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廖璨璨，beat365体育官网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及方向：中國哲學史、宋元明清哲學、中西比較哲學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s://www.cssn.cn/skqns/skqns_qnzs/202404/t20240408_5745187.shtml

“明清之際”在中國哲學史的叙述中，往往是指從宋明理學向近代哲學轉向的階段。對這一時期學術思想的定位，無論是早期啟蒙說還是後理學時代，指向的都是如何看待其與宋明理學的關系問題。理氣、情欲、格緻、公私等理學語詞被晚明學人進行了解構和重構，而“格物”之學的内涵轉變尤為典型。一方面，因為“格物”是陽明心學反思程朱理學的哲學起點，随着晚明心學學風逐漸流于空疏，對“格物”的重新解釋變得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在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進程中，對“格物”的诠釋也是重要的思想橋梁。

“格物窮理之學”興起

“格物”經宋明理學的論辯性诠釋而成為儒學的核心話題。在晚明歐洲西學傳入之前，代表性解釋就是朱熹的即物窮理說與王陽明的正心誠意說，雖然兩人對于心物關系的理解有差異，但基于《大學》中“格物”與“誠意”的文本關系，理學家格物功夫所指向的“理”都具有倫理性内涵。及至晚明，耶稣會傳教士入華後迫切需要與中國本土思想進行交流，而在與佛教和道教的融合失敗後，儒學成為傳教士與中國文化進行溝通的切入口，理學作為晚明儒學的主流，也就成為傳教士既尋求理解和對話，又潛藏文化話語競争的對象。

“格物”之學的中西會通正是在這種思想文化背景下發生的。當時能夠接觸和學習西學的士大夫與傳教士在交流中采取了适應性策略，借“格物窮理”說将西學儒學化，以化解儒學與西學之間的緊張關系，将格緻之學的古典内涵與西學體現的科學精神進行會通。這一策略的結果就是，晚明以降産生了大量以“格緻”命名的科學類書籍，如中國士大夫熊明遇撰寫的天文學著作《格緻草》、陳元龍編纂的類書《格緻鏡原》、意大利傳教士高一志編著的《空際格緻》、德國傳教士湯若望譯著的《坤輿格緻》。《易·系辭》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句，“格物窮理”就是借用此句的思想資源而對形而下之器（物）與形而上之道（理）二者關系的诠釋，其所指向的“道器”關系是儒學與西學得以會通的哲學基礎。可以說，晚明“格物窮理之學”的興起正是中西文化會通的産物。

當然，細究起來，晚明“格物”之學的中西會通其實有兩條不同的進路，一是以徐光啟為代表的以西學補儒學，二是以方以智為代表的以儒學補西學。兩條進路雖然都以格物來對話西學，但二者對形而上之“理”與形而下之“物”關系的理解與側重各有不同。

以西學補儒學

徐光啟是中西文化會通的代表性人物，他與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窦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是中國數學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刻〈幾何原本〉序》中，徐光啟說“顧惟先生（指利瑪窦）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别為象數”，這就是一種以“格物窮理”融彙西學的表達。“修身事天”指傳教士的宗教哲學，“格物窮理”對應的是自然哲學，“物理之一端别為象數”則具體指數學和天文曆算，這是他認為西學更先進的地方。徐光啟在學習和了解了西方數學和曆法後，主張破除邵、蔡的河洛象數之學，他在《刻〈同文算指〉序》中批評中國的“算術之學特廢于近代數百年間爾，廢之緣有二：其一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實事，其一為妖妄之術謬言數有神理”，認為宋代以來的數學幾近于荒廢，原因就在于對宋明理學和象數易學的迷信，因而提出要“參西法而用之”。這一批評實質上就是針對“理”，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要将傳統的“格物窮理之學”從“虛理”和“神理”之中解救出來而指向實事之“物”。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指出，明末的曆算學為當時學術之新風氣，清朝學者“對于曆算學都有興趣，而且最喜歡談經世緻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明代中後期也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科技著作，這反映了傳統學術從理學的“重道輕藝”轉向了注重器物的技術科學，體現了對于“器”的重視。可見，在徐光啟以西學補儒學的适應性策略中，更重視的是形而下的“物”，形而上之“理”其實是懸置或者缺失的。

以儒學補西學

與此同時，另一些晚明學人面對西學的沖擊時，希望通過改造傳統易學來獲得對形而上之“理”的保證，努力構建物之“理”的形上性，在肯定“物”世界的第一性時并未懸置對形上依據的探尋。方以智就是這一進路的代表。

方以智精通易學，研習西學，與湯若望等傳教士有交遊，他在著作中大量引用了西方自然哲學和科學的成果。與徐光啟一樣，方以智也重視“物”，著有《物理小識》一書，此書的《自序》中說耶稣會士是“詳于質測而拙于言通幾”，也就是說西學擅長質測之學而不善于通幾之學。“質測通幾”就是方以智改造傳統象數易學而提出的有别于宋明理學的新格物說。

這種新格物說的質測之學，一方面吸收了西學重視“物”的實證精神，與宋代易學家邵雍等人的“立一理以窮物”有别，另一方面又與全面接受西方數學而批評象數易學的徐光啟不同。方以智希望發揚傳統象數易學中天人相通的哲學，認為格物不僅是一種實證性的質測之學，更是對天地與人的身心性命深入關切的學問，所以他說“質測天地，格物之一端也”（《心學宗》），質測之學隻是格物的一個方面。這種“格物”哲學成為晚明清初學者的思想主流，中國古代數學史和天文學史上著名的王錫闡、梅文鼎以及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等人，其曆學和數學背後都有形而上之“道”作為依托。

正因為重視探尋“器”的形而上之“道”，方以智在肯定西學擅長質測之學的同時又指出其“質測猶未備也”。對西學的這一批評并不是要落入中西的優劣之争，而恰恰是要通過質測的方式指出西學計算的差錯。他在《物理小識》中曾批評利瑪窦“日徑大于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之說有誤，指出錯誤的原因是“皆因西學不一家，各以術取捷算，于理尚膜”，認為利瑪窦等人的西學計算是明于“術”而漏于“理”，也就是隻有對形而下器/物層面的探究，而缺乏對形而上之道/理的把握。為了解決日徑問題，方以智還提出了“光肥影瘦”說，力圖在道的層面補質測之學的不完備，從而形成道器不離、體用兼備的“格物窮理之學”。

晚明清初“格物”之學的中西會通，體現了在理學轉型和西學東漸的雙重作用下，傳統學術從重本輕末的心性之學向注重實用的技術科學的轉變。如何基于物自身的“理”而制定具體的“器”之用，是晚明以後士人的學術關切和時代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