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明形态的倫理變革是其内在社會秩序變革與發展的集中體現，也是文明形态演化發展的顯著标志。作為一種建構與維系社會秩序的價值形态，這種倫理變革既遵循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揭示，呈現出對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全景式理解和把握，也順應了人類生存狀況改善與提升的時代訴求，标示出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内在理念與價值邏輯。人類文明新形态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所取得的曆史性成就，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價值性成果。這種新文明形态的倫理整合與挑戰，意味着它不僅實現了對自身民族精神與價值體系的重鑄與創新，而且昭示了未來人類文明發展的可能性進路。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倫理變革是深入民族内在特性之中的曆史性實踐，它在日常生活秩序、生态秩序、文化秩序、政治秩序、經濟秩序等五個領域彰顯出開放包容、和諧共生、守正創新、人民至上、共同富裕等獨具中華民族價值特色的倫理精神。

【關鍵詞】人類文明新形态；倫理變革；倫理标示；倫理整合；倫理精神

作者簡介：李建華，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和領域：倫理學基礎理論、道德心理學、政治倫理學、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劉暢，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4年第1期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1]

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模式意味着整個社會生活、秩序規範、價值觀念的變革與重鑄，由此不可避免地孕育出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态。這種新的文明形态是中國共産黨帶領全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指導下，批判繼承傳統價值觀念，與占有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有益成果的深刻變革與創新。它在政治秩序、經濟秩序、文化秩序、日常生活秩序、生态秩序等多個領域彰顯出開放包容、和諧共生、守正創新、人民至上、共同富裕等獨具中華民族價值特色的倫理精神。

一、 人類文明形态變化中的倫理

文明的孕育過程，就是其内在的倫理價值形态不斷整合、發展直至走向成熟的過程，而文明社會的衰變，最主要的表征就是整個社會秩序的逐步失範、失靈，社會内部倫理觀念體系的解構、價值信仰的崩塌。

(一) 人類文明形态的标準及倫理标示

人類文明形态的建構與其所反映的價值觀念是一種系統性的生成過程，對文明形态的判定标準必然囊括了對社會“器物”與“精神—價值”這兩個方面的考察。因此，人類文明形态的研究首先離不開對文明社會類型的研究。如英國著名史學家湯因比以文明社會類型作為曆史研究單位來定義文明，将人類從古至今所出現的文明劃分為二十一種類型[2](P37),這無疑是具有合理性意義的。而究其根本，社會形态的樣式是複雜多變的，我們隻有進一步深入到社會結構内部，即深入到個體生存狀況的微觀層面才有可能理解社會運作的價值邏輯，從而揭示出某一文明形态的内在獨特性。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Axial Age)文明說，他認為各軸心文明都以某種宗教—倫理觀“為自己确立了最為崇高的目标”[3](P8),即對“人之存在”這一終極命題的不斷思索為後續文明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精神基礎。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人類的生存狀況成為判定文明發展程度高低的價值标準，而一個社會中群體與群體、群體與個體以及個體間的倫理關系能夠直接反映出其對“人之存在”這一終極命題思考的深度，諸如如何處理與社會中“弱勢群體”、“他者”的關系，人是否活得有尊嚴、自由與幸福等。但人類生存狀況的判定是否有其科學依據?這種生存狀況與文明形态之間又有着怎樣的聯系?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從生産組織方式的演變，亦即通過人的存在方式揭示出了人類文明形态的發展的一般規律。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态下，人的生産能力隻是在狹小的範圍内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着。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産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财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4](P52)這說明，我們可以通過人存在方式的演變将文明形态依次劃分為三種類型：以人的依賴關系所建構的前資本主義文明形态；以物的依賴關系所建構的資本主義文明形态；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所建構的未來共産主義文明形态。在前資本主義文明形态中，這種倫理标識展現為一種原始的自然共同體，它帶有神秘、樸實、未開化等自然蒙昧色彩。在資本主義文明形态中，這種倫理标識轉變為一種階級間的沖突、對抗狀态，它以社會中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之間的對立關系為标志。在未來共産主義文明形态中，這種倫理标識上升為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個社會“将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5](P422)。

一言以蔽之，馬克思唯物史觀對文明形态标準的劃分，以社會生産組織方式為文明形态演進的基礎，超越了一般文明社會類型演化說，揭示出了人的存在方式與文明形态之間的内在關聯，賦予了人類文明發展規律以科學的價值形态。按照馬克思的設想，未來的共産主義文明将創造出一種全新的倫理形态，它是擺脫了“人的依賴關系”與“物的依賴關系”的一種“自由王國”,是人作為目的而非工具、手段的價值形态的最終實現與完成。“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6](P189)。

(二) 人類文明形态的演進及倫理變革

從文明形态的依次演進可以看出，人類文明形态的變化總是伴随着人的存在方式的變化，而人的存在方式又與社會主體間的倫理連接形式是密切相關的。這種存在方式背後往往涉及社會各領域中的一系列價值規範，正是這套行為規範為個體生活、交往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實踐指南。在以“人的依賴關系”為倫理标示的前資本主義文明形态中，主體間的倫理關系表現為一種人身依附關系，主體的價值性特征主要是服從、犧牲、克制、無畏等傳統美德觀念，強調的是主體對于共同體應盡的責任義務。在這種文明形态中，個體經常被視為共同體的所有财産，他在很大程度上離開共同體就無法生存，對群體的依賴性很強，個體往往以非主體性的存在方式受制于其生活的地域、宗族等血緣或地緣共同體。對于這一點，“我們越往前追溯曆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産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産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4](P6)。但由于生産能力與科技水平的限制，這種文明形态還主要停留于農耕、畜牧、狩獵等自然狀态，主體間的關系還帶有一種原生的“溫情”色彩。

随着西方工業革命的爆發，資本主義的機器化大生産與社會化大分工逐漸改變了原有主體間的倫理關系。在以“物的依賴關系”為倫理标示的資本主義文明形态中，主體間的倫理關系主要表現為一種“社會契約關系”,它是奠基于現代商品貿易之上的一種主體間關系，維護的是主體自身的權利，諸如平等、自由、功利、理性等價值原則。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以生産資料私有制為其基礎，以金錢至上的資本邏輯為其價值準則，以内在的社會分裂與競争對抗關系為其主要特征，這是一種“建立在勞動奴役制上的罪惡的文明”[7](P175)。

在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倫理标示的未來共産主義文明形态中，主體的存在方式超越了“人的依賴關系”與“物的依賴關系”,展現出獨立與自由的個體化特征，主體間的倫理關系主要表現為相互成就的價值關系，它不僅是一種擺脫了内在對抗分裂性的新型文明形态，而且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複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複活”[8](P198)。不同于奠基于生産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之上資本主義文明，未來的共産主義文明是建立在生成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是真正實現了人的主體性價值的文明。但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變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的變革，沒有經濟、物質水平極大豐富的條件保障，個體化的價值規範就缺乏實現的有利土壤。

由此可見，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一方面需要建立在文明社會生産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又需要使人擺脫為資本所奴役的異化狀态，還人以真正的獨立與自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前中國所開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是一種隸屬于未來共産主義文明的新文明形态(雛形)。

(三) 文明形态與倫理形态變化的同步

從人與自然倫理形态的演變史來看，在前資本主義文明形态中，人與自然之間是一種相對和諧穩定的關系。在資本主義文明形态中，人與自然的倫理形态演變為控制與征服的對抗形式。近代工業革命使得社會生産力水平有了顯著提升，人類認識、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不斷增強。但資本的邏輯決定了社會的發展必然是建立在對自然永無止境的索取與破壞之上的。隻有超越了現階段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人與自然的倫理形态才能獲得協調發展，這種倫理形态在本質上追求的是一種互利雙赢的主體間性價值，而非資本“赢者通吃”的單一主體性邏輯。

從人與社會倫理形态的演變史來看，在前資本主義文明形态中，人與社會的關系處于高度統一的狀态。社會生存環境惡劣與生産力水平低下決定了個人缺乏維系自我生存的充要條件，他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求某一社會群體、組織來提供庇護，此時人與社會的典型倫理形态是作為一種血緣、宗教共同體出現的，它“是一種原始的或者天然狀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統一體”[9](Pⅲ)。隻有在未來的共産主義文明形态中，人與社會的關系才有可能重回統一的狀态，它是一種克服了純粹主觀自由與絕對同一性的相對統一狀态。

從人與人倫理形态的演變史來看，在前資本主義文明形态中，人與人的關系處于一種人身依附關系。古代社會人身依附關系的核心是經濟利益依附，這主要體現在農耕社會中佃農依附于地主，底層民衆依附于上層統治階層等。在資本主義文明形态中，人與人關系發展為了一種競争對立關系。随着社會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變革，個體逐漸獲得了一定的經濟獨立，但這種獨立往往是建立在對他者利益的剝奪、占有之上的。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倫理形态表現為一種階級間的對抗形式，原始共同體中的互助、友愛、奉獻精神讓位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在未來共産主義文明形态中，人與人之間的緊張對立關系将得以消除，而展現為一種和諧友愛關系。社會共同富裕的價值取向決定了，個體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不再是建立在犧牲他者利益之上的，每個人都有實現自我價值的能力與機會，同時“他自己為别人的存在，同時是這個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這個别人為他的存在”[10](P298),主體間是一種相互成就的倫理價值形态。

二、 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倫理整合

倫理整合是人類文明形态變化的結果，現時又是人類文明新形态産生的重要前提之一。現階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正在開啟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态。這種人類文明新形态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文化、發展的集中展現，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價值性成果。中國之所以能夠開啟一種新的文明形态，這得益于其在努力實現民族複興的同時，能夠對現代性本身進行揚棄與超越，并積極思考全人類未來的命運與出路問題。

人類文明新形态一方面是在現實的曆史文化土壤之中被建構起來的，一方面又是在對西方現代性危機深刻反思基礎上所開啟的新文明形态。這意味着它在建構自身價值體系的過程中将涉及兩個方面的主題：一是傳統倫理價值觀的現代轉化與傳承；二是對現代化本身所産生的社會問題的思考與應對。正是帶着對這兩方面主題的百年探索與實踐，中國共産黨成功帶領中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下，紮根于中華優秀文化的曆史根基之中，吸收與總結西方現代化的有益經驗，從而實現了對中華文明的繼承與創新性發展。這種探索與實踐意味着中國所開啟的人類文明新形态不僅是現代化發展的階段性成果，同時它還要面臨着繼續現代化和複興中華民族的曆史重任。

中華文明有着悠久的曆史，這種深厚的曆史積澱不僅蘊含着豐富的實踐智慧，而且反映出的一個民族的内在信仰與精神追求。中國傳統倫理指的是中華民族在農耕文明時代，所探索與總結出的一套涵蓋生存實踐法則、社會價值規範與人生道德理想的文化價值體系，它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内在精髓與價值内核，其中以儒家的仁愛中庸、墨家的兼愛非攻、道家的生态養生等優秀文化最具代表性。但也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傳統倫理并不隻是賦有道德教化的職能，抑或隻是某種文化觀念的集合，在其現實性基礎之上，它首先而且必然是作為維系各種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存在的，其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古代宗法社會中的倫理綱常名教。如果忽略了這一點，我們就無法清晰地認識中國傳統倫理所賴以生根發芽的文明土壤，也就不能理解中國傳統文明與中國當前正在開創的新文明形态之間的内在關聯。如果說，我們由此領會到中國傳統倫理所不得不面對的挑戰是來自于當前中國現代化建設所開創的一種新的文明類型，而這種新的文明類型必然呼喚一種新的倫理價值形态與之适應，那麼，需要進一步理解和把握的是：與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求獨立、富強與民主的曆史性實踐相對應的，中國傳統倫理将如何重新認識自身，即如何在中國的曆史性實踐中不斷轉化并不斷煥發生機的問題。

審視當下，這種傳統倫理的價值轉化始終是一個同社會發展相協調、相适應的過程。如果不能很好地将傳統倫理的價值理念融入中國的曆史性實踐之中，并由之開展出一系列具有實質性曆史内容的倫理價值形态，那麼它就會蛻變為一種空洞抽象甚或僵化的理論教條。正如梁漱溟所說，這種倫理原初作為個體至善的道德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但是當它一旦衍變為某種維系社會秩序的規範制度，“原初精神意義浸失，而落于機械化形式化，枯無趣味”[11](P271)。而這樣的情形是我們很熟悉的：封建統治階級通常借助綱常名教來奴役勞動人民，其根本出發點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傳統倫理不再隻是教人成聖賢的道德理想，同時也成了方便食利階層謀私與迫害個人權利的工具，它亦即不再具有道德批判、反思的革命精神。由之而來的結果同樣是我們很熟悉的：中國傳統倫理的蛻化不僅導緻人心的麻木與愚鈍，而且造就了“吃人”的封建禮教。

從這樣的曆史悲劇中總結經驗教訓，近代中國的有識之士迅速認識到了封建王朝的腐朽與沒落，作為官方價值學說的傳統綱常禮教也自然成了人們日常批判的對象。直至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再到後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一種具有科學變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成為指導中國現代化實踐的理論武器，它所揭示的是社會發展的運作規律，反映的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終是要實現人的解放。正是這種有關人的解放的科學，對于人類生存狀況的哲學沉思與道德關懷為文明前進的方向提供了價值引領。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并由此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它也必然為中國傳統倫理與民族精神的現代化提供科學指導。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對于中國共産黨的百年曆史性實踐來說，它所面臨的現實任務依然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現代化的問題，另一個則是如何處理好現代化與傳統倫理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兩個方面的内容不僅印刻在了中國革命的曆史性進程中，而且也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的本質規定。

西方現代化進程最早始于17世紀的歐洲，它是以工業革命與社會化大生産作為經濟基礎，思想啟蒙為價值引領的社會整體性變革。現代性作為西方現代化的核心、基礎主要表現在一種個人本位的，宣揚主體性權利，強調自由與平等的倫理價值學說。這種倫理學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個人思想的覺醒，推動了社會風氣的開化與進步，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但正如馬克斯·韋伯認為，西方的現代化源于一種資本主義的理性精神，它信奉的是金錢至上、精于算計的價值觀念[12](PP41-71)。

現代西方倫理是西方社會發展的思想價值觀念的總括，它涵蓋了社會規範、意識形态、制度體系、生活方式等多個方面的内容，是維系現代西方社會秩序的價值内核。在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之中，這一倫理價值體系正面臨着内在解構與崩塌的風險。現代西方倫理的吊詭之處在于，一方面它豐富與拓展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價值維度，另一方面卻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走向了其價值的對立面。加拿大學者查爾斯·泰勒通過對西方現代性病症的剖析，将其概括為三個方面的隐憂：意義的喪失與道德褪色、工具理性導緻的目的晦暗、自由的喪失[13](P12)。究其實質，這是由于資本主義文明片面發展現代性價值理念的結果，它使得個人本位原則滑向了純粹的個體利益至上主義，工具理性則演變為技術社會唯一的評判标準。與之适應，在由這樣的社會價值觀念、制度體系所建構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及個體自身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異化。這集中表現在現代西方社會以“資本”為價值中心的發展原則，正是受制于此種發展原則，現代西方文明造就了個體生活形态與實踐方式的全方位異化，在這種文明發展的曆史性進程中，“人性的堕落與社會的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14](P4)。現代性在編織西方社會觀念之網的同時，反映了西方文明内在的精神追求，但脫離對經濟領域“資本邏輯”的徹底改造，與政治領域人的解放的訴求的彰顯，現代西方倫理所塑造的平等、自由、博愛的生活範式注定隻能是一種虛幻的價值“烏托邦”。

當前中國式現代化正在開啟的是一種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新文明形态，它是為對資本邏輯作為首要發展原則的否定，強調人的價值的實現才是發展的最終目的。不同于西方現代化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邏輯，這種資本的邏輯一旦侵入到了個體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主體性地位就難免會遭到挑戰，并淪為資本逐利的手段與工具，它導緻了那種資本主義發展晚期出現的技術理性對個體生活世界的系統性宰制。正如英國學者齊格蒙特·鮑曼看到，這種社會的結構化力量将所有個體自發性的情感、行為都視為是對現代西方文明秩序的公然挑戰[15](P55)。由是觀之，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正在步入啟蒙理性的反面，西方後現代思潮正是在這種社會秩序僵化、人文精神失落的亂象中應運而生的産物。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隻是重複西方現代化業已完成的曆史發展軌迹，這一現代化道路依然走不出現有文明的發展困境。這樣的觀點是一種粗淺的論調：它隻是停留于主觀的臆斷層面，但事實的本質絕非如此。如果隻是拘泥于社會發展的表象，無法深入文明的内在價值維度以了解其本質性差異，沒有看到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那麼就會陷入西方中心主義與曆史虛無主義的價值泥淖之中。

三、 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倫理精神

人類文明新形态生成中的倫理變革正是在中華民族的具體化實踐中逐步塑造出來的。它在日常生活秩序、生态秩序、文化秩序、政治秩序、經濟秩序等五個領域彰顯出開放包容、和諧共生、守正創新、人民至上、共同富裕等獨具中華民族價值特色的倫理精神。

(一) 開放包容

在日常生活秩序領域，人類文明新形态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開放包容的倫理精神。之所以說這種倫理精神是由中華民族的内在特性所塑造的，原因在于中華文明曾在漢、唐、宋等曆史時期開創出文明盛世，不僅豐富了中華文化多元屬性，而且也推進了中華文明的發展。這得益于在文明的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擁有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開放精神與學習心态。如果我們将這種盛世僅歸因于封建君主的英明統治，而沒有看到文明發展背後的現實土壤，即社會的經濟基礎、實踐基礎與個體的生存狀況等，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民族性格、素質，也就是借由整個民族、社會風氣與外來文化、新生事物之間所表征出來的關系樣态，那麼，就可能忽略文明發展的内在價值邏輯而停留于一種隻對社會現實做片面化、形式化理解的膚淺認知。

當前，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開啟的人類文明新形态，是繼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文明所取得的最新曆史性成果，這種新的文明形态在社會發展、倫理變革上所反映出的正是一種開放包容的倫理精神，它是與固步自封、守舊自大等落後、反動倫理觀相對立的進步、發展觀。在國家層面，它遵循的是一種互學互鑒的發展策略，提倡的是文明間的積極對話、合作而非對抗，主張的是利益的雙向共赢而非零和博弈。這意味着中華民族所由之開啟的新文明形态緻力于建構一種新型大國關系，它從根本上區别于近代西方所建構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治理體系。在社會層面，它展現為一種對新生事物、多元文化開放、包容的社會風氣，并最終重塑個體的日常生活實踐與生活樣态。進而言之，這種倫理精神反映在個人的生活樣态之中，就是主體間的倫理連接行為：“與他人連接，與社區連接，與社會連接，直至與人類種屬連接”[16](P47)。正是這種基于“個人—社會—國家—人類”的倫理連接為建構出一種團結與互助的倫理共同體提供了可能性。如果缺少這種開放包容的倫理精神，那麼這種倫理的連接就有可能囿于單個或少數的小我，而無法最終形成一種基于生命價值維度的命運共同體。

(二) 和諧共生

在生态秩序領域，人類文明新形态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和諧共生的倫理精神。中國現代化建設所開啟的是一種富有中國人文底蘊與時代特色的新文明形态：一方面，這種人文性質集中體現在中國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倫理傳統之中；另一方面，這種時代性印刻在中國共産黨人帶領中國人民百年奮鬥的曆史實踐之中。二者的有機結合，其結果是誕生了一種新的發展理念，它的價值旨歸就是在滿足人的需求基礎之上堅持綠色發展。如果說，這種綠色發展模式作為現實化的實踐原則，意味着和諧共生倫理精神的具象化展現，那麼，它就不僅反映在這個國家、民族的曆史性進程之中，而且也直接地滲透于社會、個體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即呈現為一種推崇健康、綠色的消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流露出個體對于自然有着“寄情山水”的獨特情感，即對自然的熱愛、敬畏與尊重，它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文明發展史中實踐智慧的結晶。這樣的實踐智慧——通過現實、生動的倫理情感而不是抽象、冰冷的理念——以一種現實化的實踐方式具體展開，但它已經不是囿于現代性實踐邏輯的價值框架，而是通過揚棄西方現代性本身展現出一種獨具中國價值特色的社會發展理念，從而預示了一種新的文明形态的可能性。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以資本為中心的生産方式，它是一種以破壞自然環境、不可持續的工業化發展模式，最終造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态産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17]這就說明，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重蹈西方文明的覆轍，它所要構建的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和諧的人地關系将促成一種人與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明共同體。這種發展可以被視為是對西方工業文明的超越與發展，它是在馬克思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在吸收西方文明發展的有益成果的基礎上，融合了中國古代的生态倫理智慧的新發展模式。由是觀之，中國所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态所秉持的是一種和諧共生的發展理念，它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看做是對西方現代化發展的反思與回應，從而豐富了人類現代化發展的現實路徑與價值内涵。西方的現代化所推崇的技術與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社會的發展，但這種發展的目的不是屬人的發展，而隻是遵循一種資本的價值邏輯，人、自然都被視為是滿足這一資本增殖的手段。

(三) 守正創新

在文化秩序領域，人類文明新形态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守正創新的倫理精神。當前中國正在經曆着現代化發展的偉大變革，這種變革是人類曆史上最獨特而富有挑戰性的實踐與創新。我們之所以能夠在社會變革的時代潮流中抓住機遇，進而複興中華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不僅依靠的是對科學技術、社會經濟等物質文明的發展，而且更為關鍵的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中，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設中能夠堅持守正創新的倫理精神。正是将守正創新的價值觀念融入于指導社會實踐的方法論的維度，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科技、教育的建設才得以确立了其發展的根本方向，才具有了其内在生發的精神動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守正與創新是一個事物發展的兩面，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即遵循客觀規律與發揮人的主觀能動的辯證統一，繼承傳統與推陳出新的辯證統一。其中，守正是創新的價值基礎與前提，創新是守正的具體發展路徑。在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建設過程中，守正就意味着我們所堅持的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思想，如果偏離了這個大前提，那麼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就會發失去先進思想文化所提供的價值引領與保障，從而誤入歧途。創新說明了我們所講的守正不是“刻舟求劍”式的因循守舊，而是在堅持守正作為基本實踐原則的基礎上，勇于創新、探索出一條适合中國自身發展的現代化新道路。

事實證明，正是秉持着守正創新的倫理精神，當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取得了曆史性的成就，發生了曆史性的變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與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動能。這種思想動能，一方面來源于傳統思想文化的現代性轉換與創新性發展，另一方面則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豐富了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繁榮發展。由是觀之，守正創新的倫理精神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科學革命觀的生動展現，而且也内在蘊含着中華民族恪守正道、求實創新的道德品質。雖然在中華民族曆史進程中，出現過守舊自大、循規蹈矩的消極發展期，阻礙了文明的進步，但這并不是中華文明發展的主旋律。如果我們從微觀層面剖析中華民族的内在品格，就能直觀地感受到求變、求新的價值追求與人生理想是深深印刻于這個民族的道德記憶與文化血脈之中，它不會因為文明短暫的停滞、倒退而被遮蔽。正是秉持着守正創新的價值理念，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發展才能夠從容應對紛繁複雜的世界局勢，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真正把握住時代發展的脈搏，從而引領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守正創新作為指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總的方法論，所要構建的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态，這種新的文明形态通過一種新的文化價值理念将自身區别于現今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從而指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開創新的局面。

(四) 人民至上

在政治秩序領域，人類文明新形态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人民至上的倫理精神。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其中黨百年奮鬥的十條曆史經驗之一就有“人民至上”,它表明中國共産黨的百年奮鬥始終是圍繞人民展開的，這種奮鬥離不開人民群衆的參與、支持，黨與人民是緊密相連的，可以說人民至上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本質特征。由是觀之，這種本質特征集中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二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實踐。中國共産黨是無産階級的政黨，它所代表的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從其階級屬性中我們能夠得知，它的執政理念與宗旨必定是為人民服務。這種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宗旨就意味着它的一切工作必須以人民為中心，充分考慮到人民群衆的利益需求，自覺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視為是自身奮鬥的目标。從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征程中可以看出，它所要實現的宏偉藍圖，無論是已經建成的小康社會，還是正開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路，最終的出發點與落腳點都是人民。換言之，無論是為人民謀幸福，還是為民族謀複興，中國共産黨的政治初心與使命都是以人民為中心，當這種以人民中心的實踐邏輯在脫貧攻堅、科學防疫的社會曆史性實踐中展開，它所體現正是一種人民至上的倫理精神。

人民至上的倫理精神在顯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顯著優勢的同時，也實現了對中國傳統政治倫理的創新性發展。具體來說，古代中國有着“民惟邦本，本固邦甯”的政治思想傳統，其中以儒家文化推崇民本仁愛的王道政治最具代表性，它所要實現的是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雖然這些思想在當初是為封建帝王将相所用，但其價值内核卻突出了“民”在國家治理中的顯著作用，體現出重視民生、尊重生命的政治倫理智慧。人民至上的倫理精神就是在剔除掉封建等級觀念的基礎上，恢複人民在政治上的主體性地位，确保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因此我們可以說，它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人民群衆觀的深刻踐行，也是對中國傳統政治倫理價值的現代化改造與發展。

(五) 共同富裕

在經濟秩序領域，人類文明新形态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共同富裕的倫理精神。如果說，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遵循的是一種人本邏輯，而非西方現代化以資本為主導價值邏輯，那麼，這種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原則就是要解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内在矛盾，它在經濟領域就必然體現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種發展觀所秉持的是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它不是代表少數人的公平正義，滿足的不是少數人的利益發展，而是維護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體現出的是一種共同富裕的倫理精神。進而言之，“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8](P373)。從中國共産黨的百年奮鬥的曆史實踐中可以看出，

無論是國家的頂層設計，還是具體的發展實踐，諸如改革開放、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共同富裕的倫理精神始終是不變的價值底色，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題中之義，它在價值理想上契合于馬克思關于共産主義理想社會的科學論述，在倫理反思與批判中對應于現代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現實。因此，共同富裕的倫理訴求區别于現代西方社會發展的價值導向，它要實現的不是少數人的富裕，而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它要解決的是經濟秩序中的不公平、不正義現象，調節經濟發展效率與公平之間的辯證關系，從而實現做大經濟蛋糕與分好蛋糕的有機統一。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共同富裕的倫理精神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的是必然結果，體現出是對共産主義理想的必然追求，即“生産将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5](P200),同時，這種共同富裕的倫理精神也彰顯出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對小康、大同社會的理想追求。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當中，關于美好生活的理想描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在《詩經》“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文字記載中，就表達了勞動人民對生活安定的向往，後來《禮記·禮運》中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則将公天下的大同社會看作一種比小康更高的社會理想形态。雖然這種注重民生、向往美好生活的價值追求流露出了一種樸實的道德人文關懷，但是由于缺乏物質基礎與科學理論的指導，在封建社會僅僅是文人百姓的一廂情願。隻有到了近代，當馬克思主義傳進中國并與中國的社會曆史相結合之後，傳統文化中的道德人文關懷才有可能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正是在共同富裕的倫理精神所開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文化中關于美好生活的理想具備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它表明中國現代化正在開啟的是一種新文明形态，這種新文明形态所要達到的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1-07-02(2).

[2] [英]阿諾德·湯因比.曆史研究[M].郭小淩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 [德]卡爾·雅斯貝爾斯.論曆史的起源與目标[M].李雪濤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4] [德]馬克思，[德]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德]馬克思，[德]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德]馬克思，[德]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德]馬克思，[德]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德]馬克思，[德]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10] [德]馬克思，[德]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1]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2] [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馬奇炎，陳婧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13] [加]查爾斯·泰勒.現代性之隐憂[M].程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14] [德]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奧多·阿多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15] [英]鮑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論後現代道德[M].郁建興，周俊，周瑩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16] [法]埃德加·莫蘭.倫理[M].于碩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17.

[17]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17-10-28(1).

[18] 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