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趙盼，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特聘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基督思想史、聖經诠釋學。

文章來源：《基督文化學刊》2022年第2期

20世紀初是中國社會激烈變革的時代。改造中國社會，使之走出封建禁锢而實現自由民主，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而獨立自強是這個時代的中心使命。新文化運動“重估一切的價值”，倡導理性與科學。種種西方思想引進中國，新青年們熱切地研究和實踐着這些“新思潮”[1]。與此同時，基督教界也在發生着變革。基督新教在來華早期基本是處于社會邊緣地位的。這一方面是因為晚清時期，儒家是思想界的主流與權威，基督教以傳教士為主體，中國信徒人數少、文化程度低，缺少話語權。另一方面，持傳統基督教信仰的傳教士和本土信徒将“救靈魂”視為根本使命，不注重社會參與，主動居于社會邊緣。然而，20世紀以來，基督教在中國迅速發展，很多基督徒知識分子不再滿足于這種狀況，而試圖讓基督教參與到社會改造、救國這些時代的中心議題之中。關于基督教與“新思潮”之間的關系以往已有很多研究。這些研究指出，基督教與新文化運動關系密切，新文化運動早期反對傳統、提倡西學給基督教的發展帶來機遇。很多基督徒知識分子不僅贊同“新思潮”，積極與知識界展開對話，也進一步提出要改造基督教，使之适應理性、科學和愛國精神。[2]

然而，僅憑借基督徒知識分子所闡發的理論來探讨他們與新思潮以及中國社會的關系等問題是不夠的。因為基督教并非隻是一套思想，更是實際的人生經曆。五四時期的青年知識分子們是在何種情況下歸信基督教，新思潮對于基督徒的信仰和人生産生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都要結合具體的人——不僅是聚光燈下的名人，也是處于邊緣的普通人——的經曆來探讨。基督教曆來有講述個人信仰曆程，即“作見證”的傳統。中國教會也不例外。1923年，劉廷芳與胡學誠邀請了二十餘位基督徒學者與青年學生寫下他們的信仰經曆[3]，其中包括了多位民國教界最為知名的知識分子，如趙紫宸、吳雷川、吳耀宗、謝扶雅、張亦鏡等，這些文章刊登在“證道團”所發行的機關刊物《生命》上。證道團由燕京大學師生于1920年為探讨新思潮與基督教的關系，使基督教适應時代精神而創立。[4]1922年，《生命》雜志發表文章回應非基督教運動。次年，“宗教經驗專刊”的出版，正是旨在通過教内人士真實的信仰經曆自述，表白其立場，澄清社會對教會的批判，“他們相信他們的生命經曆能夠最有意義和最有效地見證他們的信仰”[5]。可以說，這些文獻無論是從出版者——《生命》與證道團——的背景和宗旨、參與人、出版的時機來說，都可以作為五四時代基督徒知識分子與新思潮關系研究的案例。

因此，本文将主要研究在五四新思潮的直接影響之下歸信或發生思想轉變的基督徒知識分子的信仰經曆自述，特别聚焦于在新思潮影響下，他們是如何努力将基督教從社會參與的邊緣向中心推動。此外，不同于以往研究往往僅聚焦于趙紫宸等教内處于中心地位的名人，本文也将關注一些邊緣的普通人的經曆，以豐富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從“新青年”到宗教者的歸信曆程

首先，新文化運動期間歸信的青年知識分子[6]帶着不同的社會期待進入基督教之中。比如，擔任過民國外交部俄文翻譯的郭摩西[7]歸信基督教就是一個有目的、有意識的選擇過程。郭雖是達斡爾族人，但自幼受漢化教育，極為崇敬梁啟超與康有為，曾經四處奔走宣傳孔教。“孔道西傳的責任，是我自告奮勇的。”1916年，他開始在北京外交部俄文修館讀書，“那時候才曉得中國内部的情形；道德堕落的程度，也曉得孔教不但不能成為宗教，連确實的組織也是沒有的，所以我對于孔教的信仰，立刻降到冰點。”[8]這一時代的很多知識分子歸信基督教的過程同時也是放棄儒家的過程。如葛兆光所言，清末民初，“中國好像處在精神萎靡和心靈疲弱的狀态中，儒家這種過于熟悉的學說和思想，似乎太強調服從和因循，沒有向外的競争力，又不足以以其‘陌生’的刺激，喚起人們的警覺和緊張，因此不能成為新的精神力量。”[9]更直接的原因則是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不僅僅是要重新評價孔子自己的教導，更是揭露許多世紀以來，統治者和官僚們強加在人們身上所有的倫理原則、制度的殘酷性和虛僞。”[10]

郭摩西又在佛教與基督教之間作出了選擇。五四前佛教一度複興，很多知識分子對其産生了濃厚的興趣。郭摩西寫道，在對基督教萌發興趣的同時，他“也明白佛教是很高尚的宗教，和我們的民族實在有生死的關系，所以也起了研究佛教的熱心”[11]。在佛耶之間一番掙紮後，他選擇了基督教。因為，“基督教的事業和社會很有關系，基督教的精神和行為很有關系”。同時徐寶謙在他生病期間的關心幫助也讓他非常感動。吳雷川也認為基督教與佛教是相似的，但前者“在緻用方面，注重社會改造，不像佛教隻談哲理，偏重個人，容易使人厭世。”[12]所以務實與緻用是一些知識分子在耶佛之間選擇的重要考量因素。1917年，郭摩西歸信，此後他熱衷于向蒙古人宣教，并寫作書籍向教界介紹蒙古，“我決定藉基督教救治蒙古。”[13]但是，幾年後郭卻因家庭困境轉回薩滿教。他家族幾年内多人患重病或去世，他寫道，附着在他姐姐身上的“薩滿的神靈”說她若不來作薩滿，家族就永不得安甯。在萬般無助時，郭摩西寫到自己“忽然就被薩滿教的神靈征服了，他占領我的心靈”。後來他自己患病後，也請了薩滿來跳神，祭祀了鬼神後才覺得有完全治愈的希望了。[14]文末，郭摩西寫到他此時的信仰狀況是，一方面，“對于基督偉大的人格，光明的真理，越發生出确實的信仰”。另一方面，他對基督教存有很多懷疑，特别是天堂地獄、神迹等。“因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也研究一點新思想新心理新哲學等書籍，我的思想界很受了解放的影響，所以對于宗教的原理，就成了一個懷疑派。”[15]

郭摩西經曆了在儒教、佛教、基督教和薩滿教之間的徘徊和選擇。在尋找推動自己民族進步之路時他選擇了基督教，而非儒家和佛教，但是他所信仰的基督教僅是對耶稣人格的信仰。當他遭遇個人困厄時還是要找邊緣的、神秘的薩滿教。所以，基督教既被他視為改革社會的良方，又明顯僅被當作一種工具。

米星如可以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新青年”。1915年在中學讀書時就因創辦揭露地方黑幕的報刊而被校長開除。在擔任小學教員期間，他結識了興辦平民教育的陳姓基督徒，經常應邀去教會。此時米對基督教極為不屑，“以為他們不過是用些假仁假義來迷惑人罷了”[16]。米星如後辭職返鄉與友人一起興辦教育事業，當地教會因為陳某的引薦，邀請米協助開辦學校[17]。同時，他與友人一起發月刊，辦教育，并且積極參政，“實行了監督地方财政，選舉等等的責任”[18]。此時新文化運動興起，米星如熱切地閱讀《新青年》等雜志，積極研究西方哲學、社會學，組建學社。在此期間，他逐漸對宗教産生了興趣，特别是被耶稣人格所吸引。他在學社中演講了“耶稣革命的精神”，當友人懷疑他是否已歸信時，他辯稱道：“我決不會變做基督徒，但耶稣的精神，我卻不能不要崇拜。”[19]1920年，米因得罪當地官廳，為了以“耶稣的精神感力”增加勇氣，也為了躲避政治打擊而受洗入教。他坦誠寫道，自己受洗時并非真有宗教信仰，“是絕對的不信任有什麼上帝，并且否認有超越底聖靈的能力，隻憑着耶稣人格的感化，願意皈依他的麾下，做一個改造社會的小卒罷了”[20]。随着信仰的深入，他認識到，“隻有笃信上帝，仰賴耶稣，方能有充滿的愛心，犧牲的實力”[21]。

張志鵬也是在新思潮影響下歸信基督教的。他原對宗教并不感興趣，1918年，他結識一位張姓信徒，“聞其證道，覺其言行相副，因深服其為人”，而開始去青年會查經。但随後他信仰冷淡，直到1921年，張姓友人“力囑餘多讀關于新思潮之書籍，如中國哲學史，胡适文存，及信仰之意義等類。”[22]在新思潮的引導下，他開始嚴肅地思考人生，“遂發生人之生存于一世，究為何來之一大問題”[23]。1923年，張志鵬歸信受洗。在文末，張寫到基督教對于個人與社會的意義：“試觀我國之政治糾紛，社會污濁，商業萎靡，教育不興……如欲救中國則舍基督教外，别無他道矣。”[24]丁貴堂[25]也寫道他之所以歸信基督教，是因為他相信宗教能夠束縛人心之惡，使人具有犧牲精神。至于為何在衆宗教中選擇基督教，他指出，基督教如果隻是為了“引人入教藉以忏悔希圖永生”，則與“勸人成佛”“誘人升仙”一樣無意義。基督教的價值在于“惟其能愛人故，能為人，能為人，故能服侍人”，能犧牲、能舍己，能流血，“是即耶教所以能挽人心世道而救國”[26]。

從上述幾人的經曆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新思潮對基督教最直接的影響在于它吸引了一些青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從而對基督教萌發興趣。但更重要的是，新思潮帶來的社會變革喚醒了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激發了青年一代重建文化、改造社會的理想。而基督教之精神，特别是所謂耶稣人格，被視為這種理想的實踐之途。自甲午海戰之後，中國人“在國力上需要‘自強’，在精神上需要‘自振’……所以，需要有一個作為精神主心骨的宗教，而且最好是新的宗教，這也是當時人根據西洋情況得來的所謂有宗教即有‘文明’的新觀念。”[27]這種訴求一直延續到五四時期。基督教倡導的耶稣人格、犧牲、博愛精神為很多知識分子尋找自我價值與實踐社會使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但是，若說這些青年們以迎合社會潮流，實踐社會改造為使命，那麼在五四時代諸多“主義”中，他們為何會選擇基督教。特别是他們在寫作這些自述時，基督教已經被一些人視為社會進步之敵。筆者認為，這正體現了對于這些青年而言，基督教對新思潮的補充或成全作用，即它為他們的社會理想提供了一種精神動力和實現途徑。新文化運動前期激烈批判傳統文化，但是，批判之後如何能真正提升“人格”，凝聚民心，重建社會則是難題。五四精神本身就是充滿矛盾和張力的[28]，青年在其中既熱血澎湃又倍感迷茫。上文中的知識分子都相信耶稣是擁有舍己、犧牲、博愛等當時中國社會最需要的“人格”之典範，可以作為一種内在神聖力量來推動人格和社會改造。正如青年吳耀宗所寫的“我将來要作什麼，要怎麼作，我不知道，也沒有人能告訴我，隻有耶稣的精神——真理的精神——配作我的向導”[29]所反映出的既迷茫又笃定。由此可見，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也補充了新思潮，為之提供了方向和動力，即以耶稣人格為榜樣，改造中國社會。

二、從保守到自由的立場轉變

對于基督教來說，新思潮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帶領一些人走向基督教，也挑戰和動搖了很多基督徒已有的信仰。在新思潮的刺激下，很多知識分子基督徒逐漸放棄傳統教義，接受了自由神學與社會福音。這兩種思想都産生于19世紀的西方，自由神學接受進化論與高等批判學，注重理性、經驗而淡化聖經、教義等傳統權威；社會福音則主張以基督教精神來對抗資本主義的罪惡，推動上帝之國在地上的實現。“社會福音是最實際的，它需要宗教理想來釋放力量，去對抗結構性的罪惡，從而建立一個更公正的宗教性的社會生活。”[30]雖然兩種思想來源不同，但在中國，它們的追随者很大程度是重合的。

吳雷川原本是儒生翰林，歸信基督教後，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他逐漸對傳統基督教神學産生了諸多困惑，特别是基督教與理性、科學的關系問題。于是，他決定“放膽多看新文化的雜志，以及非難基督教的論說，又重新自己研究……不再有從前為神學所遮蔽而迷悶的情況”[31]。新思潮與非基督教運動促使吳雷川反思其信仰，淡化基督教的超自然性，轉向自由的神學立場。“我承認耶稣是徹底覺悟人類天性所固有的知勇仁三達德，并且能充分發展這三達德的人。”[32]并且他确信“基督教必是能改造中國的社會”[33]。

王芳連是一位普通基督徒，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十四歲前對基督教非常熱情。但此後，受新思潮的影響，她開始信仰動搖。“師友談話，又皆非難教會之言，鹹謂在此科學發達之時，不應有此種迷信之行為。”[34]她逐漸不再相信基督教。王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就讀後，對學校内青年會主辦的各種活動都興趣不大，直到吳雷川來帶領查經會，重新喚起了她對基督教的熱情。“彼主張打破舊的信仰，而建設新約宗教觀。其見解之特出，視之教會中，一般老牧師一成不變的講演，實相去天淵。”[35]同時，她也激烈批評早年接受的傳統基督教教義，“隻可以籠絡愚夫愚婦，故結果信教者，多無識之徒”。由此也可見她十四歲之後信仰冷淡，正是由于傳統基督教義不能與她已經所接受的科學理性思想相結合。但吳雷川的神學不僅不與新思潮相違背，更帶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從而喚起了她的希望和熱情。“欲除去社會上種種惡習，而達到改革人心，改造中國，促進世界和平之目的，端唯基督教是賴。”[36]

毛吟槎[37]和王芳連一樣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成年後，他對教會的教導産生質疑。“拘守陳法的前輩先生，将舊法老道食而不化，把信徒束縛到一個來生的天堂裡面。”[38]所以，他将自己早年的信仰稱為“舊信仰時代”，轉向自由神學，認為基督教“不與科學哲理抵觸，并且有糾正科學哲理謬誤之點，而引到完全的地步”[39]。他也寫到這種轉變發生之後，“有些前輩的健者來斥責我，說我看了不應看的哲學書啦，科學書啦，和别教的經典啦……”[40]這也體現出新思潮的影響。

此外，很多基督徒都在新思潮和“非基運動”中信仰受到了沖擊，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找到出路，也有人逐漸放棄了基督教。張群英童年時就讀教會學校，信仰虔誠，但青年時期因對基督教逐漸冷淡。她認為這種轉變是因為“在這個時代中，對于事事都持着研究的态度，尋求真理絕不像在盲目的時代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宗教’本是沒有規定的标本，以供研究者的實驗，并沒有确實的答案”[41]。種種質疑使她心灰意冷。她最後寫道，身邊許多基督徒同學都有相似的失去信仰的感受。她的故事讓我們看到普通而真實的個人在時代風潮下的掙紮。

總之，新思潮挑戰了傳統基督教信仰，推動了很多基督徒知識分子轉向更為自由、現代的神學立場，使基督教得以适應理性科學精神，并能服務于社會改造。作為外來宗教，基督教既在新文化運動早期吸引着對西方文化感興趣的人，但它其中存在着的諸多傳統、權威與超自然的内容，如複活、天堂、地獄等，很快又因違背科學理性而遭到知識分子的批判。自由神學與新文化運動雖然内涵不同，但都是要打破傳統、革除蒙昧，推崇進步、科學、理性精神。這些知識分子基督徒一方面要對基督教“祛魅”；另一方面不滿于一些保守教會主動居于社會邊緣的狀況，特别強調基督教精神對于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現實價值。新思潮促使知識分子基督徒轉向自由神學，也加劇了教會内部基要派與自由派之分裂[39]，這一分裂對中國教會史影響深遠。

另一個現象是，此時發生信仰轉變的青年基督徒很多都出身于基督教家庭，自幼在教會學校讀書。他們或是因經曆青春期自我意識覺醒而信仰動搖，或是出于對教會學校儀式的厭倦、對教内“黑幕”的熟悉而對基督教産生強烈的反感情緒。在新思潮的刺激下，傳統的基督教信仰被視為愚昧或陳腐之物。因此，這些青年向自由神學的轉變也體現了一種明顯的反叛色彩，這種反叛事實上與五四時代很多新青年從傳統封建家庭中逃離的本質相似，都是個體意識的覺醒與對以往不容置疑之權威的推翻。

三、從1930年代回看五四時期神學之局限

1934年，徐寶謙邀請數十位教會領袖與學生寫作“宗教經驗”，吳雷川、趙紫宸、吳耀宗、謝扶雅等都在書中再次發表了他們的信仰經曆自述。雖然人生經曆是客觀發生過的曆史，但是人們在不同時期對自我經曆的回溯和重述，其中的取舍、側重、诠釋，都是與當下的思想和意圖息息相關的。對于思想家來說，思想的發展與成熟也會使得他們對過往經曆有所批判反思。因此，在這一部分我們将通過對吳雷川、趙紫宸、吳耀宗三位神學家在兩個時期自述的比對，特别是1930年代後的轉變，來回看五四時代他們的思想。[42]

1930年代，吳雷川将自己的信仰曆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接受傳統教義階段；第二階段是1923年的自述所描述的時期，認為“基督教所指示個人修養的方法，與儒教十分接近”。第三階段真正确立社會福音思想。[43]1923年，吳雷川寫道，耶稣能夠“盡其性”，是人類的模範。改造中國的責任在于教導青年學生，“使他們得意時不至于随從世俗，失意時不至于牢騷抑郁。唯有信仰基督教，是萬全的良藥”[44]。很顯然，他此時對基督教的期待側重于個人精神與道德方面，以儒家修養的方式提升人格，但尚未有清晰的社會改造思想。[45]1934年，吳雷川自陳他對基督教的理解已經轉變為相信作為社會革命者的耶稣，強調以基督教改造社會制度，“隻要社會的制度根本改良，人的罪惡自然減少”[46]。而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書中，他的思想已經發展為改造社會必須“革命流血”。[47]

吳雷川也提到了轉向自由神學後的信仰困境。1923年時吳雷川寫道：“信仰放寬之後，對于神的觀念，漸漸淡薄，因之意念行為，也就不知不覺的疏于檢點。”[48]1934年，他再次提到：轉向自由神學後，“我這樣理解基督教，自己以為能頗能合乎理智，将神秘的說法完全除去，絕不緻使人再說是迷信。然而，理智既占了優勝，情感就退初于無權，沒有了活潑潑地使人敬畏的對象，全靠自制的能力，就時常暴露出意志的薄弱，而我的意念與行為，已迥不像以前的謹饬了。”[49]他意識到對基督教的“祛魅”，也削弱了人崇拜上帝與自我約束的動力，但是他并沒有對此提出解決方案。

這一時期，吳耀宗的社會福音思想較二十年代也更為深入。在1923年的回憶中，吳耀宗提及1917年讀到福音書中“登山寶訓”後大受感動，基督教的道理正是“我十幾年來，夜以繼日，求而不得的道理”[50]。在1934年，吳耀宗回想自己二十年代初的信仰是有很多困惑的，“耶稣所确信的那位上帝，是一個實在，還是一個幻象。耶稣所謂的愛有什麼社會意義？”[51]在此時，他已經形成了清晰的社會福音主張。他批判以往的社會福音“隻是一些枝枝節節的服務”，真正的社會福音應該是以唯愛主義從整體上改造社會制度，這也是他與吳雷川之分歧[52]。從1934年的回溯，我們可知吳耀宗在五四期間歸信基督教時，雖意識到中國社會需要耶稣人格，但尚未形成清晰且具體的主張。

趙紫宸與上述二人有很大差異。趙紫宸在1923年的自述中寫道，他原本相信傳統教義，但1914-1917年在美國讀書期間，他的神學已經轉向自由神學，并接觸了社會福音思想。“我的宗教，從自己有了悟澈直到現在未嘗在異迹神秘寶血童女天堂地獄上找根基。……我的宗教是與上帝為父子，與耶稣為弟兄，愛主愛人，竭力去創造個人人心印的天國而已。”[53]1917年回國後，在新思潮的影響下，趙紫宸積極呼籲教會勇于改革，将基督教神學建立在理性和倫理的基礎上，并注重現實社會的需要。文末，趙堅定地寫道：“我已經從神秘生活中出來轉入了純粹的倫理生活，從普遍的空論裡出來轉入了科學環境，從籠統的玄想裡出來轉入了真切的，實際的經驗與經驗的準切研究……從個人的宗教出來轉入社會的宗教……”[54]

然而，在1934年的自述中，他卻推翻了之前的言論。“我覺得這種觀念，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非常幼稚的。神秘生活并非無真實的意義，倫理生活并非即是宗教生活……昔年之論，乃偏僻好新，不務實際的耀武揚威而已。”[55]此時，趙意識到單憑理性不能認識上帝，更強調上帝啟示的超越性、聖靈啟發與靈性生命之價值。“人要知道上帝，亦必有待于神靈的啟示，故宗教重知識理解，而尤重啟示與悟入……人而無熱切恒久的祈禱與孺慕，心向上帝，上帝亦無以施其應化感通的臨格。”[56]四十年代後，他基本放棄自由神學，轉向神人關系的神秘性與聖經權威。

将三人在五四時期的思想放在個人整體神學脈絡中進行比對，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看出五四新思潮對一些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影響，特别是以他們自己後來的自我反思來分析他們早期思想的局限性相信是有說服力的。新文化運動中，很多知識分子對社會問題的診斷主要聚焦于中國人的“人格”“國民性”問題，将中國的衰落歸為國人的自私、冷漠與一盤散沙。正是基于這一觀點，耶稣舍己、犧牲、博愛的人格能夠成為很多基督徒知識分子将基督教推向社會改造這一時代中心議題的思想資本。然而，這時他們對“人格”的強調是比較空洞的，缺乏具體的社會改造方向和措施。更進一步，以人格來“齊家治國平天下”，建造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想法本身是很天真的。訴諸個人道德或敬虔也是基督教處理社會問題時常見的弱點[57]。正如張欽士說，歸信基督教“就是要得着能力，戰勝試誘，作好人，救中國”[58]。但是，人人皆作好人就能救中國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此，這一時期基督教思想的局限性，本身也是新文化運動中希望以人格、國民性來改造社會這一主張的局限性。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吳耀宗與吳雷川的自我批判，他們思想的成熟與實踐，都反過來說明了二十年代他們對“人格救國”理解的粗淺。

另一個局限性則是五四時代很多基督徒知識分子迫不及待地離開傳統教義，強調理性化的信仰，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督教的超越性與神聖性，使基督教陷入相對主義與人本主義之中。“新思潮解放了生活，使人重新估量一切價值，卻沒有給人‘一種建設人生的維持努力’和‘一種安身立命的根基’。”[59]這正是上文中張群英面對的困境。吳雷川兩次談到理性削弱了宗教情感和道德的内在制約力，吳耀宗1934年同樣提到世俗人本主義思想給他信仰帶來的巨大困擾[60]。趙紫宸也正是二十年代後期看到世俗主義的興盛與社會的動蕩，“國家的現代化和新秩序，不得不和世俗的力量結盟；另一方面卻感到有需要劃清界限，沉思基督教信仰的本來面貌”[61]。這使他轉回啟示與超越性，以保留基督教的獨特性。

結 語

基督新教在來華初期主要宣傳“靈魂得救”，相對于社會前途與國家命運來說，它隻是一個邊緣的、私人的宗教。但近代以來，西學東漸、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以及基督教内部社會福音思想的傳播，都表明了基督教如何一次次試圖走向社會的中心，開出救國之方。五四時代，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與新思潮之間存在着密切關系，他們或是在新思潮的刺激下對基督教萌發興趣，或是為适應新思潮而努力修正其信仰。在新思潮的影響下，很多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理解和期待是有其獨特性的。這體現在：其一，他們往往比較重視科學和理性，難以接受傳統基督教中超自然的教義，故而更信奉與新思潮相契合的自由神學。其二，他們為基督教賦予了一種強烈的社會使命感，緻力于将基督教從私人信仰推向公共領域，從注重彼岸的社會邊緣推向改造現實的中心地位。但是，這種思想在30年代得到了趙紫宸等人從不同進路的自我批判和修正。這既可以用以反觀20年代初這些知識分子基督徒思想的局限性和内在矛盾，也反映着社會政治文化環境對神學思想的影響。如果說人們常将基督徒的信仰經曆稱為“天路曆程”，那麼，這一時期這些知識分子基督徒所走的，則是一條在人間、為人間之路。

“新思潮”所激發的社會福音運動者努力參與到社會改造之中，這種參與也并非僅局限在教界内部。本文提到的多位作者，丁貴堂、郭道甫（郭摩西），米星如後來都在政界擔當要職，也可見這一代知識分子基督徒走出教界，将其社會理想在政界付諸實踐的努力。此外，從1923年的這些自述中，我們尚未看出明顯的民族主義情緒，其直接原因是1924年後基督教才開始被“非基運動”斥為“帝國主義的幫兇”，同時也是因為五四精神本身就和民族主義存在着一定的張力。[62]

雖然在思想史的研究中，相對于對思想的闡述分析，人生經曆的講述往往是邊緣的；而相對于趙紫宸、吳耀宗等基督教思想史上的“明星”，王芳連、張群英等人也是處在邊緣的。但基督教并非隻是思想與學派，而是信仰者鮮活的人生曆程，這些經曆也反映出五四時代的思想浪潮不僅對思想家，也對普通人所産生的影響。可以說，正是一代人的困惑與探索、求真與濟世，才共同創造了“五四”這一波瀾壯闊的時代。

【參考文獻】

Chow,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Niebuhr,Reinhold.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Louisvilie: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21.

Rauschenbusch,Walter.The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New York:Abingdon Press,1917.

Schwarcz,Vera.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丁貴堂：《我個人宗教之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3頁。[DINGGuitang.“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1923):1-3.]

葛兆光：《孔教、耶教抑或佛教？1900年前後中國的心理危機與宗教興趣》，載《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出版，2007年，第201-240頁。[GE Zhaoguang.“Confucianism,Christianity or Buddhism?China’s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religious Interests in 1900.”In The Transitional Time of Modern Chinese Ideological History,201-240.Taipei: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2007.]

古愛華：《趙紫宸的神學思想》，鄧肇明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92頁。[Winfired,Glüer.Die Theologische Arbeit T.C.Chao’s in der Zeit von 1918 bis 1956.Translated by DENG Zhaomig.Hong Kong:Chines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1998.]

郭摩西：《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5頁。[GUOMoxi.“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1923):1-5.]

何慧敏:《五四前後基督徒與新思潮的互動和調适--基于北京證道團及《生命月刊》的考察》，華中師範大學2021年碩士論文。[HE Huimin.“The Interaction and Adjustment of Christians and New Thoughts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Peking Apologetic Group and The Life Monthly.”Master thesi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2021.]

李韋：《徘徊在世界主義和愛國主義之間的吳雷川》，《基督宗教研究》，2012年第15輯，第150-173頁。[LI Wei.“Wu Leichuan:Between Cosmopolitism and Nationalism.”Study of Christianity,vol.15(2012):150-173.]

林慈信：《先驅與過客--再說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1996年。[LIN Cixin.Xian qu yu guo ke:zai shuo Jidu jiao xin wen hua yun dong(Forerunners and Passers-by:Restating the New Christian Cultural Movement).Ontario:Christian Communications(Canada),1996).]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8年。[LIN Ronghong.A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Theology 1900-1949.Hong Kong: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1998.]

毛吟槎：《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2頁。[MAOYincha.“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1923):1-2.]

米星如：《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5頁。[MIXingru.“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1923):1-5.]

唐曉峰：《趙紫宸神學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TANGXiaofeng.T.C.Chao’s Theology.Beijing:Religion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2006.]

王芳連：《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2頁。[WANGFanglian.“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1923):1-2.]

吳國安：《中國基督徒對時代的回應(1919-1926):以〈生命月刊》和〈真理周刊》為中心探讨》，香港：建道神學院，2000年。[WU Kuo-an.The Contextual Responses of Chinese Christians as Revealed in Life Journal and Truth Weekly.Hong Kong:The Alliance Bible Seminary,2000.]

吳雷川：《我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3頁。[WU Leichuan.“My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1923):1-3.]

吳雷川：《信仰基督教二十年的經驗》，載《宗教經驗談》，徐寶謙編，上海：青年協和書局，1934年，第13-20頁。[WU Leichuan.“My Christian Experience in Twenty Years.”In Zong jiaojingyan tan (My Spiritual Expe-rience).Edited by XUBaoqian,13-20.Shanghai:Youth Association Press,1934.]

吳雷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WU Leichuan.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Shanghai: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1989.]

吳耀宗：《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4頁。[WUYaozong.“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1923):1-4.]

吳耀宗：《我的宗教思想的變遷》，載徐寶謙編：《宗教經驗談》，上海：青年協和書局，1934年，第21-27頁。[WU Yaozong.“The Change of My Religious Thought.”In Zong jiao jing yan tan (My Spiritual Experience).Edited by XUBaoqian,21-27.Shanghai:Youth Association Press,1934.]

邢福增：《尋找真實的信仰：趙紫宸的宗教經驗研究》，載《離異與融合：中國基督徒與本色教會的興起》，劉家峰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301頁。[YING Fuk-tsang.“Seeking True Faith:Studies on T.C.Chao’s Conversion Experience.”In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Edited by LIU Jiafeng,252-301.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ress,2005.]

徐寶謙：《基督教與新思潮》，《生命》，1920年第1期，第1-7頁。[XU Baoqian.“Christianity and the New Thought.”The Life,no,1(1920):1-7.]

許高勇：《論證道團（生命社）與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基督教學術》，2020年第24輯，第411-426頁。[XU Gaoyong.“Peiking Apologetic Group and Christian New Culture Movement.”Christian Scholarship,no.24(2020):411-426.]

楊劍龍：《論“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文化思潮》，《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第102-111頁。[YANG Jianlong.“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hristian Culture.”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no.3 (2011):102-111.]

姚西伊：《為真道争辯：在華基督新教傳教士基要主義運動1920-1937》，香港：宣道出版社，2008年。[Yao,Kevin Xiyi.Contend for The Truth:Fundamentalist Movement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920-1937.Hong Kong:China Alliance Press,2008.]

張灏：《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載《現代中國思想史論》（上卷），許紀霖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1頁。[ZHANGHao.“Rethinking May Fourth:The Binary and Dialectical Nature of May Forth Thought.”In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s,vol.1.Edited by XU Jilin,3-21.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ress,2014.]

張化：《吳耀宗與非基督教運動》，《基督教學術》，2008年第11輯，第140-164頁。[ZHANG Hua.“Wu Yaozong and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Christian Scholarship,vol.11(2008):140-164.]

張欽士：《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2頁。[ZHANGQinshi.“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1923):1-2.]

張群英：《我的宗教信仰的困難》，《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2頁。[ZHANG QUNYing.“The Difficulties in My Religious Life.”The Life,no.7/8(1923):1-2.]

張志鵬：《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2頁。[ZHANGZhipeng.“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1923):1-2.]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4卷第3期，第1-16頁。[Zhao Zichen.“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Vol.4,no.3(1923):1-16].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載徐寶謙編：《宗教經驗談》，上海：青年協和書局，1934年，第67-74頁。[Zhao Zichen.“My Religious Experience.”In Zong jiao jing yan tan (My Spiritual Experience).Edited by XU Baoqian,67-74.Shanghai:Youth Association Press,1934.]

【注釋】

[1](1)在當時知識界多将新文化運動的思想主張稱為“新思潮”。徐寶謙以“新思潮”指代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所有思想，包括胡适提出的重估一切價值，五四時期的愛國主義熱潮，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無神論、非基督教思想等。徐寶謙：《基督教與新思潮》，《生命》，1920年第1期，第1-7頁。[XU Baoqian,“Christianity and the New Thought,”The Life:A Journal of Christian Thought and Practice and The Amethyst Quarterly Journal,no.1 (1920):1-7.]

[2](2)參見林慈信：《先驅與過客--再說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安大略：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1996年（該書主要探讨了生命社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聚焦于趙紫宸、吳雷川和徐寶謙的生平與神學）；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8年（書中“五四運動與基督教”一章研讨了新思潮對教界的影響）；吳國安：《中國基督徒對時代的回應(1919-1926)--以〈生命月刊〉和〈真理周刊〉為中心探讨》，香港：建道神學院，2000年（該書詳細探讨了20年代基督徒知識分子群體如何應對時代挑戰并建設本色神學）；楊劍龍：《論“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文化思潮》，《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第102-111頁。[Samuel Ling,Xian qu yu guo ke(Forerunners and Passers-by:Another Look at the Christian New Culture Movement)(Ontario:Christian Communications[Canada],1996);Wing-hung Lam,Zhonghua shen xue wu shi nian:1900-1949 (Fifty Years of Chinese Theology)(Hong Kong: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1998);WU Guoan,Zhongguo Jidu tu dui shi dai de hui ying (1919-1926)(The Contextual Responses Of Chinese Christians As Revealed in The Life and Truth Weekly[1919-1926])(Hong Kong:The Alliance Bible Seminary,2000);YANG Jianlong,“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hristian Culture,”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no.3 (2011):102-111.]

[3](1)這些作者将其稱為“宗教經驗”，其意義是指個人信仰經曆，而非指宗教神秘體驗。

[4](2)許高勇：《論證道團（生命社）與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基督教學術》，2020年第24輯，第411-426頁；何慧敏：《五四前後基督徒與新思潮的互動和調适--基于北京證道團及《生命月刊》的考察》，華中師範大學2021年碩士論文，第35-41頁。這兩篇研究都詳細探讨了證道團如何積極回應新思潮。[XU Gaoyong,“Peking Apologetic Group and Christian New Culture Movement,”Christian Scholarship,no.24 (2020):411-426;HE Huimin,“The Interaction and Adjustment of Christians and New Thoughts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Peking Apologetic Group and The Life Monthly”(Master thesi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2021,35-41).]

[5](1)林慈信：《先驅與過客》，第92頁。

[6](2)郭摩西1894年生，1917年受洗；米星如1900年生，1920年受洗；吳耀宗1893年生，1918年受洗；張志鵬，出生年不詳，但據他記載，他幼年就讀北京彙文大學屬學館專科時正逢庚子之後，推測生于19世紀90年代，1923年受洗；丁貴堂1891年生，1918年受洗。

[7](3)郭摩西，達斡爾族人，1918年創立海拉爾私立學校，擔任校長，推動呼倫貝爾現代教育。1923年赴北平任教于蒙藏學校，擔任王正廷秘書，外交部俄文翻譯。此後，郭道甫在共産國際指導下，緻力于内蒙古革命與教育事業，曾創辦東北蒙旗師範學校，并擔任過張學良秘書。

[8](4)郭摩西：《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頁。[GUO Moxi,“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 (1923):1].（注：《生命》本期所刊載的每篇文章的頁碼都是獨立的，皆從第1頁開始。）

[9](1)葛兆光：《孔教、耶教抑或佛教？1900年前後中國的心理危機與宗教興趣》，載《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出版，2007年，第213頁。[GE Zhaoguang,“Confucianism,Christianity or Buddhism?China’s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religious Interests in 1900,”in Zhongguo jin dai si xiang shi de zhuan xing shi dai (Taipei: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2007),213]

[10](2) 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307.

[11](3)郭摩西：《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第1頁。

[12](4)吳雷川：《我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頁。[WU Leichuan,“My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 (1923):1]

[13](5)郭摩西：《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第1頁。

[14](1)郭摩西：《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第3頁。

[15](2)同上，第4頁。有趣的是，郭摩西相信薩滿附體，但難以理解基督教的神迹。

[16](3)米星如：《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頁。[MI Xingru,“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 (1923):1].

[17](4)雖然此時米星如尚未歸信，但由于有陳某的推薦和興辦教育的經驗而應教會邀請創辦學校。

[18](5)同上。

[19](1)米星如：《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第2頁。

[20](2)同上。

[21](3)同上。

[22](4)張志鵬：《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頁。[ZHANGZhipeng,“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 (1923):1].

[23](5)同上。

[24](6)同上。

[25](7)丁貴堂（1891-1962），曾就讀北京稅務專門學校，後擔任中國海關副總稅務司、代理宗稅務司。

[26](1)丁貴堂：《我個人宗教之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頁。[DINGGuitang,“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 (1923):1].

[27](2)葛兆光：《孔教、耶教抑或佛教？》，第207頁。

[28](3)張灏：《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載《現代中國思想史論》（上卷），許紀霖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1頁。[ZHANG Hao,“Rethinking May Fourth:The Binary and Dialectical Nature of May Forth Thought,”in Xian dai Zhongguo si xiang shi lun (Discussion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Thought),Vol.1,ed.XU Jilin (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ress,2014),3-21.]該文深刻地論證了這種矛盾性。

[29](1)吳耀宗：《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4頁。[WU Yaozong,“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 (1923):4].

[30](2) Walter Rauschenbusch,The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 (New York:Abingdon Press,1917),42.

[31](3)吳雷川：《我的宗教經驗》，第2頁。

[32](1)吳雷川：《我的宗教經驗》，第2頁。

[33](2)吳雷川：《我的宗教經驗》，第1頁。

[34](3)王芳連：《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頁。[WANGFanglian,“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 (1923):1.]

[35](4)同上，第2頁。

[36](5)同上，第2頁。

[37](6)毛吟槎（1891-1992），江蘇人，畢業于金陵神學院，先後擔任蘇州天賜莊聖約翰堂牧師，監理會蘇州教區幹事，常州市基督教堂牧師等。著有《舊約故事讀本》《歸主運動》等書。

[38](7)毛吟槎：《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2頁。[MAOYincha,“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 (1923):2.]

[39](7)毛吟槎：《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2頁。[MAO Yincha,“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 (1923):2.]

[40](2)同上。

[41](3)張群英：《我的宗教信仰的困難》，《生命》，1923年第7/8期，第1頁。[ZHANGQunying,“The Difficulty in My Religious life,”The Life,no.7/8 (1923):1.]

[42](1)姚西伊指出：“在華基要派傳教士反現代派活動最激烈的時期是20世紀20年代上半期。”這也從側面說明此時自由神學在中國教會影響之大。參見姚西伊：《為真道争辯：在華基督新教傳教士基要主義運動1920-1937》，香港：宣道出版社，2008年，第227頁。[Kevin Xiyi Yao,Contend For The Truth:Fundamentalist Movement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920-1937)(Hong Kong:China Alliance Press,2008),227.]

[43](2)比如李韋的《徘徊在世界主義和愛國主義之間的吳雷川》（《基督宗教研究》，2012年第15輯，第150-173頁）探讨了五四運動與吳雷川思想之關系以及他後期的轉變原因；邢福增的《尋找真實的信仰：趙紫宸的宗教經驗研究》（載《離異與融合：中國基督徒與本色教會的興起》，劉家峰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301頁）詳細探讨了趙紫宸各個時期的宗教經驗；唐曉峰的《趙紫宸神學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95頁）是對趙紫宸思想的全面研究；張化的《吳耀宗與非基督教運動》（《基督教學術》2008年第11輯，第140-164頁）詳細梳理了吳耀宗20年代的思想。本文并無意對三人思想作詳細研究，僅圍繞三人的“宗教經驗”探讨新思潮對其思想的影響。[LI Wei,“Wu Leichuan:Between Cosmopolitism and Nationalis,”Study of Christianity,Vol.15 (2012):150-173;YING Fuk-tsang,“Xun zhao zhen shi de xin yang:zhao zi chen de zongjiao jing yan yan jiu,”in Li yi yu rong he:Zhongguo Jidu tu yu ben se jiao hui de xing qi,ed.LIU Jiafeng (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ress,2005),252-301;TANG Xiaofeng,Zhao zi chen shen xue si xiang yan jiu (Beijing:Religion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2006),295;ZHANG Hua,“Wu Yaozong and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Christian Scholarship,Vol.11 (2008):140-164.]

[44](1)吳雷川：《信仰基督教二十年的經驗》，載《宗教經驗談》，徐寶謙編，第19頁。[WU Leichuan,“My Christian Experience in Twenty Years,”in Zong jiao jing yan tan (My Spiritual Experience),72.]

[45](2)吳雷川：《我的宗教經驗》，第2頁。

[46](3)另可參李韋：《徘徊在世界主義和愛國主義之間的吳雷川》。李韋認為五四時期吳雷川的思想受世界與人本主義影響，強調改造人格，後期轉變為以革命改造社會。

[47](4)吳雷川：《信仰基督教二十年的經驗》，第18頁。

[48](5)吳雷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第292頁。[WULeichuan,Jidu jiao yu Zhongguo wen hua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Shanghai: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1989),292.]

[49](1)吳雷川：《我的宗教經驗》，第3頁。

[50](2)吳雷川：《信仰基督教二十年的經驗》，第18頁。

[51](3)吳耀宗：《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第2頁。

[52](4)吳耀宗：《我的宗教思想的變遷》，載《宗教經驗談》，徐寶謙編，第22頁。[WU Yaozong,“The Changes of My Religious Thought,”in Zong jiao jing yan tan (My Spiritual Experience),22.]

[53](5)吳耀宗在1936年為吳雷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書所作的序言中反對吳雷川提出的激進的革命主張，“耶稣自己的主張，我認為是唯愛的，非武力的。”（吳雷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序第10頁。）

[54](1)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43期，第13頁。[Zhao Zichen,“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Vol.4,no.3 (1923):13.]

[55](2)同上，第16頁。

[56](3)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載《宗教經驗談》，徐寶謙編，第72頁。[Zhao Zichen,“My Religious Experience,”in Zong jiao jing yan tan (My Spiritual Experience),72.]

[57](4)同上，第73頁。

[58](1)正如尼布爾指出宗教道德主義在解決社會和國家問題的軟弱無力。“從個人之間的一般關系到社會群體的生活，愛的精神的脆弱性在解決這種範圍越大，越複雜的問題時就越發地明顯。”Reinhold Niebuhr,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Louisvilie: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21),75.

[59](2)張欽士：《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1923年第7/8期，第2頁。[ZHANGQinshi,“My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The Life,no.7/8(1923):2.]

[60](3)邢福增：《尋找真實的信仰》，第272頁。

[61](4)吳耀宗：《我的宗教思想的變遷》，第23-24頁。

[62](5)古愛華：《趙紫宸的神學思想》，鄧肇明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92頁。[Winfired Glüer,Die Theologische Arbeit T.C.Chao’s in der Zeit von 1918 bis1956,trans.DENG Zhaoming (Hong Kong: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1998),192.]

[63](1)舒衡哲（Vera Schwarcz）認為，五四的“啟蒙”精神與“救國”之間是存在張力的。“啟蒙運動的宣傳者們與那些迫切投入救國的革命者們亦敵亦友。民族主義的革命者們也一直對那些沉迷于國民性問題的知識分子抱有懷疑态度。”參見Vera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