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介紹一本書，我的同事和朋友段德智教授的《死亡哲學》，90年代初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北京大學出版社又再版，是極有價值的書。

死亡是一個斯芬克斯之謎。自從有了人類關于死的恐懼、悲哀、困惑、反思和各種方式的處理，生死問題成為人類心靈、民俗和文化的經久不衰的課題。段先生講，死亡哲學其實是人生哲學或者生命哲學的深化和拓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隻有具有死亡意識的人，才有可能獲得人生的整體觀念和有限觀念，因而克服世人難免的怠惰、消沉，萌生出生活的緊迫感。

死亡的意義或價值問題，說透了，它是一個賦予有限的生命以無限的永恒的意義和價值的問題，因而歸根到底是人生意義和價值的問題。柏拉圖說“哲學是死亡的練習”，叔本華說“死亡是哲學靈感的守護神”，雅思貝爾斯說“從事哲學就是學習死亡”。我們的《易傳》講“原始反終，固知死生之說”，這也是一種高明的見解。中國文化尊重生命、尊重天地之間、宇宙之間有一個偉大的精神生生不息，中國文化華夏族群的文明也是生生不息。在這個背景之下，他正視死亡，因而強調隻有超越、消解死亡，才能最後達到人與天地萬物同體的境界。王陽明的《傳習錄》講的是，如果我們對生死念頭看的透、看得破、透得過，我們這個心之全體才是流行無礙的，這才是儒家所謂盡性緻命之學。

西方在文藝複興時代、在啟蒙時代有很多的哲人，他們的反思是，人生不再意味着忍耐、受苦、消極無為，而是可以依靠自己設計，過得生氣勃勃、轟轟烈烈、奮發有為。這是面對死亡，反省了生命的個體性和有限性，才給生命以内在的價值，這就是所謂“借死來反觀生，以生來界定死”。人類的生死觀在啟蒙時代以後發生了質變，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說：“假如精神害怕死亡，他就沒有勇氣直面自己的應當被否定的方面”，他說“所謂承擔死亡，就是不要害怕死亡，也不要躲避死亡，而要敢于去否定自己應當被否定的方面，不管自己經受怎樣的風險和精神痛苦也在所不辭”。黑格爾所說在“死亡中得以自存”，他所強調是，通過自我否定，求得自己更大的生存和發展，因為人最難戰勝的是自我。其實老子哲學也講到如何戰勝自己，不斷超越自身、回歸自身，不斷否定自己、實現自己和認識自己。

在西方死亡哲學中，自由的原則和個體性的原則，是死亡意識向生命意識、道德意識和文化意識轉換的樞紐。我們界定的自由，有政治上的、社會學上、美學上的，有哲學上的各種關于自由的定義，但是所謂的自由其實也是一種被限制。孔夫子尚且說“從心所欲，不逾矩”，無論我們如何界定個體，它都離不開社會群體。康德強調的自由是道德的自由，那是自己跟自己下命令。康德提出“自由人自己選擇去死”這樣一個死亡哲學的重大命題，他強調的是意志自律。康德給自己寫的墓志銘說：“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他說道德的自由總是自己決定自己，而不是别人，不是他在的力量決定自己。這種所謂意志自律，并不是一種張狂的自由，而是在道德層面上，自己如何去選擇是道德的行為還是非道德的行為，這樣一種自己決定自己的自由。而在社會層面上的自由，又是不逾社會規矩的。所以康德哲學講，我們如何要求人們，把死亡方式的選擇，自覺建立在超乎于個體的普遍利益和普遍道德準則的基礎之上，這是兩方面的統一。

黑格爾對人格提出了一種頗具特色的解說，他說：“一個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場的個人，誠然也被承認為一個人，但是他沒有達到他之所以被承認的真理性作為一個獨立的自我意識”。也就是說：他不僅承認生命的自我否定，尤其要承認在啟蒙哲學中所非常肯定的我們，如何去拼搏、如何去實踐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他所強調的是近代啟蒙以後的人的一種主體性的張揚。以上是段教授的書的要點。

儒學的生死關懷及其當代意義

現在我們談談儒家文化中有關生死的關懷以及它的當代意義。這是我的學習體會。

儒家的生命意識、死亡哲學的第一個方面是“尊重生命”。孔子講“未知生，焉知死”；“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隐”。當時他的門徒中，子路非常好勇，他經常告誡子路要尊重生命，不要暴虎馮河，不要去無畏地犧牲。子路最後是死于衛國的内亂，孔子聽說他去了，就知道他可能回不來了。子路被人亂箭射了以後血流滿面，死之前他還端正了自己的帽子。孔子講的“未知生，焉知死”，其實是說中國文化、中國哲學更加重視的是“生”，面對生，如何實現生命的意義，不要輕易的去消耗掉自己的生命。

戰國的時候，刺客輕生成為一種時尚，孟子為當時人戒，指出“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勇”不是去拼死，可以死可以無死，我們不要輕易地犧牲生命。他甚至告訴我們，知命者不站在危牆、危岩之下，因為會坍塌。《孝經》講“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周易·系辭傳》講“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周易”之“易”，一名而含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天地萬物一體的易道、變化之道，變化之中又有不變的原則，這個原則又很簡約，所謂《周易》是有變易、簡易、變易之中有不變易的原則的意思，這就是古代哲人所體會的天地、宇宙、乾坤、山河大地，草木鳥獸生生不息的這種過程。天，乾元之德，是大生之德；地，坤元之德，是廣生之德。而人，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是說學習天德天道和地德地道的品格，我們的創造性才可以和天地的創造性相配合、相媲美。我們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來全面發揮人的秉性和潛能，就自然有一種周易所昭示的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這是儒家珍重生命、主張積極人生的傳統。同時，要有承順性，被接受性，又要寬容大度，包容各種人，這叫“厚德載物”。

《中庸》講：“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是說，聖人能夠把天下的這種真實無妄的“誠”的精神發揮出來，充分實踐天賦給人的各種各樣的秉性，不僅盡我自己的本性而且盡他人之性、盡他物之性，幫助他人、他物來暢順地發揮自己的本性，這樣，人就可以和天地這種生生不息的化育萬物的這種精神相配合，人就可以參與、幫助天地的生生不息的演化和養育萬物，那麼人的地位就可以和天地鼎足而三了。這是《中庸》所闡發的一種哲理。所以在儒家看來，宇宙和人生的本質屬性是生生不已，變動不居，不守故常，日新又新。儒家所主張的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态度，參與現實的生活，特别是我們如何用參與現實、用我們的道德生命來回應天地、父母的生生之德。

從每一個個體來說，儒家的主張是，我們如何把守成和創業、動和靜、本性和欲望、生和死，統一起來。所以《周易》的易道、孔子學說的仁德仁體，它有創造精神的一面，有進取的一面，在變動中、在實現生命價值、在“開物成務”的各種社會活動中保持自己的本性，保持剛健精神，不沉溺于聲色犬馬的物欲，不要心裡有種種挂礙、其他的追求。所以儒家主張，通過正視生來正視死，“未知生，焉知死？”儒家用強烈的生命意識來通透死亡意識。孔子講：“朝聞道，夕死可矣。”我們一旦有了一種生命的志向，哪怕是早上聽到了我們無窮追索之中的這個道，晚上去死，都是值得的，他講了一種無窮的追求。孔子講“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孟子講“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孔子在水邊詠歎：“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人要向水的品格學習，與時偕行，與時俱進。

儒家的主張，是用生命的意識來界定死亡的意識，用積極熱烈的人生實踐來省視生命的有限性，來賦予有限的人生以無限的價值和意義。我們尊重生命，所謂生命可以區分為精神生命與物質生命。沒有物質生命就沒有精神生命，兩者不可分割，所以我們尊重物質的我、肉身的我。然而沒有精神生命，人無異于行屍走肉，生活就沒有意義，所以我們更尊重精神的我、人格的我。

儒家的生命意識、死亡哲學的第二個方面是“死而不朽”。過去有所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立德是最根本的，是否成就功業，要靠外在客觀環境，但立德更重要的是個體性，靠主體自身，至于著書立說、立言，是最後的，但這三種都叫不朽。所以儒家堅持獨立的人格，甯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苟且偷生，也不和惡勢力同流合污。孔子講：“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不要求取自己苟且的生命而傷害了仁德，甚至可以用生命來成仁取義。他講：“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作為君子，有道之人，沒有在吃完一頓飯之間這樣短的時間内違背仁德。“造次”是倉促匆忙，“颠沛”是流離失所。無論是倉促匆忙的時候，還是流離失所的時候，作為君子，也不會違背仁德。曾子講：“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都是長期以來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所實踐的道理，死而後已的這種精神。

孟子講，作為“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他講：“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命很寶貴，我們當然希望活着，道義也是我們所向往的，但是在民族、國家的大義、大是大非需要承擔的時候，舍生而取義。他說：“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活着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所想要的還有比活着更重要的價值，所以我不要苟且偷生。死也是我所厭惡的，但是所厭惡的有更甚于死者，所以就害怕在最後的關頭不能闖過，不能夠舍生取義。荀子講“人之所欲，生甚矣”，人的欲望中“活着”是很大、很重要的欲望；“人之所惡，死甚矣”，但是“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我們在面臨最後大義的選擇時，需要生命的承擔。所以在傳統文化中，保持氣節和操守成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從蘇武牧羊則文天祥、史可法，曆史上志士仁人都是這樣做的。

曾子講：“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孟子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荀子講：“從道不從君。”文天祥講：“時窮節乃見”，“生死安足論”，“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古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呢？不是為了苟且偷生，他一定是要有尊嚴地活着，死得其所，活得其所。所以孟子講：“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盡道而死，是正命；至于為非作歹，犯罪了判刑而死，那是非正命，不是一個人正當的、正常的命運。所以，儒家生命的價值轉化為死亡的價值，生命的承擔轉化為死亡的擔當。不應害怕死亡而偷生，不因威脅利誘而苟活，生命通過死亡得以延續，人生由有限變為無限，個體自由和人格獨立得到最大的發揮。《左傳》裡多次提到死而不朽，死且不朽，死又何求？《論語》中也講到，死而無悔，死而後已，士可殺而不可辱。《孝經》裡面講到：死生之義。所以儒家絕不逃避死亡，以自己的價值觀追求死而不亡。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三方面是“存順沒甯”。宋代有個偉大的思想家張載，他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還有一句話是說：“富貴福澤，将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甯也”。活着我順從（天地乾坤父母的）事理，死了我很平靜安詳，因為我無愧于天、無愧于人，心安理得，所以我活着很順，死了很安甯。《易傳》裡面講：“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它講的是原始而知生，最後求其終時，就知道死的意義。這是孔夫子跟子路讨論的時候，直接說的意思，尊重生命，也尊重死亡。

王陽明說，做學問的功夫，對于一切聲色名利和嗜好，都能擺脫殆盡，再通過一個最後的關頭從生命的本根上去領會，才能達到見得破，透得過，這才是流行無礙的生命之歸宿。

所以儒家的人生設計，既是生氣勃勃、轟轟烈烈、奮發有為，又毫無粘滞、毫無牽挂的做到達觀的态度，這就是所謂以出世的精神幹入世的事業。其實每一個人都要有這樣一種精神，這種生死态度既有壯懷激烈、視死如歸的一面，又有恬淡無欲、安靜平甯的一面。這與那種懼怕死亡、不敢直面死亡的恐懼心态不同，又與那種耽于聲色、及時行樂的遊士心态不同；既與那種消極無為、怠惰保生的逃世心态不同，又和那種斤斤計較于功名利祿的執着心态不同。儒家的人生設計具有一種張力。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四方面是“慎終追遠”。《左傳》講“慎始而敬終”，慎重地對待生命的開始，嚴肅認真地對待先人的死亡。《尚書》講“慎終于始”，“慎厥終，惟其始”。曾子講：“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謹慎地對待我們先人的死亡、父母的死亡，追懷遠祖，老百姓的風俗就歸于厚樸了。所以中國文化，儒家，有祭祀的傳統，有認真對待先人父母前輩的死亡，這樣一個很大的傳統禮儀。儒家重視孝道，也就是肯定了生死轉化代謝中的死而不亡問題，儒家通過血親種族的延續，來“繼志述事”，延續其精神，光大其事業，是文化生命的傳承。儒家的孝道不是狹隘的，不隻是族群的延續，不是隻重視傳宗接代，更重要是一種人文事業、文化生命的延續。

儒家非常重視教育、重視師生的關系，師生這一倫是非常重要的，它強調的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生命的傳承。所以儒家的死亡意識向生命意識、道德意識和文化意識轉化，有限的個體人生向無限的群體人生轉化，它是有一個生生不息的自己的文化系統。後人幫助先人自然安甯地接受死亡，并獲得臨終的尊嚴，而且祭奠追念死者的德懿，體悟生死的終極意義。孔子講：“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父母活着的時候，要按禮侍奉他們；父母死了，要按禮安葬他們，而且經常去祭祀、紀念他們。這反映的是一種人文式宗教的信念，也昭示了人的歸宿感，強調了以人性化的方式來料理後事。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五方面是“天道性命一體”。儒家的終極關懷具有天命的根據和冥悟體認的宗教性格，他的天命之道是生命和死亡意義的價值源頭。儒家徹悟生死和在精神上超越死亡的根據，是天道、天命的信念以及對人之所以為人的規定----天賦的仁義禮智信這些道德心性的尊重。天道和人道、天道和心性的貫通，表明儒者對于人世間、對于俗世生活的肯定，在俗世關懷的背後，它其實是有深刻的、超越的、形而上的關懷，也就是終極的最後的關懷。所以儒者以天下為己任，儒者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信念和救世獻身的熱忱，尤其他們至誠不息、虔敬無欺地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來事奉天地精神。孟子講“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短命也好，長壽也好，我們都修身養性以待天命。這種安身立命之道，其實在儒家的俗世的學說裡面體現出了終極性的宗教品格。所以儒家的使命感、責任感、“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死且不朽”、“死而後已”、“朝聞夕死”的憂患意識和力行實踐精神，都具有宗教性的、超越的、天道天命的源頭在背後支撐。

最後，我們講講儒家生死觀的當代價值。現代人的精神安頓成了問題：生活的無意義感籠罩着新生的一代；人們的心靈缺乏滋養，生命缺乏寄托；臨終的精神關懷缺乏；現代工業化的料理後事方式缺乏人性化，更使臨終者惶恐不安，不能夠從容不迫、具有人性尊嚴地承擔死亡。那麼我們即使檢讨現代科技文明本身，就能夠代替現代人思考生死的意義和價值嗎？我們在重症監護室看到親人、朋友、長輩、老人、病人那樣的狀況，其實我們心裡非常不安；每次去殡儀館送走親朋好友或師長，也是覺得一方面受到心靈的洗禮，另一方面有很多惶惑不安的感覺。

儒學的安身立命之道，如果在現代社會中加以創造性的轉化，就能夠豐富我們今天的生活，使我們活的更好，活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儒學可以提升我們的人格，活化性靈，解脫煩惱，緩沖現代人内心的緊張，超越生死的執著，複活人文理想的追求，使人真正過着人的生活。

儒家的精神對于今天社會人生的一些負面問題，比如環境破壞、道德失落，能夠起到治療和拯救的作用，尤其是對人性和人心的安立，肯定會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其實儒學根本上是教我們如何做人，明了生活的意義。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使全中國、全世界的華人，都有了一種慈悲心、仁愛心煥發起來的感覺。看到那些被地震吞噬的生命，我們心裡非常難過，所以大家奉獻愛心。另一方面，去年的毒奶粉事件令我們反省，假如我們都隻是經濟動物、隻會唯利是圖，我們何以面對列祖列宗和子孫後代？

儒學是我們民族精神的主幹，在現代社會的創造性轉化中，它應該如何幫助我們進行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建設，以實現理想的美好社會？儒學其實可以克服一些我們人文精神的失落、民族素質的弱化和教養的消減。人是需要教育的，是需要教化的。這種教化不是說教，不是教條主義地灌輸，而是從小養成的，是家長與師長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浸潤而成的，從我們的蒙學讀物、四書五經、老莊、佛經裡逐漸修習，慢慢養成的。

通過我們對儒釋道基本經典的解讀，能夠使得我們獲得安身立命，獲得一種恬淡、平甯，同時又積極有為參與現代生活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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