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對人工智能的思考中，技術輝格主義與盧德主義都是不可取的。它們不僅存在大量漏洞，而且都以技術本質論為前提。事實上，技術、資本、權力是密切紐結在一起的。技術界常見的“未來已來”的說法及近年矽谷興起的有效加速主義運動，本質上是金融資本通過技術神話建構預期，實現欲望生産，帶來資本自身增值的手段。技術與資本通過共謀嘗試介入司法、國家信用等公共部門，強化了資産階級對無産階級的專制統治。人工智能由于對文本的依賴，也成為資産階級推廣自身價值觀的工具。但人工智能的意義也不全是負面的，在人的解放與主體性問題上，人工智能客觀上可以促使我們反思工作倫理的弊端，并可為共産主義的社會奇點的到來創造一定的物質條件。

【關健詞】人工智能；技術輝格主義；資本；權力；主體；

作者簡介：邢冰，beat365体育官网講師。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當代法國馬克思主義，當代法國哲學

文章來源：《湖北社會科學》2024年第3期

從2016年Alpha Go與李世乭的所謂“世紀之戰”之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就一直是知識界的熱門話題。2024年初，Open AI公司發布生成式視頻模型Sora,Anthropic也發布了Claude 3，被認為在諸多指标上超越了GPT-4，這些事件為人工智能烈火烹油的熱度再添了一把火。綜觀人文學者對人工智能的讨論，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人工智能是否會替代人類及其所反映的人工智能與人類關系的問題。這一似顯陳舊問題的重要性在于，無論基于何種立場，絕大多數人都會同意，人類的解放與福祉是我們應當追求的目标。

因此，從人類解放與福祉的視角，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進行哲學審視與批判是必要的。顯然，對人與技術關系的分析不能僅僅局限于技術領域内部，而應全面考察技術與資本、權力的複雜互動。本文嘗試提出“技術—資本—權力”三元組的概念，為人工智能批判提供一個可能的思路，并在這一批判的基礎上，初步展望人工智能時代的主體性問題。

一、技術本質論迷思：進步神話與退步鄉愁

近年關于人工智能的讨論有兩種典型傾向：一種觀點認為，人工智能為人類指明了方向，必将帶來一個美好、和諧的未來；另一種相反的觀點則不無擔心地指出人工智能的種種風險與隐憂，認為人工智能可能加劇人類的異化，甚至導緻人類毀滅。當然，這兩種思路也不局限于對人工智能的讨論，而是代表了兩種對技術的一般态度，我們不妨稱之為技術的進步神話與退步鄉愁。稍早的關于互聯網、大數據、元宇宙、5G、物聯網等技術的讨論，也存在着類似傾向。

著名未來學家凱文·凱利（Kevin Kelly）的言論可以說是前一種觀點的代表。凱利在《5000天後的世界》中認為，科技的功與過分别占51%與49%，這微弱的差值将在未來帶來巨大的進步，因為“使用新科技的價值之一就是增加我們的選擇。在選擇之間隻要有很少的百分比偏向好的一面，就會帶來很好的改變”。[1](p179)其中，人工智能是未來科技的代表，“可以催生無限的可能性并引發萬事萬物的改變”。[1](p139)凱利的觀點是科技界一種普遍樂觀情緒的反映，這種樂觀情緒幾乎彌漫在近年互聯網産業的所有新技術領域。著名計算機科學家與投資人吳軍也認為，人工智能會徹底改變未來：在生産領域，人工智能将帶來産業升級，“更好地滿足人類的個性化需求，逐漸導緻整個社會的升級和變遷”；[2](p361)在社會生活領域，大數據、可穿戴設備等技術，将帶來社會的智能化，“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方便，人身更安全”。[2](p432)克萊·舍基（Clay Shirky）認為，互聯網，尤其是WEB2.0的共享特質将給人際關系與組織方式帶來重大變革，使合作更加容易，人們将變得更為友善，“人們能為了愛做出大事情”。[3](p69)馬修·鮑爾（Matthew Ball）在《元宇宙改變一切》中雄心勃勃地提出，元宇宙将“徹底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這些變化的總價值将達到數十萬億美元”。[4](p7)塗子沛則認為，大數據将帶來公民社會的發展，“在大數據的時代，數據将成為一種權利、數據開放将成為一種潮流”。[5](p293)

這種技術的進步神話，我們不妨稱之為“技術輝格主義”。正如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著名定義，輝格主義的核心特征是：“贊美業已成功的革命，強調在過去出現的某些進步原則，編寫出能夠确認現實甚至美化現實的故事。”[6](p1)如今樂觀主義者的技術進步神話也類似于此，亦相信曆史與社會總是進步的，而這主要歸功于技術的進步。

但是，這種技術的進步神話與傳統輝格主義的不同點在于：第一，前者強調更多的不是曆史，而是未來，認為技術進步可以給人類許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第二，改變未來的科技，主要指與互聯網産業相關的科技，而非其他方面，尤其是傳統制造業科技。凱利認為，未來不再需要水壩、大樓、馬路等“物理性的改變”，改變将主要發生在交往、休閑等“精神領域”。[1](p178)第三，相當一部分論者宣稱，美好的未來将在較短時間内實現，甚至已經實現。“未來已來”成為科技界的重要口号，占領了諸多峰會、論壇、報告與書籍的标題。

然而，即使我們承認科技的重要性，這些觀點也基本上是站不住腳的。關于第一點，以凱利的51%與49%的理論為例，這隻不過是通過股份制的隐喻，輕描淡寫地忽視技術的負面影響，而進行的一種進步主義宣言，這兩個數字顯然是極其武斷、沒有任何根據的。即使我們基于一種庸俗的技術中立論，對于某項特定技術從善與作惡的可能性也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且，與很多論者的期盼相悖，信息技術并未使社會變得更加寬容與開放，近年的互聯網在各大巨頭的操控之下反而出現封閉化傾向。如尼克·斯爾尼塞克（Nick Srnicek）指出的：“平台模式推動了從開放網絡向日益封閉的應用程序的轉變……資本主義競争正在推動互聯網的分裂。”[7](p124-126)而互聯網的封閉化傾向，進一步加劇了桑斯坦所說的“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現象，即人們在互聯網小圈子的讨論中，“進一步将群體原本就有的觀點極端化”，[8](p68)以緻互聯網上種種極端思潮蜂起，與開放和寬容的風氣漸行漸遠。

關于第二點，互聯網科技所能影響到的溝通與交流模式，隻是人類生活很小的一個領域，“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人類生活的改變遠遠不如前兩次。至于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則完全是無稽之談。人類在很多基本生活方面（如健康、交通、住房等）的不便與痛苦，還遠遠沒有被科技的進步所解決。互聯網科技隻是較少受制于基礎物理，發展相對容易的一個領域，與其他領域相比并沒有什麼突出的重要性。有學者基于統計數據指出：“與20世紀由創新周期（電力、通信、交通）激發的超過6%的年增長不同，數字革命隻帶來了不到2%的增長，并導緻發達國家之間不平等的狀況加劇。”[9](p7)更重要的是，技術輝格主義者将人類視作單一的同質群體，或者更準确地說，将人類理解為在矽谷與華爾街工作的互聯網與金融行業的精英人士。事實上，相關技術對普通人的有益影響頗為有限，美國的貧民窟與貧病交困、戰火紛飛的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不是人工智能語言大模型之類的技術所能解決的。

至于第三點，所謂的“未來已來”，涉及技術與資本的複雜互動，對這一問題的讨論将在下一節進一步展開。

與技術輝格主義相反，也有人表現出對人工智能等科技的擔憂。這些擔憂有的是本體論意義上的，認為人工智能可能會取代人類。比如霍金（Stephen Hawking）在2014年就曾警告，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帶來“人類的終結”。[10]馬斯克（Elon Musk）也一度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有可能“導緻第三次世界大戰”。[11]此外，還有一種奇特的觀點，如雨果·德·加裡斯（Hugo de Garis）的“宇宙主義”，認為人工智能将會取代甚至滅絕人類，但這是一件好事。[12]更多的擔心是社會層面的，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人工智能會取代許多行業的工作者，帶來大規模失業。

在哲學上，對人工智能等技術的一個較為著名的批判來自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韓炳哲在《非物》中指出：“人工智能不能進行思維。”[13](p65)因為人的思維可以讓事件發生，創造新世界，通達全然不同的東西。但人工智能隻能從已有的材料出發，“它計算出來的未來不是本真意義上的未來”。[13](p73)更一般地，韓炳哲認為當今的一系列數字化技術導緻我們處于一個“非物”的世界，信息取代了物的穩定秩序，缺失了靈韻，使人變得片面，并導緻後真相等弊端。

韓炳哲的批判大體上繼承了海德格爾的“座架”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技術理性批判，以及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批判，但卻并未達到其前輩學者的批判深度，而淪為一種盧德主義。韓炳哲基于物與非物的二分，主張回到物的秩序克服非物帶來的種種問題。對于他來說，物的世界是一個安定的秩序，“物是大地秩序的密碼”。[13](p9)但問題是，這種對物的理解，不過是将海德格爾庸俗化的一種封建主義鄉愁。這種對于中世紀舊時光的田園牧歌式想象，其實更接近馬克思所批判過的“封建的社會主義”。[14](p54)巴迪歐（Alain Badiou）也對這種流俗版海德格爾的技術統治論提出了批評，指出當今的技術實際上仍然非常貧乏，處于極為初級的階段：“那麼多有用的工具居然不存在，或者說，它們僅僅隻存在于十分嚴重的不便的形式上！”[15](p31)因此，談論所謂技術的統治還為時尚早。

另一方面，韓炳哲筆下的物涉及勞動和占有，物的道德“以勞動和财産為基礎”，[13](p24)非物則涉及遊戲與享用。但是，通過勞動對物的占有，正是異化勞動與私有财産原則的核心。因此，韓炳哲最大的問題是從非物退回到物，恰好不偏不倚地落入資本主義的物化邏輯。韓炳哲對于往昔的浪漫想象其實沒有那麼美好，隻是把人重新束縛在異化勞動之中。韓炳哲并沒有回應這些潛在風險，他理想中的物的世界，不過是混雜了封建主義與早期資本主義的盧德主義幻想。韓炳哲的思考方式，也代表了現代性批判的一個常見思路，即基于一種曆史退步論，主張恢複前現代的生産與生活方式克服現代性的問題。但這種做法，隻是徒勞地重新引入早已被現代性克服的前現代的困境。

技術輝格主義與盧德主義看似相隔天淵，其實分享了類似的前提，即一種技術本質論的迷思或者說技術拜物教。二者都強調技術的重要性，認為技術可以決定社會與曆史的發展方向，隻是對這一趨勢的态度有所區别。這種觀點很明顯過于簡單，忽視了技術與資本、權力的複雜互動關系。至于将這種技術本質論歸之于馬克思的看法，則隻不過是哈維（David Harvey）所說的“對馬克思思想的所有誤解中，最離奇的一種”。[16](p183)如果要考察技術和人類福祉與解放的關系，首先需要破除這種技術本質論的迷思，深入資本與權力的維度進行考察與批判。

二、技術—資本—權力：人工智能批判的一個可能路徑

當今技術話語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模糊當下與未來的界限，即上一節所說的“未來已來”。對于一種技術批判來說，正是這一未來學話語及其限度，為我們提供了思考技術和資本與權力關系的一個可能的切口。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技術界所謂“未來已來”的說法是完全不符合現實的。以前些年大熱的元宇宙為例，作為被元宇宙鼓吹者津津樂道的“元宇宙遊戲第一股”的Roblox不過是可用數字加密貨币交易的一個用戶創造的遊戲與虛拟電子産品等内容的分發平台，其畫面效果極為粗陋，與被同一批元宇宙鼓吹者視為“未來”的《頭号玩家》中的“綠洲”世界幾乎毫無關聯。至于人工智能，技術界的普遍期望是用之“替代一些重複性、高強度和危險性的人類勞動”。[17]且不說人工智能對艱辛的藍領工作的替代實屬遙遙無期，即使對于白領的文字工作而言，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在準确性上也相當成問題，總是“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18](p33)這種現象被稱為AI幻覺（AI Hallucinations）。在不經人工校對的情況下，人工智能無法達到辦公的基本要求。這種現象說明，技術的發展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會受到諸多現實條件限制。首先是技術自身發展的限制。如果《頭号玩家》中的技術得以大規模使用，需要觸覺反饋服、高速寬帶等技術大幅進步并降到較低成本，有業界人士認為，即使沒有受到意外因素幹擾，也大緻需要到2050年方能實現。[19]至于大語言模型的AI幻覺，業界普遍認為目前還沒有較好的解決辦法。[20]其次是技術應用範圍的限制。上一節已經提到，互聯網相關科技的應用範圍非常有限。諸多可能解決我們生活不便的科技，如巴迪歐所提到的可控核聚變、為所有人服務的飛行機器、三維影像等都還沒有實現。[15](p31)

這種技術話語的吊詭現象，不應僅僅從技術本身，還應從技術與資本的關聯性上理解。馬克思早已指出：“隻有在大工業已經達到較高的階段，一切科學都被用來為資本服務的時候，機器體系才開始在這條道路上發展。”[21](p99)現實與話語之間的差距，或者說已來的有限性和未來的無限性之間的差距，恰恰反映了技術與資本的共謀。資本的特點是以自身增值為目标。在金融資本時代，資本增值越來越少地依賴于商品使用價值的生産，而主要通過複雜的貨币流轉、投機乃至馬克思所說的“貿易上的欺詐”[22](p461)過程獲益。在這些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将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商品化，并進行分割售賣。而且，如果按照當代法國哲學家的看法，金融資本主義是一種德勒茲（Gilles Deleuze）式的“欲望生産”，而欲望的邏輯在于，它不同于可滿足的自身需要，而總是一種他者的欲望，因而不知餍足地無限增長。因此，在基于預期的投資中，投資者并不需要相信所投資的東西未來可以産生價值，隻需要相信他人相信這樣東西可以獲益，或者相信他人相信“他人相信這樣東西可以獲益”，就足以在資本的世界中獲得收益。虛拟資本架構在這種無限延宕的能指之鍊上，它并不需要一個真實的、具有使用價值的産品作為支撐，而隻需要一個技術神話。制造對未來的美好預期，正是引導投資的重要手段。

在近些年的科技熱詞中，元宇宙是這一現象最典型的例證。其餘的科技或多或少有實體性産品支撐，元宇宙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空能指。類似《頭号玩家》中元宇宙的所謂未來形态，其實用更好的“虛拟現實”（Virtual Reality，簡稱VR）概念完全可以覆蓋。巧合的是，目前最好的VR遊戲《半衰期：愛莉克斯》（Half-Life:Alyx）的制作人加布·紐維爾（Gabe Newell）對元宇宙持有強烈批評态度。[23]而且，元宇宙鼓吹者們舉出的标杆遊戲Roblox、Decentraland不僅畫面粗劣，也不需使用VR設備，相反卻增加了區塊鍊數字加密貨币交易的維度。但區塊鍊也不是什麼新東西，而且即使是區塊鍊的鼓吹者，對于數字加密貨币“内在價值”的辯護，也隻能找到黑市毒品槍支交易、勒索郵件贖金等少數犯罪領域的應用場景。[24](p254-256)元宇宙作為一個定義不清、隻是拿舊有要素縫合出的奇美拉，能夠獲得業界、投資界與學術界的青睐，成為“數字版的天價郁金香”，[25]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未來學的話語。正如夏瑩指出的，技術在這裡的意義，在于“以科幻理念的方式為金融資本的獲利加大權重”。[26](p148)因此，技術的未來隻是資本的未來，如果說它“已來”，也隻是在未來可以被預期、投資和分割購買的意義上。

人工智能的情形相對好一些，因為人工智能技術的确有着可能引發某些領域重大變革的産品支撐，但資本與技術的共謀在這一領域仍然成立。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件是2023年底Open AI公司高層的人事震蕩。這次事件被解讀為CEO薩姆·奧爾特曼（Sam Altman）主張的“有效加速主義”（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和首席科學家伊利亞·蘇茨克維（llya Sutskever）主張的“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1之間的鬥争，并以前者的全面勝利而告終。近年在矽谷精英中興起的有效加速主義運動正是前文提到的技術輝格主義的一種，主張以技術發展為最終目标，并因此拒絕一切倫理和風險審查。但是，有效加速主義運動并非如其表面宣稱的是極客甚或瘋狂科學家對技術本身的追求，而是與資本深度綁定在一起的。以Open AI公司為例，它從非營利組織逐漸商業化，奧爾特曼正是這一過程的重要推手。有效加速主義運動之所以流行于矽谷而非其他科技領域（如基礎物理領域），正是因為矽谷是科技界與資本綁定最深的地方。從理論上說，一般認為，有效加速主義運動受到右翼加速主義者尼克·蘭德（Nick Land）的影響并将之庸俗化，而後者“鼓吹一種以技術為動力的反國家和非人的資本主義”，[27](p504)這使得有效加速主義運動成為一種混雜了技術輝格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這兩個存在内在矛盾的東西，這正應了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來簡史》中的判斷：“隻要讓他們獲得新發現、赢得巨大利潤，大多數的科學家和銀行家并不在乎要做的是什麼事情。”[28](p25)

而且，技術與金融資本的合謀，也并不意味着技術放棄了資本主義舊有的方式，如壟斷和剝削。斯爾尼塞克注意到，幾大互聯網巨頭紛紛布局人工智能，未來一個可能的趨勢是，“人工智能将成為少數幾家公司所擁有的東西，并将作為一種收費服務出租給其他所有人。世界上所有其他公司都需要這項服務，因為人工智能對其在未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存至關重要”。[29](p26)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成為促成壟斷資本主義的最新要素。在勞動層面，美國相當一部分科技公司基層員工的勞動環境并不樂觀，時常面臨加班、績效考核、霸淩等問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19年Facebook華人員工自殺事件。[30]另外，一個新的現象是，數字化平台将衆多煩冗任務以極低的價格分配給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工以訓練人工智能。《時代》周刊曾報道，Open AI公司以不到2美元的時薪，雇傭肯尼亞工人标記可能會對身心産生創傷的文本與圖片。[31]菲爾·瓊斯（Phil Jones）指出，這揭示了人工智能的奧秘：“機器學習的神奇全在于标注數據的繁重勞動。”[32](p2)

因此，技術絕不是中立的。當下的人工智能等互聯網技術，與資本深度綁定在一起。技術與資本的合謀，強化了資産階級的權力及其對無産階級的統治。瓊斯指出，人工智能帶來的勞動秩序的變化，“讓資本獲得權力，卻讓工人喪失力量”。[32](p3)趙汀陽也指出，元宇宙等技術可能帶來“資本和技術的專制秩序”。[33](p63)在此，出現了技術與資本之外的第三個維度：權力。

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知識理論是我們讨論權力問題時的重要理論參照。福柯認為：“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34](p29)今天的互聯網技術建構了一個知識領域，但這些知識的可靠性其實是相對次要的問題（因為很多知識顯然是不可靠的）。問題的關鍵有二：第一，這種知識如何帶來利潤？即上文所述技術與資本的關系。第二，這種知識如何改變權力格局？即技術與權力的關系。

在《不正常的人》中，福柯分析了精神病學的知識如何通過入侵司法、家庭生活等領域建構其合法性與權力。互聯網技術也具有類似的情形。互聯網技術與權力的關系有諸多層次。首先，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技術精英階層，這就導緻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說的左翼政黨選民結構的變化。皮凱蒂指出，當今歐美的左翼政黨不再代表底層工人，其選民主體成為基于制度性的教育不平等所造就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人士，形成了“婆羅門左派”（Bramin Left）。[35](p807)矽谷與民主黨的蜜月正是這一點的體現。其次，互聯網公司高層不僅通過旋轉門的方式獲取政治權力，而且由于互聯網産品往往涉及文化與意識形态，他們也因此獲得了超越傳統石油與鋼鐵大亨的文化權力。這引得卡内基的傳記作者感歎：“卡内基永遠無法想象紮克伯格擁有的那種力量，這些首席執行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2。”[9](p6)最後，技術巨頭嘗試直接接管政府，如2019年Facebook發布數字加密貨币天秤币（Libra），嘗試染指本應由國家承擔的鑄币權等職能，雖然該項目最終被美國金融監管部門叫停，但這一事件反映的趨向是令人深思的。

除了上述一般特征，人工智能與權力的關系還有其特殊性：由于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以海量文本為依托，因而在文本訓練環節就可能涉及政治态度與價值觀的植入。吳冠軍指出，大語言模型的“價值對齊”工程反映的隻是資本主義的價值，“美國政府（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在全力确保人工智能具有美國的價值觀”。[18](p37)此外，人工智能也已滲透到美國的司法領域，但問題在于，人工智能背後的技術公司又如何保證司法的獨立與公正？在一些特定案件中（如涉及勞動者與資方的糾紛等），或許很難指望人工智能總是作出公正的判決。

事實上，技術、資本與權力總是紐結在一起。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指出，古典自由主義要求政府為市場留下空間，而到了晚近的新自由主義時代，二者的關系發生了颠倒，市場淩駕于政府之上，要求“以市場規律的名義來評定和評估每一個政府行為”。[36](p220)在互聯網時代，資本延續了對政治權力的優勢地位，而技術輝格主義進一步為此提供了理由和支撐。隻要宣稱技術進步是人類的根本目标，那麼技術進步的承擔者獲取相應的政治權力便順理成章了。

另一方面，在“技術—資本—權力”的三元組中，權力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資本主義經濟力量所派生的上層建築，或者是可以被資本邏輯所通約的東西。有一些現象是這種簡單的地形學隐喻無法解釋的。比如左翼學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提到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即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大量存在的毫無意義、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的文書、手續辦理、會議之類的白領工作，這種工作甚至不會給資本家帶來利潤，因而無法用效用最大化原則解釋，更好的解釋其實是資産階級借此實施對無産階級的權力統治。而且，權力也許是一個非常基礎的維度，可以想象缺乏資本的權力（如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但無法想象缺乏權力的資本。權力是資本增值的保障，也是資本追求的最終目标。在這個意義上，常見的通過權力的監管限制技術與資本惡性發展的主張，并不一定能解決所有問題。因為權力内嵌于技術與資本，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的監管，即使不是“技術—資本—權力”的三位一體監管自身，也不過是不同來源的“技術—資本—權力”相互制衡而已。如果僅憑部分從業人員的“奧本海默時刻”3對技術的自我反思，在有效加速主義運動的總體氛圍下，恐怕收效甚微。面對互聯網與人工智能這樣的技術利維坦，實現人的解放還需要進行全面與深入地思考。

三、人工智能時代主體性的挑戰與可能未來

面對作為“技術—資本—權力”三位一體的人工智能，如果要超越技術輝格主義與盧德主義，可能還需要回到似顯陳舊的人的主體性與解放的主題。如果我們承認事實和價值的二分，那麼要實現人的解放的價值理想，首先需要思考一個事實層面的問題，即人工智能給普羅大衆（而非一小撮技術與資本精英）的生活可能帶來的改變。在筆者看來，人工智能的發展可以讓我們對人的解放問題有一種全新的思考，也可能會為人的解放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條件（但顯然不是充分條件），但真正實現人的解放，還有艱辛而漫長的路要走。這一觀點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左翼加速主義的主張，而純粹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殊性。

現階段人工智能發展對社會的主要影響，是對部分行業工作的替代。悲觀論者認為這将導緻大規模失業，而樂觀論者認為人工智能取代人類勞動中枯燥重複的部分，恰恰給人更多空間去做創造性的工作。這兩種說法都基于一個共同的事實，即目前的人工智能所能勝任的主要是重複性的文字與圖像類的白領工作。二者的邏輯是類似的，這裡僅讨論文字類工作。大語言模型的神經網絡學習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海量的現有文本素材，提取并重新組合生成符合用戶要求的文本。從某種意義上看，人工智能其實與蒸汽機類似，它們都可以加速一些工作的進程。而且，因為人工智能對語料庫的掌握遠勝于人類，在相關工作中可能輕而易舉地超越中等及以下的從業者。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借助人工智能所做的不過是尋章摘句的工作，相較于讀書人的搜腸刮肚，人工智能隻不過是擴充了拼合所需章句的來源。設想一個可能的場景：某媒體工作者輸入50字的提示詞，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了一篇符合某種風格或套路的1000字的新聞稿。顯然，這1000字的新聞稿，與原有的50字提示詞相比，實際上并沒有增添什麼新信息，人工智能不可能親赴現場采訪獲得更多細節。甚至可能出現更糟糕的情況：由于AI幻覺的存在，人工智能反而可能加入一些虛假信息。如果我們認為新聞工作的意義在于傳遞信息，那麼用人工智能寫新聞稿不僅無益，而且可能是有害的。

更重要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反過來思考，既然人工智能的工作是尋章摘句，那麼相關行業的白領工作本身，是否也是重複性的尋章摘句？進一步地，這種重複性的尋章摘句勞動，真的是有必要的嗎？在人工智能出現之前，新聞從業人員将核心信息敷衍成篇的過程，與人工智能的尋章摘句可能别無二緻。在這一過程中所消耗的勞動，可能同樣并不具有太大價值。這種情形廣泛存在于所謂的“創意文化産業”領域，但其“創意”的密度可能是令人生疑的。哲學領域的一個例子是1996年的“後現代生成器”，它的基本運行邏輯與當下的大語言模型非常類似。但這并不意味着後現代生成器生成的論文有什麼價值，反倒說明了某些現存的後現代論文毫無意義。更糟糕的情況出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文書、彙報、動員、營銷、評比、填表等工作當中，顯然這些工作的相當一部分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但是能被取代，恰恰說明了這些工作本身也許是毫無意義的。

這些工作正是上文提到的，格雷伯所說的“狗屁工作”。即使這些工作消失，世界也不會受到任何不良影響。但是，這些毫無意義的工作在當今美國又極其泛濫，“美國辦公者全部的工作時間，超過一半耗費在了狗屁工作上……這種情況正變得越來越糟糕”。[37](p30)如果考慮到為相關從業人員服務的工作，以及總體上有意義的工作中無意義的部分，問題隻會更加嚴重。格雷伯認為，這些工作的危害在于一種精神暴力，即工作中的“虛僞和無目标感”。[37](p88)從主體性的角度而言，這些工作揭示了人的主體性的喪失。人不再有任何的能動性與創造性，同時也對社會沒有任何實際貢獻。

這進一步促使我們反思人的主體性的真正來源。一種常見的觀點将人的本質與尊嚴的基礎理解為勞動。但正是這種勞動本質論，促成了當今發達國家狗屁工作的泛濫。事實上，勞動本質論的哲學預設及其在規範層面衍生出的工作倫理，即人必須通過勞動獲得收入與道德自洽的觀點，不過是在資本主義早期形成，為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剝削及勞動力的再生産提供了理論支持的權力/知識工具。無論資産階級将勞動說得如何高尚，現實中的勞動總歸是異化勞動，它們不過是對無産階級的奴役。正如鮑曼指出的：“就目的而言，工作倫理改革運動是一場關于控制和服從的戰争。除名稱以外，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權力鬥争，以崇高道德為名，迫使勞動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們道德标準的生活。”[38](p7)

到了資本主義晚近的發展階段，4工作倫理在經濟上已經未必是好的選擇，因為“狗屁工作”的泛濫對資本家而言也是徒增成本。随着技術進步帶來的自動化與人工智能的發展，加之生産過剩的壓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并不需要所有人進行長時間勞動。但現實是，勞動者的勞動時長非但沒有縮短，反而在某些情況下呈現出增加的趨勢。其原因在于，工作倫理在當下的意義更多是階級統治層面的。資産階級将無産階級束縛于異化勞動之中，本身就構成了對後者的一種有效統治方式。資産階級甯可炮制大量的“狗屁工作”也不願減少勞動者勞動時間的考慮在于，無産階級的自由與閑暇，對資産階級統治者而言意味着不穩定與風險。鮑曼進一步指出，在消費社會取代生産社會之後，晚近的工作倫理的意義在于，合法地将拒絕工作的人視為社會之敵，并排除對他們的同情與救濟的道德責任。“是否遵守工作倫理的号召，現在成了檢驗是否有資格獲得道德同情的标準。”[38](p115)

勞動本質論的哲學觀點最終誕下了“狗屁工作”這樣的畸胎，而收入頗豐的“狗屁工作”從業者在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意味着，人的尊嚴、本質與主體性根本不在于勞動，不在于通過勞動獲得足以糊口的收入，而在其他方面。從共産主義的視角來看，人的主體性在于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即使人們對價值的定義千差萬别，但人們總會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而多元的創造性活動，又将為社會的健康發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

對于這樣的未來，人工智能可能扮演的角色是頗值得玩味的。

在關于人工智能的讨論中，技術奇點是一個熱門概念。比如庫茲韋爾（Ray Kurzwell）在著名的《奇點臨近》中提出，2045年左右人工智能将超越人類，進而使世界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39]但是，僅僅基于技術的發展，如果格雷伯所說的情況繼續下去，哪怕技術奇點真的來臨，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以庫茲韋爾為代表的技術決定論者忽視了獨立于技術的資本和權力的維度。技術的發展并不會自動減少人們的工作時間，相反還可能使工作時間延長。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最發達的機器體系現在迫使工人比野蠻人勞動的時間還要長，或者比他自己過去用最簡單、最粗笨的工具時勞動的時間還要長。”[21](p104)在延長勞動時間的機制中，工作倫理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工作倫理對人們的規訓随着時間的推移日益加深，并帶來了社會的全面加速。喬納森·格爾舒尼（Jonathan Gershuny）指出，與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有閑階級論》中讨論的情形相反，到了20世紀，忙碌而非閑暇成為“榮譽的勳章”。[40](p287-314)羅薩（Hartmut Rosa）在《新異化的誕生》中也注意到類似現象。他指出，人們在1990年可能需要每個工作日花2小時處理10封郵件，在電子郵件推廣之後，人們處理郵件的時間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還增加了，因為需要處理的郵件總量大幅增加。[41](p26-27)顯然，從格雷伯的視角來看，這些增加的郵件中大部分都是毫無必要的。如果這種傾向繼續發展下去，即使借助人工智能的輔助，減少了人們從事某些工作的時間（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狗屁工作”），但基于工作倫理的要求，人們仍然隻有完成更多的工作才有資格被視為實現了自身的本質與尊嚴。其後果是，一方面生産性的工作增加帶來更嚴重的生産過剩，另一方面，人類更多的時間則将被投入到無限增加的“狗屁工作”之中。因此，僅僅依靠人工智能的發展，哪怕“技術奇點”的觀點成立，也不會必然地導向人的解放與主體性的弘揚。

在這個意義上說，比技術奇點更重要的是潛在的社會奇點。社會奇點未必需要一步到位實現共産主義，但卻可以是超越資本主義、走向共産主義的關鍵節點。正如普殊同（Moishe Postone）所說：“資本主義獨一無二的特質，正在于其基本社會關系是為勞動所建構的，這使它最終與其他非資本主義社會之間具有了根本的不同。”[42](p7)因此，社會奇點的關鍵，正在于對作為資本主義秩序核心的勞動本質論與工作倫理的廢除。至少，減少工作時長，給人更多的閑暇與自由創造的時間，應當成為社會的共識與發展趨勢。這種社會奇點的到來，具體來說，至少需要三個最基本的條件：第一，生産力的發展，足以将整個社會的平均勞動時長壓縮到較低程度。這是社會奇點的物質基礎。第二，無意義工作的比例，應當降低到一定程度。在實際生産中，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不可能壓到理論上的最小值，因此無意義的工作總是客觀存在的，但我們至少可以遏制其大量增加的趨勢，否則基于生産力解放所節省的勞動時間将迅速被無意義的工作填滿。第三，勞動時長與勞動報酬，應當以一種相對公平的方式被分配。否則，即使達成了前兩個條件，也有可能出現馬克思所說的過度勞動與失業的交替：“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緻富的手段。”[43](p733)這種情形最終隻是增加了資本家的利益，而對廣大民衆的解放無益。

人工智能的作用主要在第一個層面，即為社會奇點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人工智能及相關技術對生産力的發展無疑有較大促進作用，勞動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提高工作效率，減少社會的平均勞動時間。根據《衛報》2023年底的一篇報道，多項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使70%以上的英美工人的工作時間減少10%以上，并有望使約1/3的工人實現4天工作制。[44]這隻是一個短期預測，而在相對較遠的未來，人工智能有希望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壓縮到更低限度，從而為創造更多閑暇提供可能。但是，社會奇點的到來僅僅有物質基礎是不夠的，還需要社會觀念與制度層面的革新，也就是後兩個條件。在這兩個方面，人工智能也可能起到一定作用。在第二點上，基于人工智能技術對海量數據的分析以及數據的透明傳輸與共享，生産活動中的管理與交易所消耗的成本與時間可以被降低。至于最後一點對工作與報酬的公平分配，人工智能的作用可能是非常微妙的。埃利亞斯·莫澤（Elias Moser）指出，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帶來生産力向資本集中、勞動者因工作易被取代而被迫接受更差的工作、工人之間競争加劇等問題，而引發更大的社會不平等。[45](p1-15)另一方面，關于人工智能在促進公平中的積極作用，當前學界一個有意義的讨論方向是發放“全民基本收入”或“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縮寫均為UBI，指定期以現金的形式發放給全體國民的一筆收入，而無需經濟審核與工作意願審核）。雖然發放UBI仍然是資本主義框架内的改良方案，但奈格裡（Antonio Negri）指出：“體面的、無條件的公民收入不僅是一個目标，而且首先是重組共産主義力量的武器。”[46]誠然，正如“基本收入之父”範·帕裡斯（Philippe Van Parijs）所說，人工智能與全民基本收入沒有必然聯系。[47]但是，人工智能對大量工作的潛在替代，激活了人們讨論UBI的興趣。比如約翰·達納赫（John Danaher）就認為，随着技術的發展與UBI的推廣，可以建立使人退出異化勞動體系的機制，從而使人過上美好而自主的生活。[48](p113-130)

因此，雖然我們不可能指望人工智能自動地帶來人的解放，但客觀來說，人工智能可以為社會奇點與人的主體性的解放提供物質基礎，但這樣的未來實現起來也面臨着諸多困難。一個原因是技術發展的限制，很多學者将人工智能與自動化不加區分地進行讨論，但二者的發展速度并不相同。當前，大語言模型每隔幾個月就會出現一個令人稱奇的新應用，但像自動駕駛這種既借助了人工智能，也需要和物理世界進行交互，并對可靠性有更高要求的領域，技術發展就沒有那麼快。從2020年起，馬斯克曾不止一次放出豪言，聲稱在當年内實現L5級自動駕駛（即完全自動駕駛），但特斯拉在2024年3月推出的FSDv12.3自動駕駛系統，雖然基于神經網絡學習使駕駛表現有了大幅提升，但也隻是堪堪達到L3的水平，仍然需要駕駛員保持注意力，随時準備接管車輛控制權。人工智能可能會對文字、圖像類的白領工作有較強的替代效用，但藍領工作涉及與現實世界的物理交互，而物理世界比符碼世界複雜得多，對艱辛的體力勞動的取代也需要更加漫長的過程。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權力層面，因為工作倫理作為資本主義階級統治的機制，不可能被資産階級輕易放棄。工作倫理作為一種觀念與知識形态，仍然是今日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共識，思想上的轉變也尚需時日。人工智能有助于引發人們對工作倫理的反思，即人的主體性的來源，到底是有朝一日終将被機器替代，或者成為機器附庸的異化勞動，還是在此之外的閑暇與創造？在人工智能時代，人類正處于十字路口，人類将會繼續維持工作倫理而沉淪于無盡的異化勞動，還是走向主體的解放，這是全人類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而哲學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任務，就在于促成整個社會向解放的方向轉變。隻有經過這樣的轉變，人類才有可能展開自由創造與全面發展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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