人的文化素質的提升作為當今中國生态觀的核心内容，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目的，以此完善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持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其次，要研究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的方法論，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态觀轉變成中國人的自覺意識，把全民族文化提升到更高水平。這是一項艱巨的文化改造工作。中國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任重而道遠。

作者簡介：何萍,哲學博士，二級教授。兼任國際羅莎·盧森堡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全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副會長、列甯思想研究會副會長。研究領域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哲學。出版著作20餘部，在海内外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主持和完成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項目多項，獲中宣傳部“五個一工程”獎及教育部、教育部人文社科獎多項，湖北省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多項。

原文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