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寬容是我國文化下非常重要的道德品質。為了從積極發展觀的視角探讨流動兒童寬容品質的影響因素，本研究探讨了農村文化适應對流動兒童寬容品質的積極影響，以及共情的中介和城市文化适應的調節作用。本研究采用城鄉文化适應量表、小學兒童寬容量表、人際反應指數量表，對武漢市壹所流動兒童比例較高學校三至六年級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問卷388份，其中流動兒童191人。結果發現，農村文化适應與寬容、共情呈顯著正相關；寬容與共情呈顯著正相關；農村文化适應既會直接促進寬容，也可以通過共情的中介作用間接促進流動兒童的寬容；而對于非流動兒童，農村文化适應則完全通過共情的中介間接促進寬容；城市文化适應在流動兒童農村文化适應對共情的影響路徑上具有調節作用，當城市文化适應比較低時，農村文化适應才會對共情具有明顯的積極作用。研究證實了農村文化适應作為文化資源對于流動兒童寬容積極品質具有促進作用，同時城市文化适應作為文化背景和城市社會适應分别對流動兒童寬容品質具有複雜的作用，豐富了青少年積極發展觀理論，并拓展了社會認知理論和生态社會環境理論。

【關鍵詞】寬容品質，農村文化适應，共情，城市文化适應，生态社會環境

作者簡介：張春妹，beat365体育官网心理學副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珞珈青年學者。BEAT365唯一官网“70後”學術團隊建設項目“當代文化心理學研究”負責人，主編“文化心理學精品譯叢”；個人專著入選BEAT365唯一官网社會人文學術叢書，譯著《文化心理學》入選中國社會心理學會2020年30本好書、《牛津中國心理學手冊》入選人民出版社2019年度十大優秀著作；MOOC《發展心理學》獲批2020年度國家首批一流本科線上課程，專業課《發展心理學》2021年獲批湖北省一流線上線下混合課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子項目等10餘項。主要研究方向：人格與社會适應、文化發展心理、青少年犯罪、心理健康教育；黃許諾 ，beat365体育官网心理系2022級研究生。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第25輯

一、引言

根據《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流動兒童是指“6~14歲(或7~15歲)随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在流入地暫時居住半年以上的兒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已達3億多人，相較于第六次人口普查增長了69.73%。而且流動人口呈現流動人口家庭化的趨勢， 2020年，中國流動人口子女規模約1.3億人，其中流動兒童規模為7109萬人，比2010年的3581萬人增長了約1倍。受我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影響，流動兒童在受教育問題、家庭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教育資源和社會适應問題上相對于城市兒童均處于劣勢，被稱為處境不利兒童（申繼亮，2008；申繼亮，2009）。大量研究發現流動兒童存在學業壓力和社會适應問題，具有更多的問題行為（Ming , 2014; Fang et al., 2017；蔺秀雲等, 2009；申繼亮，劉霞, 趙景欣, 師保國, 2015），而且他們面臨着客觀的城鄉文化适應問題（劉楊等, 2008）、主觀的歧視知覺（劉霞, 趙景欣, 師保國, 2011；申繼亮等, 2015），也會影響着他們的社會适應。但是已有研究主要是從“問題”視角(Zhu et al., 2015)，采用“缺陷”模式将城市适應過程看作壓力和挑戰（申繼亮等，2015），較少從積極發展的角度，關注流動兒童自身的優勢和資源，研究者呼籲尤其需要進一步加強對其積極人格、品德的研究（申繼亮等，2015；李曉燕等，2019）。

寬容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内涵一直廣受推崇（張學書，2014；錢錦昕、餘嘉元，2014），是儒家倫理“仁”的基本内容，是我國傳統文化觀念中的一種社會道德規範以及人們普遍追求的道德品質和自我修養（葛荃，2006）。在現代的社會也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值得各年齡段的學生、公民去培養的優秀人格品質（鐘穎，2009）,并能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社會民主。已有研究顯示，流動兒童具有寬容品質，高流動比例學校兒童與低流動比例學校兒童并無顯著差異，并且寬容品質對于流動兒童具有重要意義，能降低其外化問題行為（張春妹等，2021）。寬容品質具有我國傳統文化的克己、自我約束的文化屬性和道德屬性（張春妹等，2022）。那麼，在受歧視的不利處境下，流動兒童的寬容品質的發展影響因素成為重要研究問題，其對于促進困境兒童積極品質的發展，探尋其積極發展資源，均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已有研究發現，流動兒童存在城鄉雙重文化适應，農村文化适應能發揮家庭功能，從而發揮自尊、生活滿意度的積極作用（張春妹等，2017），同時對于流動兒童物質主義具有抑制作用（張春妹等，2021），這提示流動兒童原有的農村文化适應可能是其發展的積極資源。尤其是農村文化集中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對于寬容這一我國傳統文化極為看重的道德品質可能具有積極促進作用。在當代城市化的趨勢和城市文化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農村文化适應的積極作用受到城市文化的抑制，當城市文化适應水平比較高時，農村文化适應對不安全感、物質主義的積極抑制作用就變得不顯著（張春妹等，2021），顯示出城鄉文化沖突。因此，本研究将在城鄉雙重文化背景下，探讨流動兒童農村文化适應對其寬容品質可能的積極影響及其作用機制。

二、理論背景和問題提出

（一）流動兒童的寬容品質

自積極心理發展興起以來，很多學者專門研究了積極心理品質的要素，寬容被認為從屬于24個重要美德，是能避免極端的力量(Park& Peterson, 2006)。我國學者官群、孟金萬等（2009）較早地研究了中國人的積極心理品質，也将寬容品質作為律己的積極心理品質。但是相對其他積極品質來說，我國小學生寬容水平處于較低水平，是需要重視和培養的積極品質（馬豔雲, 2010）。

近年來有學者專門分析了寬容品質的内涵（錢錦昕, 餘嘉元, 2014），并研究了小學兒童寬容品質的測量（張春妹等，2022）。寬容指是通過調整自己的認知方式，基于平等的信念與共情的經驗，設身處地地從他人的角度看待問題，認知上念及他人的善，對于他人的缺點和過失不計較，在情感上不計前嫌，不計怨恨，在行為上能克制，不尋求報複，而且對于多元差異性能包容的較為穩定的人格傾向。

研究認為，寬容與寬恕緊密聯系但是又區别明顯。寬容是一種積極人格特質，寬恕是一個心理過程，寬容包含的對象範圍比寬恕更廣、程度更深，因此，寬容是寬恕的上位概念。同時，作為一種具有道德屬性的積極人格特質，寬容具有明顯的文化特性，與西方的寬恕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寬容出發點在于“己所不欲”，而不是冒犯者的惡行；其目标在于“愛人”而不是“愛己”的情緒調節；其規範來自社會倫理，崇尚正直合理的“以直報怨”，而不是來自宗教要求，崇尚神的無條件寬恕（張春妹等，2022）。寬恕量表中最廣泛使用并且包括了更細維度的是人際侵犯動機量表（TRIM，陳祉妍等，2006），包括了回避和報複兩個因子，後來Mccullough, Root和Cohen(2006)增加了仁慈成為三維度量表。我國小學生寬容品質的測量則很好的體現出我國文化特點，在面對冒犯和不公平，會采用恢複公平的“回擊行為”，而不是報複行為；比較多地表現出寬恕仁慈行為，并且寬容直接來自自身道德要求，表現出“體諒他人”的行為，而不需要單獨的認知上理解他人；同時會用“冒犯容忍”進行自我道德要求，讓沖突防患于未然，這直接體現了我國文化傳統的“忍讓”精神的内化（張春妹等，2022）。

有關流動兒童的研究，主要關注了流動兒童在面臨外在環境的挑戰時存在着社會心理适應和城鄉文化适應兩大方面的适應挑戰。一方面，流動兒童入學、同伴交往等方面遭受歧視，受欺負較嚴重（于音等, 2019），更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如社交焦慮、孤獨、抑郁等（蔺秀雲等, 2009; 張榮娟, 2015; 劉青雲等, 2020）；情緒和行為問題較多(Chen, 2014; Cheung, 2014; Zhang et al., 2017)；學業表現也更差，甚至出現以學業倦怠為表現形式的“隐形辍學”（Bilige& Gan, 2020; 李潔等, 2021）。另一方面，流動兒童存在着城鄉文化沖突帶來的城鄉雙重文化适應問題，需同時兼顧适應城市文化與調整原有的農村文化，其安全感、自尊、生活滿意度均會受到影響（張春妹, 朱文聞等, 2017; 張春妹等, 2021）。

最近開始有少量研究從積極發展視角，關注流動兒童的積極心理品質，不僅從主觀幸福感（張春妹, 張璐等, 2021; 黃丹, 羅英廷, 2022）、心理彈性（Ye et al., 2016; 王景芝, 陳段段, 陳嘉妮, 2019; 盧永彪, 文蘇蕾, 王雅, 黃甜, 吳文峰, 2021)等心理健康的角度，而且開始從積極人格、品格的角度進行研究。研究發現，流動兒童積極心理品質發展狀況良好，具有幽默感、好奇心、創造性思維、感恩、友善等積極品質（劉青雲等, 2020）；流動兒童具有較好的寬容品質，并且高流動比例學校兒童與低流動比例學校兒童并無顯著差異（張春妹等， 2021）。但是鑒于流動兒童具有較高的歧視知覺，而歧視會顯著影響個體的寬容，那麼，流動兒童何以會保持較高的寬容積極品質呢？顯然需要從其當前直接環境因素之外，尋找其保護性因素和積極資源。

（二）流動兒童的城鄉文化适應與寬容品質

國内外已有寬恕影響因素的大量研究，主要包括個體認知因素、關系和情境因素（張海霞，谷傳華，2009），同時，集體主義文化下，寬恕的應對、調節策略、影響因素與個體主義文化明顯不同（張田等，2013）。在傷害應對方式上，集體主義文化影響下的個體傾向于維護人際關系和社會的和諧，盡力避免沖突(Fu et al., 2004)，即使受到傷害，也不擅長憤怒等情緒和情感體驗，而更願意壓抑憤怒，或形成消極的、對内的沉思（葉浩生, 2004）。即集體主義文化下寬恕模型更多的是決定性寬恕(Hook et al., 2009)，更多的受到人情、面子的影響（傅宏, 2006）；個人主義文化下的寬恕則是情緒性寬恕，更多受到人際互動過程影響。因此，具有我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寬容品質，在身處不良處境的流動兒童身上得以保持良好，很可能與流動兒童的文化背景有關，尤其是與其相對保持較好的農村文化适應有關。

關于雙重文化适應對于流動兒童心理适應的影響，國内外已有大量研究。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雙重影響下，從農村向城市地區的内部遷移已經成為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突出現象(Guiet al., 2012; Jordan& Graham, 2012)。并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關注城鄉文化适應對個體适應的影響(Gui et al., 2012; Ozer& Schwartz, 2016)。Chen等人（2019）同時考慮了城市文化的适應與農村文化的保持，結果發現，兒童對城市文化的适應與社會能力、學習成績和心理适應呈正相關，對農村文化的保持與心理适應呈正相關，但與社會能力和學習成績無關(Chen et al., 2019)。一項針對大學生群體創造性的研究表明，城市文化啟動與農村文化啟動作用于創造性思維的不同方面，前者指向創造思維的流暢性，後者指向獨特性（王黎靜等, 2020）。并且在發展情境觀的視角下，關注到城鄉文化适應可能蘊含的沖突對流動兒童同伴關系的影響，進而影響其主觀幸福感（張春妹，張璐，2020）。但是基于文化資源的視角，考慮農村文化适應的積極作用的研究尚少見。而張春妹和朱文聞（2017）研究發現，在我國城市文化為優勢主流文化背景下，流動兒童的傳統農村文化适應對家庭功能也具有積極作用，從而促進了流動兒童的生活滿意度和自尊。這提示了農村文化适應可能的積極作用。

在集體主義背景下，個體将自我看成社會的一部分，形成彼此依賴的自我；而在個體主義文化中，個體将自我看成獨立的人(Markus& Kitayama, 1991)。這種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差異可能相應地表現為我國城鄉文化的差異。Greenfield（2009）區分了兩種原型社會生态：法理社會和禮俗社會，分别代表了現代的、以城市為主的社會環境，和農業或自給自足的農村環境。而且适應城市法理生态的價值觀包括更大的獨立性、成就導向、自信和自力更生；相比之下，适應禮俗生态的價值觀包括對權威的服從、相互依賴，以及自我對傳統社會職責和角色的服從。我國研究者則進一步分析了中國城鄉文化差異，認為其集中體現在生活環境、生活方式、内隐觀念、語言四個方面（張春妹, 2014），其中内隐觀念體現在人情關系、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上。具體來說，以鄉土文化為代表的農村更注重道德倫理、宗族觀念、老鄉觀念，人情關系聯系更為緊密；而以不受宗親紐帶約束，居住、生存依賴市場交換為代表的城市居民則人情較為冷漠（管在高，2005），在人際關系中也傾向于與他人保持一定距離；在價值觀上，城市更強調需求滿足、自我主張、個人中心，農村更為遵從秩序、謙讓順從、自然主義；在思維方式上，城市更具有平等觀念、權益競争，而農村則服從傳統宗族角色、更多忍讓（張春妹, 2014）。

這意味着具有較高的農村文化适應的個體，有更明顯地受我國傳統文化自我節制的特點（崔鎖江，2023；李箭飛，2014）的影響，更多謙讓、節儉、忍讓，更關注道德倫理，具有順應天地自然主義觀念，同時受集體主義文化影響，具有社會取向而不是自我取向，注重社會和諧。這些都符合寬容的積極道德屬性和文化特性，是影響集體主義文化下寬恕的文化因素，因此這種個體更容易采取決定性寬恕、具有寬容的人格傾向。相對來說，城市文化有助于獨立自我的發展，更有利于促進情緒性寬恕，而對寬容品質的促進作用相對較弱，甚至因為其對于個人利益的看重、道德和倫理的約束較弱，而對寬容品質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本研究假設H1：農村文化适應會促進流動兒童的寬容品質。

（三）共情在流動兒童的農村文化适應與寬容之間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發現，集體主義文化下更容易有整體思維，從而更容易決定性寬恕( Ho & Fung, 2011)。但是就寬恕的認知因素而言，已有研究發現共情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McCullough et al.,1998)。共情(empathy)是指個體知覺和理解他人的情緒并做出适當行為反應的能力(Decety, & Svetlova, 2012)。共情兩成分理論逐漸成為學者共識（崔芳等, 2008），即共情包括認知共情和情緒共情兩種基本成分。前者側重于對情緒狀态的推理與判斷，後者主要是對他人情緒狀态的感受和體驗。

按照Kraus社會認知理論，社會階層的結構要素塑造了個體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環境，個體在其中的社會适應過程和生活體驗會使其形成與之相對應的社會認知方式，這種穩定的社會認知方式會被相似社會背景中的人們所共享、支持和強化，進而影響個體的心理與行為(Kraus et al., 2012)。具體而言，低社會階層的個體形成情境主義的認知傾向，高社會階層的個體形成唯我主義的社會認知傾向。前者關注外部情境和他人的影響，在社會互動中能夠更準确地感知他人狀态，産生互依的人際關系策略；後者則傾向于關注自我，受内部動機和情緒的驅動，通過資源交換建立社會關系(Amato.& Previti, 2003; Kraus et al., 2012)。類似的，城市文化和農村文化分别具有特定的社會生活、文化環境，從而也會形成特定的社會認知傾向，進而影響個體的心理和行為；并且，農村文化具有經濟條件的相對落後、生産方式的協作性，農村流動性低，人際互動局限于一個小圈子并嚴重依賴親屬關系，這使得農村文化更容易産生情境主義的認知傾向，而城市中生活的人際關系構建則不依賴親屬關系，它更強調個體的努力(Chen, 2012; Yuan et al., 2013)，城市文化則更容易使人獨立，形成唯我主義的認知傾向。

相關實證研究表明情境主義認知傾向的個體對他人情緒和行為的易感性更高，更能準确的與互動對象共情。如Kraus和Keltner(2009)的研究發現，相比于唯我主義的個體，情境主義傾向的個體在與陌生人交流的過程中展示出點頭、挑眉、發出笑聲和注視他人等投入性行為(Kraus& Keltner, 2009)。Kraus等(2010)進一步通過問卷測量與實驗研究發現，情境主義傾向個體的共情準确性測驗得分更高，在情境實驗環境中也表現出更強的對同伴情緒知覺能力，情緒評價準确性更高。因此，我們推測受到農村文化影響的個體，基于情境主義的認知傾向會有更高的共情能力。

Mccullough的系列研究表明，共情是影響寬恕行為的主要認知因素，共情直接對寬恕産生影響，即個體共情水平高，則寬恕水平也高(Mccullough et al., 1998; Chen, 2012)。大量基于中國被試的研究也證實了共情與寬恕之間的關系，例如，一項對青春期個體的寬恕發展水平展開的質性研究的結果表明，對青春期個體共情能力的培養能夠促進寬恕的發展（薛豔, 2020）。觀點采擇作為共情的重要維度，可以有效減少負面内隐态度，促進大學生的内隐寬恕（範若琳等, 2021）。同時被試年齡跨度更大的研究也表明，在14~28歲的青年群體中，共情影響自我寬恕與人際寬恕，對他人情緒與狀态的敏感覺察能夠提高個體的寬恕水平（武亦文等, 2022）。共情與寬恕還存在一定的神經生理性聯系，fMRI研究發現共情和原諒的過程中都會共同激活内側額葉和扣帶回後部(Farrow et al., 2001)。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2：共情能夠中介農村文化适應與寬容的關系。

同時，鑒于我國城市化背景下，城市文化為流動兒童期望融入的主流文化，城市流動兒童表現出城鄉文化适應沖突，城市文化适應對自尊具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農村文化适應對孤獨感具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Zhang, Zhang, Peng, 2014）；農村文化适應的積極作用會受到城市文化适應的局限，當城市文化适應比較低時，流動兒童的農村文化适應會發揮積極作用，但是當城市文化适應比較高時，農村文化适應對于個體安全感和物質主義的積極作用就不再顯著（張春妹，全湘，孫曉銅，2021）。從社會認知理論推論，共情會受到情境的影響，在關注外部環境、具有互依的人際關系策略的生态環境下，易産生情境主義認知傾向高的個體，從而具有更高的共情能力。那麼，當流動兒童具有更高的城市文化适應時，其原有的農村文化适應産生的情境主義認知傾向對共情能力的影響就會受到城市文化适應所産生的唯我主義認知傾向的幹擾，顯示出對共情能力的抑制作用。因此，本研究假設H3，農村文化适應對流動兒童共情的積極作用還會受到城市文化适應的調節，城市文化适應越高，農村文化适應對共情的積極作用越弱。總體假設模型如圖1.

圖1. 研究假設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采取整群抽樣方法，從武漢市一所流動兒童比例較高的學校中随機抽取三至六年級各2個班級，共393名學生，篩除重複、無效問卷，得到有效問卷388份，其中流動兒童191人（49.23%），非流動兒童197人（50.77%）；男生228人（58.76%），女生160人（41.24%）；三年級87人（22.42%），四年級79人（20.36%），五年級105人（27.06%），六年級117人（30.16%）。針對被試年齡問題，本研究認為，從三年級兒童的詞彙量來說，基本達到了自主閱讀水平，對于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詞彙都是可以理解的。問卷調查一般都是從三年級開始，我們的問卷來自小學生的訪談，話語表達形式和内容經驗都來自小學生自身，所以不存在閱讀和理解的問題。而且調查過程中會有主試，随時可以幫助解答小學生的疑問。

（二）研究程序與工具

1.基本信息問卷

此問卷為自編問卷，内容包括年齡、性别、年級、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情況、是否出生在武漢、老家在城市還是農村等基本人口統計學變量。

2.兒童城鄉文化适應問卷

采用張春妹等（2017）編制的兒童城鄉文化适應問卷。此問卷根據雙向多領域模型（Schwartz, et. al., 2010）的觀點，參照Ward等（1999）和袁曉嬌等（2009）的文化适應問卷，在對流動兒童訪談的基礎上，歸納出城鄉文化适應五大維度，分别為：環境适應、外顯行為、内隐觀念、語言、身份定位，其中内隐觀念可細分為價值觀、思維方式和人情關系，分别為5、3、5個條目。問卷由農村文化适應和城市文化适應兩部分組成，各34個題項。采用Likert 5 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農村（城市）文化适應狀況越好。問卷信效度結果良好，本研究中城市文化适應問卷Cronbach^＇α系數為0.875，農村文化适應問卷Cronbach^＇α系數0.924。

3.小學生寬容量表

采用小學生寬容量表（張春妹等，2022）。包括體諒他人、敵意預期、冒犯容忍、行為回擊四個維度，分别為9、7、7、4條目，共27個條目。采用Likert 5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可計總分，分數越高表明小學生的寬容水平越高。本研究中Cronbach^＇α系數為0.904。

4. 共情量表

采用Davis編制的人際反應指數量表（IRI）（張鳳鳳等，2010），包括觀點采擇、幻想、共情關注、自身痛苦四個維度。共28個條目，采用Likert5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該量表可計總分，分數越高表示共情能力越強。本研究中内部一緻性系數為0.729。

（三）統計分析

采用SPSS 26.0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具體包括對各因素進行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采用Hayes的Process插件對中介作用和有調節的中介作用分析等。

四、結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方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對所有變量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第一因子解釋的方差變異量為16.667%，小于40%的臨界标準，說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表1呈現了所有兒童的性别、流動類别、城市文化适應、農村文化适應、寬容和共情的平均值、标準差和相關矩陣。結果發現，城市文化适應與農村文化适應、寬容和共情均呈顯著正相關；農村文化适應與寬容、共情均呈顯著正相關；寬容與共情呈顯著正相關。并且城市文化适應與寬容的相關顯著低于農村文化适應與寬容的相關（z＝-1.152）。對流動兒童和非流動兒童分别進行各變量的相關分析，見表2，結果與所有兒童的相關矩陣相類似，唯一例外的是，流動兒童的城市文化适應與寬容的相關變得不顯著。

表1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和相關系數矩陣(n=388)

注：*p<0.05，**p<0.01。性别為虛拟變量，男生=0，女生=1，均值表示男生所占的比例；流動類别為虛拟變量，流動兒童=0，非流動兒童 =1，均值表示流動兒童所占比例。

表2 流動兒童和非流動兒童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和相關系數矩陣

注：*p<0.05，**p<0.01。表中對角線不設專門對角線，以數字1聯結起來的對角，為默認對角線。性别為虛拟變量，男生=0，女生=1；年級為虛拟變量，3年級=0，4年級=1，5年級=2，6年級=3。

進一步對文化适應具體維度與寬容、共情進行相關分析，結果發現（見表3），無論流動兒童還是非流動兒童，城市文化适應的語言、身份定位維度與寬容、共情均呈較高正相關，但城市内隐觀念與寬容呈較弱的負相關（r=-0.16、-0.17，p=0.00），城市内隐觀念與共情的正相關，隻有其中的人情關系在非流動兒童中達到顯著（流動兒童 ，城市文化适應中的人情關系與共情的相關系數為0.11；非流動兒童 ，城市文化适應中的人情關系與共情的相關系數為0.20，p<0.01）；而農村内隐觀念與寬容、共情均呈較強的正相關，r達到0.32到0.40；另外農村的環境适應與寬容、共情也具有較強的正相關，尤其是流動兒童的農村環境适應與寬容正相關明顯較高，達到0.36。

表3 城市文化适應、農村文化适應具體維度與寬容、共情的相關分析

（三）回歸分析和中介效應檢驗

表4 寬容的多層回歸結果

采用所有兒童樣本，以農村文化适應、城市文化适應、共情為自變量，以寬容為因變量，采用輸入法進行分層回歸分析。首先将農村文化适應與城市文化适應納入第一層自變量，然後将共情納入第二層，結果發現（見表4），模型1中農村文化适應能夠顯著預測寬容，城市文化适應不能預測寬容；模型2中農村文化适應、共情能顯著預測寬容，并且農村文化适應的預測系數明顯降低。

分别采用流動兒童、非流動兒童樣本，采用PROCESS 4.0的模型4檢驗共情在農村文化适應與寬容之間的中介作用，結果發現，流動兒童樣本與所有兒童的預測模式相似，農村文化适應、共情顯著預測寬容，模型解釋率為26%，其中中介效應占43.71%；在非流動兒童樣本中，農村文化适應則完全通過共情的中介間接預測寬容，模型解釋率為12%，其中中介效應占65.2%。

表5 流動兒童共情的中介作用檢驗（n=191）

注：性别為虛拟變量，男生=0，女生=1；年級為虛拟變量，3年級=0，4年級=1，5年級=2，6年級=3。**p<0.01, ***p<0.001。下同。

表6 非流動兒童共情的中介作用檢驗（n=197）

（四）流動兒童有調節的中介作用

采用PROCESS 4.0的模型7檢驗城市文化适應在農村文化适應與寬容之間的有調節的中介作用。結果見表7，将城市文化适應放入模型後，農村文化适應與城市文化适應的交互項對共情的預測顯著。進一步的簡單斜率檢驗顯示（見圖2），城市文化适應水平較低時（M-1SD），農村文化适應對共情的正向預測顯著（β_simple =0.219，p < 0.001），城市文化适應水平較高時（M+1SD），農村文化适應對共情的預測不顯著（β_simple =0.043，p =0.323）。有調節的中介模型見圖3。

表7 流動兒童有調節的中介作用檢驗

圖2 流動兒童城市文化适應在農村文化适應與共情之間的調節作用

圖3 農村文化适應對寬容的影響中城市文化适應和共情有調節的中介作用

（五）補充分析

由于城鄉文化适應主要是農村内隐觀念、環境适應對寬容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内隐觀念在價值觀、思維方式、人情關系上具有明顯不同的内涵，其豐富程度遠超過集體主義、他人取向。相應的寬容也具有體諒他人的積極維度，敵意預期和行為回擊的消極維度，還有體現我國傳統文化的冒犯容忍，它們受到内隐觀念的影響的程度顯然也會不同。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了城鄉文化适應的不同維度對于寬容的不同方面的影響作用。同時在也一定程度上彌補本研究中流動兒童樣本量較小的問題，确定農村文化适應對寬容影響效應的穩定性。為減少測量條目總數，中介變量共情也主要采用具有主要作用的認知共情成分，即以7個條目的觀點采擇為指标。

結果如表8所示。總體來說，控制了性别、年級的作用後，農村文化适應的内隐觀念各維度和環境适應維度對于寬容各成分都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中介效應模型的總預測力均顯著。農村文化适應各維度之間預測力差異不大，尤其是農村價值觀和農村适應環境維度基本保持一緻，具有最高的預測力；各維度對積極寬容、冒犯容忍的預測力較高，對消極寬容的預測力明顯較低。而且，中介模型的路徑系數分析顯示，各維度對消極寬容的預測均需通過共情的完全中介作用，而對于積極寬容和冒犯容忍的預測則既可以通過共情中介作用，也可以直接作用。

分别以農村内隐觀念各維度、相應的城市内隐觀念各維度、城鄉環境适應，以及城市内隐觀念*農村内隐觀念或城市環境*農村環境為自變量、觀點采擇為中介變量，性别、年級為控制變量，對寬容進行分層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城市文化适應的各維度對農村文化适應各維度在共情的預測上也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對中介模型前半段的調節效應R²在0.18-0.26。而且，其中城市價值觀、城市人情關系對觀點采擇具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β=-0.18、-0.16），價值觀和城市環境适應對共情沒有顯著預測作用。

表8 觀點采擇認知共情在農村文化适應具體維度對寬容成分預測的中介作用模型檢驗

五、讨論

（一）農村文化适應對流動兒童寬容品質的積極作用

流動兒童是處境不利兒童，其生存發展、社會适應問題一直廣受研究者關注，本研究首次從積極發展觀的視角，關注到流動兒童的寬容品格，并且揭示了流動兒童自身的積極發展資源對于其積極心理品質的促進作用。我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居住在鄉村的人口占36.11%，而2010年我國鄉村人口占比為50.32%，也就是說我國在過去十年完成快速城市化進程，城鎮化建設取得曆史性成就。但是作為具有幾千年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村文化為我國影響深遠的傳統文化，因此，所有在城市中生活的人都經曆着城鄉文化适應和心理适應（張春妹，2014），因而，對于所有兒童，農村文化适應都具有塑造寬容品質的作用。對流動兒童來說，這種作用則更明顯，回歸方程預測率達到12%；對非流動兒童來說，回歸方程預測率為6%。城鄉文化适應的具體維度與寬容的關系進一步表明，農村文化的内隐觀念對寬容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包括重宗族親情關系，具有遵從秩序、自然主義價值觀，思維方式更多忍讓、服從傳統宗族角色。

從Greenfield（2009）的社會生态環境理論來看，農村文化是一種禮俗社會，代表了傳統文化，具有傳統的尊重權威、注重人情和人際關系的集體主義文化傾向。我國農村文化也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更具有宗族觀念、注重倫理道德、謙讓節制和尊重自然（張春妹，2014），更注重孝道、服從權威等（Zeng & Greenfield, 2015）。自我節制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最重要的美德（崔鎖江，2023）。這種自我節制與自然主義、天人合一價值觀緊密相關。而寬容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複禮”，更多的是律己。小學兒童寬容的核心在于“推己及人”的體諒以達到人際和諧（張春妹等，2022）。因此，我國農村文化适應的内隐觀念更多體現了傳統文化中遵從秩序、自然主義價值觀，在思維方式上表現出更多忍讓、服從傳統宗族角色，蘊含了自我節制的美德，因此更容易具有寬容品質。同時，作為集體主義文化的特别表現形式，我國農村宗親聚居，人際關系緊密，人際間的相互依賴性也會使個體更容易做出決定性寬恕，而不管是否真的在自身情緒上達到消極情緒釋放和積極情緒轉化，進而也促進了寬容人格傾向。這與跨文化研究集體主義文化被試具有更高水平的特質寬恕性（Suwartono et al., 2007）相一緻。相關研究證實在農村文化的影響下，農村大學新生更加真誠、合作、寬容、信賴随和（蘇芮, 2012）。

而農村文化适應各維度對于寬容各成分的預測作用，也進一步印證了農村文化的自然環境适應與自然主義價值觀、忍讓思維方式具有一緻之處，都對寬容具有一緻的預測模式和預測力度，而且主要是促進了體諒的積極寬容和冒犯容忍的仁愛寬大品質，對于消極寬容具有很低的預測作用。表明了我國農村文化的核心是自然主義價值觀，主張天人合一、遵從自然秩序。我國和諧思想也首先是天與人和諧，天人合一從而生仁愛、節制，對萬物敬畏和愛護（郭齊勇，2020）。

相反，城市文化中的内隐觀念在價值觀上，更強調需求滿足、自我主張、個人中心，具有平等觀念、權益競争（張春妹，2014），這些都與自我節制、隐忍存在矛盾之處，因此與我國強調律己容忍的寬容品質具有顯著的負相關。同時，雖然具有關系取向、看重人情關系會促進更高水平的寬容，但是城市文化更多地遵循人際的平等互惠原則，而寬容更多依賴于彼此的互動，從而使得城市文化中更為淡然的人情關系與寬容沒有必然關系。

除了看重人際關系、忍讓、遵從等農村文化内隐觀念會促進寬容，本研究還發現，農村适應環境相對于城市适應環境也具有更明顯的促進寬容的作用。這與我國文化中自然開闊的環境會促進心胸開闊觀點相一緻，即在開闊自然的環境人更容易産生對自然的敬畏感，會知覺到浩大、産生順應感，從而會減少自我關注（董蕊，彭凱平，喻豐，2013）。另外，城市文化的語言适應維度與寬容也具有很強的相關（r=0.42），而農村語言适應維度與寬容無關，這可能在于語言适應促進人際溝通。語言适應與共情也具有較強的相關（r=0.46），以及城鄉身份定位都會促進寬容和共情，相關指數為0.17~0.25，可能都在于這些因素促進了良好的人際互動和理解，從而促進了寬容。除顯示出寬容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塑造的個性傾向成分之外，同時也具有很強的人際互動能力的一面。

本研究展示出農村文化适應，主要在于持有傳統文化的節制、秩序遵從、自然主義的觀念，以及對原有農村自然開闊環境的适應，相對于城市文化的需求滿足、自我主張觀念對于寬容品質具有獨特的内在的熏陶作用。體現了農村文化适應對于所有兒童的積極發展具有文化資源作用，尤其是對于流動兒童更為明顯且直接。這是已有的青少年積極發展觀理論所未關注到的視角，具有一定的理論創新意義。目前關于青少年的積極品格的研究還并不多，在Peterson和Seligman（2004）的六類24種積極品格優勢特點中，寬容被認為與謙卑一起屬于節制一類，我國研究者官群、孟萬金等（2009）借鑒該理論，發展了中小學生的六大類積極品質，也包括寬容，與謙虛、持重一起屬于律己大類。在最近的我國文化下青少年的積極發展研究中，品格包括了愛、志、信、毅四個方面，其中信包括了誠信、信賴、責任心和自律（林丹華等，2017）。但是自律與寬容并不完全對應，寬容沒有被獨立的包括進來可能在于研究樣本包含的農村兒童不多。而關于積極品格發展的影響因素目前主要關注家庭、同伴、學校層面，或者童子軍訓練項目（李曉燕等，2019），較少關注更大的文化環境。在積極發展觀的理論上，已有的青少年積極發展觀理論主要有發展資源理論關注了促進兒童發展的外部環境特征，而這些資源主要包括家庭、學校、社區這些近端環境因素（Benson, 2007）；另外有發展情境理論會關注到物理環境，包括家庭地理位置、娛樂設施等（Lerner et al., 2005; 張文新，陳光輝，2009）。已有研究用發展情境理論考察了流動兒童積極發展的影響因素，其中個體因素主要為自身身份因素、生活滿意度、在校表現等，物理環境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結構、學校滿意度，社會因素為他人歧視程度（黃翠萍，章志敏，2020）。這些國内外積極發展觀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都未将流動兒童原有的文化适應作為一種文化資源，關注其對于兒童積極發展的促進作用。

（二）共情在農村文化适應與寬容的關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初步揭示了農村文化适應使得個體具有更高的共情傾向。而且共情、宜人性與寬恕的關系得到大量研究支持（周炎根等，2018；張田，傅宏，2013）。因此具有農村文化适應的個體，會通過影響個體具有更高共情傾向間接提升寬容品質。但是對于流動與非流動兒童，該中介作用會不同，對于流動兒童，農村文化适應不僅可以通過共情的中介間接促進寬容，而且能直接促進寬容。通過前面文化适應具體維度與寬容的相關分析，以及該相關在不同群體的具體模式可知，農村文化适應具體維度除行為、語言适應之外，其他維度與寬容具有顯著正相關，非流動兒童的相關大多略低于流動兒童。而在思維方式的相關上差異較大，流動、非流動兒童的分别為0.32、0.17。思維方式主要是體現了忍讓、服從傳統宗族角色的精神，即非流動兒童更少傳統文化中的忍讓節制思想，從而不能直接促進寬容，而主要是通過農村文化中的他人取向、自然主義而促進了共情，從而間接促進寬容。

該結果拓展了社會階層的社會認知理論（Kraus et al., 2012），即不僅僅是社會階層的結構要素塑造了個體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環境，個體在其中的社會适應過程和生活體驗會使其形成與之相對應的社會認知方式，而且農村和城市作為特定的社會生态，個體在其中的社會适應過程和生活體驗會使其形成與之相對應的社會認知方式，而且可能也分别具有情境主義和唯我主義認知傾向。

按照Greenfield（2009）的社會生态理論，在農村和城市兩種不同的生态社會中，每個個體的學習和發展模式會具有不同的文化路徑，都可以是生态社區和人口學特征的直接影響，也可以是通過生态社區和人口學特征影響文化價值觀而間接影響。因此，生态社區是一個更為上位的概念，它涵蓋了包括社會經濟地位和性别、年齡等人口學特點的結構維度，也包括了人際互動特點的社會維度，還包括了文化價值觀等心理維度；而農村和城市作為兩種不同的社會生态，使其中個體的認知、行為乃至發展模式都會不同。目前尚未有研究系統考察我國農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在這些方面的具體差異，特别是兩種不同社會生态帶來的心理和發展模式的差異。本研究初步揭示了城鄉文化适應中的自然環境、人際互動、文化價值觀等不同維度與寬容品質和共情的關系。

（三）城市文化适應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發現，城市文化适應在農村文化适應到共情的路徑中起到顯著的調節作用。從城鄉文化适應具體維度與共情的關系可以看出，雖然城市内隐觀念與寬容負相關，但是其與共情具有較弱的正相關，主要是人情關系與共情相關較高，在非流動兒童中為0.20，達到顯著水平，而且其他反映行為适應的維度與共情都有較強而顯著的正相關（在流動兒童與環境适應的0.16到與語言适應的0.49，非流動兒童各維度上則更高）。農村文化适應各維度均與共情顯著正相關，而且在行為适應方面流動兒童展示出與城市行為适應相關相反的模式，即與環境适應相關較高達0.36而與語言維度相關較低為0.15。這提示了共情作為一種人際互動能力，不僅受文化觀念影響，而且與較強的文化适應能力具有很強的關聯，城鄉文化适應作為适應能力都能促進共情。

對于流動兒童來說，較高的城市文化适應水平反應其具備良好的适應能力，尤其對于城市文化的行為适應有助于其城市人際交往，促進其社會适應（Chen et.al, 2021），從而對共情促進作用更強。而農村文化适應作為其原有文化的保持，主要促進了家人親戚關系中的互動，對于城市中多方面人際關系中的互動的促進作用有限，因此對于兒童感知的共情能力的促進相對較弱。研究也發現，城市文化适應促進流動兒童社會适應，而農村文化适應促進其心理适應（Chen et.al., 2021）。

但是當城市文化适應比較低時，農村文化适應越好，共情能力越高，甚至在低城市文化适應高農村文化适應時，共情能力高于城鄉文化适應雙高的個體，這體現了農村文化适應中因為内隐觀念對共情較強的影響而發揮的作用。這與本研究假設相一緻，農村文化适應可能使個體具有更強的情境主義傾向，更具有他人取向，人際互動敏感性，從而具有更高的理解他人情緒的能力，進而有助于發展出傾向于為了人際和諧的寬容。

本研究發現城市文化适應對于共情也具有促進作用，一方面是在語言、環境、行為等方面體現出的适應能力，促進了人際交往能力，使其與共情具有較強的關聯，另一方面是内隐觀念上平等、相對有距離的人際關系，也對共情具有較弱的促進作用。這也可能與我國城市文化并不是完全的獨立自我取向，人們依然具有很強的互依自我和社會取向相關聯，因此這種互依的人際關系背景也會促進共情（Kraus et.al., 2010）。這進一步說明了城市和農村兩種生态社會，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社會階層文化，分别帶來唯我主義和情境主義認知傾向。相反，我國城市和農村是更為綜合複雜的兩種生态社會。農村文化代表了我國傳統文化，具有重視人情、宗族關系、順從律己的特點，而城市文化具有現代文化特點，重視平等獨立、自我主張、利益互換。這使得農村文化适應更具有環境依賴性和背景取向，從而對于共情具有很強的促進作用。但是我國城市文化并不是完全獨立的唯我論，而是仍然具有我國看重人際取向、具有互依性的特點。因此，我國城市文化可能在自我建構的類型上具有互依自我和獨立自我的混合型自我建構（Kagitcibasi，2005），在社會人口環境上，Keller（2019）區分了三種類型：農村農業社會、西方城市社會、非西方的城市混合環境。處于正在發展中的我國城市社會也正屬于介于基于生存的農業社會和現代個體化的西方社會之間的混合環境（Keller,2019）。

（四）總結、意義和局限

總的來說，本研究聚焦于流動兒童寬容這一積極心理品質，從雙重文化适應的視角，揭示了流動兒童原有農村文化适應對于寬容的積極促進作用及内部過程。對于流動兒童來說，農村文化适應對于寬容品質具有直接促進作用，而且主要是通過我國農村文化中内隐觀念的倫理規範、秩序順從、節制隐忍這樣的傳統文化和他人取向、注重和諧的集體主義文化兩種價值觀念發揮促進作用；也會因為他人取向的集體主義文化而促進共情從而間接促進寬容；城市文化适應中與傳統文化的節制順從相沖突的自我利益主張觀念則會抑制寬容品質，但是城市文化适應作為流動兒童進入城市生活積極融入的指标，對其行為等方面的适應，也會促進流動兒童的适應能力和人際互動，進而會提升共情能力。這說明了流動兒童寬容品質既有我國傳統文化在道德品質上的塑造作用，也體現了具體的人際互動中的人際理解能力。

本研究揭示了流動兒童寬容品質發展的自身優勢和資源，推進并深化了我國青少年品格研究，發展了青少年積極發展觀的發展資源理論和情境理論，考慮了青少年自身的文化資源和個體積極心理相互作用對于積極品質的影響。而且，拓展了社會階層的社會認知理論，豐富了生态社會理論，提出了我國農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兩種不同的生态社會，具有不同的人口、教育水平、收入等結構特點，也有不同的社會互動特點，和文化價值等心理特點，不同的生态環境會影響個體的社會認知、情緒和行為，而且我國城市社會是兼具獨立平等和互依關系取向的混合社會生态。我國城鄉兩種不同的生态社會如何影響人們的價值、認知等心理傾向，進而對個體心理和行為，兒童養育和發展具有怎樣的影響，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領域。

本研究結果對于我國振興鄉村文化、弘揚傳統文化自信的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對于如何發展現代城市文化具有重要啟示。社會治理需要具有更關注傳統文化價值、農村生态社會優勢的視角，一方面振興鄉村文化，一方面在城市中更加強調多元、包容的文化，減少外來流動人口放棄原有文化取向、融入城市文化的壓力和傾向。對于家長來說，則要更為有意識的保留、發揚農村文化的積極作用，促進兒童寬容的積極品質和共情這一重要的人際能力。同時，農村自然環境的适應對于寬容具有很強的促進作用，也啟示了親近自然的教育對于寬容品質塑造的特有意義。

本研究存在以下幾方面不足。首先，本研究取樣僅為武漢市一所流動兒童占比較高的學校，研究結果能否推廣到更廣泛的兒童群體還需進一步驗證，未來研究可擴大取樣範圍。其次，本研究所有變量均采用自我報告法，特别是共情能力的測量，很大程度上受到兒童在一般生活中的自我感知的影響，更為準确全面的理解這些變量的關系，可以采用客觀生理的或者行為的更多指标。另外，橫斷設計無法測量随時間變化兒童城鄉文化适應狀況，進而對兒童城鄉文化适應情況與共情、寬容之間的因果關系做考察，未來研究可進行追蹤研究設計，進一步探讨文化适應與寬容之間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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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acculturation, urban acculturation and tolerance character of migrant children

ZHANG Chunmei Huang Xunu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olerance is a very important moral character in Chinese culture and is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that migrant children posses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olerance character of urban migrant children who are disadvantaged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positive developmental view,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rural acculturation on the tolerance character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empathy and urban acculturation play a role on it. Using the Rural-Urban Acculturation Scale, the Tolerance Scale for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and the Interpersonal Response Index Scal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388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third to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a school with a high propor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Wuhan, including 191 migrant children. The results found that rural accultu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olerance and empathy; tolerance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pathy; rural acculturation would promote tolerance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empathy for migrant children; whereas for non-migrant children, rural acculturation promoted tolerance exclusive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empathy; the effect of rural acculturation on empathy was moderated by urban acculturation in migrant children, with rural acculturation having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mpathy only when urban acculturation is relatively low. The study confirms that rural acculturation as a cultural resource has a facilitating effect on the positive quality of tolerance in migrant children, while urban acculturation as a cultural context and urban social adaption have complex effects on tolerance character in migrant children, enriching the theory of positive developmental view of adolescents and expanding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d ecological social environment theory.

Key words: tolerance character, rural acculturation, empathy, urban acculturation, ecological social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