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政治現象學應該與傳統的政治哲學和現代的政治學區分開，政治現象學既不是傳統政治哲學的延續或新發展，也不是與當代政治學的交叉學科。政治現象學懸置傳統政治哲學的形而上學思想以及當代政治學的自然主義傾向，其目标是讓政治經驗在自身之中顯現自身。通過論述政治經驗中的自我與他者的目光、事件（行動、運動和革命等）、語言、身體幾個要素，可以闡釋人如何在政治經驗中發現自我和獲得自我肯定，而這種尋求他者認可的過程在事件中使得時間空間化和空間時間化，從而構成了現象中顯現與顯現者中的顯現的一端，成為社會存在和自然事态的出現的先驗條件。政治現象學作為先驗哲學，既抛棄了傳統政治哲學的形而上學前提，又懸置了當代政治學的自然主義假設，面向政治現象本身。

政治一直是傳統政治哲學和當代政治科學研究的對象。政治現象學，作為新興的學科，既區别于傳統的政治哲學，又與當代政治科學有根本的不同。現象學與政治學的一個根本區分就是，現象學是先驗性科學（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是關于事物自身如何以自身的方式從自身之中顯現自身的學問。政治現象包含多種的政治形态，國家、政府、憲法、政黨、政治結構和政治制度、政體、意識形态、公民權利，等等，而現象學關注的是所有這些政治現象中的共有的本質是什麼。樹的本質不是某一棵樹，也不是樹的整體，樹的本質不同于個體的樹。同理，政治現象的本質不同于任何一種政治的具體形态或關系。

如何使得政治現象的本質顯現出來，這是政治現象學的任務。而要達到這個目的，政治現象學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現象學懸置，懸置在對待政治現象上的自然主義态度。政治現象學既不是傳統的政治哲學，也不是現代的政治科學（政治學），而是作為嚴格的科學的先驗政治哲學：它抛棄了自然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假設，依據政治現象自身的本質特征來闡釋政治現象。

政治哲學和政治科學中的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從古到今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其核心思想是不變的。自然主義把人類社會看作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把人看作是衆多自然物的一個種類。研究人類社會與研究自然物沒有本質的區分。在自然主義看來，人類社會首先是一種自然現象，雖然有其獨特的内涵和存在方式，但是，我們必須以理解自然物的方式來解釋人類社會。

亞裡士多德認為，人僅僅是動物中的一個種類，無論是在個體還是在類上，人首先是動物。任何社會和組織與蟻窩、蜂窩沒有任何本質區别。正是因為人首先是動物，如果沒有外來的束縛，如果沒有法律和正義，人就成為動物中最危險的。人比蜜蜂更具有政治性（更是一種政治動物），這是因為，人被自然賦予了一種邏各斯能力，即語言能力。純粹的聲音僅僅表達痛苦與快樂等情感，而語言使得人具有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的感覺。家庭和城邦（國家）就是基于這種關于善惡、正義與非正義的感覺之上建立起來的。蜜蜂、螞蟻、猴子等也有某種社會組織，但是，他們沒有邏各斯，沒有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分。邏各斯所代表的理性僅僅是自然現象中統治者對于被統治者的統治在人類中的表現：統治與被統治是自然界（動物界）普遍現象，而人作為一種特殊的動物，邏各斯是其特殊的統治方式。亞裡士多德認為，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不僅僅存在于生物之中，甚至存在于宇宙之中。有的人生來就是統治人的，有的人生來就是被統治的。家庭中的主人與奴隸、丈夫與妻子（男性與女性）、父親與孩子就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城邦中的國王與臣民也是如此。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制度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亞裡士多德政治哲學中，政治現象就被還原成了特殊的自然現象，用自然現象來理解政治現象，這實際上是遮蔽了政治現象本身。當亞裡士多德說，甚至在沒有生命的事物中也存在着統治的原則（比如在音樂樣态中），他已經使得政治失去了任何意義，政治作為政治已經消失掉了。

當代的政治學試圖脫離哲學的思辨，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模型來研究政治生活，在經驗觀察的基礎上，提出假設，收集素材，進行數據分析，揭示政治生活中的因果關系。政治學接受了自然科學背景中的形而上學假設：自然是由物質體或物質存在構成的整體，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是無限延伸的，物質體之間在時間上是共存和相繼的，都服從因果規律。這是唯一的最真實的存在。這說明，政治學并沒有擺脫哲學上的假設。政治學家已經注意到，在收集材料或進行觀察的時候，在進行量化和分析因果關系的時候，很多重要的曆史事件和過程是無法觀察到的，也是無法量化的。自然科學中的研究對象基本上都是可以觀察到的，是有形（幾何學意義上的）的實體，而政治學的對象，比如國家、政府、法院、憲法、公民權利、選舉、革命、政黨、意識形态等，不能用物質對象思考的方式來對待。因此，政治科學把自然科學作為模闆來研究政治現象，把研究物質對象的方法應用于研究政治現象，這裡面包含了兩種預設：首先，把政治理解為與物質自然類似的存在；其次，把自然科學的方法作為唯一的科學方法。這裡已經違背了科學概念本身的精神：真理就是要使得事物以其自身的方式顯現自身，是事物自身決定了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方法決定了事物顯現的方式。把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作為唯一的研究範式，這是方法決定研究對象。在方法中，對象被遮蔽了。

政治現象學的基本要素

胡塞爾是通過研究邏輯和數學進入現象學的，人們也可以通過研究其他事物而進入現象學。政治經驗是我們每個人都時時刻刻經曆的東西，對于政治經驗的分析和描述，既揭示出政治現象的特殊結構，也對于一般現象學理論有更深刻的說明。政治現象學不是把現象學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到分析政治經驗，而是一個政治現象自身顯示自身的過程。

政治現象學研究的是人類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主體間性的某種本質特征：人與人之間的主體間關系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人總是通過另外的人來獲得自我肯定和自我确定性，而這種主體間性的展開構成了一種特殊的公共空間。作為政治的公共空間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空間性的根本區别在于，政治的公共空間是事物呈現的先驗條件之一，其空間性不具有任何我們所理解的空間的維度。政治現象中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國家。國家的本質是什麼？國家不是一個實體（substance），它是公共空間作為政治空間的一種體現。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爾等都把國家作為一種意志來看待，把意志作為國家的本質。但是，作為意志的國家不是某種主體，而是政治空間的展開，在其中，既定義了人與人的關系，也定義了人與物的關系。對于我們日程生活中所說的任何政治現象的分析都包含下面幾個要素：自我與意識以他人目光為前提、事件、語言、身體。

（1）政治是一種自我意識，是以他者的目光為前提的。在胡塞爾現象學中，由于其局限于認知現象學，無法對于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作出正确的分析和描述，自我與他者都無法呈現。我與他者的關系與一張書桌和一個凳子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我永遠不可能在物質的對象中獲得自我意識：我隻有在他者的目光下，在他人注視我的情況下，我感覺到自己處于一種被審視和被評價的地位，這個時候，我發現，我在他者的目光中發現了自己是他者的意向性對象，是被構成的對象。他者既不是一個物質體，也不是一個與我并列的另外一個認知者。不僅如此，我在他者的目光下，處于一種完全的被動性之中，永遠無法知道他者是如何評價自己，因為他者是永遠無法在我的先驗自我的直觀中把他的意識生活呈現給我。他者的目光不首先是認知上的視覺，而是一種不可見的語言，在其中，我向他者呈現出來，盡管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形象呈現給他者的。這是一種根本的共在關系；人不是一個原子式的物質體，與他人具有一種精神上的共在關系；這種共在不是如偶然性一樣強加給作為實體的我，而是規定我的本質的關系。對于他者的目光，我可以選擇逃避或忽視，但是這不等于逃避了這種關系，相反，逃避或忽視恰恰說明這種目光的先在性。我可以選擇對視或對抗，甚至動用武力來消滅對方，但是，這種目光并不會因為對方的肉身的消失而消失，相反，這種目光會一直在那裡盯視着我。在他者的目光下，人發現自己赤裸裸地被暴露出來，無法隐匿自己的存在，因為自身的存在正是在這種目光下才被意識到或者被定義的。這不是說，首先我自己存在，然後在他人的目光下，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恰恰相反，胡塞爾現象學已經說明，在抽離了與他者的關系的情況下，我是虛無，是不存在的，我作為我僅僅是在他者的目光（逆意向性關系）下才呈現出來的。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在胡塞爾的經驗統一體中無法找到自我的地位，他者也無法顯現。在政治關系中，在他者的目光中我意識到了自己，盡管我不知道自己在他者的眼中是誰或是什麼；他者先于自我而出現，是自我的評判者，不是一個面對世界或對象性存在的認知的先驗自我。

（2）事件：由于我眼中的自我和他人眼中的自我，以及他人眼中的他的自我與我眼中的他人是無法一緻的，在政治關系中，人與人之間永遠無法取得真正的認識和理解，而人又希望認識自我和認識他人。更準确地說，人希望能夠在對方獲得自我肯定的欲望根植于共在的結構，而這種欲望可以表現為事件。政治事件非常廣泛，小到穿衣、表情、沉默，大到革命和戰争，都可以是政治性的。當然，典型的事件包括行動、運動和革命。運動和革命是行動的突出表現形式。政治事件包含了時間和空間兩個要素，不是被揭示的對象性時間（客觀時間）和空間（我們普通所理解的空間），而是後者顯現的前提。在政治事件中，事件的發生是一種湧現，是時間的空間化（場所）和空間的時間化（空間因時間而獲得具體的意義）。政治事件與自然事态、政治行動（運動）與物理運動的一個重要區分就是，自然事态和物理運動屬于顯現者一方，它們是以政治事件（和行動）中所開拓的時間性空間和空間性時間為前提而發生的。準确地講，政治事件是事物顯現的先在條件，比如，修建大壩，疆域劃分，等等，都是政治事件的結果。無論是總統的秘密決定，還是重大和持續的政治運動，特别是革命和戰争，都是指向未來的時間。未來不是将來的某個時刻，而是通過當前的行動呈現出來，當下也不是從虛無中突然出現的，因為在其中還滲透着過去。這種過去-現在-未來的互相滲透是時間的展開，也是事件發生的過程。這種指向未來的行動，是一種冒險，在這種冒險中，改變了社會形态和自然面貌。

政治事件的另外一個顯著特征是，人在政治事件中，從對象化的行為中，獲得自我肯定。這種肯定是雙重性的，一是個體自我的肯定，一是我們的自我的肯定。政治事件中人與人的關系既表現為我與他人的關系，也同時表現為我們與他們的關系。任何看似個體的行為都具有集體性的特征，因為人在本質上是共在。政治事件在規模上越大，影響也廣。人數的多少，是政治事件的一個重要指标。一個人在個人生活中不能夠獲得比較多的肯定和認可，但是，在其所屬的共同體（比如國家）中，可以獲得更大的自我存在感（自豪感）。比如，觀看國際體育比賽，國家隊的輸赢在個人情感上的反映是個體獲得自我存在的一種重要方式。

（3）語言：人在會說話以前就可以聽懂很多話，人首先是傾聽他人的話語，而不是表達自己。胎兒已經開始傾聽外部的聲音。甚至在胎兒出現之前，即将成為父母的夫妻已經聽到胎兒的無聲的語言。語言作為人的本質要素，不是後天習得的，而是内在的重要構成部分。傾聽揭示了語言的本質是交流，而不是關于外在事實或對象的陳述。語言在源初意義上體現的是主體間關系；說人是共在，那是因為語言，正是語言使得人作為人不再是個體的抽象存在，而同時與人分享共同的本質。在具體的政治生活中，語言常常是以正确性為标準，而與命題上的真假問題無關。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是，在政治現象中，人們關心的不是語言的真假，而是語言是不是我所贊同或反對的。謊言與神話在政治語言是随處可見的，這是揭示語言在政治現象中的本質的很重要的線索。語言首先表現為與他人說話，其次才表現為認知上的關于對象的揭示。在說話者和聽衆之間，無論是服從與命令的形式，還是說服與被說服的對象，不是指首先有兩個不同的個體，它們之間利用中介的語言工具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正是語言使得說話者雙方以不同的自我的形式表現出來，正是語言塑造了說話者和聽衆。

在政治上，對于自我的肯定和認可，主要體現在他者的人的數量上；赢得的票數越多，集會的規模越大，掌聲越是響亮，人就越是有成就感，自我就會高大。因此，在政治經驗中，語言往往表現為言簡意赅，用詞響亮，容易被大多數人所理解和接受。辭藻華麗，句子冗長，是沒有政治效果的。在政治關系中，他者自身的道德品德和宗教信仰是無關的，重要的是我能夠通過對方獲得自我的肯定。在現實政治生活中，道德成了迂腐的表現，而在宗教信仰問題上，政治是中立的，這是與政治的本質有關的。政治不是關于你自己的内涵或成就，而是你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或地位或名聲，是關于自我肯定的方面。

事件是語言中的事件，語言是事件中的語言，兩者互相滲透。我們所說的物在事件與語言的空間中展示自身或隐蔽自身。

（4）身體：人如何獲得其他人的認可呢？人永遠無法真正知道他人是否對自己心悅誠服，因為他人的内心世界和感受是永遠無法被外在化，無法在我的直觀之中顯現出來，因此，在政治生活中，懷疑（suspicion而不是doubt）滲透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聲的語言是難以達到互相的理解和信任。沉默反而更能反映一個人的可能的真實想法。理解政治的語言就不是理論上的邏輯能夠做到的，其模糊性與不透明性是建立一個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永遠不可能在另外直觀中顯現這一根本事實之上的。統治者在征服心靈上的無保障使得其退而求其次，那就是通過可以觀察和體會他人的身體語言來征服他人。一個人的穿着、表情、說話的音調、身體的動作、眼光、步伐等這些無聲的語言是解讀他者的重要渠道；更準确地說，他者是通過這些舉動和外表表現呈現自身，因而從中可以窺探他對于我的評價。人從來就沒有亞裡士多德所說的純粹的自然物意義上的聲音，痛苦與快樂的聲音是人的根本性語言，因為人的身體在其本質上是生命的語言。身體就是政治的對象。人的身體從一開始就不是所謂的自然存在或動物性的；它是政治關系之網中的交叉點。沒有身體，沒有痛苦與快樂，就沒有政治。人不是兩個不同屬性（理性與動物性）的複合體，人的身體不是外在的語言或理性來控制的對象。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不是通過亞裡士多德的邏各斯或語言來規範身體，恰恰相反，身體本身是邏各斯的根源：如何對待他人的身體，就是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的根源。人的身體既是行動也是語言，更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具體體現。政治的問題歸結為身體的問題，或者說，如何對待他人身體的問題。

結 語

文章首先揭示了在傳統的政治哲學和現代政治科學中的自然主義是阻礙我們正确理解政治現象的障礙，進而依據主體間性考察了政治現象結構中幾個主要方面，由此試圖說明，作為政治現象的公共空間，體現的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認可性關系，也是事物顯現的先驗條件。政治現象學不是把現象學方法與政治科學結合起來的一門交叉性學科，而是試圖能夠消除任何偏見和先見，面對事實本身。政治現象學在本質上是先驗的，它是一門先驗的政治哲學。

作者簡介：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克雷茨曼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領導和方向：現象學、當代法國哲學、政治哲學、比較哲學。

原文載《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本文由《社會科學文摘》2020年第2期摘編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