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在歐洲宗教改革運動所導緻的濃郁的信仰背景下，新興的科學理性和民主制度得以迅猛發展的文化前提，就是17世紀逐漸壯大的寬容精神。寬容精神率先出現在英國自然神論的宗教思想中，繼而從宗教寬容擴展為政治寬容和普遍寬容，從而使英國的思想啟蒙與政治變革都被染上了一層溫和的妥協色彩，在理性與信仰、國家與教會、激進與保守等一系列對立面之間形成了一種和諧共生的協調關系。然而在處于天主教專制與君主專制雙重壓力下的法國，啟蒙運動和政治革命卻表現出與寬容妥協精神迥然而異的偏激對抗特點，從而造成了近代法國長時間的政治動蕩和社會苦難。

一、寬容精神的背景與英國的啟蒙及革命

在20世紀初期振聾發聩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大聲疾呼要從西方引起兩位先生，即所謂“賽先生”（Science，科學）和“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在西方社會的現代轉型過程中，科學與民主确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曆史影響至今尚未消減。當年在《新青年》雜志上撰文的那批思想啟蒙先鋒們，無論是後來走向三民主義的胡适、蔡元培，還是走向共産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钊，都認為唯有來自西方的這二位先生才能解救中國社會之積弊，以科學精神驅除僞善吃人的封建蒙昧，以民主制度替代根深蒂固的專制政體。然而，由于當時的中國社會處于内外交困的垂危狀态，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急于從已經完成了現代轉型的西方社會中尋找濟世良方，因此難免有些饑不擇食，囫囵吞棗，隻看到了似乎能夠立竿見影的科學與民主，卻未能進一步溯尋到更加具有基礎性的文化土壤，即作為科學與民主的共同前提的寬容精神。

衆所周知，西方社會的現代轉型肇端于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這兩場分别發生于西南歐和西北歐的文化運動為後世西方一系列政治、經濟變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根基。相比而言，文藝複興隻是一場文學藝術領域的人性解放運動，而宗教改革卻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尤其是西北歐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在客觀上推動了近代民族國家的崛起、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憲政體制的建立。但是宗教改革運動的直接結果并不像它的曆史後果那樣令人鼓舞，它在西歐長期的政治分裂（封建狀态）之外又增加了宗教分裂。從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在信仰天主教與信仰基督新教的人群及國家之間，發生了難以計數的暴力沖突和血腥殺戮。從德意志境内新教聯盟與天主教聯盟之間曠日持久的局部戰争，到英格蘭交替上演的天主教複辟和清教徒革命，再到法蘭西殘酷暴烈的胡格諾戰争和聖巴托羅缪大屠殺，最後釀成了席卷歐洲的三十年戰争（1618-1648年）。在長達一百年的時間裡，傳統的天主教徒與改宗的新教徒各自懷着虔誠信仰和利益訴求，投入到生死相搏中。在那個宗教氛圍極其濃郁的時代，每一個基督教徒——無論他是屬于天主教會還是各種新教教派——都認為隻有自己的信仰才是純正的和神聖的，其他教派都是異端，因此必須把對方趕盡殺絕。這就是宗教改革直接導緻的宗教分裂和宗教戰争時代的歐洲人的普遍觀念。

這種由于不同信仰而相互仇殺的不寬容狀态到了17世中葉以後開始發生變化，作為三十年戰争結束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不僅協調了參戰各國的利益關系，而且通過對“教随國定”原則的從寬解釋，開啟了歐洲的宗教寬容時代。以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寬容作為化解人際仇恨的開端，繼而擴展到不同政治立場和黨派博弈之間的寬容，再到不同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之間的寬容。從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宗教和解，到貴族與資産者之間的政治妥協，再到保守主義者與激進主義者、古典派與現代派乃至異性戀者與同性戀者之間的文化共存。差别和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平等地對待與自己的立場觀點相異者，人道地認可和尊重對方的基本權利，成為經曆了啟蒙時代洗禮的西方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盡管在對待非西方世界時往往會采用雙重标準）。正是在這種普遍寬容的啟蒙前提下，新興的科學理性和民主制度才可能确立和發展起來。

寬容精神在西歐社會的生長和發展，主要應歸功于英格蘭。從廣義上來說，歐洲最初的啟蒙曆程要從突破宗教改革運動所确立的“唯獨信仰”、“唯獨聖經”等思想藩籬算起。如果說宗教改革用信仰的權威取代了羅馬教會的權威，那麼啟蒙運動就要用理性的權威來取代信仰的權威。但是理性精神在濃郁的信仰氛圍中的生長，首先借助的不是激烈的批判，而是一種溫和的寬容，它的基本特點就是要在一切直接對立的事物、尤其是在傳統的宗教信仰與新興的科學理性之間尋求妥協。在這方面，最具有典型意義的例證就是英國的自然神論。這種從英國複雜的教派環境中滋生出來的新思潮，不僅試圖在各種相互對立的宗教派别之間推行寬容（“自然神論”之父愛德華·赫伯特關于基督徒的“五大信條”即意在于此），而且力圖在國家與教會之間建立協調關系（這正是霍布斯《利維坦》的主旨所在）。到了洛克和牛頓那裡，更是要在理性與信仰、科學與宗教之間建立起一種兼容互補的和諧關系。洛克在《人類理解論》中極力推崇“合乎理性的信仰”，而牛頓借以維系整個機械論世界運行的終極原因就是一個數學家一般精确的上帝。英格蘭哲學家們的這種充滿寬容特點的理性啟蒙思想，不久以後又對以哈奇森、大衛·休谟、亞當·斯密等人為代表的蘇格蘭啟蒙運動産生了重要影響。

在17世紀的英國，大力倡導寬容精神的代表人物就是約翰·洛克。洛克不僅由于反對君權神授、捍衛自然權利和開創三權分立理論而成為西方現代民主理論的奠基人，而且也以提倡宗教寬容而确定了英國啟蒙思想的基調。正如牛頓借助上帝的權威來發布科學規律一樣，洛克通過提倡宗教寬容來奠立民主體制。1685年，迫于專制高壓而逃亡到荷蘭的洛克在給好友菲力·範·林堡格的長信中，大聲呼籲實行宗教寬容和政治寬容，猛烈抨擊了教會與國家狼狽為奸、沆瀣一氣的專制統治：“任何私人都無權因為他人屬于另一教會或另一宗教以任何方式危害其公民權利的享受。他作為一個人而享有的一切權利以及作為一個公民而享有的公民權，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無論他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都不得對他使用暴力或予以傷害。”

“基督教世界之所以發生以宗教為借口的一切紛亂和戰争，并非因為存在着各式各樣的不同意見（這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因為拒絕對那些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實行寬容（而這是能夠做到的）。……他們（指教會首領）企圖通過逢迎君主們和當權者們的野心與統治欲望，來極力加強國家内部的專制統治，否則，他們是不能在教會裡建立起這種專制統治的。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國家與教會之間的不幸的一緻。”

與後來的法、德啟蒙運動一樣，英格蘭的啟蒙主題也是理性，但是它的基本特點卻是寬容與妥協，既不同于法蘭西的偏激與對抗，也不同于德意志的詭谲與辯證。這種具有寬容妥協特點的啟蒙理性，同樣也深深地影響了正在發生的英國政治變革過程。在16世紀30年代以後的一百多年時間裡，英國先後經曆了宗教改革、天主教複興、國教會确立、清教徒革命、斯圖亞特王朝複辟等一系列宗教争端和政治沖突，終于在1688年“光榮革命”中實現了宗教寬容和政治妥協。而洛克的《政府論》和《論宗教寬容》均在“光榮革命”翌年出版，成為反映時代巨變的思想豐碑。如果說洛克的《政府論》是對“光榮革命”的政治成果的理論總結，它與英格蘭國會同年頒布的《權利法案》共同構成了西方憲政民主的法理根基，那麼《論宗教寬容》就是對已經在荷蘭、英國等地逐漸生長的寬容精神的召喚号角。正是由于這種日益擴展和不斷深化的寬容精神的影響，“光榮革命”之後的英國社會不僅實現了信奉國教者與清教徒、天主教徒之間的宗教妥協，而且也實現了貴族與工商資産階級、保守派與自由派、托利黨與輝格黨之間的政治妥協。更進一步，在牛頓所代表的科學理性與上帝所代表的宗教信仰之間，也形成了一種協調的互補關系，從而在英國既避免了颠覆宗教信仰的無神論，也杜絕了戕害科學精神的宗教狂熱。正是在這種普遍的寬容精神的滋潤之下，新興的憲政民主與科學理性才得以茁壯成長，乃至于在從“光榮革命”至今的三百多年時間裡，英國再也沒有發生過任何重大的政治革命和社會動蕩，平穩地走上了資本主義快車道，迅猛崛起為全球範圍内的“日不落帝國”。

在近代英國的社會轉型期間，在令人眼花缭亂的各種教派紛争和政黨博弈中，自由權利成為整個社會共同追求的最重要的價值目标。然而，這種被洛克等自然法學派大力宣揚的天賦自由權利，要想避免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争”的尴尬局面，唯有以寬容和妥協作為底線原則。洛克對于作為自由權利之根基的寬容原則的經典表述，至今仍然具有發人深省的啟蒙意義：“我無論對自己持有的觀點多麼有把握，我還是能夠合情合理地允許别人同樣堅定地持有與我不同的意見，因為我們彼此條件對等。我們都确信各自的真理，卻并不能因此就有權力指摘或譴責對方。我和他都沒有理由因為彼此意見不同便兩相交惡。……我的正統并沒有賦予我淩駕于他之上的權威，正如他的正統也不能賦予他淩駕于我之上的權威。”

自由猶如氧氣，寬容如同肺功能，專制制度下的長期供氧不足會造成肺功能的損傷，而肺功能的蛻變又會反過來加重缺氧感受，從而造成整個社會機體的失衡。因此，在改變客觀的專制狀态、伸張宗教和政治的自由權利的同時，培育和加強主觀上的寬容精神，在日益生長的新事物與逐漸衰落的舊制度之間實現一種溫和的妥協，這是有利于社會的平穩轉型和良性變革的。這就是英國或者盎格魯撒克遜式的社會轉型道路。相比之下，近代法國在政治、宗教方面的嚴重缺氧狀态卻造成了寬容功能的難以修複的重大損傷，從而造成了整個社會的痛苦撕裂和劇烈動蕩。

二、寬容精神的缺失與法國的啟蒙及革命

到了18世紀上中葉，由于到英國避難的伏爾泰和出使法國的休谟等人的中介作用，處于天主教專制和君主專制雙重壓力下的法國人開始接觸到洛克的民主理論和寬容思想。但是強大的現實壓迫使得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更多地向往自由和平等，尤其是對照已經實現了君主立憲制和宗教寬容的英國，法國知識精英更是對日益強化的專制氛圍充滿了憤慨。自從路易十四在1685年廢除了《南特敕令》（亦稱《寬容敕令》）之後，法國的君主專制就與天主教專制并駕齊驅、愈演愈烈，與英國日益寬松的政治、宗教環境形成了天壤之别。因此在仰慕洛克和牛頓——他們兩人在18世紀的歐洲分别成為民主與科學的化身——的伏爾泰等法國啟蒙思想家看來，法國充斥着各種“卑鄙無恥的東西”，而英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甚至連英國的月亮也要比法國的圓。這樣一種激憤之情使得法國啟蒙思想家們的社會批判充溢着偏頗的情感色彩，寬容的精神往往被毀滅的怒火所遮蔽。無論是伏爾泰對天主教會的攻讦、狄德羅和霍爾巴赫對宗教信仰的批判，還是盧梭對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抨擊，都充滿了辛辣、尖刻的風格和濃郁的火藥味。甚至連啟蒙思想家之間的意見分歧，也不像英國知識界的争論那樣具有紳士風度和寬容氣息。

坊間一直流傳着一段佳話：當盧梭由于《愛彌兒》一書的出版而遭到法國當局和日内瓦當局通緝時，因觀點分歧與盧梭形同水火的伏爾泰拍案而起，為自己的這位論敵進行辯護，說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事實上，這句話并非伏爾泰本人所言，而是出于英國現代女作家比阿特麗斯·霍爾在《伏爾泰的朋友們》一書中對其言論自由思想的評論。據盧梭本人記載，當巴黎和日内瓦對他發出通緝時，不僅法國的天主教徒和瑞士的新教徒都對他進行聲讨，那些一向與教會為敵的“哲學家”（指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人）也對他落井下石。至于法國啟蒙運動的精神領袖伏爾泰，雖然一面聲稱願意為走投無路的盧梭提供避難所，另一面卻以刻薄的口吻說道：“此人既不适合于共和國，也不适合于君主國，更不适合于上流社會。”四面楚歌的盧梭以悲怆的筆觸寫道：“這兩個通緝令就是信号，全歐洲都起來咒罵我了，其憤激之情，真是史無前例。所有雜志，所有報紙，所有小冊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鐘。特别是法國人，這個民族本來是那麼溫和、有禮貌、豪邁，平時又那麼自負，能對不幸者顧大體、全大義，現在竟突然忘掉了他們最寵愛的那些美德，都争着來打擊我，以辱罵的頻繁和猛烈來顯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個反教分子、一個無神論者了，一個狂人、一個瘋子了，一頭猛獸，一隻豺狼了。”

由于長期的漂泊困頓以及朋友們的反目成仇，晚年的盧梭難免有些受虐狂的妄想，他的描述多少帶有偏頗色彩。更重要的是，在他那些充滿了不平的怨恨的文字之間，燃燒着對上流社會——矯揉造作的貴族沙龍和知識精英——的複仇之火，這思想的火苗後來通過他的忠實信徒羅伯斯庇爾在政治上煥發出千百倍熱度的烈焰，把整個法國上流社會焚燒殆盡。從實質上看，發生在以“日内瓦公民”自稱的盧梭與伏爾泰、霍爾巴赫等沙龍“哲學家”之間的思想龃龉，恰恰反映了充滿怨氣的社會底層與機智刻薄的知識精英的不同啟蒙理想，以及彼此之間無法妥協的利益訴求。養尊處優的伏爾泰推崇理性，他所追求的主要理想是自由；出身貧寒的盧梭崇尚美德，他所向往的主要目标是平等。這種啟蒙理念上的思想分歧很快就在不久以後的法國大革命中激蕩放大為不同社會階級、政治派别之間的血肉相搏，最終竟釀成了斷頭台上的恐怖。

思想上的偏激孕育了行動上的暴戾，犀利尖刻的法國啟蒙運動衍生了劇烈殘酷的社會革命。如果說英國啟蒙和革命的特點是寬容與妥協，那麼法國啟蒙和革命的特點就是偏激與對抗。在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中，在王黨分子、主張君主立憲的斐揚派、主張共和的吉倫特派、主張平民專政的雅各賓派，甚至主張無政府主義的巴黎公社等政治派别之間，出現了激烈的政見之争和流血沖突。自從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獄、推翻君主專制之後，在近百年的時間裡，法國先後經曆了君主立憲制、法蘭西（第一）共和國、雅各賓專政（救國委員會）、督政府和執政府、拿破侖（第一）帝國、波旁王朝複辟、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拿破侖第二帝國，一直到1870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建立，才在沖突各方精疲力竭之後，開始效法英國模式走上了一條相對穩健的政治轉型之路。與體現了寬容和妥協精神的英國政治變革過程不同（雖然英國革命也曾殺死過一個國王），法國的幾度革命和複辟都充滿了暴力的特點，不僅有政治黨争，而且有民衆暴動，議會中的激烈辯論與街頭上的流血殺戮相互呼應。無論是保守派還是激進派，在政治沖突中都缺乏寬容精神和妥協意願，都要把對手置之于死地而後快。路易十六早先為了減輕死刑犯的臨終痛苦而親自參與設計的斷頭機，沒想到竟被廣泛地用于政治惡鬥，最後連他本人和王後也死于斷頭台上。在充滿複仇怨恨和缺乏寬恕情懷的政治環境中，每一個政治派别都在輪番扮演着劊子手和犧牲品的角色，緊跟着被自己判決的敵人的腳踵走上斷頭台——首先是吉倫特派與雅各賓派聯手把試圖進行改革的國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然後是雅各賓派聯合巴黎公社把溫和的吉倫特派領袖布裡索、韋尼奧、羅蘭夫人等送上了斷頭台。再往後，雅各賓派内部發生了政見分歧，笃信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和道德主義的羅伯斯庇爾先後把激進的埃貝爾派和保守的丹東派送上了斷頭台，公開用恐怖來推行美德（“沒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惡的，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較弱的”）。然而坑灰未冷，正如丹東在被宣判死刑時所預言的（“我會拖走羅伯斯庇爾”），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等革命恐怖主義者很快就被保守的熱月黨人送上了斷頭台。在從熱月政變經過督政府到拿破侖專制和波旁王朝複辟的一段時間裡，又出現了共和政府對巴黎公社的鎮壓和保王黨人對革命者的屠殺，反革命的恐怖又開始取代了革命的恐怖。被送上斷頭台的政治家們，無論屬于哪一黨派，都是高喊着“共和國萬歲”的口号英勇就義。那些曾經毫不憐憫地向自己的政敵舉起屠刀的失勢者，在走向斷頭台時同樣慷慨激昂地高唱起悲壯的《馬賽曲》：

“起來，祖國的兒女們。

光榮的日子來到了：

暴政的血腥的屠刀

已經向我們舉起。……”

這種誓死如歸、絕不妥協的悲壯，更加強烈地反襯出缺乏寬容精神的恐怖本身——無論是什麼名義的恐怖——的邪惡。法國大革命期間不僅有激進派（雅各賓派和公社）的暴戾，也有保守派（熱月黨人和王黨）的暴戾；既有革命的恐怖，也有反革命的恐怖。各種政治派别之間的權力之争，不僅要剝奪對方的言論自由權利，而且還要剝奪對方的生命權，從精神和肉體兩個方面把對手徹底消滅。由此可見，最邪惡的現實狀況并不是某一政治派别的堕落，而是博弈雙方的共同堕落，雙方都以缺乏寬容精神的殘暴方式來對待對方，都要把對方趕盡殺絕。相比起在寬容妥協的精神前提下有序推進的英國政治變革進程，法國大革命盡管具有反專制的曆史進步意義，但是它卻釀成了深重的社會災難！

在法國啟蒙運動中，為了與天主教專制相對抗，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人公開打出了“戰鬥的無神論”的大旗，這在基督教信仰籠罩千年的西方世界無疑具有驚世駭俗的颠覆意義。在不久以後的法國大革命中，為了與君主專制相對抗，雅各賓派又走向了用恐怖手段來推行的平民民主，這在已經通過階級妥協而完成了政治變革的英國人看來真是匪夷所思！然而，法國人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這些翻天覆地之舉，很快就由于革命激情的過度宣洩而轉向了它的反面：随着法國人在政治上告别革命而屈從于新的集權統治（拿破侖帝國），他們的宗教态度也從激進的無神論回歸到保守的天主教。

法國大革命從反對波旁王朝的君主專制開始，經過雅各賓派的平民民主（實際上是另一種形式的專制），走向了拿破侖帝國的皇帝專制。“從剛剛推翻王權的民族的腹部深處，突然産生出一個比我們列王所執掌的政權更龐大、更完備、更專制的政權。”這種革命的吊詭，伴随着前半段悲歌慷慨的恐怖暴力和後半段意志消沉的順從平庸，固然與法蘭西民族浪漫圓通的文化性格有關，同時也表明了一場缺乏寬容精神的政治變革和宗教更新的曆史結果是多麼荒誕！在拿破侖帝國崩潰之後，法蘭西又經曆了波旁王朝複辟、共和國重建和拿破侖帝國死灰複燃的幾度更疊（其間還穿插了激進的巴黎公社運動），暴力革命和社會動蕩不斷重現，其餘波一直蕩漾至今。在不久前發生的巴黎“黃馬甲運動”中，具有颠覆意味的革命烈火再一次在富麗堂皇的香榭麗舍大街上熊熊燃起……

法國啟蒙運動所開啟的這種偏激對抗的思想傳統不僅造成了政治上的激烈沖突和暴戾恐怖，而且也導緻了文化上的兩極對立。誠如法國大文豪維克多·雨果的小說所展現的，在近代以來的法蘭西社會，崇高典雅的東西與滑稽醜怪的東西相互撕咬着糾纏在一起，形成了一幅驚心動魄的文化圖景。品位優雅的伏爾泰雖然叫嚷着要“粉碎一切卑鄙無恥的東西”，卻對雍容華貴的古典文化推崇備至；而敏感激憤的盧梭則決意要與整個上流社會的虛驕風氣一刀兩斷，開啟了從浪漫主義直至今日的一切反傳統的文化潮流。自從伏爾泰和盧梭的思想分殊之後，古典與浪漫、高雅與流俗、聖潔的感召與罪惡的誘惑等等，始終都以一種美杜莎式的冷峻方式彼此對峙着。在巴黎這個充滿了躁動不安的世界魔都，一邊是以凡爾賽宮和盧浮宮為代表的“崇高典雅”，另一邊是以巴士底廣場和蓬皮杜藝術中心為标志的“滑稽醜怪”，雙方的鮮明對照和強烈反差令人目眩神迷、血脈贲張。二者的并行不悖一方面體現了現代社會的巨大包容性，另一方面卻始終透露出某種格格不入的精神抵牾。

在全球化的曆史進程中，英格蘭的寬容妥協精神，通過殖民統治的方式傳播到了北美、澳洲、南亞等地，塑造了那些地區的分權制衡的政治制度和多元包容的文化風格。而法蘭西的偏激對抗傳統，則通過社會革命的方式由俄羅斯中介到了廣闊的東方世界，引發了一次又一次“砸碎舊世界、建立新時代”的劇烈颠覆與更新。

作者：趙林，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二級教授，國家教學名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BEAT365唯一官网珞珈傑出學者。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西方哲學、西方文化、基督教思想史

文章來源：網站——中國：曆史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