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馬克思在所有權問題上展開的批判，并非直接針對勞動所有權原則本身，而是針對這一原則在當時的社會實踐中所觸發的消極效應。這包括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從道德上對無産者的責難以及将雇傭勞動混同于一般勞動所帶來的資本主義辯護；也包括當時歐洲工人運動受其影響而過分關注工資問題卻忽視雇傭關系與剩餘價值的實質。作為一種理論原則，勞動所有權并非隻能帶來負面的實踐效應。這一原則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确立與貫徹，将賦予勞動以崇高性，賦予勞動者占有和保護自身财産不可辯駁的權利。由此勞動所有權原則的軸心将從所有權轉向勞動本身，最終完成勞動所有與勞動所有權在事實和價值上的統一。

關鍵詞：

勞動所有權 勞動價值論 實踐效應

以往學界在讨論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時，通常是從政治經濟學這一角度入手，分析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學層面上的分歧，以及馬克思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繼承。其中，勞動價值論始終構成這類讨論的核心議題之一。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批評主要在于，這一理論未能全面地揭示價值或财富的源泉，因為勞動在沒有“注入”客觀對象的情況下是創造不出任何産品的。盡管從經濟學視角理解馬克思的上述批評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僅從這一視角理解馬克思的批評是否充足？

一方面，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馬克思關于勞動價值論的批評僅局限于經濟學領域，還是早已溢出了這一領域？正如《資本論》的副标題——“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展現的那樣，不論經濟學讨論在馬克思的著述中占有多麼大的比重，這也不足以證明其理論目标是要建立一個優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新型經濟學理論。雖然價值、商品等構成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共同話題，但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為經濟學範疇提供嚴格的科學界定，并借助這些範疇解釋現代世界的經濟結構；馬克思的任務則是批判的和解構的，他向世人傳達的是經濟結構中隐蔽的一面和本質性的内容。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關于勞動價值論的批評，必然将超出經濟學的内部争論，而關涉經濟學之外的其他視角。

另一方面，勞動價值論與勞動所有權原則之間的内在關聯，使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批判帶有明顯的政治哲學意味。隻要我們對勞動價值論稍作考察，就可以輕易地發現洛克所提出的勞動所有權原則構成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石，或者說，要想完整而準确地理解勞動價值論，不應當脫離勞動所有權原則這一政治哲學背景。不僅如此，鑒于馬克思非常熟悉古典政治經濟學著作，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他清楚地了解勞動價值論與勞動所有權原則的内在一緻性。因而，他對于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學批判，同時也是關于勞動所有權原則的政治哲學批判。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理解馬克思關于所有權原則的批判，正是本文嘗試完成的理論目标。

近年來，國内不少學者開始有意識地從政治哲學、法哲學的角度重新理解馬克思的所有權理論，在所有權與自由、所有權與公平正義等問題上提出了獨特的見解。與以往的這些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是，其一，本文将明确區分所有權原則與其實踐效應，并在此基礎上區分馬克思關于所有權原則及其實踐效應的不同态度，并将馬克思批判的對象設定為所有權原則的實踐效應而非這一原則本身。由此，盡管本文将一再地回溯到“馬克思與道德”“馬克思與正義”這些典型的政治哲學讨論，但是，本文将側重于從理論與實踐的張力關系入手，重新考察馬克思針對所有權原則之實踐效應的批判。其二，本文的立足點既非純粹的經濟學也非純粹的政治哲學，而是在經濟學批判與政治哲學批判的不斷往複中，以抽絲剝繭的方式展現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在勞動所有權問題上的理論交鋒，展現馬克思對于社會主義運動之總體方向與具體策略的關注。

之所以要采取上述非典型的政治哲學論證方式，主要是因為既有的研究成果未能完全解答下述疑問：根據現有的文獻，馬克思确實多次提到勞動所有權原則，但直接針對勞動所有權原則的批評卻極為鮮見；進一步而言，按照勞動價值論與勞動所有權原則之間的一緻性關系，從不諱言勞動價值論之缺陷的馬克思，本應明确指出勞動所有權原則的症結，但事實卻并非如此。簡言之，馬克思對待勞動所有權原則的态度是模糊和不透明的。在這種情形下，必須要追問的是：馬克思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批評勞動所有權原則？馬克思所批評的，究竟是勞動所有權原則，還是勞動所有權原則在特定條件下所觸發的實踐效應呢？為了回應這些問題，則要先置身于一個更廣闊的理論圖景。

一、兩種緻思路徑：理論與實踐

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來，馬克思關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評總是夾雜着對純粹經濟學研究方式的不滿，而且，這類批評還或明或暗地關涉針對思辨唯心主義哲學的批判。從表面上看，哲學與經濟學分屬于兩個不同的學科領域，那麼，馬克思為何屢次将古典政治經濟學與思辨的唯心主義視為同類批判對象呢？古典政治經濟學與思辨的唯心主義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嗎？

在寬泛的意義上，古典政治經濟學與黑格爾哲學都是純粹理論的代言人。這一斷言絕不是要否認古典政治經濟學或黑格爾哲學所蘊含的豐富現實内容。毋甯說，它旨在強調，這兩種理論形态在面對那些與其理論原則不一緻的現實情況時，會毫不猶豫地維護理論的圓融性和系統性，而将那些不合乎理論原則的現實情況貶低為偶然的、個别的、意外的和反常的情形，從而被驅逐出嚴肅的理論讨論。即使是費爾巴哈這樣的唯物主義者，也曾被馬克思明确地批評過。

反之，馬克思不是一位純粹的理論家。盡管他尊重甚至贊賞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黑格爾關于現代社會，尤其是現代經濟生活的若幹理論努力，但從根本上來說，他反對理論的這種優先性地位，強調将實踐領域作為裁決理論的最終标尺。就本文而言，當勞動與所有權的現實關系表現出不一緻時，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将這種不一緻排斥在經濟學考察之外，使其變為私人的、偶然的道德選擇的結果。馬克思則将這種不一緻視為理論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并通過深入地考察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不一緻關系，從整體上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内在問題，從而在理論上完成現實批判。

一個附帶的問題是，在理論與實踐之間，馬克思為什麼要以實踐作為從事理論研究和判定理論得失的最高尺度呢？早在亞裡士多德那裡，普遍的理論原則與具體的實踐經驗之間的緊張關系就已經被關注到了，但這種緊張關系主要是在政治—倫理的實踐領域中被考察，現代意義上的、更為寬泛的實踐領域尚未進入哲學家的視野。直至馬克思生活的現代世界，當實踐逐步拓展到物質生産實踐，并使政治—倫理實踐不斷受到經濟實踐影響的時候，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問題也從政治哲學的問題演變為一個更為普遍的理論問題。概觀這段哲學史，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可以簡要地表述為：理論原則總是抽象而普遍的，實踐領域則是具體而特殊的；當理論試圖以優越者的姿态說明、解釋和評價實踐領域時，理論與實踐就必定發生不一緻的關系，而且最終是以豐富的實踐領域屈從于理論原則而告終。

面對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不一緻，馬克思依然是一位傑出的理論家，因為他是以理論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隻是理論方式的合法性有待曆史現實的判别和衡量。在人類曆史中真實上演的各種沖突和矛盾，如勞而無産，不僅是馬克思展開理論思考的出發點，而且構成其理論思考的核心問題和中心線索。以現實問題為軸心的理論思考，注定不可能形成任何超越曆史的普遍理論原則，注定不可能形成看似完美無缺的、龐大精巧的理論體系。關于實踐領域的謹慎思考，與那些超出現實生活的理論設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在馬克思關于共産主義的表述中體現得非常明确。

鑒于上述馬克思理論建構的特色與風格，我們有必要在19世紀歐洲史與思想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馬克思對勞動所有權原則的評價及批評。從這一角度來說，馬克思關注勞動所有權問題的現實背景，包括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創造财富的意義上賦予勞動以至高無上的地位、勞動者在現實中所遭遇的普遍貧困、勞動者所負擔的普遍辛勞與經濟學家及道德家所指責的懶惰和縱欲、歐洲社會主義者以勞動與所有的不對稱的名義所開展的各種運動，才是我們進入這一問題的真正入口。

正是因為馬克思是從實踐而非理論出發研究勞動所有權，所以他很少從理論上直接界定研究對象，無論是勞動所有權原則還是資産階級的所有權原則，我們都很難找到馬克思關于它們的定義。這一缺失在某些學者看來或許是理論上的遺憾，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未嘗不是馬克思理論研究的特色。理論路徑将勞動與所有權之間的一緻性關系視為不言自明的，因而，當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談論所有權時，他們隻可能就勞動所有權來讨論勞動所有權。但對馬克思而言，所有權具有複雜而多樣化的曆史形态，勞動所有權至多隻是其中的一種所有權形式，甚至稱不上是資産階級社會中的主要所有權形式，所以，我們須關注的是，他在什麼情況下、以什麼樣的方式讨論勞動所有權問題，以及他批評的是勞動所有權原則本身還是這一原則在不恰當的曆史情境中所展現的沖突與矛盾。

為了撥開這些思想上的迷霧，讓我們以勞動所有權與勞動價值論的纏繞關系為起點，以便更立體地呈現勞動所有權原則如何經由勞動價值論在實踐領域中演繹出來，同時呈現馬克思對于這些演繹的敏銳洞察及其批判。

二、古典勞動價值論與勞動所有權原則

正如當代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曾指出的：當代經濟學包括兩大完全不同的理論來源，一個來源是“工程學”（engineering），另一個來源是政治學及倫理學，後者囊括了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卡爾·馬克思等人。本文即将讨論的勞動價值論與勞動财産權原則之間的一緻性關系，非常典型地印證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政治及倫理維度。

古典政治經濟學已經敏銳地發現，财富的增長絕不是依靠市場或貨币，勞動才是财富或價值的唯一源泉。事實上，對勞動的這種重視，并非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首創，洛克在《政府論》中早已通過論證勞動所有權暗示了這一觀點。盡管《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等經濟學著作沒有明确提到洛克的名字，但下文将試圖說明，勞動價值論正是以洛克的勞動所有權原則為根本依據的。

洛克的勞動所有權原則至少包括如下兩個核心觀點：

第一，在自然狀态下，所有人都平等地共同享有自然所提供的各種資源；并且，這些資源是豐富的，取之不竭的。正如金裡卡所評述的，洛克力圖表明，隻要我們能将“足夠多和足夠好”的資源留給他人，就有資格占有外部資源，或者說，自然資源的占有從共有變為私有，将不會改變占有的正義性與平等性。

洛克關于自然狀态的這一預設，以變體的形式出現在《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一方面，斯密指出：“由于社會全部勞動生産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給，就連最下等最貧窮的勞動者，隻要勤勉節儉，也比野蠻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盡管這部著作一開始是以勞動産品而非自然資源作為理解财富的出發點，但同樣預設了勞動産品的無限豐富性，預設了社會資源的供給遠大于需求，預設了私人占有社會資源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占有的正義性，從而将“勞動者無所得”的情況排除在正常情況之外。另一方面，斯密關于勞動産品之無限豐沛的假設，使他無法理解勞動者的貧困（既然勞動産品是如此的豐富，那麼，隻要一個人稍加勞動，就不會面對那些無物可占有及無物可消費的問題），并進而使他放棄從經濟學上解釋貧困的原因，轉而借助于一種道德上的解釋。一旦貧困問題落入道德領域，即貧困是由于某些勞動者缺少美德而帶來的副産品，要想解決貧困問題，或者提升某些人的品德修養，使之更加勤勉、克制和節約，或者仰仗另一些品德高尚之人的同情和慷慨，從而使窮人獲得富人的饋贈。若僅從道德的層面來看，同情、慷慨、幫助他人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被同情者、被施予慷慨和被幫助的人在一開始便被認定是德性不足的人，如果道德僭越自身的界限而妄圖說明更為廣泛的社會事實，那麼，這套道德邏輯還能夠為我們所接受嗎？

第二，洛克以摘取橡樹的果實為例，說明自然狀态下的公共所有物如何因勞動而變為私人所有物。此外，洛克還試圖說明，勞動财産權取代原先的公共所有，不僅減少了浪費，還從整體上增加了财富。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勞動滲入”是勞動财産權的核心理由，即勞動因素的介入，使得勞動者“有權”（合法地）占有相應的勞動産品，這是符合社會正義的占有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勞動所有權幾乎就是私人所有權的另一種表達。

斯密以經濟學的方式豐富了洛克的這一觀點：“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能在什麼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于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于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 盡管斯密在勞動之外增加了分工這一因素，但他依然堅持勞動與勞動産品支配權之間的同一性，并以此作為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形态的有力工具。正如馬克思所批評的，由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考察财富問題時缺乏曆史的維度，所以，他們無法設想勞動與占有的同一是前資本主義的所有形式，無法設想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形式恰好體現的是勞動與占有的分離。而且，由于洛克是從權利而非事實的角度讨論勞動與所有的一緻性，所以，勞動充當了論證私人财産權之合法性的主要依據。暫且不論從理論上為勞動所有權原則進行辯護是否恰當，有一點至少是清楚的：斯密的這一辯護并不意味着實踐領域中存在着與這一權利相匹配的、通過勞動占有自然資源的事實，甚至如馬克思所揭示的那樣，這一辯護還極有可能掩蓋事實層面上勞動與占有的分離。

即使如洛克和斯密所設想的那樣，勞動與财産權之間具有絕對的同一性、“勞動滲入”原則賦予了勞動所有權以不言自明的合法性，然而實踐層面上的如下推論也将是無法避免的：既然每個人所擁有的财産都是勞動所得，那麼，資産階級的财産也是他的應得之物，沒有任何人（包括無産階級）有充分的理由剝奪資産階級的财産。換言之，根據以上理論預設，消滅私有制的主張反倒是非正義的一種表現。我們将發現，勞動所有權原則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所引發的效應，遠不隻是為資産階級所有權作辯護，甚至可能誤導工人運動和無産階級鬥争的方向。

為了反駁上述關于勞動所有權合法性的辯護，馬克思不僅駁斥了那些将無産階級的苦難歸因為私德缺失的惡劣指責，激烈批評了各種關于資本主義的合法性辯護，還嚴肅地指出了勞動所有權原則在社會主義運動綱領中的誤用。

三、勞動所有權原則的“道德化”論證及其局限性

當亞當·斯密将勞動所有權原則貫徹于勞動價值論并将勞動視為财産和财富的唯一源泉時，他就不可避免地以道德的方式解釋貧困問題，即貧困的産生源自道德層面上的缺失，即懶惰、縱欲、浪費等。比如，他在《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八章中提到：“資本增加，由于節儉；資本減少，由于奢侈與妄為。一個人節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資本。” 這裡，當斯密從資本的角度思考财富問題時，盡管他的勞動價值論并沒有體現明顯的曆史維度，但實際上，他所探讨的主要是資本主義這一特定曆史階段上的問題。于是，一般意義上的貧富差距問題就演變為是否擁有資本和擁有多少資本的問題，或者說，貧富差距問題演變為有産與無産的關系問題。按照斯密的設想，既然資本這一财富是由勞動帶來的，那麼擁有較多資本的人必定是一個勤勞的人，或是一個節儉的人，或是一個節欲的人；相反，一個擁有較少資本或甚至不擁有資本的人，必定是一個懶惰的人，或是一個浪費的人，或是一個縱欲的人；等等。按照這一邏輯，工人階級在資産階級社會中的普遍貧困是不值得同情的；在馬爾薩斯人口論中，工人階級受到的道德指責就更為公開而明顯了。

針對斯密及馬爾薩斯的這些論調，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予以激烈的理論反擊：“國民經濟學，盡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縱欲的外表，卻是真正道德的科學，最最道德的科學。它的基本教條是：自我節制，對生活乃至人的一切需要都加以節制。”很顯然，在馬克思看來，從道德的角度理解工人階級的異化處境（包括貧困）是非常荒謬的。這裡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馬克思基于什麼樣的理由批評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這一邏輯呢？

第一，古典政治經濟學在運用勞動所有權原則時，是根據一個人擁有多少資本來判定他從事了多少勞動，繼而判定這個人是勤勞的還是懶惰的、節儉的還是浪費的、節欲的還是縱欲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産的真正靈魂這一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财産提供了一切。”這是一種典型的倒果為因的做法，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似乎非常注重勞動原則，但實質上辯護的卻是所有權。馬克思堅持認為，資本也來源于勞動，即資本是客體化了的勞動，所以，不應通過資本的多少來衡量勞動的多少，而是相反，應通過勞動的多少來衡量資本的多少。

古典政治經濟學真正關心的是，根據現有的情況，如何證明資本家掌握資本或财富的合法性；既然為現存世界的合法性作辯護是其出發點，這就注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可能理解異化勞動及勞動與财産之間的非同一性。對此，馬克思曾嘲諷地指出，如果全體工人都非常勤勞、節儉和禁欲，那麼工人的這番努力最終換取的隻會是工資的普遍降低以及牲畜般的生活處境。由此可見，馬克思批評的是：資本所有權的合法性而非勞動所有權的合法性，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要辯護的對象。

第二，古典政治經濟學從道德的視角理解勞動與财産的關系問題，或更準确地說，從個體美德的角度來理解勞動和财産的關系問題，這一視角不可能為馬克思所贊同。這裡牽涉到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道德究竟關涉什麼樣的領域呢？顯然，古典政治經濟學将道德局限于私人生活的領域，強調道德就是關于個體美德的理論。盡管這一觀點迄今為止依然為很多學者所認同，但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馬克思熟谙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關于道德與倫理的區分，當然也就清楚，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那裡與道德相關的勞動和财富問題，在黑格爾這裡則被劃入另一個領域——倫理，而倫理是屬于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等社會生活領域的。

後世關于黑格爾的這一劃分有着諸多猜測。一種觀點傾向于認為，黑格爾是根據個體與整體的差别來劃分道德與倫理的，即道德關涉個體，而倫理關涉整體；另一種觀點雖然也承認個體與整體之别，但更傾向于認為，黑格爾是根據主觀與客觀的差别來劃分道德與倫理的，即道德關涉主觀精神，如道德良心和義務等，而倫理則關涉道德主體在實踐領域（社會關系）中的自我實現，因而倫理是高于道德的、揚棄了主觀精神的客觀精神。無論我們贊同上述哪一種觀點，都必須承認，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上述做法——勞動、财富等問題是在倫理領域中被考慮的。馬克思同樣反對那種局限于抽象自我的道德自決和美德，同樣強調個體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的自我實現。

對馬克思而言，盡管勞動依然與私人的德性具有一定的關系，但就勞動關涉現實個人的自我實現而言，就這種自我實現隻可能通過一定的社會關系得以完成而言，尤其資産階級社會中的勞動早已演化為社會化的生産活動而言，勞動更多地與倫理相關。在這一意義上，古典政治經濟學固守于道德角度而達到的關于勞動及财産的理解，正如黑格爾對康德和費希特的道德理論所作的批評那樣，隻是形式化的、抽象的理解，從而錯失了在曆史的根基上達成更為具體而現實的理解。将勞動與财産劃入道德領域所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貧困這一普遍的社會問題，被貶低為個别勞動者的私人問題；貧困的原因被簡單地歸之為個體道德上的缺失，而導緻貧困的那類複雜的社會原因（産生貧困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由此，社會上一部分人淪為無産者的原因，就簡單地歸因于這些人的道德敗壞。

針對這類不公正的道德指責，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提出了明确的反對意見：“加在工人頭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縱地追求享樂、沒有遠見以及不遵守社會秩序，就是不能為長遠利益而犧牲眼前的享樂。但是這有什麼奇怪的呢？一個付出了艱辛勞動卻隻能得到極少報酬和最低限度的感官享受的階級，難道能夠不狂熱地、盲目地投入這些享受嗎？”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了道德方面的問題，這是其貧困處境的一個附帶結果，道德問題絕非貧困問題的根源。因而，僅僅加強對工人的道德教育，并不會從根本上解決貧困等社會問題，社會問題理應通過社會的方式獲得解決，社會革命才是其中最根本的途徑。

第三，古典政治經濟學從道德的角度來理解勞動及财産權問題，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政治實踐，英國在19世紀30年代頒布的“新濟貧法”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不論當代學界對“新濟貧法”持有怎樣的評價，至少有一點是可以達成共識的：這部法律包含一個基本的預設，即因為有些社會成員不勞動，所以他們的生活才淪為非常貧困的境地，他們才變成被救濟的對象；為了幫助那些懶惰的（或過多地生育孩子或奢侈浪費而造成貧困的）人，一個有效的措施就是強迫他們勞動（或減少消費或節制自身的欲望）。于是，“新濟貧法”較以往濟貧法案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救濟對象必須進入濟貧院（勞動院）才能獲得救濟；而且，由于救濟對象在道德上的缺失（懶惰等），盡管政府可以救濟他們，但同時也剝奪了他們在政治上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剝奪了他們在道德上的人格與尊嚴。

總之，經古典政治經濟學“道德化”的勞動所有權原則，不僅不能有效地推進關于勞動與财産之間不對等問題的解決，畢竟相當多工人夜以繼日的勞動沒有帶來相應的财富和财産，而且還使處于資本主義社會底層的工人階級被貼上了“懶惰”“浪費”“貪欲”等各種不道德的标簽。由此而來的推論是：工人階級的異化狀态是由其自身的道德敗壞導緻的；對于這種異化狀況及其改變，資本家并不承擔任何道德上的責任；有些資本家強制工人參與勞動、提高工資等，這是資本家對工人的救濟，是資本家仁慈的表現。在這類道德辯護中，工人普遍地喪失對生産資料的所有權這一基本的經濟事實被漠視了，或者說，勞動得以實現的客觀性條件被整體漠視了（勞動者所面對的并非是洛克筆下的“無主之地”）；資本被當作一種與以往無根本差别的财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分裂為主體化勞動（勞動）與客體化勞動（資本）的事實未能被古典政治經濟學所正視。總之，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勞動所有權所作的道德辯護，遠未觸及資産階級所有權的核心部分。

四、勞動所有權原則的内在裂變及瓦解

相對于前文所述的勞動所有權原則的“道德化”論證所導緻的對無産者的道德責難而言，這一原則在社會實踐中的内在裂變及瓦解，也間接地導緻了對于資本主義的合法性辯護。為了具體地呈現這一原則何以發生裂變和瓦解及其在實踐領域中如何導向對資本主義的辯護，讓我們從勞動一般與雇傭勞動、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分入手。

按照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一切勞動形式的普遍概括。就斯密使特殊的勞動形式上升為普遍的規定性而言，馬克思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但就斯密隻注重勞動範疇的普遍性卻忽視了不同曆史時期勞動形式的特殊性與差别而言，馬克思也提出了明确的批評。尤其是斯密在勞動價值論中未能從雇傭勞動的角度界定資本主義的勞動形式，從而把勞動創造價值以及财富的占有視為一個自然的過程——“在斯密那裡，勞動一般是價值的源泉，也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勞動創造剩餘價值，其實也隻是因為餘額在分工中表現為社會的自然賜予，表現為社會的自然力”。按照斯密的看法，财富表面上受制于兩個方面的條件，即資本與勞動，但資本同樣也是勞動的結果，是資本家或其先輩通過自身的勞動和節約而獲得的财富，也就是“以最粗暴的形式把利潤和地租的存在作為前提”。在這一意義上，斯密是在尚未回答“資本是什麼”以及“資本從哪裡來”這兩個重要問題的情況下，就直接将資本視為論證勞動價值論的有效因素。正如馬克思所評論的：“資産階級經濟學家……把資本生成的條件說成是資本現在實現的條件，也就是說，把資本家還是作為非資本家——因為他還隻是正在變為資本家——用來進行占有的要素，說成是資本家已經作為資本家用來進行占有的條件。”于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再一次倒果為因，将有待說明的資本所有權當作解釋資本的前提，仿佛資本家是通過占有資本而搖身一變從非資本家變為資本家，并将最有待說明的資本生産問題置換為占有資本的問題。

根據斯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邏輯，既然利潤和地租作為勞動的必要條件被引入進來，資本家實質上也是勞動者——要麼以前是勞動者，要麼是勞動者的後代，那麼資本家理所應當地要求在最終的利潤中分一杯羹；相應地，那些直接參與勞動的勞動者們也獲取了相應的報酬，即工資；最終資本生産似乎完美地印證了勞動所有權原則。但事實果真如此嗎？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資産階級的生産關系中，勞動所有權事實上早已發生了裂變并轉化為另一種所有權形式。“所有權最初表現為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現在所有權表現為占有他人勞動的權利，表現為勞動不能占有它自己的産品。所有權同勞動之間，進一步說，财富同勞動之間的完全分離，現在表現為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結果”。為了說明勞動所有權何以轉變為自身的對立面——資本所有權，馬克思開始重點考察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的内在關聯，并由此引入勞動力與勞動的區分。

在什麼樣的現實條件下，雇傭勞動才是可能的？為什麼雇傭勞動隻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才出現？雇傭勞動與傳統社會中的勞動有怎樣的根本區别？根據馬克思的解釋，自由勞動與貨币的交換、自由勞動與勞動資料的分離，構成雇傭勞動的兩大曆史條件。

就自由勞動與貨币的交換而言，自由勞動的目的不再是生産出使用價值，在交換領域或市場上換取貨币才是使用價值被生産出來的目的。随之而來的是所有形式的改變：當自由勞動以生産使用價值為目的時，使用價值的生産者與占有者是完全同一的，或者說，勞動者即所有者；當自由勞動以獲取貨币為目的時，使用價值的生産者與占有者相分離，财富所有者不再是使用價值的生産者，而是價值的所有者（貨币持有者），勞動者不再表現為所有者。勞動與财産相分離的最典型表現是工人與資本家的關系——工人作為勞動者，與财産相分離，成為主奴辯證法中與對象直接打交道的“奴隸”；資本家作為所有者，與勞動相分離，成為主奴辯證法中遠離勞動對象卻又間接占有它的“主人”。

與交換領域的崛起相伴随的，是自由勞動與勞動資料的分離。一般而言，勞動能力、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是自由勞動這一實踐結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當自由勞動的原有結構發生解體時，當這些要素為不同的人所有時，雇傭勞動就産生了。勞動者隻擁有勞動能力，而資本家則擁有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勞動能力這樣的主體性能力為了在現實的勞動中實現出來，必須依賴于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這類客觀的勞動條件。于是，資本家與工人就簽訂了勞動協議，工人成為雇傭勞動者。

“雇傭勞動”這一表述意味着，馬克思已經開始明确地從“勞動力”而非僅僅從“勞動”的角度理解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了。關于“什麼是勞動力”以及勞動與勞動力的本質差别，馬克思曾有過非常明确的解釋。勞動力即勞動能力，意指潛在于一個人的身體之中的某些能力，這些能力隻有在生産某種使用價值時才被使用或實現出來。換言之，勞動能力隻是勞動得以實現的主體性條件，這些能力不能僅憑自身完成勞動，因而勞動力就像“潛能—現實”中的潛能一樣，是有待實現的可能性。與之相比，勞動所指的是一種對象化活動，直接就是主體性條件（勞動能力）與客體性條件（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的結合并産生一個新的事物（勞動産品）的過程。由此，當馬克思從勞動範疇轉向勞動力範疇時，研究的立足點就從一般的勞動理論（勞動價值論所堅持的那種勞動理論）轉向人類曆史中特殊的勞動形式——雇傭勞動的深層結構，勞動所有權問題也從簡單的勞動所有權原則走向了勞動力所有權問題。

從句法上看，“勞動所有”是并列關系，反映的是因果關系，有勞才有産；“勞動力所有”是動賓關系，反映的是所有勞動力的這種狀态。由此，勞動所有權與勞動力所有權之間的差異是明顯的：勞動所有權強調的是，勞動者擁有一種自動地占有其勞動産品的權利；勞動力所有權強調的是，勞動者擁有一種對自身勞動能力的權利。但是，這隻是表層上的差異，或者說，這些差異不足以說明馬克思為什麼要引入勞動力及勞動力所有的問題。一方面，勞動力與勞動的分離，意味着勞動在資産階級生産方式中的分裂，勞動不再表現為一個統一物，而是分裂為勞動能力、勞動對象（原料）和勞動工具；另一方面，勞動力與勞動的分離帶來了勞動力所有權與勞動所有權的分離，即勞動所有權也分裂為勞動力所有權和資本所有權，勞動者隻擁有對勞動力的所有權，非勞動者（資本家）隻擁有對資本（以貨币形式表現出來生産之客觀條件）的所有權。于是，當古典政治經濟學依然堅持用勞動所有權原則為資本主義作辯護時，這一辯護隻會是浮于表面、文不對題的。

以勞動所有權原則為資本主義作辯護的一個重要證據，正是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占有者和貨币占有者在市場上相遇，彼此作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發生關系，所不同的隻是一個是買者，一個是賣者，因此雙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根據這段表述，馬克思似乎充分贊同了勞動力的買賣關系體現了自由與平等的原則。其一，勞動力占有者是自由的，因為勞動力占有者是自己人身的所有者，勞動者有選擇和行動的廣闊餘地,“将勞動能力出賣給誰”包含着形式上的無限可能性；其二，勞動力占有者與貨币占有者之間是平等的，都是作為商品占有者或私有财産所有者而發生關系。就這兩個方面而言，勞動力所有權與勞動所有權似乎殊途同歸，都共同地以人對自己人身的所有，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地位作為基本前提。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勞動所有權與生産領域直接相關，但上文談到的勞動力市場隻是從商品交換領域來理解勞動力所有權，尚未觸及生産領域中勞動力所有權的真實面貌。正如馬克思所感歎的：“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内進行的，這個領域确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換言之，在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所有權似乎在表面上還維持了勞動所有權的形式，即勞動者對自身的勞動能力擁有絕對的權利（包括使用權和出讓權）；但由于勞動能力隻是勞動得以實現的主體性條件，勞動能力的維持以及實現都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所以在勞動力所有權與資本所有權之間，勞動力所有權已經處于弱勢，勞動力所有權最終要對資本所有權做出讓步，勞動力必然被資本所吸納。在這一意義上，勞動力所有權隻能算是資本所有權為自身所設定的反題。進一步而言，勞動力所有權的這種反轉正是發生在資本生産領域，勞動力所有者為了生存下去，被迫将勞動力的使用權暫時割讓給資本所有者。一方面使勞動的所有要素都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從而使資本所有權徹底化；另一方面使勞動者喪失勞動力所有權，從而使勞動與所有權徹底對立起來。總之，一個講述資本主義如何貫徹了勞動所有權原則的故事，最終以勞動所有權的瓦解和走向反面而收尾。

澄清勞動力買賣關系的實質是非常重要的。它部分地證實了資本主義社會并非其自身所标榜的，是自由、平等與财産權的社會；也證實了勞動财産權原則——基于人對自身身體的支配權，人對其人身所帶來的勞動産品就具有所有權，同時基于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對勞動産品的所有權既是排他的又是受到他人尊重的——并不真正地适用于資本主義社會。除此之外，澄清勞動力買賣關系的實質，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反駁伍德所提出的“剝削是正義的”相關論證，因為伍德論證中的一個核心文獻正是上述關于勞動力市場上的說明。

在澄清勞動能力與生産資料的分離、勞動力所有權與資本所有權分離的前提下，這裡将轉向一個相關的重要話題，即如何理解和評價原始積累即資本主義前史的問題。這一問題不僅充分體現了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分歧，而且也充分暴露了古典政治經濟學運用勞動所有權原則為資本主義所做的不太高明的辯護。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的：“在真正的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占統治地位。正義和‘勞動’自古以來就是唯一的緻富手段，自然，‘當前這一年’總是例外。事實上，原始積累的方法決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 結合前文所述，馬克思是在對照的意義上講述原始積累的起源問題，古典政治經濟學試圖運用勞動所有權原則說明原始積累是合乎權利和正義的，但曆史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的。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看來，财富的積累隻與個體的勞動相關，于是，一些人變成富有的人，是因為他自己或其先輩是勤勞的或節儉的，另一些人變成貧窮的，是因為他自己或其先輩是懶惰的或浪費的；當貧窮的人越發貧困時，他們就可能淪落到出賣自身的境地，于是就出現了資本家與勞動者，就出現了勞動力市場。按照這種解釋，類似圈地運動以及對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大規模殖民搶奪的原始積累方式是偶然的、反常的和例外的，因為原始積累源于個體的勤勞、節儉等美德，暴力因素的介入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對于這種解釋，馬克思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其一，古典政治經濟學關于原始積累的這種解釋明顯地有悖于曆史事實，曆史不是一首“田園詩”，伴随着暴力、征服與血腥的原始積累構成資本主義的“原罪”。無論是發生在一國之内的暴力搶奪還是發生在國際範圍内的殖民主義，乃至今天仍在上演的新殖民主義，都明顯地有悖于勞動所有權原則。無論圈地運動是否意指土地所有者搶奪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農民被迫離開所耕作的土地卻是不争的曆史事實，農民與土地的分離遲早使得大部分農民變為勞動力的所有者。原始積累是以打破勞動所有權為前提的，資本主義的真正基礎并非勞動所有權，而是勞動—所有關系的瓦解。那些寫入人權宣言和資産階級各國憲法中的财産權原則，隻是從既定結果上認定每個人都擁有對自身财産的絕對權利，但并不反映這些财産是個人勞動的結果。

其二，原始積累之于資本主義（至少是西歐的資本主義模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沒有圈地運動，就不可能為工廠招募大量的雇傭工人，就不可能生産出大量的剩餘價值；沒有殖民主義的征服與海上貿易，就不可能出現封建主義的加速崩潰與新型資産階級的崛起。換言之，原始積累之于資本主義的出現而言是一種必要的惡。或者說，資本所有權（或勞動所有權的對立面）之于資本主義而言具有不可言喻的内在價值，隻是資本所有權總是打着勞動所有權的幌子和旗号。唯有在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下，勞動所有權才是實至名歸的，即不僅在法權的意義上承認勞動與所有權的一一對應關系，而且在事實上呈現為勞動與所有的一緻性關系。

馬克思關于原始積累之起源的分析，展示了普通勞動者在什麼樣的曆史條件下變成雇傭勞動者或勞動力占有者；佐證了勞動力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的隐蔽的重要性；同時也暴露了勞動所有權原則是如何被誤用的。區分“勞動”與“勞動力”，不僅代表了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學方面的根本分歧，而且代表了二者在政治哲學方面的根本分歧。唯有重視這一分歧，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看似寫在資本主義旗幟上的勞動所有權原則是如何經曆了勞動與所有的裂變并繼而遭遇自我瓦解的。

五、勞動所有權原則在工人運動中的誤用

當馬克思批評古典政治經濟學為資本主義作辯護時，他同時也批評當時的工人運動及工人運動的領袖在階級鬥争中有時表現出的搖擺不定甚至嚴重的倒退。通常，這兩種批評似乎分屬于不同的研究領域：前者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所關注的内容，後者是共産主義運動史所關注的内容。然而，就這兩方面的批評經常同時出現在馬克思的論述中而言，我們有理由在統一的而非割裂的意義上對待這兩種批評，并将二者結合起來予以考慮。在這一意義上，本文的問題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經常運用的勞動所有權原則，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當時歐洲工人運動的掣肘呢？

對比1875年發表的德國工人黨綱領草案，與馬克思針對這一草案所展開的著名批評（《哥達綱領批判》），可以從一個側面探究勞動所有權原則的不恰當使用在多大程度上延緩了19世紀歐洲工人運動的進程。德國工人黨綱領草案的開篇說：“勞動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為有益的勞動隻有在社會中和通過社會才是可能的，所以勞動所得應當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權利屬于社會一切成員。” 針對這一條的所有内容，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逐條進行了批判。

針對“勞動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提法，馬克思明确指出，“勞動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财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馬克思的這一批評涉及勞動所有權與勞動力所有權的根本區分：德國工人黨綱領草案延續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所有權原則，同樣認為勞動是财富的源泉，從而使得勞動與所有權自然地完全一緻；但如前所述，勞動所有權原則并不适用于資本主義社會，它不能有效地解釋勞動的主體性條件（勞動力）與客體性條件（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之間的分離。因而，勞動所有權原則并不足以成為批評資本主義的理論武器，勞動力所有權與資本所有權的分離與對抗才是症結所在。

正是由于德國工人黨綱領草案未能辨析勞動所有權與勞動力所有權，并将其寫入了綱領草案，這在客觀上将如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做法一樣，掩蓋了甚至辯護資本主義的弊病。所以馬克思毫不客氣地批評說，“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不應當容許這種資産階級的說法回避那些唯一使這種說法具有意義的條件”。換言之，社會主義綱領本應秉承實踐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拒斥那些抽象談論勞動所有權的種種做法，本應充分重視已經在人類曆史中真實産生的各種條件（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各種情勢），本應向工人具體地講述勞動力所有權與資本所有權在資本主義中的分離狀态，本應前瞻性地提出社會主義的所有權形式——勞動力與生産資料的分離已經被揚棄了的所有權形式，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份綱領卻從一開始就将勞動所有權視為一個适用于所有時代的抽象原則。對于工人運動而言，這是一個危險的信号。因為在無法澄清資産階級所有權原則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的問題僅在于個别資本家未給予他所管轄的工人們以合理的工資，剝削的非正義僅在于資本家占有了本該屬于工人的勞動所得的那一部分。這與斯密所說的“勞動工資，是勤勉的獎勵。勤勉像人類其他品質一樣，越受獎勵越發勤奮”的論調又有什麼本質的區别呢？

不僅如此，由于資産階級所有權原則早已割裂為勞動力所有權與資本所有權，而資産階級所有權又總是以勞動所有權作為遮掩，所以，當工人提出勞有所得（工資）的時候，資本家可以依據同一種原則提出自身的收入也是按勞取酬（資本不過是勞動的另一種形式罷了）。時至今日，依然有一種論調認為資本家也是勞動者。于是，馬克思所強調的徹底摧毀雇傭關系和生産資料私人占有制的無産階級運動，極有可能淪為争取更多工資及其他經濟利益的工人運動。盡管争取更多的工資、更少的勞動時間、更多的福利也屬于工人運動的合理組成部分，但是，就真正的階級鬥争是政治鬥争、經濟鬥争應上升為政治鬥争而言，圍繞着工資開展的工人運動還隻是低級的、有限度的階級鬥争。經濟鬥争并非一無是處，但如果工人運動完全陷入經濟鬥争，就應當引起工人政黨的重視，而不是通過綱領的方式一味地縱容。總之，一份好的社會主義綱領應起到思想啟蒙和引領的作用，在正确解釋現實的前提下，合理地鼓舞工人改變現實。哪怕工人運動不可能一下子撼動資本所有權，也至少應使工人意識到這種所有權形式，意識到勞動所有權是應當通過革命而被争取的一項原則。

針對“勞動所得”的提法，馬克思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什麼是‘勞動所得’呢？是勞動的産品呢，還是産品的價值？如果是後者，那麼，是産品的總價值呢，或者隻是勞動新加在消耗掉的生産資料的價值上的那部分價值？”如前所述，這份綱領草案反複地提及勞動的重要性，并試圖證明勞動者應該占有勞動所得，即隻是抽象地談論勞動所有權原則。對馬克思而言，德國工人運動的綱領所針對的是德國工人在當時的生産關系中所處的真實地位，關鍵點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不是誰勞動而是誰占有生産資料，所以應當具體地探讨資本主義所有權問題。當工人要求勞動産品為自己所有時，資本家同樣可以質問，工人在沒有生産資料的條件下什麼産品也生産不出來，工人憑什麼将勞動産品視為自己的所有物呢？

不僅這份草案關于“勞動所得”的表述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勞動所得應當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權利屬于社會一切成員”的提法是難以成立的。暫且不論“勞動所得”這種說法是否有問題，就算勞動者真的有權占有所有的勞動産品，“勞動所得”也不可能依據所謂的“不折不扣”和平等權。即便人類曆史已經走向了共産主義社會，社會依然需要從社會總産品中拿出一部分作為再生産的資料，除此之外，總産品中的一定比例還将用于維持教育、醫療等公共領域的運轉。因而，依據“不折不扣”的原則分配勞動産品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臆想。此外，“勞動所得按照平等的權利屬于社會一切成員”又是什麼意思呢？為了回應這一問題，回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關于“權利”的評價是十分必要的，畢竟平等權隻是權利的一種形式。

從表面上看，馬克思對權利持有一種明顯的批判态度，但問題是，他的批評是為了強調社會主義應拒斥權利這類法權概念，還是認為權利并未完全承載起人類解放的終極目标、權利隻是一種有限度的解放工具呢？按照上下文，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從資本主義脫胎而來的、新的社會形态，不可能一下子徹底擺脫資本主義的影響，那麼，權利和法繼續包含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就不足為奇。以此類推，當抽象的平等權被運用于分配領域時，所帶來的結果隻能是抽象地比較不同的勞動量，并以此為根據進行所謂的按勞分配。就按勞分配而言，它是勞動力與生産資料重新統一起來之後所采取的分配原則，實現了勞動在所有權中的崇高地位，但它又不是一種最為理想的分配方式。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引入了一種更高的分配原則——按需分配。在共産主義條件下，按勞分配原則被按需分配原則所兼容——按需分配的前提依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與所有的分裂關系已經不複存在。勞動對于每個人而言不僅僅是為了獲取生活資料而不得不進行的必然性活動，勞動不僅僅意味着辛勞與犧牲，勞動還關乎每個人的自我實現（自由）與社會的良序發展。所以，勞動者不必擔心自身的勞動（貢獻）沒有對等的回報，而是更多地關注，自身能為社會貢獻什麼，以及自身在這種社會貢獻中收獲了什麼樣的自我實現。由此，勞動與所得之間的關聯被上升為勞動與需要之間的内在關系，社會分配的依據也從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平等原則，轉向保障每個社會成員最大程度地實現自身的自由原則。

綜上所述，德國工人黨綱領草案作為19世紀工人運動的一個縮影，深受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勞動所有權原則不恰當運用的影響。這種理論上的不良影響勢必導緻工人運動在資本主義批判（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辯護（古典政治經濟學）之間猶豫不決，在自身所承擔的革命目标與直接帶來現實利益的改良措施之間猶疑徘徊。當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的武器并沒有真正地掌握在無産階級的手中時，批判的武器怎能充分地轉化為武器的批判呢？理論的力量又如何能充分地變成物質的力量呢？歐美工人運動在這一百多年間的起伏曲折，無不提醒着我們，工人運動遲遲沒有導緻馬克思所預見的那些激動人心的劇變，或許不僅與無産階級所實行的鬥争策略等實踐因素相關，還與自身理論的不徹底相關。

餘論：勞動所有權原則的消極效應與積極效應

勞動所有權原則經由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應用，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裡産生了一連串消極的實踐效應。論述至此，我們得以更好地回應本文在一開始所提出的問題：究竟是勞動所有權原則，還是這一原則在特定條件下所觸發的實踐效應才是馬克思的批評對象呢？綜上可得，馬克思的批評對象是勞動所有權原則的實踐效應而非這一原則本身，或者說，他主要批評了勞動所有權原則在具體曆史條件下的不恰當運用所導緻的實踐效應。

我們需要區分勞動所有（由勞動所帶來的占有關系）與勞動所有權。一般而言，勞動與占有之間的同一性，和勞動與所有權之間的同一性關系是不同的。由勞動所帶來的占有關系，是曆史上真實出現的所有制形式，屬于曆史事實；而勞動所有權反映的則是權利關系，就像洛克與斯密所論證的，它主張勞動者對勞動産品的所有權，即勞動者有權要求占有自己勞動的成果。因而，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勞動所有與勞動所有權之間常常是不一緻的，比如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勞動會帶來實質上的占有，但“占有并不是法的關系”，即勞動所有尚未成為一項權利；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所有權作為私人财産權的代名詞被視為一項天賦權利，但是，這項權利并沒有相對應的勞動所有的事實。

就勞動所有作為特殊的曆史事實而言，它本身就屬于實踐領域，而且，這種曾出現在人類曆史中的特殊所有制形式呈現為曆史的辯證法，即這種所有制形式的瓦解導緻勞動力所有權和資本所有權的出現。而勞動力所有權與資本所有權的對立矛盾又将導向勞動與所有權之間的重新統一。隻是這種統一不是建立在個體勞動的基礎上，不是個體對于自身勞動所得的直接占有，而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産的基礎上，是個體以社會成員的身份對社會總勞動的分享。與之不同，勞動所有權作為一項普遍的權利，首先屬于理論領域，呈現為不考慮特殊性與曆史條件的原則。當這種理論原則運用于具體的實踐領域時，其效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既有可能故意拔高這種所有權形式甚至以“去曆史化”的方式對待所有權問題，從而将勞動所有權視為曆史上從來如此的、也為資本主義所貫徹的一項自然法則；也有可能恰好契合某種曆史條件，從而在曆史上真正完成勞動所有與勞動所有權的統一、事實與權利的統一。

前文主要涉及勞動所有權原則的其中一種實踐效應，即消極的實踐效應，反映了勞動所有權原則從理論走向實踐、誤用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之後所觸發的效應。這裡之所以稱其為“誤用”，主要是因為這一原則的運用缺乏相對應的現實條件——勞動分裂為勞動能力（勞動的主體性條件）與勞動資料（勞動的客體性條件），并直接導緻勞動能力的所有權與勞動資料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從而形成無産者與資産者這兩大階級。當勞動不再作為一種具有統一性的實踐活動，當所有權無法與勞動保持一一對應關系時，若仍然堅持以勞動所有權來理解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形式，這就變成了本文第一部分所講述的以理論的方式裁剪現實的做法。這種做法必将導緻理論與實踐的錯位、曆史與現實的錯位，導緻一種在并不以勞動所有作為主要所有形式的資本主義中宣揚勞動所有權原則的做法。

勞動所有權原則在資本主義的誤用，實際上發揮了意識形态的功能。這絕不意味着，勞動所有權原則就是意識形态，就是一種虛僞的、應當被否定的理論原則。毋甯說，勞動所有權原則在其實際運用中發揮了美化資本主義、掩蓋勞動力所有權與資本所有權之根本矛盾的功能。因而，針對意識形态化了的勞動所有權原則，我們應從那些紛繁複雜的實踐效應中将勞動所有權原則分離出來，祛除之前為這一原則披上的普遍的、超曆史的虛幻面紗。在這一意義上，勞動所有權原則的“祛魅”，對于反思以這一原則作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特别是新自由主義）、對于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與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理論對峙，都将是富有挑戰性且有益的理論探索。

除了上述那些消極效應，勞動所有權原則有可能在實踐領域中帶來積極的效應嗎？尤其是，勞動所有權原則之于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而言，能夠産生什麼樣的積極效應呢？

當勞動所有權原則碰到合适的現實土壤時，或者說，當勞動與所有之間的現實關系重新表現為一緻性時，勞動所有權原則之于社會現實将帶來積極的實踐效應。在今天的中國，當絕大部分的生産資料重新為勞動者共同占有時，當勞動者既是勞動能力的所有者同時也是勞動資料的所有者時，或者說，當勞動所有再次作為一種事實出現在實踐領域中時，重提勞動所有權原則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這種必要性突出地體現為：社會主義之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不僅體現為事實層面上的勞動者也是所有者，不僅體現為物質層面上的生活富足，而且體現為勞動者“有權”要求分享社會總财富，勞動者“有權”要求社會保障自己憑借勞動所獲取的各種财富。因而，社會主義社會也應理直氣壯地高舉保護财産權的旗幟，理應始終宣傳勞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崇高性，在這一意義上，社會主義從來不意味着剝奪個體勞動所帶來的财産。 正如鄧小平所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保護所有權不等于保護資本所有權，因為财産既可能來源于剩餘價值的攫取，也可能來自于勞動者的辛勤勞動，不加分辨地将所有權拒斥在社會主義的制度建設之外，對于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觀的确立是有害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有責任講好一個有别于資本主義的故事——社會主義保護勞動财産權，其重點在于“勞動”而非“财産權”。勞動與财産權的同一性意味着，勞動不再等同于艱辛和自由的桎梏，相反，勞動是每個個人成為他自己、實現和确證自身、成為共同體一員的入場券，财産權則體現了對這些個體的勞動成果（社會貢獻）的肯定與尊重。由此，是“勞動”而非單純的“共同占有”成就了社會主義。這就不難理解馬克思為什麼在談到共産主義的第一階段時主張按勞分配原則，以勞動作為财富分配的唯一标準就是以勞動所有權原則作為基本前提的。

社會主義是揚棄了資本主義的更高的曆史階段。不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社會主義都不可能通過簡單地抛棄資本主義所提供的現實條件而得以實現，相反，社會主義是以一種兼容的和改造的方式替換資本主義這一社會形态。正如恩格斯在談到無産階級的平等要求時所指出的，無産階級應合理地借鑒資産階級關于平等的闡述，“平等應當不僅僅是表面的，不僅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無産階級從資産階級的“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當的、可以進一步發展的要求”。由平等權推而廣之，既然無産階級不是要取消平等權而是要更高層次的、更現實的平等權，那麼，今天的中國非但不能取消勞動所有權，而且應在貫徹這一原則上做得比資本主義更好——給予民衆以更大程度的、逐步實現了的勞動所有權。我們沒有必要因為勞動所有權曾導緻的各種負面效應就拒斥它，相反，如何依據社會主義已經提供的新的社會條件、從法權的角度闡明勞動所有權原則，将是非常重要的理論工作。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不是徹底取消個人财産權，而是逐步取消勞動力所有權與資本所有權的分離，逐步實現以勞動為軸心的勞動所有權。既然勞動才是勞動所有權的核心和立足之本，那麼，即使所有權依然寫入了社會主義法律，它也應當有别于寫入資本主義法律的那項天賦人權——重要的不是占有什麼和占有多少，而是何人有權占有，或在什麼條件下的占有才是合法的。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贊同洛克關于勞動所有權的最初講述，即尊重那些由勞動而帶來的所有權，并堅決反對任何将勞動所有權省略為所有權，甚至将勞動所有權替換為資本所有權的做法。

在當代重提勞動所有權原則，既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一方面，我們是馬克思的同時代人，盡管資本主義已經改頭換面，但勞動所有權原則依然被用作資本所有權的“遮掩”。另一方面，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然不同于馬克思的時代。馬克思的批判對象是勞動所有權原則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觸發的消極效應，而我們關注的是，這一原則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所帶來的積極效應——從事實層面上努力實現勞動與占有、貢獻與分配的一緻性關系，從法權和倫理原則上保障個人對其财産的基本權利，将證明社會主義是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加美好和更富有吸引力的社會制度。因而，從理論上回顧馬克思基于19世紀的歐洲史與思想史對勞動所有權原則的消極效應的批判，不僅僅是為了重構他的各種論斷及結論，更是為了繼承他在對待這一原則時所展現的實踐品格與研究路徑。在這一意義上，20世紀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和思想文化界的争論交鋒乃至全球範圍的重要變化，才是我們不斷反思勞動所有權原則的出口和落腳點。

作者：李志，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