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澤東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經過了一個探索的曆程，其主要邏輯環節在于：首先從中國革命實踐中，發現回答和解決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關系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并從唯物辯證法運動中，發現辯證唯物主義對回答和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意義。進而在對辯證唯物主義的闡發中，将其着重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對認識和實踐關系問題作出深入闡發，建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核心内容；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中，闡明人民群衆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體作用，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融入“實踐論”哲學體系。再而提出“有的放矢”和“實事求是”的總原則，從“實踐論”哲學體系中轉化出方法論，以指導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的革命實踐，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這一路徑顯示出，毛澤東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是從現實的具體出發進至哲學的抽象，再由哲學的抽象回到現實的具體，從而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關系問題作出了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回答和解決。

【關鍵詞】 毛澤東；實踐論；辯證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作者簡介：李維武，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4年第5期

毛澤東創立的“實踐論”哲學體系，是毛澤東思想最核心的内容。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萌發了“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1](P86)的理想。而這一理想成為現實，則在于他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撰寫出哲學名篇《實踐論》和《矛盾論》，創立了“實踐論”哲學體系，以此武裝了中國共産黨人，掌握了中國廣大人民群衆，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他的這一哲學遺産至今仍然是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的精神瑰寶，誠如習近平所論：“毛澤東同志就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社會科學家，他撰寫的《矛盾論》、《實踐論》等哲學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2]那麼，毛澤東是如何創立這一哲學體系的呢？其中經曆了哪些探索的曆程、包括了哪些邏輯的環節、運用了什麼樣的研究方法呢？這些無疑是我們今天承繼毛澤東的哲學遺産、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需要認真了解的。本文即從梳理這一探索曆程的諸邏輯環節入手，來說明毛澤東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路徑與方法。

一、從中國革命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中發現辯證唯物主義的意義

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就在著名哲學家楊昌濟指導下學習哲學、鑽研哲學，打下了很好的哲學基礎，這成為他以後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重要條件。但“實踐論”哲學體系創立的背景和緣由，并不是直接出于毛澤東的哲學素養和哲學愛好，而在于他從中國革命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中，發現了辯證唯物主義之于中國共産黨人的重要意義。

這一點，毛澤東後來自己有過說明。1959年與1960年之交，他在談到馬克思主義需要适應時代變化而作出新的發展時，就批評了當時黨内存在的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隻要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甯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夠了，其他的書可以不必讀。毛澤東明确表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指出：“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産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産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P109)他由此聯系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曆史實際，談了撰寫《實踐論》和《矛盾論》的背景和緣由，認為：“我們在第二次國内戰争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适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3](P109)這裡所說的“适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就是指“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在于回答和解決中國革命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其背景和緣由應當在中國革命實踐的現實需要中去找。

這個中國革命實踐所提出的重大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由于這個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就已經明确提出和深入思考的，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沒有給出現成的答案，因此中國共産黨人并不是一開始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更不是一開始就懂得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和解決，則經曆了一段長時期的探索過程。即使是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也曾遭遇困境，也曾經曆了一個艱苦探索的思想曆程。

從參與中國共産黨創建活動時起，毛澤東就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于黨的重要性。1920年至1921年間，他與好友蔡和森通過法中兩國間的書信往來，集中探讨了中國共産黨創建問題，其中的一個内容就是黨的哲學基礎問題，由此得出了“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4](P4)的重要結論。以後，毛澤東作為黨在中國農村革命第一線的指揮員，又創造性地把唯物史觀與調查研究聯系起來，提出“我們是唯物史觀論者，凡事要從曆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4](P74)強調“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5](P109)力求把調查研究作為運用唯物史觀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重要方法。他為此親自深入中國南方農村進行調查研究，了解中國農村，了解中國農民，了解中國共産黨發起的中國農民革命，了解中國革命深入農村後出現的蘇維埃運動，先後撰寫出一系列社會調查名篇，并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運用唯物史觀，從理論上對調查研究的意義和方法進行了總結，強調“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産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5](P112)毛澤東通過這些實踐性很強的理論工作，找到了中國共産黨紮根農村、領導農民進行中國革命的正确的路線和政策，開辟了中國革命通向勝利的現實道路。

正是在革命實踐和社會調查中，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中國革命實踐還有一個重大問題，亟待中國共産黨人作出回答和解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5](P111-112)}很顯然，他在這裡已經明确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指出了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對于中國革命實踐的極端重要性。但由于當時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主要局限于唯物史觀，還沒有超越具體經驗性層面上升到一般哲學理論的高度，因而還不能對這個重大問題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上作出本質而深刻的回答和解決，引導當時的中國共産黨人從思想上認清教條主義的危害、走出教條主義的束縛。毛澤東由此受到黨内教條主義者的指責，被視為隻有具體經驗而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狹隘經驗主義者”；他的這些實踐性很強的理論工作也遭到否定，被斷言為“山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這使得毛澤東遭遇了思想困境。

毛澤東走出這一思想困境，是在他統率紅軍到達陝北、結束長征之後。陝北相對穩定的環境，使毛澤東在處理黨政軍大事急事之外，關注到正在上海、北平等國民黨統治的大城市中開展的唯物辯證法運動。這一哲學運動發生于20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之交。當時一批從事理論工作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贊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沖破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典和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最新著述進行翻譯介紹，同反馬克思主義者和假馬克思主義者展開思想論戰，從而有力地推動了辯證唯物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和中國化，産生了以艾思奇著《大衆哲學》和李達著《社會學大綱》為代表的中國人自己撰寫的辯證唯物主義著作，建構起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形态。如果說五四運動後的20世紀20年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是以唯物史觀為其主要内容；那麼進至20世紀30年代，由于唯物辯證法運動的興起和開展，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的重心由唯物史觀轉向辯證唯物主義。毛澤東以深厚的哲學素養，對這一哲學運動的成果進行了努力搜集和認真研讀，從中發現辯證唯物主義能夠從一般哲學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作出回答和解決。

毛澤東由此把唯物辯證法運動的成果，從大城市引入陝北黃土地，引入正在這塊土地上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共産黨領導集體。1937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就談到中國共産黨人要處理好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從思想上認清教條主義的危害、走出教條主義的束縛，必須要懂得辯證唯物主義、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普及辯證唯物主義。他指出：“黨還隻有十五年曆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傳統還不十分深厚，解決問題還不能樣樣帶馬克思主義原則性，還沒有很早及人人都學好唯物辯證法。”^[4](P508)他進而提出：“有些錯誤（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也不是原在四中全會（即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引者注）後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這是由于唯物辯證法思想在黨内還沒有普及與深入的原故。……要克服這個傳統，在于普及與深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于多數幹部中。”^{[4](P509-510)}正是這樣，在毛澤東看來，對于中國共産黨的哲學基礎，除了講唯物史觀，還必須包括辯證唯物主義，甚至更強調辯證唯物主義。他在當時的讀書批注中寫道：“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斯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引者注）中是決定要素。”^[6](P14)從重視唯物史觀到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是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的一大飛躍。

正是基于從中國革命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中發現了辯證唯物主義之于中國共産黨人的重要意義，毛澤東于1936年至1937年間，集中精力對辯證唯物主義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大力倡導，并親自到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進行系統講授，為此撰寫出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重點和歸結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建構了“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核心内容。正是這樣，毛澤東後來才說“我們在第二次國内戰争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适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3](P109)

二、把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着重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

毛澤東研究和講授辯證唯物主義，從主要理論來源看，是對唯物辯證法運動成果的直接吸取。但他撰寫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并不是照着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來講的，也不是照搬中國學者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來寫的，而是有着自己結合中國革命實踐的思考，特别是有着自己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着重點，這就是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及辯證法，以此來回答和解決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由此撰寫出《實踐論》和《矛盾論》，建構了“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核心内容。

毛澤東在撰寫《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前，曾認真研讀中國學者在唯物辯證法運動中翻譯的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最新著作。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的《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收錄有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兩篇讀書批注，一篇是《讀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李達、雷仲堅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三版）一書的批注》，一篇是《讀米丁等著沈志遠譯〈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上冊）一書的批注》，共一萬多字批注。這兩部蘇聯人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中譯本，都是在唯物辯證法運動中問世的重要譯著，由此可見當年毛澤東為吸取這些成果所下的艱苦功夫。但從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研讀這些譯著，不是一般意義的為加強自身馬克思主義哲學素養而讀書，而是為着回答和解決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而讀書，有其鮮明的目的性和指向性，讀書的着重點放在研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及辯證法上。如對于《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書，毛澤東對第一章《唯物論與觀念論》寫的批注就不多，而對第二章《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和第三章《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由質到量及由量到質的轉變的法則》則有近萬字的批注，一些頁面的天頭地腳、左右兩側都密密麻麻寫滿了批語，由此可見他讀書思考的重心所在。

同樣，毛澤東很重視中國學者撰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但也沒有局限在這些著作的框架中。艾思奇著《大衆哲學》和李達著《社會學大綱》，都以本體論作為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着重點。如《大衆哲學》，全書共四章，除第一章《緒論》外，從第二章《本體論（世界觀）》、第三章《認識論》到第四章《方法論》，十分鮮明地體現了由本體論而認識論而方法論的邏輯展開。艾思奇對于這一邏輯結構有過說明，認為要闡明辯證唯物主義比别的哲學更正确、更能與事實真理一緻，要分做三步來講：“第一步要先講世界的本身究竟是什麼東西？是物質嗎？是精神嗎？這一步的讨論，叫做本體論；第二步講我們是怎樣能認識世界上的一切？這一步的讨論叫做認識論；第三步講世界的一切以及我們人類的思想等等是怎樣變化運動，是依着什麼法則變化運動的？也就是說，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變化法則是什麼？這一步的讨論叫做方法論。”^[7](P140)在辯證唯物主義這三個部分中，他認為本體論作為世界觀探讨主觀和客觀關系這一哲學根本問題，最為根本和關鍵，因而将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着重點放在本體論上。這種邏輯結構的形成，除了理論的原因外，還有現實的原因。這就是在唯物辯證法運動興起的同時，在反馬克思主義者張東荪和假馬克思主義者葉青之間展開了唯物辯證法論戰。論戰雙方雖然主張各異、互相攻擊，但卻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哲學有沒有本體論問題上，呈現出殊途同歸的一緻性：張東荪立足人文主義哲學立場，力主本體論之于哲學的重要性，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實際上隻是一種社會哲學或曆史哲學，根本就沒有本體論；葉青則取科學主義哲學态度，力主現代哲學的走向在于科學化、實證化，宣稱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變成了實證性的科學而不再是傳統意義的哲學，由此也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有本體論。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的否定，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内容，對當時中國人正确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産生了很大的危害性，這就使得艾思奇、李達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以此作為系統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出發點和着重點。而當毛澤東在陝北集中精力思考和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時候，他所面對的思想上的敵人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是單純的唯物辯證法論戰的發難者，而主要是中國共産黨内以共産國際為背景的教條主義。從思想根源上克服這種危害極大的教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使黨在即将到來的抗日戰争中不再重犯曆史上的錯誤，成為他在當時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正是這樣，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毛澤東雖然也是從哲學中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軍對戰講起，談了本體論問題，但卻把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着重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強調和凸顯“唯物辯證法是惟一科學的認識論”。^[8](P28)

這種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着重點的轉移，在毛澤東對《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撰寫中鮮明地體現出來。這個講授提綱共分三章十六節，第一章《唯心論與唯物論》有四節：第一節《哲學中的兩軍對戰》，第二節《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區别》，第三節《唯心論發生與發展的根源》，第四節《唯物論發生與發展的根源》；第二章《辯證法唯物論》有十一節：第一節《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産階級革命的武器》，第二節《舊的哲學遺産同辯證法唯物論的關系》，第三節《辯證法唯物論中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緻性》，第四節《唯物辯證法的對象問題——唯物辯證法是研究什麼的》，第五節《物質論》，第六節《運動論（發展論）》，第七節《時空論》，第八節《意識論》，第九節《反映論》，第十節《真理論》，第十一節《實踐論》；第三章《唯物辯證法》原計劃寫三節：第一節《矛盾統一法則》，第二節《質量互變法則》，第三節《否定之否定法則》，但實際上隻寫出了第一節，後面兩節因抗日戰争全面爆發而未能完成，因此全部講授提綱實際上隻有十六節。從講授提綱各節内容上看，前十四節都是提綱性質。在這些章節中，毛澤東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包括本體論問題，作了簡明扼要的論述；他稱這一著作為“講授提綱”，正是據此而來。而在最後兩節，即第二章第十一節《實踐論》和第三章第一節《矛盾統一法則》，他則詳細地加以展開闡述，使這兩節成為《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最為詳細、最為深刻、最為精彩的内容，具有前後呼應而又能獨立成篇的邏輯結構，以後這兩個部分經過修訂，就成為毛澤東的哲學名篇《實踐論》和《矛盾論》。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毛澤東把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着重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不是簡單地以中國革命的現實需要為其理由，而是力求從辯證唯物主義中找到内在邏輯根據。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毛澤東十分重視列甯所說的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當時譯為論理學）相統一的思想，從理論上加以強調和凸顯，使之成為把握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個關鍵性和總體性的思想，以此闡明辯證唯物主義可以而且必須将作為世界觀的本體論轉化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闡發的着重點完全有理由移至認識論。他指出：“唯物辯證法是惟一科學的認識論，也是惟一科學的論理學。”^[8](P28)在這裡，由于唯物辯證法研究人對外部世界認識的發生和發展，研究人的認識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轉移，研究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法則在人的頭腦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因而唯物辯證法與認識論是一緻的；由于唯物辯證法研究客觀世界的最一般的發展法則，研究客觀世界的發展狀況在人的思維中的反映形态，因而唯物辯證法與論理學也是一緻的。對于列甯的這一哲學思想，毛澤東還用一段有着濃厚中國味的話來進行說明：“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是論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觀。世界本來是發展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産，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并沒有别的什麼單獨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8](P30)由此，他得出了結論：“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産階級的宇宙觀，同時又是無産階級認識周圍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動的方法；它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緻體。”^[8](P29)這就依據辯證唯物主義的内在邏輯，論證了把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着重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的合理性。

由此可見，毛澤東為回答和解決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把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着重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以《實踐論》和《矛盾論》建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核心内容，不僅是對唯物辯證法運動成果的直接吸取，而且是對唯物辯證法運動成果的創新性發展。

三、以《實踐論》和《矛盾論》建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核心内容

毛澤東以《實踐論》和《矛盾論》建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核心内容，在于系統地講出了一套中國化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及辯證法。對《實踐論》和《矛盾論》文本進行梳理，其中所蘊含的内在邏輯清晰可見。這就是從對“實踐”概念作出界定開始，把實踐作為人的全部認識活動的基石，把認識和實踐的關系作為人的認識活動的基本關系，進而從認識論上闡明認識活動中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從辯證法上闡明認識活動中特殊與一般的關系，最後落腳于中國革命實踐中的認識論問題，闡明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

對“實踐”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是“實踐論”哲學體系的論叙出發點，也是“實踐論”哲學體系的邏輯起點。對于“實踐”概念，古往今來的哲學家有過不同的理解。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條中，就提出了自己不同于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對“實踐”概念的理解，不贊成舊唯物主義隻從自然界來理解人的存在及其活動，也不贊成唯心主義隻從抽象的理性來理解人的存在及其實踐，而認為實踐是感性的人的活動，是革命的批判的活動，是能夠改變客觀世界的“對象性的活動”。^[9](P54)在中國哲學史上，知行關系中“行”的概念，是一個與“實踐”概念大體相同的概念，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即把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稱為“知和行的關系”；^[5](P282)但中國哲學家對于“行”的理解，也有一個由倫理學意義向認識論意義的變化過程。因此，對“實踐”概念予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明确界定，是毛澤東闡發“實踐論”哲學體系時首先要做的工作。

在《實踐論》開篇，毛澤東即指出：“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曆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系，即認識對生産和階級鬥争的依賴關系。”^[5](P282)在這裡，他與馬克思一脈相承，強調不能離開社會性、離開曆史發展來理解人，進而主張由人的社會性、人的曆史發展來理解人的實踐。正是這樣，毛澤東又把所講的“實踐”稱為“社會實踐”，以與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所講的活動或實踐相區别，也與日常生活中的飲食起居、灑掃應對不緻相混淆。自此以後，“社會實踐”成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概念，在毛澤東的哲學論述中反複出現，直至他的晚年仍然如此。這就賦予了“實踐”概念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明确内涵。

毛澤東又對“實踐”概念的外延作了具體說明。在他看來，社會實踐的最基本的内容，當然是人為了解決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所從事的物質生産活動；而以物質生産活動為基礎，人又展開了政治、科學、藝術等多方面的社會性活動，從而創造了豐富多彩的人類社會生活，這些也是社會實踐的重要内容。因此，“社會實踐”從外延上看，主要指物質生産、階級鬥争、科學實驗三大類人的社會性活動。這種社會性活動随着人類曆史發展而發展。人類曆史發展到現時代，人的社會實踐，特别是階級鬥争也呈現出全新的特點：“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曆史的時節——自有曆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和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5](P296)這樣一來，毛澤東就從内涵和外延兩方面入手，對“實踐”概念作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明确界定，使“實踐論”哲學體系具有了清晰可靠的邏輯起點。

在對“實踐”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後，毛澤東将實踐置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進行考察，強調實踐對于辯證唯物主義的極端重要性，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産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5](P284)他所強調的實踐的這種重要性，具體地看，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層次上，強調理論對實踐的依賴關系，即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二是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層次上，強調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系，即認識發生于實踐，又轉過來服務于實踐。這兩層意思是相關聯的：第一層意思對辯證唯物主義更基本、更重要、更具有普遍性，而第二層意思則奠定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礎。具體到毛澤東的“實踐論”哲學體系，主要是闡發第二層意思，并由此來闡明第一層意思。這就是《實踐論》所說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5](P284)可以說，這就為展開“實踐論”哲學體系提供了總綱領。

由這個總綱領出發，毛澤東進一步深入闡明認識和實踐的關系問題，由此展開了“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核心内容。他所展開的内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以實踐為基礎，從認識論上闡明認識活動中實踐與認識的關系，這主要是講認識世界的基礎問題；二是以實踐為基礎，從辯證法上闡明認識活動中特殊與一般的關系，這主要是講認識世界的方法問題。這兩個方面的内容是前後呼應、相互關聯的。

第一個方面的内容，是毛澤東在《實踐論》中集中闡發的。《實踐論》以實踐為基礎，揭示了人的認識發展包括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認識發生于實踐，第二個階段是認識服務于實踐，由這兩個階段闡明了認識對于實踐的依賴性，并得出了總的結論：“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複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内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5](P296-297)}《實踐論》所論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可以概括為一個公式：“實踐—認識—實踐”。這樣一來，就解決了一個長期困擾中國共産黨人的大問題：人的正确認識（包括黨的正确的路線、方針、政策）到底是從哪裡來的，是怎樣獲得的。這就是人的正确認識（包括黨的正确的路線、方針、政策）隻能來自于實踐，并通過實踐得到檢驗、得到發展，而不是來自本本，來自教條，來自共産國際的指示。

第二個方面的内容，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集中闡發的。《矛盾論》指出，要獲得正确的認識，不僅要經過“實踐—認識—實踐”的認識過程，而且還必須懂得這個過程的辯證法。這就是在人的認識活動中，人們總是先在實踐中接觸和認識個别的、特殊的事物，并通過對各種個别的、特殊的事物的概括，抽象出其中具有共性的、普遍性的東西，這些東西也就是規律性的東西，然後再以這種共性的、普遍性的、規律性的東西為指導，去進行新的實踐活動。也就是說：“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複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隻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5](P310)因此，《矛盾論》所論特殊與一般的關系，又可以概括為一個公式：“特殊—一般—特殊”。這樣一來，就深刻地闡明了中國共産黨人反對本本主義的哲學根據和克服本本主義的思想方法：人的正确認識（包括黨的正确的路線、方針、政策）與具體實際之間存在着一般和特殊的辯證聯結；要把人的正确認識（包括黨的正确的路線、方針、政策）運用于具體實際，需要有一個由一般轉化為特殊的具體化過程。

通過這兩個方面的内容，毛澤東講清楚了認識世界的基礎問題和方法問題，最後落腳于中國革命中的認識論問題，闡明中國共産黨人應當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他指出：“由于實踐，由于長期鬥争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學的方法把這種種經驗總結起來，産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5](P288)“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5](P292)既然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自革命實踐，又要在指導革命實踐中接受其檢驗，這就要求中國共産黨人必須遵照列甯的教誨，懂得“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5](P312)而不能像黨内的教條主義者那樣，“隻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隻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5](P311)毛澤東由此得出結論：“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特征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5](P295)這樣一來，就通過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及辯證法，深刻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

這些都表明，毛澤東以《實踐論》和《矛盾論》建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核心内容，十分重視運用分析的方法，從“實踐”概念出發，将認識和實踐關系中的思想内涵逐漸深入、逐漸豐富地闡發出來，環環緊扣、步步深入、層層展開，顯示出細緻嚴密的内在邏輯。“實踐論”哲學體系能夠建立起來，能夠具有理論的徹底性和說服力，能夠為中國共産黨人所接受、所掌握、所運用，就包括了這種論叙方法和内在邏輯。

四、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融入“實踐論”哲學體系

毛澤東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凸顯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意義和地位，但他并沒有因此而輕視或忽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而是力求把這些内容融入“實踐論”哲學體系，使之成為其中的有機内容。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強調人民群衆是曆史的根本動力，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追求人民群衆當家作主，這些都是毛澤東自參與中國共産黨創建活動時起就堅定不移主張的。從1927年起，毛澤東成為黨在中國農村革命第一線的指揮員，帶領中國共産黨人開辟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這一經曆更使他深深感受到人民群衆支撐中國革命的巨大曆史作用。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争中，他就揭示了經受大革命風暴洗禮的工農兵民衆是中國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重要因素，指出：“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并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例如四川、貴州、雲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衆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5](P49)在鞏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争中，他更強調人民群衆是保衛革命、奪取勝利的決定性力量，指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衆，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衆。……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衆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争，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5](P139)在土地革命戰争向抗日戰争轉變時期，他又提出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目标，指出：“組織千千萬萬的民衆，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5](P155)這些對人民群衆曆史作用的重視，其背景、其内涵雖然不一樣，但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出發得出的結論，這在毛澤東來說是一以貫之的。

正是這樣，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不同于一般哲學認識論隻以個體的人作為認識活動的主體，而對認識活動的主體進行了新的思考，指出認識活動的主體既可以是個體的人，也可以是集體的人，共産黨、無産階級和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都可以作為認識活動的集體主體。他說：“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确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曆史地落在無産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5](P296)又說：“無産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争，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5](P296)這裡就把“無産階級及其政黨”，還有“革命人民”，都作為認識活動的主體。可以說，毛澤東在建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核心内容時，更重視、更凸顯的就是這種集體主體，隻是在有關論說中，尚未對如何發揮這種集體主體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作出專門闡發。

1941年，毛澤東為《農村調查》一書撰寫了序言。在這篇序言中，他強調中國共産黨人的調查研究不能離開人民群衆的支持和檢驗，并具體闡明了如何在調查研究中發揮人民群衆作為認識主體的作用。他指出：“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隻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10](P789-790)}這裡所說的“這件事”，是指中國共産黨人的調查研究；所說的“眼睛向下”，是指中國共産黨人在調查研究中必須依靠人民群衆；所說的“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是指調查研究所指向的目标和所要獲得的結果。他進而以自己的親身經驗，談到如何通過開好調查會，從真正有經驗的中下級幹部和老百姓那裡獲得對中國社會的真實了解，把這些社會底層人物稱為“我的可敬愛的先生”，^[10](P790)并由此得出結論說：“群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10](P790)但這裡所講的人民群衆在認識世界中的主體作用，主要是從調查研究的經驗層面上講的，還沒有上升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理論層面。

真正實現這一理論升華，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理論層面來闡明人民群衆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體作用，是毛澤東在1943年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定《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他在這篇文章的開篇即指出，中國共産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個方法是一般和個别相結合，另一個方法是領導和群衆相結合。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看，毛澤東所強調的這兩個方法都是就處理認識和實踐的關系而言的，從不同方面對認識和實踐關系進行了闡發，前一個方法在《矛盾論》中已經作了專門闡發，後一個方法則是他在這個決定中所要着重闡明的。他進而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領導，必須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這就是說，将群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衆的意見，使群衆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後再從群衆中集中起來，再到群衆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10](P899)這裡提出的“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以後成為中國共産黨群衆路線的經典表述，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這條群衆路線所闡明的黨的領導和黨所領導的人民群衆的關系，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所強調的人民群衆是曆史的根本動力，又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所追求的人民群衆當家作主，更主要是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意義上闡明了中國共産黨人如何發揮人民群衆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體作用，與《實踐論》所講的“實踐—認識—實踐”和《矛盾論》所講的“特殊—一般—特殊”，在論叙方法和内在邏輯上是相一緻、相配合、相統一的。“從群衆中來”，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看，也就是認識發生于實踐，由特殊到一般；“到群衆中去”，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看，也就是認識又服務于實踐，再由一般到特殊。因此，這種作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來講的黨的領導和黨所領導的人民群衆的關系，可以概括為一個新的認識論公式：“群衆—領導—群衆”。這個新的公式是對“實踐論”哲學體系的重要擴充，豐富了這一哲學體系的基本内容，延展了其中所蘊含的内在邏輯，從而與《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兩個公式一起，共同組成了“實踐論”哲學體系的理論骨架。

這樣一來，毛澤東就通過“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群衆路線，通過“群衆—領導—群衆”的認識論公式，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融入了“實踐論”哲學體系，從而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辯證法、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融會貫通起來，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實踐論”哲學體系與一般哲學認識論相比，具有更為豐富的社會實踐内容，具有中國共産黨的革命品格，在顯示其鮮明的實踐性的同時又顯示出鮮明的階級性。隻有把《實踐論》所講的“實踐—認識—實踐”，《矛盾論》所講的“特殊—一般—特殊”，《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所講的“群衆—領導—群衆”，看做是一個統一的有内在邏輯聯系的認識活動，才能處理好認識和實踐的關系，達到對“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深入理解和準确把握。毛澤東晚年在談認識論問題時，曾有過“什麼叫哲學？哲學就是認識論”^[3](P390)的自問自答；他對哲學的這一理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的。他說“哲學就是認識論”，不是主張哲學不講曆史觀、不講政治哲學，而是認為要把這些内容都融入認識論之中，在認識論中圓融于一體闡發出來。他自己創立的“實踐論”哲學體系，就是這樣來講認識論的。隻有從這個意義上，才能準确地把握毛澤東對哲學的這一理解。

五、從“實踐論”哲學體系中轉化出方法論以指導中國革命實踐

毛澤東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通過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但在他看來，僅僅從理論層面上來闡明這個問題還是不夠的，還要運用這個理論來實現中國革命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以指導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的革命實踐，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這就是他所強調的：“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10](P815)而要使抽象的哲學理論能夠應用，就需要做由抽象到具體的轉化工作，即從哲學理論中轉化出方法論，由此他又強調：“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10](P801)正是這樣，毛澤東十分重視從辯證唯物主義中“找方法”，力求從“實踐論”哲學體系中轉化出認識中國國情、分析中國局勢、指導中國革命、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論。

重視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意義，是毛澤東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就已指出的。他依據列甯的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相統一的思想，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既是無産階級的宇宙觀，又是無産階級認識周圍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動的方法，因而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緻體。在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後，毛澤東又借用“有的放矢”和“實事求是”兩個中國古代著名成語，用生動活潑的中國話語向中國共産黨人講清楚這個問題。在說明什麼是“有的放矢”時，他用鮮活的語言把所贊成的和所反對的都說得很清楚很透徹，指出：“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克思列甯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就是箭和靶的關系。有些同志卻在那裡‘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裡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系。馬克思列甯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10](P819-820)}在說明什麼是“實事求是”時，他對何謂“實事”、何謂“求”、何謂“是”一一賦予新解，由此得出十分重要的結論，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内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内外、省内外、縣内外、區内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内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甯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态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衆取寵之心。這種态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作風。”^[10](P801)這就通過活用這兩個中國古代著名成語，以濃厚的中國味，闡明了從“實踐論”哲學體系中轉化出方法論的總原則。

在抗日戰争時期，毛澤東依據“有的放矢”和“實事求是”的總原則，從“實踐論”哲學體系中轉化出方法論，以此來認識中國國情、分析中國局勢、指導中國革命、解決中國問題，從而發展出一整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革命理論、國家理論，使中國共産黨人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獲得了成功。

在軍事理論上，毛澤東從“實踐論”哲學體系出發，結合中國共産黨人從事革命戰争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分析戰争和指導戰争的正确方法。他撰寫的《論持久戰》一書，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指出：“戰争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因此，反對戰争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采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争，才能使戰争問題得出正确的結論。”^[11](P447)由此而進，他立足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提出了在戰争中如何正确發揮“自覺的能動性”^[11](P477)的問題，指出：“指導戰争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争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内，能動地争取戰争的勝利。戰争指揮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借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11](P478)正是根據這一方法論，形成了指導中國革命戰争走向勝利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解決了中國共産黨在20世紀上半葉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大問題。

在革命理論上，毛澤東從“實踐論”哲學體系出發，反思和總結了中國共産黨自誕生起領導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力主從認清中國的實際情況入手，而不是僅僅遵循馬列本本和共産國際指示，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他特别提醒中國共産黨人：“我們的原則是革命的，但它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必須結合着實際情況來解決問題。”^[12](P109)正是這樣，他指出：“隻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11](P633)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書中，毛澤東即從中國曆史發展入手，考察了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和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及鴉片戰争以來的中國革命運動，從而闡明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中國共産黨與中國革命諸問題，形成了一整套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為中國共産黨人奪取中國民主革命勝利并實現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指明了方向。後來的中國革命進程，盡管曆經了許多曲折，但始終是朝着這個方向前進的，從而赢得了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在國家理論上，毛澤東從“實踐論”哲學體系出發，強調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來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他指出：“科學的态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态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态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11](P662-663)}正是這樣，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向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提出了“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11](P663)的奮鬥目标，指出了這個未來的新中國隻能是無産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産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别，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别，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并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将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曆史時期中，還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11](P675)他由此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義國家理論，着重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勾畫了未來的新中國藍圖，指出：“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11](P663)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與新民主主義國家理論的結合，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為新中國的誕生奠定了理論基礎。

由這一整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由此取得的中國革命實踐的成功經驗看，從“實踐論”哲學體系中轉化出方法論，确實是重要的和必要的。經過此一轉化，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了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精神世界的生機勃勃的理論，成為了指引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走向革命勝利的思想旗幟和行動指南，從而武裝了中國共産黨人，掌握了中國廣大人民群衆，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産黨人也才由此而真正領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實質，也才真正懂得了、學會了、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與中國思想世界諸思潮競争中，所具有的優越性也才得以充分地顯發出來，從而成為成功者和勝利者，成為了20世紀中國哲學開展中最具有生命力、創造力和影響力的主流思潮。可以說，從“實踐論”哲學體系中轉化出方法論，是這一哲學體系的一大特色和一大貢獻，使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關系問題得到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回答和解決。

六、從“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路徑看其研究方法

通過以上對毛澤東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諸邏輯環節的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創立這一哲學體系決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了一個長時期的探索曆程。這一曆程的主要邏輯環節在于：首先從中國革命實踐中，發現回答和解決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關系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并從唯物辯證法運動中，發現辯證唯物主義對回答和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意義。進而在對辯證唯物主義的闡發中，将其着重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對認識和實踐關系問題作出深入闡發，建構“實踐論”哲學體系的核心内容；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中，闡明人民群衆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體作用，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哲學融入“實踐論”哲學體系。再而提出“有的放矢”和“實事求是”的總原則，從“實踐論”哲學體系中轉化出方法論，以指導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的革命實踐，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通過這些逐漸遞進的邏輯環節，“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路徑清晰地呈現出來。

這一路徑顯示出，毛澤東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概括地說，就是從現實的具體出發進至哲學的抽象，再由哲學的抽象回到現實的具體。這裡的第一個現實的具體，指的是中國革命實踐。毛澤東正是從中國革命實踐中，發現回答和解決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關系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才使得他在統率紅軍勝利結束長征後，回到原本喜愛的哲學世界上下求索，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來闡明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這就有了從現實的具體出發進至哲學的抽象。但毛澤東并沒有讓自己停留在抽象的哲學世界，而是要用“實踐論”哲學體系，武裝中國共産黨人，掌握中國廣大人民群衆，來認識中國和改造中國，這就又有了由哲學的抽象回到現實的具體。這裡的第二個現實的具體，同樣是指中國革命實踐，但這時的中國革命實踐已經與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之前的中國革命實踐大不相同了，由于“實踐論”哲學體系的創立并從中轉化出方法論，中國共産黨确立了自己的哲學基礎，獲得了正确的思想路線，從而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這樣一來，毛澤東以其創立的“實踐論”哲學體系，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成功地回答和解決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問題。“實踐論”哲學體系也由此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範，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對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有着重要的指導性意義。

【注 釋】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毛澤東早期文稿[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

[2]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5-19（2）.

[3] 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 毛澤東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哲學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7] 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毛澤東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