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奇點”是當前分析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發展前景影響的重要理論框架。它通常用來表示人工智能将以指數級的增長速度打破人類與機器之間界限的巨變情形。而在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視域中，盡管近現代社會中人的存在形态與從手工工具到機器再到人工智能的生産方式變化有緊密聯系，并且人工智能在19世紀機器體系替代人的體力器官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展現出替代人的腦力器官的演變趨勢，但它在實質上難以獲得人之為人的能夠自我反思和自我決定的主體性意識。基于此，馬克思從生産方式變革和社會形态變革之間内在勾聯的角度所總結的“兩個決不會”與“兩個必然”的曆史發展規律在人工智能時代依然具有強大的科學價值。這即是說，人工智能的技術奇點帶來的并非“機器是人”的“物種奇點論”，相反是使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産主義社會成為可能的“社會奇點論”。

【關鍵詞】人工智能;物種奇點論;智能資本化;社會奇點論;

作者簡介：程萌，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講師。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前沿問題

文章來源：《學習與實踐》2023年第3期

随着人工智能在當前人類社會的生産生活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越來越多的思想家開始采用原本作為數學和物理學領域的“奇點”概念來描述智能時代的來臨對人的存在方式、人類的前途命運以及社會的發展形态等帶來的深刻影響。在《奇點臨近》一書中，庫茲韋爾強調：“奇點将代表我們的生物思想與現存技術融合的頂點，它将導緻人類超越自身的生物局限性。在人類與機器、現實與虛拟之間，不存在差異與後奇點。”[1]據此，上述人工智能奇點論就是對機器智能在未來的某個時期必然超越人類智能的樂觀主義判定，是一種主張機器與人類之間不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生物性界限的“物種奇點論”。與其不同，無論是蔡斯的《經濟奇點：人工智能時代，我們将如何謀生？》還是紮卡達基斯的《人類的終極命運：從舊石器時代到人工智能的未來》，均着重闡釋人工智能的技術革命所導緻的與其說是物種存在方式層面上的“人類時代的終結”，毋甯說是在社會形态維度将引起“資本主義的終結”的“社會奇點論”。

從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後者的這種觀點無疑是更符合人類社會的客觀狀況和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的。在馬克思看來，物質生産是曆史的起源地和真正基礎，同時生産方式的變革将極大地改變人的存在方式。更為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在取代封建生産方式進而推動生産力發展、确立人的主體性地位等進步過程中，又逐步暴露出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不可調和的内在矛盾和由其向更高的共産主義社會形态過渡的必然性。同理，當前人工智能對人類的主要威脅，亦并非來源于智能機器本身，而在于其應用方式。基于如上考慮，要科學地探究人工智能奇點時代的到來對人類社會發展前景可能産生的多方面影響，就必須超越“物種奇點論”的實證主義傾向，并曆史唯物主義地分析技術奇點給人的存在方式、人類社會發展前景等帶來的重大變革問題。

一、人工智能技術奇點來臨的“存在論隐喻”：“機器是人”

奇點最初是數學學科使用的特殊概念。其後，奇點被引入物理學領域，用來闡述作為宇宙起源的“黑洞”。而在計算機科學領域，最初是諾依曼将奇點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結構關聯起來，強調一旦達到某個技術奇點，整個人類社會将與現在我們所熟知的狀況大不相同。

受這些思想的影響，庫茲韋爾從物理學技術進化、生物學物種等方面樂觀地預估了21世紀人工智能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且必然在某一時刻完全趕超人類智能的奇點情形。“未來的計算機便是人類——即便它們是非生物的。這将是進化的下一步：下一個高層次的模式轉變。那時人類文明的大部分智能，最終将是非生物的。到21世紀末，人機智能将比人類智能強大無數倍。”[1]在庫茲韋爾看來，奇點的來臨是技術發展所遵循的“加速回歸定律”的必然結果。該定律認為，由于技術的進化既是生物進化的産物又是生物進化的延續，故而它進化的速度不再是物種層面的自然進化速度，也不是傳統物理學意義上緩慢的電化學反應速度，而是在某一時期内能夠呈指數級趨勢增長的光速。根據庫茲韋爾的這種邏輯，21世紀末這種技術加速進化的最終結果，乃是使人工智能與人類的生物性智能沒有任何區别。

按照當前人們對人工智能三大發展階段的經典區分，庫茲韋爾所述的這種奇點情形所對應的無疑是第三階段的“超人工智能”，即人工智能趨于擺脫人類控制并完全超越人類。“弱人工智能”時期，人工智能所具有的隻是某方面較強的專業工作能力，但整體上還無法與人類相提并論。譬如，阿爾法狗、自動智能駕駛汽車等。“強人工智能”時期，人工智能具有了寬泛的認知能力，可以進行抽象思維、快速學習、高效處理等複雜操作，就像蘋果公司開發推出的Siri。正是基于此，近年來引發國内外學界對人工智能的存在和發展前景進行不斷反思的亦多集中于第三階段的“超人工智能”，并且以人工智能能否獲得人之為人的可以自我反思和自我決定的自我意識為焦點問題。特别是，自著名的“圖靈測試”以來，人工智能可以具備同人類一樣的思維能力就成為衆多學者的堅定信念。但塞爾提出的“中文屋”實驗表明，即使機器通過了圖靈測試，也隻是證明它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規則運行，并不能充分說明機器能夠擁有和人類一樣的理解能力。

在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視域中，人工智能的意識世界是一個由既定的規則、程序确立的封閉世界，并且其運行的“高效性”正是由這種意識的“封閉性”來保障的。所以，與始終處于開放狀态的人類意識相比，當前人工智能的這種思維效率的優點也正是它思維能力的缺點。由于“意識在任何時候都隻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2]，從比意識更深刻的存在層面來看，“超人工智能”技術奇點的來臨可能導緻的乃是一種物種層面的“機器是人”的“存在論革命”。“假如真的實現了超級人工智能，萬物都将變成技術化的存在，此種存在升級意味着人類在世界存在系統中失去了地位，人類不再重要。”[3]這樣，人工智能對人類的主要威脅之處，就在于其試圖以新技術的方式改變人在世界萬物中原本占有的主體性地位。

事實上，借助18世紀法國哲學家拉梅特裡闡述的“人是機器”的經典命題，我們更能有效把握當前人工智能的技術奇點帶來的這種“機器是人”的“存在論隐喻”。作為深受近代自然科學影響的機械唯物主義者，拉梅特裡認為人的身體運動和思維運動均隻是機械的物質運動而已，根本不受神秘的上帝力量的指引。“心靈的一切作用既然是這樣地依賴着腦子和整個身體的組織，那麼很顯然，這些作用不是别的，就是這個組織本身：這是一架多麼聰明的機器！”[4]這種帶有啟蒙性質的人本主義新世界觀，在馬克思的《共産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所描繪的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生産的情形中得到了更為清晰的印證。一邊是，機器作為新的生産資料，“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5]；一邊卻是，“奪取身體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甚至減輕勞動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6]。

随着人工智能時代的加速到來，上述人類與機器之間的物種界限愈加模糊，原本作為生産過程主體的人類被機器統治的異化情形也進一步得到了顯現。盡管存在一次又一次的進化和發展，人工智能在本質上是以海量數據為運行基礎，以精确計算為運作方式，以智慧系統為管理核心的智能機器。首先，人工智能通過技術手段不間斷地收集用戶的行為軌迹，包括浏覽的網頁、聊天的記錄、運動的方式、飲食的偏好等。其次，人工智能将收集來的大量數據信息置于一定的運行程序下進行統計分析，進而就能精确把握某個人的存在方式。最後，人工智能的數據和運算都是以模拟人類智能的智慧系統為核心的。從PC時代的一體化操作系統，到互聯網+時代的網絡融合，再到當前大數據時代的雲計算系統，無不印證着智慧系統在人工智能整個運轉過程中的管理中樞作用。雖然這種以人類智能為目标的模拟在當前還隻是發展到功能層面，但它内蘊着達到近似人類的意志、情感和意識水平的機會。這意味着同機器大工業時代相類似，人類在人工智能技術奇點來臨的時代亦存在被邊緣化的巨大風險。

在對人工智能技術奇點的批判反思中，必須始終站在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立場來分析其與當代社會中人的存在方式的緊密關聯。毋庸置疑，所謂的“物種奇點論”非但不能科學揭示出技術所具有的鮮明的曆史性質和社會關系的雙重維度，反而會以“機器智能超越人類智能”“人類終結論”等虛假觀點，幹擾人們對技術圖景中人的本質、人的主體地位等的準确判斷。對于馬克思主義者而言，物質生産是人類曆史的真正起源地，也是人之為人的生存根基。所以，進一步站在生産方式層面探讨人工智能與機器體系等勞動手段的聯系和區别，才是當前破解人工智能奇點論奧秘的重要途徑。

二、生産方式層面人工智能與機器體系的關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

“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别，不在于生産什麼，而在于怎樣生産，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産。”[6]由此，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機器和當前的人工智能在生産方式層面均是對人的勞動器官的延長、對人的勞動能力的增強。二者的區别僅僅在于，機器延長了作為人的體力勞動器官的“雙手”，人工智能則在其基礎上又延長了作為人的腦力勞動器官的“頭腦”。換言之，人工智能是在機器階段的發展基礎上對作為人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6]的勞動能力的全面替代。

根據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的考察，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是直接統一在一起的。二者的分離過程，始于中世紀的行會制度，發展于近代初期的工場手工業，并在機器大工業時期達到高潮。具體而言，在中世紀“直接以分工和生産工具為基礎”的“城市和鄉村的分離”[2]的進程中，城市手工業者為了減少彼此間的競争和抵禦封建領主的殘酷剝削，便自發聯合起來并按照産業标準建立起行會組織。在這種行會内部，勞動者必須熟悉所有的生産工序和生産流程。到了近代社會初期，由不同種的手工業者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在同一工場中分别承擔不同的生産步驟的工場手工業應運而生。這種較行會時期更全面的社會分工，在大幅提高勞動生産率、增加勞動者在單位勞動時間内所生産的産品量的同時，又造成了對勞動者的“去技能化”，即過分重視體力勞動而忽視了人的腦力勞動的重要性。

對此，工場手工業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家斯密的《國富論》有着較為清楚的認識：“一個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數單純的操作，而且這些操作所産生的影響，又是相同的或極其相同的，那麼他就沒有機會來發揮他的智力。”[7]此後，拜比吉、尤爾又繼續從生産工藝學的角度探讨了工場的手工工具和工廠的自動化機器體系的差異、腦力勞動在機器化大生産中的作用、機器對勞動者主體地位的損害等重大問題。這些觀點對馬克思理解機器、腦力勞動以及無産階級等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産關系中的作用均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當然，他們未區分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社會使用形式，從而陷入“技術決定論”的做法，又是直接遭到馬克思駁斥的。例如，在被當代西方激進左翼稱作“機器論片段”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反複指出：“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8]這表明，機器并非單純的自然物質形态的生産工具，而是具有特定的社會形式和曆史性質，是作為主體的勞動者利用其掌握的科學知識所創造的對象化的産物。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家們有關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關系的論述作出了重要推進：“生産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轉化為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6]在馬克思這種全新的視域中，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産必然導緻工人和自身的智力活動分離，使自身淪為單純的、碎片化的體力勞動者，越來越喪失對生産過程的主導權。

以馬克思在《資本論》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對機器的兩個經典比喻為切入點，我們更能系統理解它對人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全面超越。其一，機器是超越工人的體能在力度或速度等層面上的不足的“機械怪物”，“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龐大肢體莊重而有節奏的運動掩蓋着，然後在它的無數真正工作器官的瘋狂的旋轉中迸發出來”[6]。其二，機器是使工人的勞動技能不斷消亡的“能工巧匠”。在這裡，傳統上要求必須有精巧的勞動技能的“熟練勞動”蛻變成“簡單勞動”。于是，工人不用再特别關心他們所執行的特定的生産任務，而是随時可以在機器體系的管控中從一條生産線調換到另一條。并且，由于機器作為新的生産資料的所有權完全掌握在資本家手中，這種工人成為機器的附屬物的生産現象，在更根本的社會關系領域意味着資本家統治工人群體的新的等級秩序的出現。

人工智能是運用信息技術對機器體系的機制和功能的進一步擴展。所以，上述人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均不如機器的情形同樣适用于人工智能時代，并且被展現得更加淋漓盡緻。首先，與之前的機器相比，人工智能進一步克服了人的體力不足的局限。其結果是，不但能推動非常沉重的物體，而且也極易讓人産生極大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其次，與機器将複雜的生産過程分解成簡單的動作後再交給不同的工人來完成類似，人工智能将紛繁多樣的信息數據簡化至隻有“0”與“1”兩個數字符号的二進制運算。它亦不像人一樣受腦力疲勞、情緒波動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因而其所凸顯出來的信息處理的快速性和精确性更是人腦所不能企及的。

在技術發展史上，人工智能這種遠勝于人的勞動能力的智能來源往往被認為有符号主義、聯結主義以及行為主義等三條路線。盡管人工智能的三大智能路線之間可以相互聯系、相互補充，人工智能所面臨的難以真正具有人的心靈表征事物的狀态屬性的意向性、隻識程序上的語法而無法通曉人類的語言意義本身等發展困境，使它與人類智能依然會存有顯著的差别。然而，“智能技術旨在擴展和增強控制權力，無論是通過軟件應用程序對物體進行遠程控制，還是通過算法分析對人群進行社會控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要務從一開始就是資本主義的組成部分”[9]。這也引發了人們對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前景的擔憂。

三、人工智能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應用：資本對勞動的新剝削

在馬克思那裡，資本和勞動作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的兩種核心生産要素，是“對象化勞動”與“活勞動”的分離，進而在生産過程的方方面面都表現為資産階級的生産資料所有權與無産階級的勞動能力的對立。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表面上勞動者作為“勞動力商品占有者”與作為“貨币占有者”的資本家都有平等的權利來要求維護自身的利益。然而，他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同占有生産資料、政治權力、武器裝備等的資本家相抗衡，所以經常在鬥争中處于妥協乃至失敗的境地。

在1864年為國際工人協會撰寫的《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馬克思就遵循了上述“階級政治”邏輯，明确指出“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會貧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于它的偉大目标”[10]。在當前的人工智能時代，馬克思的階級政治學說又面臨新的“技術政治論”的挑戰。所謂技術政治論，是指技術并非是完全客觀中立性的工具，而是已經介入人們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充當階級鬥争、矛盾調節、鞏固統治等的政治角色。如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考察人工智能對無産階級的影響時提出“無用階級論”。站在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立場上，赫拉利的這種“無用階級論”極具迷惑性。他雖然也認識到了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在智能時代同機器時代一樣不可避免，但忽視了“無産階級”之所以在政治層面“無用”并非因為“技術”，而是因為生産方式層面勞動和資本的對立所帶來的“無産”。恰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轉述施托爾希的話所言：“社會财富的增長産生出那個有用的社會階級……它從事最單調、最下賤和最令人厭惡的職業，一句話，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擔在自己的肩上，從而使其他階級有閑暇，有開闊的心境和傳統的高貴品性。”[6]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使本應為大衆造福的技術變為少數資本家謀權謀利的手段，并帶來了資本對勞動形态、勞動場所以及勞動意義等的新剝削。

第一，在勞動形态上，從物質勞動到非物質勞動的轉變，造成了資本在時間向度上對勞動“更延長”的剝削。在人工智能時代，機器大工業時期的物質勞動已經不再是主要的生産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創造知識、信息等非物質産品的非物質勞動。“非物質勞動的一面可以在與計算機的功用的類比中被發現。不斷的廣泛引用計算機已逐步趨于對勞動實踐和關系以及所有的社會實踐和關系進行重新定義。”[11]對這種新的智能化的、非物質的生産組織形式而言，傳統意義上的體力勞動者盡管可能在數量上占一定的優勢，但腦力勞動者在發展趨勢上會占據越來越重要甚至主導的地位。這不僅使就業結構呈現出高級和低級的兩極分化，帶來大規模的結構性失業，而且打破了傳統意義上對工作時間和非工作時間的區分，使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

第二，在勞動場所上，從封閉工廠到智能平台的轉換，造成了資本在空間向度上對勞動“更廣闊”的剝削。人工智能的普遍應用，使衆多勞動者在由信息技術搭建的虛拟智能平台上就能從事生産活動。直觀地看，智能平台以低門檻、靈活性、民主性等新穎特征，使“客戶、廣告商、服務提供商、生産商、供應商”[12]等群體之間能夠直接交流互動，進而減少了不必要的生産開支并極大地提高了經濟效益。然而，在資本化邏輯的背後，智能平台隻是以技術化的方式重塑了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勞動場所等。更重要的是，平台以數據作為勞動者從事生産、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勞動過程的重要前提，數據的所有權卻掌握在擁有平台所有權的資本家手中。也正因如此，平台最終打造了一種類似福柯所說的“全景敞視監獄”，使社會發生了從“規訓社會”到“控制社會”的轉變。其結果，便是形成了範圍更廣闊的剝削體系。

第三，在勞動意義上，從滿足生存到符号消費的變動，造成了資本在心理向度上對勞動“更舒适”的剝削。人工智能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基于大數據和智能算法等建構符号主義的消費活動，用商品與商品之間的豐盛的物體系關聯替代了馬克思所說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對立。這是資産階級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為無産階級刻意勾勒的從“僞交往”到“僞需求”再到“僞個性”的新異化過程。盡管某些消費品并不會直接滿足個人的生存需求，但它代表的是由商品符号建構起來的特殊地位和權勢。“消費社會也是進行消費培訓、進行面向消費的社會馴化的社會——也就是與新型生産力的出現以及一種生産力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的壟斷性調整相适應的一種新的特定社會化模式。”[13]由此，智能時代的消費主體，已經不再是以往的資産階級，而變為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相對低下的無産階級。這裡隐含的更深刻的意識形态意蘊則是，隻有當無産階級悄無聲息地沉溺于符号消費活動，對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無批判性地認同，不再生發出階級意識和革命鬥争活動時，資産階級的統治秩序才是徹底牢固的。所以，在基于人工智能技術建構的符号消費活動中，無産階級盡管不再像馬克思所處的機器大工業時代那樣貧困，但也隻是被“更舒适”地剝削而已。

由于生産方式中勞動和資本的對立，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就像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一樣，必然會導緻種種社會矛盾。當前要消除人工智能在發展過程中的弊端，就要同19世紀馬克思對機器體系的批判相類似，不能把它當作純粹的技術改良問題，而是必須将其視為一個制度變革的政治問題。“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别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産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産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6]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和普遍應用，将為馬克思所設想和推崇的共産主義社會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四、超越智能資本化的解放路徑：共産主義的“社會奇點論”

應當強調的是，馬克思早在曆史唯物主義的視域中洞察到了技術變革與社會形态變革之間存在着密切聯系。在他看來，正是從手工工具到機器的技術進步，使雇傭勞動關系取代了封建人身依附關系，也推動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同樣，機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為資本家的資本增殖邏輯服務的，在共産主義社會中則将為各種公共目标的實現、為各類社會矛盾的解決貢獻力量。“在共産主義社會，機器的使用範圍将和在資産階級社會完全不同。”[6]在當前的人工智能時代亦是如此，人工智能技術奇點的到來将積極促進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産主義社會的轉變。希爾在《經濟奇點：共享經濟、創造性破壞與未來社會》中就由此出發，認為“一旦奇點的裂變已經達到臨界質量，它隻能被打斷，或者從一個不穩定的泡沫刺激産生更大的經濟泡沫(随着收入越來越少)，要麼就是導緻一個大的、徹底的對現有财富的重新分配”[14]。

雖然人工智能技術奇點最終指向的仍是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所判定的“資本主義的終結”和共産主義社會的開啟，我們卻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共産主義會随着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而自發實現。在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視域中，資本主義是“極為罕見”的“文明面”和“野蠻面”并存的“雙頭嬰兒”[6]。與以往的奴隸制、封建制等社會形态相比，它更有利于推動生産力發展，有利于消滅舊社會中奴隸對主人、勞動者對地主等的人身依附關系。但是，它又以資本支配勞動、資産階級統治無産階級為根本特征，導緻了前所未有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正等。“資本一方面會導緻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社會上的一部分人靠犧牲另一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展(包括這種發展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現象将會消滅；另一方面，這個階段又會為這樣一些關系創造出物質手段和萌芽，這些關系在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形式中，使這種剩餘勞動能夠同一般物質勞動所占用的時間的更大的節制結合在一起。”[15]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不但創造着各種對抗，而且創造着解決這些對抗的前提條件。即它向更高形态的共産主義社會過渡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馬克思從生産方式的視角總結出了社會形态變革時的“兩個決不會”和“兩個必然”的曆史發展規律。他指出，判斷一個社會轉型的時代是否真正來臨，必須從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之間的矛盾是否已經尖銳、是否已經不可調和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态，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産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産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胞胎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2]毫無疑問，“兩個決不會”是馬克思對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形态變革之間關系問題的規律性概括。用馬克思的話說，這是他從事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得到的“總的結果”。而在深刻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力和生産關系及其矛盾狀況特别是判斷出平均利潤率将不斷下降等重要論斷之後，馬克思得出了“資産階級的滅亡和無産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的“兩個必然”[5]的曆史性結論。故而，就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趨勢來說，“兩個必然”涵蓋着“兩個決不會”的曆史規律，并且是“兩個決不會”的最終運動結果。

當前的人工智能依然遵循着馬克思所提出的“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的科學論斷，并為建立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産主義社會奠定着堅實的基礎。如，人工智能的出現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産率并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财富，不僅有利于消滅各種形式的貧困，還為馬克思提出的從資本主義的“按勞分配”到共産主義的“按需分配”提供了實現的可能性；随着生産方式的智能化，部分危險、繁重、單調的工作都能讓智能機器替人去承擔，人則相應地有自由時間去發展有助于自由本性的活動。“作為現代工業基礎的科學技術發展的革命性、累積性是促發當今技術奇點，進而使生産力（經濟）、生産關系（社會）臨近奇點的重要曆史動因……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自我否定的奇點随之将至，智能自動化機器體系将是更适合社會主義的勞動資料形式。”[16]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除此之外，實現共産主義還需要進行系統性的社會變革：廢除資本主義生産資料私有制，特别是打破資本家對信息、知識所有權的壟斷狀況，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符合智能化時代的公平公正的社會分工體系，實現人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高度和諧；破除符号主義的消費迷障，喚醒無産階級的階級意識，重申無産階級作為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主體的曆史價值，創造超越資本主義“虛假共同體”的共産主義的“自由人聯合體”，等等。

總之，全面探究人工智能奇點論及其對人的存在方式、對人類社會發展前景的影響，必須站在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唯此，我們才能夠有效澄清庫茲韋爾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提出的人工智能必然超越人類智能的“物種奇點論”的思想局限性，并且可以準确看到人工智能的出現将會加速資本主義社會的滅亡和共産主義社會的到來。這即是說，人工智能的技術奇點最終帶來的并非庫茲韋爾所說的“機器是人”的“物種奇點論”，相反，是使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産主義社會成為可能的“社會奇點論”。

【注釋】

1[1][2]（美）庫茲韋爾：《奇點臨近》，李慶誠等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20年，第2頁，第15頁。

2[3][10][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頁，第556頁，第592頁。

3[4]趙汀陽：《人工智能“革命”的“近憂”和“遠慮”--一種倫理學和存在論的分析》，《哲學動态》，2018年第4期。

4[5]（法）拉梅特裡：《人是機器》，顧壽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54頁。

5[6][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4頁，第43頁。

6[7][8][9][13][14][17][21][22][24]《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6、487頁，第210頁，第195頁，第487頁，第438頁，第745、746頁，第493頁，第451頁，第315頁。

7[11]（英）亞當·斯密：《國富論》，唐日松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年，第575頁。

8[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198頁。

9[15]（美）賈森·薩多夫斯基：《過度智能》，徐琦譯，北京，中譯出版社，2022年，第11、12頁。

10[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75頁。

11[18]（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裡：《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範一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7頁。

12[19]（加）尼克·斯爾尼塞克：《平台資本主義》，程水英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0頁。

13[20]（法）讓·鮑德裡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63頁。

14[23]（美）史蒂文·希爾：《經濟奇點：共享經濟、創造性破壞與未來社會》，蘇京春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89頁。

15[25]《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頁。

16[28]劉方喜：《技術、經濟與社會奇點：人工智能革命與馬克思工藝學批判重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